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剺 面
丧礼中的“剺面截耳”习俗，长期流行于北胡和西胡各族之间，是古代亚洲内陆丧葬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风俗习惯也通过胡商传入中原地区。如《后汉书》卷49《耿秉传》记载：“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犁（犁即嫠）面流血。”这可能是现存汉文史料中最早的记录了。匈奴之后，氐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乃至后来的蒙古、女真等民族皆有此俗。《通典》卷197《突厥传上》记载：“突厥有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三国志·慈仓传》记载敦煌太守死于任所，“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洛阳伽蓝记》卷5记载北魏神龟二年（519）宋云西行经过于阗，目睹“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记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嫠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资治通鉴》卷199记载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崩，“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68]这类图像在片治肯特（图一○四）、[69]敦煌第158窟（图一○五）、[70]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图一○六）、Miho石棺床都有发现（图一○七）[71]。在图像材料上，宫治昭先生研究了新疆克孜尔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像，这幅壁画中有割耳、割鼻的场景（参见图），他指出，这种以刀伤体的哀悼方式在犍陀罗和印度的涅槃图中绝对找不到，在汉译《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等佛经中也无记载，故他们“无疑本不是佛教的葬礼”。[72]
图一○四 片治肯特壁画中的哀吊西亚福沙图
图一○五 敦煌158窟嫠面图
唐睿宗时，郭元振由安西大都护调任太仆卿，“诸番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割耳，抗表请留”。[73]天宝九年（750），任命高仙芝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思顺则“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74]魏州人也曾“嫠耳阙下，请（阳）峤为刺史，故再治魏”。[75]中唐时期，藩镇割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企图兼领磁、相二州，曾“讽其大将割耳剺面，请承嗣为帅”。[76]晚唐时，西川节度使陈敬暄拒绝受代，也“使百姓遮道嫠耳诉己功”。[77]这是唐代将剺面作为谋取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
图一○六 克孜尔第224窟举哀图
图一○七 Miho石棺床送葬图(www.xing528.com)
中古时期胡人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割耳剺面原来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盛行的丧葬习俗，最早的记载出自《东观汉记》：“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后来的氐、羌、契胡、突厥、车师、铁勒等民族都有剺面风俗。中亚片治肯特（Panjikent）2号遗址南墙的“哀悼图”也有剺面的场面，这可能是受到突厥葬俗的影响。克林凯特说：“最令人重视的壁画是‘举哀图’，图上画着一个有拱形门的陵墓，里边躺着一个神或英雄，周围有一些痛不欲生的举哀人物。旁边是一些体形较大的神仙，……这个死者大概是死后又复活的神希亚吴施，这个神与一年四季的循环有关。这幅画使我们深刻而清楚地看到，粟特艺术家在塑造各种人物典型时，多么善于把内心深处的感情形象地表现出来。”[78]
在新疆克孜尔第224窟后甬道前壁的荼毗画面中出现割耳、剺面的场景。研究中亚壁画的日本学者指出，这种以刀伤体的哀悼场面在犍陀罗和印度的涅槃图中不见出现，汉译的佛教经典中也无记载。应该不是佛教的葬俗。而在唐代，这一习俗却屡见不鲜。唐太宗崩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痛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丝绸之路所以拥有如此多样的文化，除了归功于宗教传播、贸易来往，以及周围帝国基于扩张的野心之外，外交使者的往来、官吏和士兵在此开疆拓土，也是重要的因素。在公元8世纪时，撒马尔罕以及长安已经靠着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成为占地宽广、财富聚积的大都市，远超过当时欧洲任何城市。不论就商业或文化而言，丝绸之路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中心。”[79]
蔡鸿生先生指出：“在中古时代，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才不至于架空力说。”[80]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大量的伊兰系民族进入中国，其中以粟特人最为重要，他们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展开商业活动的同时，也保留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宗教究其本身而言，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宗教的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交流，同时宗教传播又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宗教是古代最容易突破民族、国界而进行交流的载体，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粟特人主要信仰火祆教，波斯本土除了有天葬外，还有石制崖墓。入华粟特人则采用了中原故有的“石床”葬式，石棺床画像内容与粟特人和祆教有密切关系。萨宝是一种政教兼理的大首领，在宗教事务上除了管理祆教外，还包括摩尼教、景教和来华的外国佛教徒。是否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成为粟特人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远离故土，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城镇点留下了来去匆忙的足迹，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但是，也有一些人经历了背井离乡的风雨沧桑。客观上，他们的这种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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