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远航：地理学视角分析

黄莉敏1　杨刚玲2

(1．咸宁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咸宁437000　2．郑州中学，河南郑州450004)

摘　要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远航，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21条西洋航线，在地理学上取得了划世纪的重大意义。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了明朝时期郑和远航的地理学背景及条件，研究了郑和远航所利用的地理学知识和地理路线新突破，分析了中国人缺席地理大发现原因。

关键词　地理学;郑和远航;地理大发现

中图分类号　K825．8文献编码:A

当蔚蓝色的海洋赞歌唱起时，在世界各地回荡的总是三个欧洲人的名字: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他们因地理大发现而对世界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等几乎所有科学层面所作的贡献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而就在地理大发现的同一世纪里，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7年、早达·伽马发现新航线92年的中国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与他们有过类似的壮举，但却与地理大发现擦肩而过，空留许多遗憾与悔恨，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地理学上的缺憾。本文从地理学的视角，解剖了郑和远航所涉及到的有关地理学的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缺席地理大发现的原因。

1　明朝时期地理学发展的背景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和地中海沿岸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也是地理学发展的中心。世界真面目还没有昭然于世，大多数地方还处于人类感官的未知区域，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甚至认为“全地球约有3/4仍然是未知地”，人们对于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于是沿岸探险成了那一时代地理思想的中心。随之而带来的任何新发现都会成为地理学思想的重大成果载入各国乃至世界史册。对于中国来说，至明朝时，“地理学发展到很高水平，西方的地理学超过中国，只是由于最近二三百年的进步。”［1］

2　明朝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为远洋贸易航行提供可能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海岸，漫长的海岸线，使得中国的航海技术经过历朝历代的提炼已达到当时世界的巅峰。博大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地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及中温带，使得气候类型多种多样，与之相匹配的农业耕作制度也具有多样性。

经济上，通过洪武初年朱元璋时代实行的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鼓励农民垦荒，免收租税;奖励耕种经济作物;兴办屯田等，［2］使得到了朱棣时代农业生产已稳定向前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在6000多万的适度水平。同时，随着国内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逐渐改变洪武年间消极的海禁政策，积极对外开放，恢复市舶司，加强沿河江海港口建设，特别是沿海口岸建设的重视，使得泉州、珠江口等成为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停泊地，出现“一派繁忙景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沿海一些城镇开始出现，工商业也在迅速发展，采矿、冶炼、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和印刷等各业的生产规模已遥遥领先于以往任何时代。经济的恢复，国内的安定及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振常纲以布中外，敷大德以及四方”(费信:《星槎胜览·自序》)、“宣威海外”的外交政策为郑和庞大的远洋贸易提供了可能。

3中国古代的地球观束缚着郑和进一步探索未知的脚步

中国直到郑和远洋航行后一个世纪，都为浑天说和盖天说两种宇宙理论所统治。浑天说代表人物张衡《浑天仪图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似乎主张大地是球形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统治者习惯于凭借经验，把以中原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叫中国，认为地球不是球体而是方形的，由来于《淮南子·精神训》:“头之圆也像天，足之方也像地”，和《周髀算经》(卷下):“天像盖笠，地法覆盘”，即通俗所说“天圆地方”。两种宇宙论的共同点都是地球是由海洋环绕的一块大陆组成的。因而明朝时期及以前的航海从不曾想到地球上有多块大陆，更谈不上去寻找新大陆了。在他们看来，地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方形平地，其周边都是荒蛮之地或蕞尔小国，海岸以外，除一些零散岛屿和群岛别无他物。因此，即便郑和船队到达了东非这块文化背景迥异的陌生而遥远的土地也没有引起进一步探索未知的欲望。

4　郑和远航对地理学知识的应用

首先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知识的应用。郑和七次远航详细地绘制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郑和航海图》，但比起地理大发现时西方人使用的有统一方位、比例尺、经纬度、投影法、罗经线的方形地图来说，其缺陷是明显的。《郑和航海图》是一幅一字形展开的长卷式地图，以海船所走过的路线为轴，两侧所画为沿途所见山形地物的形象素描，很像中国长卷式山水画。所不同的是上面配有似省略号的符号和单行排列的航线说明文字标出往返航道。图上没有统一方位而是按照往返的主要航道由右向左展延，因而许多地方无法拼接，加上全图没有统一比例尺，致使海图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种粗略的航海示意图，未能反映所经地区的地理全貌。［3］

其次对气象气候学知识的应用。中国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的交接地带，东临广阔的太平洋，西南跳望印度洋，故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多吹东北风、西北、北风，以东北风为主，夏季，受热带海洋气团控制，多吹东南风(来自太平洋)和西南风(来自印度洋)。至明朝时，中国航海技术即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前人们已总结出海上季风特点，对于东南亚的太平洋航线来说，如《萍洲可谈》中所说:“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宋朝王十朋曾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描写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郑和七次下西洋几乎全部利用的是季风。

郑和七次下西洋往返时间及其抵达地区

续　表

(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麻林: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

当然，天有不测风云，风向也有突变或季风未到之时，如遇风向不顺或所到之点季风还未来临，则郑和船队往往就会停泊某点等待季风，因而在郑和的船队经行之点有很多固定的候风点，［4］如斯鲁马益、苏门答腊国、福建长乐等。

5　郑和远航的地理路线新突破(www.xing528.com)

郑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进行洲际航行次数最多、行程最远、历时最长的航海家，他开辟了21条航线，并且突破前人航行范围——东南亚、南亚，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红海和东非沿岸许多未知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留芳史册最内在的原因。

郑和七下西洋考察了39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风土人情、经济、各国物产、货币、海外贸易中转站及集散地、交易方式、度量衡、朝贡物品等。［5］据马欢所撰“纪行诗”及《明史》“外国传”记载，郑和前三次出使，恢复了传统贸易区的正常航线。第四次以后的远航，郑和又将海外贸易活动和考察区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如祖法儿、秩达、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国家和地区。这就使中国自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贸易区域和航行路线，有了较大的突破，拓展到包有整个印度洋乃至东非地区的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东非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区的最大范围。就中国航海史来说，扩大的范围和开辟的航路，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新航路”，是中国地理大发现。

6　郑和远航的地理学意义

郑和远航在地理学上取得了划世纪的重大意义。其一，有效地清除了自明洪武以来的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盗之患，完全打通了由中国至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地区的认识和了解。其二，促进了伊斯兰教、佛教、妈祖信仰在丝绸之路所经国家和地区的传播。郑和具有伊斯兰教、佛教教徒双重身份，他每次在爪哇等地停留期间都积极从事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并支持满剌加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王国。其三，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地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明代以前，中国对其领土以外的亚非地区知之甚少，模糊不清。而《郑和航海图》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6］使中国的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大大扩展。其四，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进行的七次大规模远航，前后历时28年，开辟了21条远洋航线，总航程约7万海里以上，相当于绕地球3周有余。无论是在航海史、外交史还是对外贸易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郑和远航昭示了中国航海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领先地位，使中国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

7　与地理大发现失之交臂的地理学因素

所谓发现，应当是指文明民族的代表首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郑和远航具备了首先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一部分——西洋航线，特别是经行了92年后的达·伽马印欧新航路的最重要一段，即从东非横渡印度洋航线。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享誉地理大发现?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作者认为有三点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外向型地理意识(或空间意识)淡薄。地理意识指与地表地方有关的任何思想，［7］它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社会不仅注重空间的稳定性，同时也注重它的流动性。空间流动性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极大关注，构成一种向外扩张的张力，这便是外向型地理意识。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以其玄学的、非理性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人们的外向型地理意识起了催化作用，因此，在西方，对未知世界探险的狂热、征服的欲望成为15、16世纪西方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地理思想的中心。相反，在中国，自我中心论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内向型的中国文化气质，和谐型的中国文化风格及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内核，［8］使得中国人只看到和看好本土地理空间的稳定性。空间稳定性和文化上的安全感使中国人注重向内心求真理，而不求对外扩张。

第二，地理发现传播意识不强。地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和扩大的过程，对于郑和远航所带来的新发现、新经验如航路及相关季风、离开沿岸羁绊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所了解的地理新知识等虽载入《郑和航海图》、《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及《西洋番国志》等书籍，但却是尘封宫内，限于少部分人知晓，朝廷没有大张旗鼓宣扬，扩大影响，得到其他文明民族的认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曼努尔一世为达·伽马的凯旋，下令各重要城市举行圣像游行和庆祝活动。［9］并为此铸造发行了纪念币，又在塔古斯河入海口兴建一座大教堂，以示纪念。［10］同时朝廷编印了小册子在欧洲各国广为散发，公开宣布他们的发现。葡萄牙国王大肆渲染这次远航是想让全欧洲知道，葡萄牙人已开通印欧新航路，并拥有这条航路的所属权。这就说明了“地理发现”是发现、确定与传播三者的结合。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发现也在欧、非、亚国家进行大肆渲染，那么历史还会有印欧新航路这一说吗?

第三，中国古代狭隘的地球观，从根本上否定环球航行或东行西达或西航东达，成为地理大发现的绝缘体;传统中式地图的缺陷成为地理大发现的限制因素;明朝优越的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使得明朝中国不仅无需求助“发现”来进行经济刺激和减轻人口压力，相反成为地理大发现的离轴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更是地理大发现的屏蔽栏:中国人难以向南航海去发现澳洲，因为文明的东南亚把中国和澳洲隔开。如果中国人要向北探险去发现北亚西伯利亚，又被游牧民族如蒙古人、女真人－满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锁闭。

参考文献

［1］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页．

［2］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下册［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71页．

［3］张箭．中国人为什么缺席了地理大发现［J］．海洋世界，2005(7):8．

［4］邓辉．郑和船队下西洋航线及其相关的季风航海问题［J］．中国航海，2005(3):6．

［5］苏月秋．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商贸考察［J］．郑和研究，2005(3):26－31．

［6］宗河．郑和与海洋的召唤［J］．创新科技，2005(3):49．

［7］王晓伦．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89．

［8］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页．

［9］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M］．中译本．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131页．

［10］汉布尔．探险者——航海的人们［M］．中译本．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