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的影响及其适应性

第三节　摩尼教

摩尼教又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产生于公元3世纪中叶的波斯，因创始人摩尼而得名，摩尼本人精通天文，善绘画且习幻术。他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观念，创建了自己的教义、教规和教仪，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并试图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以二宗三际为其根本教义，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三际即初际、中际和后际。突出善恶二元论的斗争，对现世持悲观看法。把世界当成是罪恶、黑暗物质的生成物，把人类当做囚禁光明分子的肉身。为了使世界复得光明，人类毁灭得越干净越好。奉《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赞愿经》、《大力士经》、《证明过去经》、《秘密法藏经》、《律藏经》（亦称《乐藏经》）等七部主要经典。摩尼在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241—272年在位）时受到礼遇，并在其庇护下在波斯各地和波斯附近地区传教，建立教团。在巴赫拉姆一世（273—293年在位）时被宣布为异教，并加以取缔。摩尼被处死后，经典大量被毁。摩尼教徒遂东传西渐，其传播的地区西至埃及、北非、欧洲、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朗，东抵中亚、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中国，及回鹘政权境内。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有摩尼教高僧拂多诞来唐朝觐见，携带摩尼教重要典籍《二宗经》。武则天力排众议，留其宫中课经。教徒服色尚白，提倡节俭，素食，戒酒，裸葬，不事神佛，崇拜日月，讲究团结，称为一家。摩尼教在唐代也是几起几落。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敕严加禁断。

摩尼教是一种折中性的宗教，因此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所到之处，很容易为当地民众接受。与琐罗亚斯德教中亚的传播不同，摩尼教十分注重翻译经典。吐鲁番、敦煌之所以发现有摩尼教遗存，也与在两地发现了众多摩尼教文献有关。不仅如此，摩尼教经卷也被译成多种文字，汉文的《摩尼教残经》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均为摩尼教汉文经典。汉文史籍中，摩尼教被称为“佛”、“光佛”，以至于摩尼教在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人认为是佛教。

摩尼教在中亚乃至东方的传播，始于萨珊王朝时期。而摩尼创立该教之时，正是萨珊王朝琐罗亚德斯教在中亚兴盛之际。摩尼教在此时传播于萨珊王朝，当时是极为特殊的。而摩尼教在回鹘的传播并得以兴盛，从客观上主要归功于来自西方经商的粟特人，从主观上则主要归功于漠北回鹘汗国的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关于粟特人是如何传播宗教的，阿斯姆森（Jes P．Asmussen）论述道：粟特人被认为是中亚最杰出的商人。……通常具有相当规模的粟特商站，诸如敦煌、吐鲁番的据点，都为树立这样的声望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商人所干的事，不仅仅是兜售他们的货物，他们也是其他地区一切新鲜事物的信息的传播者。他们是各种宗教的伟大贩子。在佛教的《本生经》和《出曜经》中，在摩尼教的宗教故事中，在基督教文献（尤其是叙利亚文文献）中，商人都是十分著名的角色，以至于商人头衍“萨薄”（Sarthavaha，队商领袖）被佛教徒用来称呼大德、如来、菩萨，被摩尼教徒用来称呼摩尼本人（无疑是模仿佛教的方式），名之为“伟大的队商主”。^[80]

英国学者刘南强则更加具体地叙述了粟特人与摩尼教传播的关系：“摩尼教正是在往返经商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间的粟特人之间，才找到了最为热情的信徒，他们以商人和参谋的身份效力于突厥人，正如中原隋王朝的一位大臣所言：‘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朝（指粟特人），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很难断定粟特商人最初信奉摩尼教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原王朝在6世纪恢复大规模对外贸易，则是摩尼教向东传播的重要因素。突厥人经常向中原朝廷进贡马匹；而前赴吐火罗斯坦和巴克特里亚的粟特人，也用获自突厥人的马与那里的摩尼教团贸易。在6、7世纪，摩尼教徒除了使用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书写其宗教文献外，还使用粟特语。……商人与摩尼教徒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在大部分绿洲聚居区中，这二者肯定是同义词。在一份帕提亚文的诗歌残卷中，东方的摩尼教徒赋予他们的一个先辈许多称衔，其中之一即是“最伟大的队商领袖”。^[81]

那么摩尼教为什么能迅速传至东方，而且在西域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回鹘所接纳，进而被其奉为国教，其原因在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教主摩尼被波斯国王瓦赫兰一世（VahramⅠ）所杀，摩尼教遭到禁断，教徒们纷纷东逃，进入索格底亚那（今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或称“河中地区”）之后，粟特人就更积极地参与摩尼教的传播了。林悟殊先生在其《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叙述道：“随着迫害的持续和加剧，东逃的摩尼教徒越来越多，他们对于河中地区的影响势必亦日益增大。河中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粟特人，在东来摩尼教徒的影响下，信奉该教者必然亦日益增多。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中，有许多是用粟特文书写的，可见摩尼教在粟特人中是很流行的。粟特这个‘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的商业民族，信奉了摩尼教，无疑会促进该教更为广泛迅速的传播。中亚地区摩尼教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到了公元6世纪，竟然敢于与正统的巴比伦总教会决裂。^[82]

粟特商人在来往于草原丝路的过程中，势必将其所奉之摩尼教传播到该路沿途，而该路沿途的居民正是回鹘、葛逻禄、沙陀等突厥语部族。这说明，早在牟羽可汗信奉摩尼教之前，该教已在民间有了广泛的基础，“回鹘民间或已有广大之徒众，惟自此四位高徒入国后，为可汗所信奉，始克更为普遍，以致成为回鹘国教。”^[83]至此摩尼教在回鹘民间已奠定了其传播和信仰的基础，直到763年牟羽可汗将其定为国教。再说牟羽可汗的主观作用。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使回鹘的古代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他把摩尼教传入回鹘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维吾尔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研究回鹘之摩尼教及其传播和发展，均要对牟羽可汗及其与摩尼教的关系进行研究。

牟羽可汗在位的初期，危及唐朝的安史之乱仍在继续。宝应元年（762），唐代宗继位，派中使向回鹘征兵。牟羽可汗上表请战“助天子讨贼”。回鹘兵士骁勇，锐不可当，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威力，一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光复了洛阳和河东诸地，为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唐人称之“回鹘于国家有救难之勋”。永泰元年（765）唐将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反叛，牟羽可汗再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定叛乱，在灵台击败了吐蕃军队。历史证明，牟羽可汗的两次参战，对唐朝，同时也对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诸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为摩尼教教义较为简单，较为适合回鹘游牧民族的特性，容易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回鹘人所接受；其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使然，“牟羽可汗不选择别的宗教，而选择摩尼教的主要原因是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其政治也就不得不受粟特人的左右，而在回鹘的粟特人多为摩尼教徒，因而摩尼教也就被回鹘可汗奉为国教。……既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粟特人都对回鹘起着重大作用，那末其宗教信仰势必亦对回鹘产生影响。……从有关的史料看，回鹘的粟特人与摩尼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摩尼教徒，又是商人，有的则是职业的摩尼教师。……总而言之，在回鹘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粟特人所奉的宗教就是摩尼教，回鹘可汗选择摩尼教作为自己的国教，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84]

在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牟羽可汗应唐政府之请曾出兵助唐，在洛阳逗留期间与几位摩尼教高僧发生了联系，后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不久，摩尼教即在漠北取代了回鹘旧有宗教萨满教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

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受到汗国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经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甚至能左右国家大事和政策的制定，进而形成了“可汗常与共国”的局面。^[85]据史籍记载：“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驼，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86]

摩尼教势力在回鹘汗国中的影响和扩张已相当迅速，甚至可以操纵汗国的政治。大历十五年（780）六月，九姓胡及摩尼师劝牟羽可汗南下寇唐，遂引起公愤，进而发生了流血事件，“宰相顿莫贺达干谏……可汗不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杀者凡二千人”。^[87]此事发生的诱因，就源于九姓胡对回鹘汗国政治的操纵。

粟特人善经商，这对牟羽可汗在社会政治局势稳定之后，继而要发展经济和贸易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因此在回鹘的经济生活中摩尼僧和九姓胡便成为牟羽可汗获得经济利益的得力帮手。据记载，代宗时，长安住有回鹘人千数，冒回鹘之名的“九姓胡”，其数还要再增加一倍。据《资治通鉴》载：“他们‘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这些九姓胡既为摩尼教僧徒，又为行商大贾。他们既通过传教活动参与回鹘汗国的政治，又依靠回鹘的政治力量牟取暴利。在回鹘汗国灭亡后不久，唐政府遂下令没收回鹘人在京的“庄宅钱物”和“产货”。《唐会要》卷49中记载：“开元二十年（732）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88]

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向唐玄宗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89]

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了有关摩尼教的壁画（图九二），^[90]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摩尼教文献。经卷插图中也出现摩尼教弟子（图九三）。^[91]“在吐鲁番已找到的摩尼教文献抄本，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古突厥语和三种常使用的中古伊朗语，即中古波斯文（帕拉维语）、帕提亚文（安息语）和粟特文。还有一块残片用大夏文写成；还有用乙种吐火罗文（龟兹文）书写的残片。”^[92]有摩尼用中古波斯文写成的《沙卜拉干》（ābuhragān）的手抄残片，还有两首最古老的帕提亚文摩尼教赞美诗《胡威达曼》（Huwi dagmanh）和《安格罗斯南》（Angad Rōnān）。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摩尼教残卷，主要有《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已被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中。

图九二　摩尼及其弟子

图九三　有突厥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残版

《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西市商胡橐驼，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93]这些表明摩尼在回鹘经常与九姓胡在经济上联系密切，而且《九姓回鹘可汗碑》用汉文、突厥文、粟特文写成，更能表明粟特人对回鹘政权及宗教的影响。所以“睿息等四僧”应为粟特人。开成五年（840）回鹘遭黯戛斯人进攻，大部西迁。会昌三年（843），武宗以“回鹘破弱”为由，禁止摩尼教。其后摩尼教转为秘密流传。五代宋时常被农民群众利用为组织起义的工具，地主阶级易“摩”为“魔”，诬称为“魔教”。

伯孜克里克第38窟的“礼赞生命之树”壁画，中间三株主干升起，树叶锦簇，异果垂累。树下有各式人物，如戴凤冠、人身象头、肩生翅的守护灵等等，均双手合十或笼袖，十分虔敬地向树或跪拜或立敬（图九四）。^[94]此窟年代大约定在公元9、10世纪之交。

图九四　摩尼教生命之树

在对伯孜克里克石窟65号窟内坍塌的土沙进行清理发掘中，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三件粟特文书和五件回鹘文书，其中81tb65：1粟特文文书，是由9张纸粘贴连接而成的长卷，长268厘米、高26厘米，存墨书粟特文135行，在接缝处均加盖有红色圆形印鉴，中间绘有一幅色彩绚丽的彩绘插图，有一行金色粟特文榜题，经日本学者对其内容的释读和研究，是摩尼教东方教区的负责人夏夫兽亚尔·扎达古写给本教区教主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的问候、致敬信。从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关系来看，是教团间的具有公文性质的书信，可见吐鲁番在当时已经成为摩尼教的一个教区。全信自始至终充满了问候和颂扬，没有其他的具体内容，时代约为公元9世纪后半叶公元11世纪前半叶。信中有这样的话语：“由无比的不能并列的［王……］诸神之王紫鲁宛，［由］三个不变的东西［五个伟大的东西］，由两个（光辉的）明亮乘物，［由］拥有六柱王权的［诸神］，又给予生命的王夷数，进而由各个时代的佛陀们，还有天使们、守护灵们，使［全教会具备新的光荣和幸运……”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推测高昌地区的摩尼教信仰者，至迟于公元5世纪在宗教信仰方面已经融汇了佛教的某些内容。^[95]

像典型的聂斯托利那样，摩尼教所奉行的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严格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既包括伦理方面，也包括肉体方面。精神是善的，其起源于永恒的光明王国；相反的，物质及其整个的作用则是恶的。当今人类的情况便是由这二宗的混合所造成的，拯救灵魂，首先就要认识这种混合的状况，这种认识是光明从物质中解放出来并恢复其原先状况的大前提。他吸取了各种神话传说的成分，把它们汇成一体，拼凑了一个复杂的神话体系，以此来解释他的根本教义。

按照摩尼神话的基本说法，当初那个永恒的光明乐园，包括了北方、东方和西方。仅有南方才为黑暗王国所据有。光明王国被大明尊所统治，居住着他所产生的神灵，这些神灵融洽地和他生活在一起。

摩尼教同其他古波斯宗教一样从开元二十年（732）开始就被唐初政府明令禁止，但是，入华粟特人信仰摩尼教，早在摩尼教初传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末就已经进入中亚地区传播，在粟特本土就有很多人信奉摩尼教。^[96]

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说尽管摩尼教很强调艺术传统的修养，但实际上早期的画作却没有留下来。这个古代的世界宗教，我们只在吐鲁番地区所发现的壁画和细画中见到其艺术的形迹。壁画和细画，当地的这两种艺术显然是密切联系的。两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壁画是在中亚，摩尼教和佛教的密切接触显然使摩尼教艺术受到佛教的强烈影响。当我们了解中亚摩尼教文献被佛教思想所改造的程度时，对这种影响就不感奇怪了。显然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的文献所受佛教的影响可能不那么深，但粟特文和回鹘文的文献实际已大为佛化了。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教经典更是如此，其深深地打下了佛教思想的烙印。^[97]

摩尼教能在中国广为传播、盛极一时，要归功于回鹘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公元763年，回鹘牟羽可汗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之后，从中原带回摩尼教高僧睿息（思）等四人，双方经过两天两夜的辩论与思想碰撞，最终牟羽可汗决定改宗摩尼教。远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教主闻讯即派出第一级僧侣到回鹘，从此，摩尼教在回鹘确立了其国教的地位，高度参与回鹘的政治与经济事件，诸如出使、议政、和亲、经商等，摩尼教僧侣常常作为回鹘的官方代表出使唐朝，摩尼教在回鹘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98]此外，摩尼教在回鹘的崛起另有机缘。当时，回鹘怀仁可汗执政后（744），国势日益强盛，相继征服了突厥及其漠北各部落。此时，回鹘原有的原始性宗教萨满教因教义太过简单，无法适应统一后多民族的精神统治的需求。随着回鹘民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游牧过渡到半定居状态，此时的统治者需要更高层次的宗教来巩固统一后的政权。因此，历史为摩尼教在回鹘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施展平台。由于回鹘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有功，摩尼教也就藉着回鹘的势力在唐帝国内广设寺院，迅速传播。

马小鹤《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一文也指出：“摩尼教的五种净体和五明子的观念进入中亚与中国以后，与佛教的五禅定佛对应了起来。”^[99]摩尼教受到禁断之后逐渐东移，并在外部渗入了更多的佛教与道教的因素，从而使它的生存能够合法化，在福建一带曾经十分流行。许多摩尼教的寺院从外观上看去更像是佛教的寺院或道教的道观，譬如浙江四明（宁波）的摩尼教寺院崇寿宫，就是一座道化的摩尼寺，但内在却秉承了摩尼教苦行主义的戒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摩尼教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界限更加含糊，许多信徒甚至将大明神光佛视为佛教的神明之一加以膜拜。北宋时期，怀安士人李廷裕在开封购得一尊摩尼像带回福建。从此福建的摩尼像崇拜就流传开来。泉州地区尚存的摩尼教寺院草庵，建筑结构貌似佛寺，内供有世界上唯一的摩尼光佛像，形貌酷似释迦牟尼，以天然花岗岩雕塑而成，十分精美，以至于一般人误以为佛教崇拜而香火不绝。^[100]敦煌出土的《老子化胡经》有老子化为摩尼之说，可见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演进过程中出现逐渐道教化的倾向。

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说：“在印度河流域上部的阿尔奇（AIchi）壁画中，我们辨认出11、12世纪的一个早期西藏画派；这个画派一方面受过印度和克什米尔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亚宗教混杂的艺术的影响。在阿尔奇壁画中，我们相信也能辨认出来自中亚摩尼教的影响。根据阿尔奇的发现，证明了随着中亚伊斯兰化时代的到来，摩尼教画家到佛教统治的西藏西部避难一事，至少是有可能的”。^[101](www.xing528.com)

在摩尼教的神学体系中，珍珠和宝石往往被用做人类灵魂的象征；善恶两种力量对人类灵魂的争夺，直接表现为商人护宝与暗魔劫宝的冲突；“明船”作为驶向光明王国的渡海工具，再现了海商浪迹天涯的图景；至于残经中“兴生”一名，则是商代屡见不鲜的商业用语（吐鲁番文书称“商胡”为“兴生胡”）。这层涂在教义上面的商业色彩，是否意味着摩尼教的世俗倾向？在中世纪的西欧，打着摩尼教旗号的社会集团，无论是阿尔比派还是纯洁派，都属于城市贫民异端。唐代入华的摩尼教徒，也是与昭武九姓的商胡贩客结伴而来的，他们的聚集地高昌，恰恰又是“西域之门户”。至于摩尼教徒在关内的活动区域，荆、扬、洪、越诸州，毫无例外是江河沿岸的商业都会。摩尼教传播过程中与商人和城市的关系，其紧密程度尽管不能同早期印度佛教相比，但城市生活作为它孽生繁衍的土壤，恐怕是不能置之不顾的。^[102]

《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开元七年（719）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103]

摩尼教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唐国史补》载“京师为之立寺”。^[104]《册府元龟》中记有“元和二年（807），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105]。

《闽书》卷7《方域志》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106]

《佛祖统纪》卷39：“延载元年（694），款天下僧尼旧隶司宾今改隶祠部。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此魔教邪法，愚民易于渐染。由屡朝君臣当世名德不能简邪正以别同异故。其法行于世，而弗禁虚。”

《敦煌变文校注》：“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谁，欺谩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107]

佛教对三夷教不断影响渗透，不少人改信佛教，如《太平广记》卷107《吴可久》：“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820）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陕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客走取，授其弟，寻愈。桔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

《通典》卷40记载：“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说明中亚的波斯和粟特等胡商如果是信奉摩尼教的，仍可保持原来的习俗，可以祭祀，但中原的百姓却被禁止奉信摩尼教。

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附于当时鼎盛的佛教与道教，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尤为突出。摩尼教的寺院制度显然是借鉴了印度佛寺的寺院制度而设立，这就为它披上了一层佛教的外衣。摩尼教的信徒分为僧尼和一般在俗信徒，可能也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中的忏悔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摩尼教典故中《宗教和世界之海的故事》以大海比喻和赞美摩尼教，明显源自佛教的《海八德经》等经文，说明摩尼教善于借助各国文明中固有的故事，加以改造之后为自己所用，这也是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生命力所在。

早在1909年，蒋斧据《长安志》中关于隋开皇四年立有光明寺的记载，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周、隋之间。沙畹、伯希和则以为“694年摩尼教由一所谓拂多诞输入中国”。其后，陈垣先生也根据《佛祖统记》卷39“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推断“摩尼教之始通中国，以现在所见，莫先于《佛祖统记》所载之唐武后延载元年（694）。”

恩格斯曾说过：“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108]

唐摩尼教传自西域。但西域早期是否流传该教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至少出土文献所见高昌摩尼教的初传的年代是在元和元年（806）以后。因而，也有人认为中原的摩尼教系由中亚地区直接传播而来的。但摩尼教在延载元年之前可能已经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入了中原，这样，该教才得以在不长的时期内拥有更多的信徒。不可否认，各国的民间交流历来都比官方的正式交往更繁荣，信息传递得也更迅速。

摩尼教命运之转折发生在开元二十年（732）。《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之一。其标题后署：“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说明《仪略》是731年摩尼教拂多诞奉玄宗诏令于集贤院撰成，主要是介绍摩尼教的创教者、经典、教仪和教规等。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其长男吉猎颠。”^[109]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或“九姓胡”传入中国的。但大历以后，它在中原地区的再次兴盛却是因回鹘人所致。该教入华数十年后即遭禁断，只许其在胡人中流传，但这只是它在中原王朝流传的第一个阶段而已，更为繁荣的第二阶段正是回鹘人带来的。

从当时的回鹘社会来看，粟特人已经占据了上层地位，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巩固所取得的权利，他们势必要将其生活习俗、文化思想灌输到回鹘人中间，其中摩尼教的输入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应该说粟特人的扶植也使得该教在回鹘的兴盛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艾尚连除了提出摩尼僧们在回鹘的重要政治地位以外，还认为在经济方面，他们“和‘九姓胡’帮助回鹘贵族经商求利，地位也很重要”。而且，在与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回鹘人也学到了经商的本领，成了商贸活动中的一支积极力量。^[110]

此后，漠北摩尼教的势力重新延伸到唐朝境内，该教寺院也陆续出现在中原许多地方。《佛祖统记》卷41载：大历三年（768）敕回鹘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直至漠北回鹘灭亡的840年，其入华使者中频繁出现有摩尼僧人。

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力量，在唐朝境内再次大兴。回鹘汗国是继突厥、铁勒之后，在唐朝北方兴起的又一个游牧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继位灵武，与回鹘和亲修好，回鹘发兵，助唐收复西京与东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逐渐处于优势的地位。丝绸之路贸易，是回鹘汗国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回鹘人将北方草原出产的马匹以及珊瑚、翡翠、琥珀、琉璃器、象牙、香药等西方出产的物品带到唐朝，同时又将以纺织品为主的唐朝特产转贩往西方，由唐朝输入回鹘的绢帛有时一年竟达上百万匹之多。^[111]“时回鹘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112]“回鹘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经回鹘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主要把握在亚洲内陆闻名的粟特胡商手中。史称“始回鹘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113]反映了当时粟特商人在回鹘汗国内兴贩贸易的状况。回鹘汗国内大批的粟特人对回鹘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将摩尼教带入了回鹘汗国。随着回鹘汗国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和粟特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摩尼教很快就发展成了回鹘的国教。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鹘可汗“将睿思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所谓“二祀三际”，就是“二宗三际”。碑文又称，回鹘在接受摩尼教后，“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114]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回鹘信仰摩尼教的时代，正值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回鹘因助唐帮助唐朝平叛，恃功而骄，而摩尼教也借助回鹘的力量在内地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768），唐朝在京师为摩尼教徒立大云光明寺。^[115]唐人李肇称“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116]清楚地表明了摩尼教得以在京师立寺的原因。大历六年（771），回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117]元和二年（807），回鹘使者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118]摩尼寺遍布南北各地。

从这一时期摩尼教对寺址的选择，也可反映出回鹘境内的摩尼教与九姓商胡的密切关系，这时唐朝北方遭到战乱的破坏，长安、洛阳为唐朝东、西二京，太原为唐朝北都，除了这些大都市外，摩尼教徒首先选择在江淮流域商业活动最繁荣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寺，这些地区不仅是最闻名的商业都会，而且多以对外贸易繁荣著称，寺址的选择显然与从事商业贸易有关，^[119]史称“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120]。中华正好可为摩尼教徒选择寺址的商业目的提供证据。

回鹘衰亡之后，摩尼教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在李德裕起草的答复回鹘请求唐朝提供粮食和牛羊的书信中，谈到了摩尼教的传播及其式微的过程：“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且佛是大师，尚随缘行教，与苍生缘尽，终不力为。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向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121]正如摩尼教的兴盛借助了回鹘势力一样，回鹘的破灭是江淮流域的摩尼教衰微的直接原因。

内地的摩尼教分为两途，一种转向地下，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秘密结社和佛教异端合流，在下层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布，与其他民间秘密结社和异端一起，被统治者总称为“吃菜事魔”。^[122]会昌三年（843），唐武宗更进一步禁断摩尼教，废除寺院，焚毁经像，没收财产，摩尼师或殉教而死，或配流诸道，一时作鸟兽散。^[123]此后，传入中国的摩尼教与中亚地区的摩尼教团失去了联系。

另一种则继续保持了摩尼教的寺院制度，采取了“道化”或“佛化”的形式，远离尘世，在寺院中修行摩尼之法。魔尼教寺院主要存在于宋元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124]而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在回鹘西迁之后，摩尼教也继续得到回鹘统治者的信仰，与佛教并行不悖，直到数百年后方才绝迹。

在唐代，有关摩尼教的知识也传到了中国西南的吐蕃。当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stan，755—797年在位）统治时期，吐蕃国力强大，佛法兴盛。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收录了赤松德赞在公元775—797年撰写的《真正言量略集》，其中提到摩尼教的教祖MarMane（末摩尼），并站在佛教的立场，对摩尼教大加诋毁，称末摩尼为“波斯的大谎言家、贪婪无厌的异端”。在此前不久，即大约在765年唐蕃会盟之后，曾有吐蕃使者来汉地求取佛法，并在返回吐蕃途中，从成都净众寺禅僧无相（又称金和尚，648—762年）、保唐寺禅僧无住（714—774年）修习禅法，敦煌藏文写本中保留了这两位禅僧的语录。而在记载无相、无住禅法的汉文原著，即净众保唐派禅僧撰写的灯史著作《历代法宝记》（大约成书于大历九年至十四年，774—779年）中编造的师子比丘复兴佛法的传说中，也提到“外道末曼尼及迷师诃等”，此“末曼尼”，就是“末摩尼”的异音，而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禅法的记载，许多都是抄译自《历代法宝记》。从这些线索可以推测，吐蕃有关摩尼教的知识，应该是随着《历代法宝记》传入的。^[125]

德国学者克林凯特曾根据一个由帕提亚语／突厥语书写的小残片作出一个较为大胆的推测。他认为可能早在665年，摩尼教就从中原传至吐鲁番地区。^[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