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胡人饮酒习俗
酒在胡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史记》记载，汉时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扜罙、于阗等地种植葡萄，出产葡萄酒。《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据苏北海先生考证，西汉初乌孙族的活动地域包括今新疆哈密、巴里坤、奇台、木垒及伊犁河流域等。于阗即今新疆和田，扜罙即今新疆于田。这条史料说明，在公元1世纪前，中亚古国大宛、大夏、大月氏以及我国新疆等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
《后汉书·西域传》说：“粟弋国出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张华《博物志》卷5记述：“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日方解。”
据考古发现，我国秦代咸阳宫殿遗址上已有葡萄壁画，有学者据此认为至晚到秦代中原内地已开始种植葡萄。[81]虽然有葡萄壁画并不能确证一定种植葡萄，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新疆塔里木盆地尼雅遗址曾发现大面积葡萄园痕迹，在库车哈拉敦遗址内地下还发现有八个盛酒缸的“酒库”。
《酉阳杂俎》卷18《木篇》曾记载北朝末期庾信（513—581）与尉瑾关于葡萄滋味的对话，证明即使在邺城、长安的贵族官僚中也有人从未见过葡萄或者品尝过葡萄滋味，表明葡萄在中国北方的种植仍不普遍，而且葡萄育种栽培与酿造储藏往往脱节，采摘晾存不容易霉烂，中原汉人不了解这些环节。当时经常从西域输入纯正的葡萄酒，正说明中国内地尚未掌握葡萄酒的酿造法。[82]
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
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83]
葡萄酒是汉唐盛世“善商贾”又“喜嗜酒”的西域胡人从中亚带入中国的外来“贡品”，西方学者早有所论述。[84]
葡萄原产古代伊朗地区，在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在希腊也存在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当然这也是从伊朗传播过去的。这些早已被众多的考古资料所证明。在发现的一件萨珊王朝的银壶上就有表现葡萄收割场景的画面。同时在《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麦稻。有蒲陶酒”。[85]
“安息……其俗土著，耕田田麦稻，蒲陶酒”。[86]
最早是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首次将葡萄引入中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首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首稽、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首稽极望。”[87]
新疆与中亚地区的有关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的主要记载：“粟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陶众果。其土水美，故蒲陶酒特有名焉。”[88]这是文献中首次提到了粟特产葡萄以及葡萄酒的记载。
“罽宾国……种五谷，蒲陶诸果。……属罽宾。”[89]
“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90]
“且末国……有蒲陶诸果。”[91]
“焉耆国……俗尚蒲萄酒，兼爱音乐。”[92]
《晋书·吕光载纪》说，公元384年十六国前秦大将吕光攻入龟兹（库车）时，见其地葡萄丰饶，“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吕光用两万头骆驼将葡萄酒和奇珍异宝一起装载，运回凉州姑臧。
蔡鸿生认为：“汉唐时期风行中国的葡萄酒，是九姓胡（粟特人）的传统名产。中亚的葡萄酒制法有两种，一是葡萄与果汁合酿，另一种则用葡萄汁熬制。作为九姓胡的民族饮料，葡萄酒也是酬神的供品和对外交往的贡品。”[94]“叶护献马乳蒲桃一房，长二丈余，子亦稍大，其色紫。”[95]“及破高昌，马乳蒲桃育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9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记载，贞观二年（628）玄奘到达素叶城时，受到西突厥叶护可汗宴请，“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窣浑钟碗之器，交错倾……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食讫，更饮葡萄浆”。
《唐会要》卷100《杂录》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97]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丙卷记述：“太宗破高昌，收马乳浦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乃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98]
中国人掌握酿酒法开始自制葡萄酒并让君臣品尝，也许是将俘获的高昌酿酒师作为技术工匠押至京师劳作。高昌和长安两地早有密切交往，又位于丝绸之路沿途上，吸取中亚波斯酿酒法比较近便。[99]
《后汉书》中提到的粟弋，也就是文中提到的粟特。这是汉语与此相关的在安阳石棺床中出现的两幅表现户外宴饮场景的，其发生地都是在葡萄架下。虽说图像无法像文献记载一样明确地说明粟特人所饮为葡萄酒，但是图像中这样的表现手法也同样说明问题。其中提到的传统饮品，文献与图像资料都可证明，酬神的供品从图像学也能找到证据，可是外交贡品就只有文献中有记载，图像上还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信息。
法国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先生认为，盛唐时期“粟特人通常所带的商品是马、皮毛和其他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而不是葡萄酒。这个时代确实不再需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酒来：凉州已能生产上乘的葡萄酒，而最好的是吐鲁番的酒”。[100]
关于入华粟特石棺床上的宴饮场景，荣新江在《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形态》一文的“粟特聚落的日常生活”部分，已经援引一些图像材料对粟特聚落里的宴饮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并且指出，居家宴饮的场景大多数是位于石棺床后屏正中的位置。[101]姜伯勤先生在《中国祆教艺术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中也指出，“几乎每一组画像石的后屏中央部位，都有一幅男女主人对饮图或男女主人宴乐图。”[102]
天水博物馆发表的有关石棺床的文章指出：“屏风编号9，高87厘米、宽33厘米。石床左侧第三合。画面以酿造劳动场面为主，中部有两个兽头，口中流淌着美酒。兽头下两个大瓮正在盛接。两瓮中间一人左手执一瓶，俯首观看瓮中酒是否接满，准备用瓶继续盛接。下端一人双膝跪坐，身边放一瓶瓮之器，左手捧碗酣饮。另一人双手抱一大瓶，一边走一边将嘴接在瓶口上品尝。又一人坐在石头边歇息。上首三人坐在台上，右侧一人头发鬈曲披肩齐，突眼高鼻，大腹便便，仰靠坐在台上。中间一束发人仍为高鼻深目。左边一人微矮。”[103]（图一○八）天水隋石棺床石屏风原编号第9图，有酒自高处人工制造的牛头口中流出，酒流如绳如线，朝夕不辍，下有人跪拜。此图当为粟特等胡人以酒祭祆教雨神得悉神（Tir），此即“雩祭”，所用之酒不排除有专用于祆教祭祀的豪摩（Haoma）酒。[104]
图一○八 天水石棺床屏风第9幅“朝夕酒如绳”
天水石屏风画像第9号，有粟特大酒器叵罗。《隋书·曹国传》记载：“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此神很可能是火祆教的‘星辰雨水之神’”，又指出“金破罗”在曹国是“丈余阔的酒器”。[105]此9号图像祭神用诸大酒器中二跪拜者之间的椭圆形平底酒器，当即此类祭神用的巨型“叵罗”。蔡鸿生先生称“叵罗”的巨型酒器可以是“大银盆”。
《北史·祖珽传》记载：“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巨罗。”[106]《隋书·西域传》记载：“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107]
山东益都北齐画像石右起第3幅，为墓主夫妇野祭赛祆中对饮图。安阳石棺床的屏风图像中表现男主人宴饮的四幅图都是在室内进行，有两幅表现在葡萄藤下进行的户外宴饮的场景。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正面第3幅，正面第4幅，均有墓主夫妇对饮场面。G．Scaglla先生认为图中的户外宴饮的场景与每年春天的新日节和秋天的密特拉神节有关。“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萨珊国王在前者基础上形成自身文化风格，他们一年中有两次接见公众，一次是春天的新日节，一次是秋天的密特拉节。新日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收入都赠与国王，在节日的六天中国王接见宗教首领和他们的家族，有秩序的给他们礼物。第六天时国王将会与亲近的人庆祝节日。据Trever推测，密特拉节是一年之始，国王作为密特拉神的代表。Christensen对此予以证实，因为在那天国王会带上饰有太阳的王冠。总之彰德府石棺床反映的宫廷气派与宗教习俗主要是来自萨珊王朝。”[108]
天水石屏风编号6，高87厘米、宽46厘米。石床正面第三合。此图以一对夫妇宴饮为主要内容。河岸和拱桥边有一歇山式厅堂建筑，补间铺作为人字拱，下部饰以莲瓣形壸门。榻中间置一低案，上盛放杯盘食品。床榻中央盘腿坐一肥胖男人，床边垂足坐一女子，似为夫妇，两人捧杯对饮。另一女子右手提一酒壶站在床边，似为侍女。
日本Miho博物馆北朝石棺床中表现宴饮场面的是编号为E的墓主夫妇宴饮图。另外，在C户外游猎图和G盟誓场景中也出现饮酒的场面。
西安北周安国萨宝安伽墓画像石中屏右首第4幅，为萨宝府内场景，有墓主夫妇二人对饮图。
太原隋虞弘萨宝墓画像石，石椁内正中部图像为帐亭，平台坐有夫妻二人，对坐宴饮。男女主人持杯，周围侍者拿瓶盘等，奇怪的是侍者均有头光而主人却无。主人前方乐舞正酣，旁有乐队演奏，为墓主夫妇在天国对饮图（图一○九），着力表现的就是“义人”灵魂进入天国后的美好情景。[109]
图一○九 虞弘墓主夫妇在天国对饮图
史君石堂图像中N2整幅画面表现的是夫妇宴饮的场面，N4表现的是的男女主人在葡萄藤下宴饮的场景。另外，N1、W2和E1中也发现有饮酒的场面。
康业墓正面围屏自左而右第5幅，画面高73厘米、宽26厘米。内容为宴饮。顶部为垂柳，仅表现出树冠部分。下为一歇山顶屋，建于高台之上，台四周设围栏，屋顶上线刻板瓦、筒瓦。屋脊上立五只长尾鸟，檐下线刻仿木与斗拱，门两侧有挽起的帷帐，屋内后壁有四至五幅山水画。主人坐于屋内矮榻上，头戴屋顶形冠，面部端庄，一侧不清，长须髯，身着圆领窄袖长衣，外披宽衣，左手端一叵罗，右手似握物，门两侧各立二胡人侍从，部分身体隐于框外，均剪发，身着圆领短衣，右侧一侍从手捧细颈瓶。通往屋子的门道中间置一炉，炉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侈口盆形，下部束腰形底座，座顶部四周挂圆形饰，炉两侧各立一长尾鸟。下部四人均为胡人，身着圆领窄袖长衣，或披发或剪发或头戴圆帽，呈坐状，手执尖角酒杯或捧叵罗或执细颈瓶（图一一○）。[110]
图一一○ 康业墓围屏线刻正面第5幅饮酒场面
秦汉时期，西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产地进一步扩展，并传入内地。在西域，因塞人的迁徙，葡萄和葡萄酒进一步传播。龟兹、高昌等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见记载。南北朝时，高昌葡萄和葡萄酒生产兴盛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产地继续深入推进。
隋唐时期，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迅速发展，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广泛。唐全国的十道中种有葡萄的达八道，只有淮南、岭南二道未见种葡萄的记载。
葡萄酒是汉唐盛世“善商贾”又“喜嗜酒”的西域胡人从中亚带入中国的外来“贡品”。葡萄酒是一种外来文化，有着外来文明的因素，饮酒习俗的传入中原，说明中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包容。
【注释】
[1]韩香：《唐代外来宗教与中亚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页。
[3]季羡林：《商人与佛教》，《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
[4]［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5]王青：《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贾》，《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6]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19页。
[8]吴焯：《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第一辑，1996年，第318页。
[9]万庚育：《敦煌壁画中的技法之一——晕染》，《敦煌研究》1985第3期。
[10]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1]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马端临：《文献通考》一百三十七《乐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五年，第1294页。
[13]马端临：《文献通考》一百二十九《乐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五年，第1152页。
[14]马端临：《文献通考》一百二十九《乐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五年，第1152页。
[15]《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0页。
[16]《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0—1062页。
[17]《文献通考》一百二十九《乐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五年，第1152页。
[18]《太平御览》卷五六四《乐部二·雅乐中》，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2549页。
[19]《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8页。
[20]《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9页。
[2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22]罗世平：《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绘画研究札记（一）》，《艺术史研究》第五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23]罗世平：《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绘画研究札记（下）》，《艺术史研究》，第五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24]罗世平：《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壁画研究杂记（下）》，《艺术史研究》第五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
[2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6页。
[26]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图二八。
[2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3页，图527；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6—309页。
[28]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9]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30]Mary Boyce，Zoroastrians．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Kegan Paul，1987．p10．
[31]［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礼乐》1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9—471页。
[32]［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19《武平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www.xing528.com)
[3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8页。
[34]史载：“（安禄山）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腹几垂之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页。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也。”《旧唐书·安禄山传》卷二百，第5368页。“（安绿山）晚益肥，腹缓及膝，奋两肩若挽牵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风。帝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安禄山传》，第6413页。乐史：《杨太真外传》记载：“禄山晚年益肥，垂肚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御上前‘胡旋舞’，疾如风也。”《开元天宝事迹十种》，丁如明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3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74页。
[36]《全唐诗》卷42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692—4693页。
[37]［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29《音乐志》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1页
[38]齐东方：《输入·模仿·改造·创新——粟特器物与中国文化》，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图三。
[39]《全唐诗》卷46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323页。
[40]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41]［后晋］刘昫等撰：《新唐书》卷21《礼乐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0页。
[42]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43]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4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页，图三○。
[45]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第9期，第55页。
[46]［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8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3页。
[47]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中舞蹈归属的浅析》，《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48]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49]杨冬梅：《唐代咏胡旋舞与胡腾舞诗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0]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5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52]马海东：《固原出土绿釉乐舞扁壶》，《文物》1988年第6期。
[53]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54]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中舞蹈归属的浅析》，《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55]向达：《柘枝舞小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页。
[56]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中舞蹈归属的浅析》，《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5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文集》之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58]陈寅恪撰，唐振常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59]参见尚衍斌：《泼水节溯源与传播小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凤霞：《也谈泼寒胡戏入华与流变——与柏红秀、李昌集商榷》，《艺术百家》2005年第2期；王凤霞：《从泼寒胡到苏幕遮——泼寒胡戏在中原地区流变的几个阶段》，《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万凌艳：《略论〈泼寒胡戏〉在唐代的盛衰》，《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未醉：《张说与泼寒胡戏》，《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柏红秀、李昌集：《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
[60]王溥《唐会要》卷34《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37—238页。
[6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8《宋务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7—660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1页。
[6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90《禁断腊月气寒敕》，北京：商务出版社，1959年，第457页。
[63]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第41，《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四册，第576a页。
[64]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第一，《归依三宝品》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867b页。
[65]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66]万凌艳：《略论〈泼寒胡戏〉在唐代的盛衰》，《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7]张维青等：《中国文化史》（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68]《资治通鉴》卷20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37页。
[69]［苏联］A·Л·蒙特盖：《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年，第275页。
[70]［Turkey］Nejat Diyarbekirli，Burial Structures，Yug Ceremonies，And Mourning Themes Among The Turk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Middle Ages．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459页，图3。
[71]施安昌：《对六世纪前后中国祆教艺术图像的认识》，《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史专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09页，图6。
[72]宫治昭著，贺小萍译：《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73]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23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5页。
[74]《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06页。
[75]《新唐书》卷130《阳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93页。
[76]《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8页。
[77]《新唐书》卷224下《叛臣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07页。
[78]［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79]［英］苏珊·惠特菲尔德著，李淑珺译：《丝路岁月》，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80]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
[81]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82]葛承雍：《“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故宫博物馆院刊》2008年第6期。
[83]《全唐诗》卷三○七，第10册，中华书局，第3485页。
[84]［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4页；［美］谢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85]［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0页。
[86]［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
[87]［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96上，第3173—3174页。
[88]［刘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
[89]［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卷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5页。
[90]［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卷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页。
[91]［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卷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9页。
[92]［北齐］魏收：《魏书·西域传》卷12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5页。
[93]［北齐］魏收：《魏书·高昌传》卷10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3页。
[94]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2页。
[95]［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0，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0页。
[9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0，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0页。
[97]王溥：《唐会要》卷100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34页。
[98]［宋］钱易：《南部新书》丙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页。
[99]葛承雍：《“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故宫博物馆院刊》2008年第6期。
[100]［法］童丕（Eric Trombert）：《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11页。
[101]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6页。
[102]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19页。
[103]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104]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10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14页。
[106]［唐］李延寿：《北史·祖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7页。
[107]［唐］魏征：《隋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5页。
[108]G．Scaglia，“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Artibus Asiae，XXI，1958，P．P．19—20。转引自张桢：《目前发现入华胡人石质葬具图像中反映的酒文化》，《文博》2010年第3期。
[109]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1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31页，图二十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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