诸葛亮因势治蜀
汉末乱世，许多官员眼见朝中宦途险恶，稍不留意就遭横祸，便谋求远离京师，就职远乡。汉鲁恭王后裔刘焉就打算把交趾牧钻营到手，以“避世难”。但侍中董扶私自对他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一听，当即改变了去交趾的主意，想方设法混上了益州牧。刘焉死后，其子刘璋袭治益州。
刘璋为人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在他的治下，蜀地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建安十六年（211年），诸葛亮串通蜀臣张松、法正，迫使刘璋拱手把刘备迎入了蜀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兵围成都，刘璋开城出降。
刘备占据了西蜀，结束了他东西奔波、到处依人的局面。诸葛亮为使蜀地成为刘备称王登极的根据地，针对刘焉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审时度势，实施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方针，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www.xing528.com)
此等威刑重典一出，多年来习惯了刘焉父子那一套统治方法的蜀地臣民一时有些难以适应。于是，一种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盘剥百姓”的论调应运而生，持此论者甚至不无夸张地声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就连帮助刘备袭蜀的功臣法正，对诸葛亮的治政方法也极为不满。一次，他在诸葛亮面前劝谏道：“往日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之百姓皆知其德。而今您凭借威力，占据一州，刚刚据有了蜀地，尚未垂恩施惠，抚慰百姓。何况根据客主之义，理应客气一些。希望您缓刑驰禁，满足百姓的愿望。”诸葛亮觉得法正的反对意见很有代表性，便针锋相对地阐述了自己所施方针的根据，他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皇无道，实行苛政，招致民怨沸腾，匹夫揭竿而起，天下土崩瓦解。汉高祖继秦之后坐定江山，故而可用宽缓济民之策。而今之世则不然。刘璋昏庸柔弱，自其父刘焉以来已施累世之恩，结果法令所系，竞相援引，造成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地人士，专权无忌，任意横行；君臣之道，渐遭损毁。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由此而导致了时弊。现在我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威并用，上下均受节制。治民的关键，就在于此。”
他这一席话，打消了法正的疑虑，反对之声逐渐寝息。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地果然大治，“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后世史家所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对于诸葛亮而言，确实是中肯之论。
《三国志•诸葛亮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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