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祆 教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国史籍中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是古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20]北宋徐铉之《说文新附》载：“祆，胡神也，从示天声，火千切”。《阿维斯塔》既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又是伊朗古代文学作品（诗歌和散文）的汇编，其中包括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赞歌、颂歌、咒语、祈祷文等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伊朗文学资料，而且为公元10世纪前后产生的长诗《列王传》和《王书》提供了创作的依据。[21]
粟特人是信仰祆教的一个重要民族。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接受了祆教，“当时（阿赫美尼德群落）粟特人的宗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此外还存在一些从氏族制度承袭而来的其他崇拜。”[22]羽田亨认为：“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指祆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23]
琐罗亚斯德教尊奉的神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āMazd），意为伟大的智慧之神，又称斯潘德·迈纽（Spand Mainyu），意为神圣的智慧。恶本源为阿赫里曼（Ahrīman），意为居心险恶者，又称安格拉·迈纽（Angra Mainyu），意为邪恶的教唆者。[24]阿胡拉·马兹达既是光明天国的统治者，又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代表真诚、善良、纯洁、光明、创造、智慧，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阿赫里曼是黑暗的元凶，代表虚伪、邪恶、愚昧和破坏，是黑暗和死亡的根源。
中原地区很早就有胡天的记载，《晋书》卷107记载：“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
姜伯勤先生通过对吐鲁番出土高昌时期的文书研究认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流行的祆教，即所谓的“胡天”崇拜，主要即指中亚马兹达教或粟特人对Baga（或称Adbag）的崇拜。北魏灵太后时（516—527）曾临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显然是独信胡天神。
北齐后主末年亦“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根据斯坦因（A．Stein）在安得悦（Endere）发现的一件佉卢文契约文书（原编号E．Ⅵ．ⅱ．1，一般用整理编号No．661），可推知于阗地区早在此前就有粟特人活动。该契约文书其中买卖的一方是suliga vagiti vadhaga，按科诺（S．Konow）的说法，suliga即“窣利”。[25]
该文书年代为samvatsara 10mase 3dhivajha 10 4 4ij’a ch’unami khotana maharaya rayatiraya hinajiha dheva Vij’ida Simha，即“时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军事首领、天神Vij’ida Simha十年三月十八日”。从文书某些伊朗语词汇和几个婆罗谜字母以及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一直使用到7世纪的事实来看，这件文书很可能产生在4—7世纪。[26]
《魏书·高昌传》云高昌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吐鲁番文书中亦有祭祀胡天的记载。[27]1965年吐鲁番安城废佛塔中出土的《金光明经》卷2题记：
其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组祀部文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高昌地区的祭祀活动，包括一件供祀账单和四件祀部为祭祀诸事颁布的告示。“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馰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次七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祀谷里。”[28]
从其中供祀的对象看，“始耕”、“风伯”、“树石”、“清山神”，均见于源于内地的传统的自然崇拜所祭诸神，“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认为此“大坞”之坞为一种设防的城堡或庄堡，姜伯勤通过用藏文、突厥文与中古河西方言的对比研究，找出“摩”的对应拟音为“a’ba”，是粟特语Adbag的对音，因此“大坞阿摩”即大城堡奉祀的Ad－bag神。姜氏最后说：“我们有理由认为，高昌文书中的粟特人等胡人崇拜的阿摩（a’ba）神，即是粟特文之Adbag的对音，则‘阿摩’即粟特大神，亦即祆教大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29]
敦煌文书S．2241号《公主君者者状上北宅夫人》记载：
孟冬渐寒，伏惟
北宅夫人空小娘子尊体起居
万福。即日君者者，人马平善，与□□□，
不用忧心，即当妙矣。切嘱
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
劫不望。又嘱
司空，更兼兵士远送，前呈善谘
令公，赐与羊酒优劳，合有信仪。在于
沿路，不及晨送。谨奉状
起居，不宣，谨状。
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
北宅夫人妆前。[30]
文书为显德五年（958），公主可能是于阗国王或回鹘国王之女，文书是其在归宁于阗或甘州时寄给曹家北宅夫人的一封信。[31]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唐开元四年李慈艺勋告》云：
瀚海军破河西镇、白涧阵、土山阵、双胡丘阵、五里堠阵、东胡祆阵等总陆阵，准开元三年三月廿二日敕，并于凭洛城与贼斗阵，前后总叙陆阵，比类府城及论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拾转。[32]
敦煌文书P．2784《敦煌十二咏》第十二首《安城祆咏》描述了敦煌地区流行祆神崇拜的盛况：[33]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
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神。
安城祆祠求雨的场景，大量的酒在祭祀中被使用。池田温认为“祆祠之所以能够成为祈雨的场所，是基于祆教祭火坛的存在。燃火飞烟是祈雨时普遍举行的仪式，而祆祠圣火坛上经常焰起烟升，自然会被人们视为灵验显著的乞雨场所”。[34]
敦煌文书S．367《沙州伊州地志》（所记唐前期事）记伊州（即伊吾，今新疆哈密）“火祆庙中有素书（即素画）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应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35]P．2005《沙州图经》（约在唐高宗时期）卷3记敦煌祆神庙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36]这里显然是当地从化乡粟特百姓祭祀祆神的地方，祆祠的存在就标志着有相当数量的信众存在。
粟特神祇白画（图九一），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P．4518（24）。根据P．4640《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记载。每年在正、二、三、四、七、十、十二月都举行赛祆活动，一次赛祆支出画纸三十张，并燃灯、设供、用酒，可见敦煌地区祆神信仰的盛况。画纸用来素写祆神神主，本画为保存下来之一种。有学者认为此白画二位女神为祆神神主，从尚存悬挂之带来看，此种纸上素画系用于赛祆活动。
祆教在当时高昌地区占有一定势力，高昌阿斯塔那524号墓所出《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账》记载“供祀丁谷天”一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鞠氏高昌时期的田亩册，记有“胡天一半”，一半即一亩半。1965年在吐鲁番县城郊安伽勒克古城发现的同一时期所写的佛经题记，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竞。胡天，即指祆教祠。“丁谷天”当是设在丁谷的祆教祠。[37]
《朝野佥载》卷3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38]
同卷：“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
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这是祆教幻术等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并以此吸引众人。
图九一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粟特神祇白画
《朝野佥载》卷3记载：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刃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水冻，呪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神不挠。(www.xing528.com)
1955年发现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墓志形状略呈方形，上半部刻婆罗钵文（Pahlavi，或译作巴列维文），这是一种用阿拉美（Aramaic）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汉译为：“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āsi
，于已故伊嗣俟（Yazdkart）二四○年，及唐朝之二六○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拉胡·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下半部为汉文，自左向右书写，有七行：“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874）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马氏为祆教徒苏谅之妻，当信奉祆教。墓志时间为会昌灭佛之后，祆教信仰仍在各地流行。墓志的发现地点接近唐长安城内普宁坊，此坊内之西北隅有祆祠。唐武德八年（625）大食灭波斯后，许多波斯的祆教徒移居中国。苏谅任职的唐朝神策军，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曾大量吸收西域人为散兵马使或押牙，苏谅的先人正是此时加入神策军的。[39]
长安共计有六所祆祠，祆教徒在武德四年（621）于长安布政坊西南隅立胡祆祠。此后在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太宗令于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在仪凤二年（677）应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长安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立波斯胡寺，并于景龙中将此寺移入长安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此外，在醴泉坊西门之南、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南之西各立祆祠一所。
《两京新记》卷3记载醴泉坊的波斯胡寺：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并注有“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长安志》卷10记载醴泉坊：街南之东旧波斯胡寺。注“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景龙中幸臣宗楚客乐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波斯萨珊王朝（Sassan）后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涅师（Narses）二人。卑路斯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中道为大食所杀，卑路斯穷途末路，于咸亨年间流落长安。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以处波斯人者。子泥涅师志图恢复波斯王朝，调露初年唐朝曾出兵相助，终究未能成功。卑路斯死后，他的儿子泥涅师曾在唐朝的支持下，返回吐火罗，企图恢复萨珊王朝。《旧唐书》卷84《裴行佥传》记载，仪凤二年（677），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侵逼安西，连和吐蕃。吏部侍郎裴行俭建议：“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师充质在京。望差使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泥涅师只得到唐朝有限兵力的护送，无法收复疾陵城，只能客居吐火罗二十余年（约680—700）。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又来入朝，他回到唐朝，受封为左威卫将军，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经行记》记载：“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诸国事者，本出于此”。[40]
《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又从大寔国以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六国（安、曹、石骡、史、米、康）总事火祆，不识佛法。”[41]
《魏书》卷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有胡律，署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飒秣建（撒马尔罕）：“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
《唐会要》卷100《波斯国》记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谐波斯受法焉。”[42]
《通典》卷40《职官典》记载：“武德四年（621），置祆祠及官。”[43]
《隋书》卷83《西域传》记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44]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记载：“（于阗国）好事祆神。”同卷：“（疏勒国）俗事祆神，有胡书文字。”[45]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记载：“（康国）祠祆神。”[46]
《长安志》卷10记载：“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
《光启元年（885）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伊等州地志》（斯367）记载：“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
《安城祆咏》记载：“安城在敦煌。”[47]
《朝野莶载》卷3记载：“凉州祆神祠。”同卷：“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48]
《酉阳杂俎》前集卷4《境异》记载：“孝亿国界周三千余里……举俗事祆，不识佛法。有祆祠三百余所”。同卷：“突厥事祆神。”《酉阳杂俎》前集卷10《物异》记载：“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49]
史书的记载中，西域国家的祆教信仰才用“祆”，波斯国多用天神、火神。有关波斯国方面只有《周书》记载其俗事火祆神，《新唐书》、《旧唐书》、《通典》、《唐会要》都不称祆，而用天神、火神。《大唐西域记》卷11，记有波斯之祆教称为天祠甚多，而不称为祆祠。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说：“突厥事火祆，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于竿上，四时祀之。”[50]安菩墓出土的骆驼背上的兽头为我们了解古代商人沿丝路上行走时所进行的宗教仪式情况提供了依据。[51]
唐政府对使用巫术的胡天信仰仅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保护，而禁止民间祈祭。“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由于唐政府的限制，加之这些来华商人以利益为重，担心传播祆教会损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他们经商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祆教只在入华胡人之间流行，他们既不翻译经书，又不广泛地展开传教活动。
中亚势力较大的康国，除祆教外，也有佛教流行，《隋书·康国传》记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一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奉佛。为胡书”。[52]至于祆教何时传入粟特地区，史料无明确记载。三国时在东吴传教的康僧会，其先人也为康国人[53]。于阗国“喜事祆神、浮图法”，[54]“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好事祆神。崇佛教”，[55]“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56]
祆教经典《小阿维斯陀》中记载的处以死刑的重罪，其中有“玷污死物，将死物在火上烘烤，或将它投入水中，或将它埋在地下（包括尸体）”。这一规定，可能主要针对尸体而言，而骨殖则另当别论，这就要求埋殡时只能是骨殖而非尸体了。在片治肯特、花剌子模、克拉斯那雅—雷契卡等地发掘的祆教徒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专门用来盛装骨殖的陶质盛骨瓮。对尸体进行处理埋葬骨殖，应该是祆教徒普遍的习俗。[57]根据《通典》卷193《边防典》9记载：“（康国）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58]《隋书·石国传》记载：“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王室用金瓮作为葬具，民间则用陶质盛骨瓮作为葬具，这种葬具在我国虽有发现，但墓葬中没有明确出现。
近来对粟特古城片治肯特的发掘证明，“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差别，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59]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斯塔维斯基亦认为：前穆斯林时期中亚地区这种有别于萨珊伊朗正统琐罗亚斯德教的官定的神祇的多神崇拜，可以相对地称为马兹达教，它是东伊兰地区主要是中亚和北阿富汗地区的特色。[60]
萨珊波斯流行的天葬习俗，中国史料也有明确的记载：《周书》卷50《异域传下》记载波斯“俗事火祆神……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61]《隋书》卷83《西域传》也载波斯：“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62]《大唐西域记》卷11《波剌斯国》条下记载波斯“死多弃尸”，[63]《旧唐书》卷198《西域下》记载波斯“死亡则弃之于山，制服一月而即吉”。[6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也记波斯“凡死，弃于山，服阅月除。”[65]以上诸书都一致记载萨珊时期波斯人的葬俗是“弃尸于山”。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区别出“华人”与“胡人”在丧葬习俗上的差异，《南齐书》卷54《顾欢传》记载：“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制俗。”[66]
《虞弘墓志记》其为“鱼国尉纥
城人”，其祖父可能曾任鱼国领民酋长，父鱼君任职于柔然。虞弘13岁时曾代表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中西亚诸国。文宣帝高洋时出使北齐，留任官职，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虞弘的族属和国别，学者们考证有稽胡、大月氏、柔然以及其祖先是马萨革泰人等观点。[67]由于虞弘墓石椁图像总体风格和主要趋向属波斯文化，虞弘出身的鱼国与波斯有关的可能性最大。[68]虞弘墓石椁上的图像比较复杂，其中带有希腊、斯基泰、突厥等遗风，或者认为图像中至少包括了波斯、粟特、突厥等文化因素，而其中粟特文化色彩表现较为突出。[69]
犬是与恶魔斗争的勇士，古代波斯人对犬有特殊的感情和依赖。“它是一切邪恶者的克星，它一旦狂吠，则将向可厌者猛扑。”[70]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波斯祆教祭司（The magus）在祭祀时，除了人和狗以外什么生物都敢杀，波斯人的尸体也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后才埋葬。[71]
祆教属于地区性宗教，而且主要在伊朗语诸民族中间说传播。其宗教具有不传教、不译经的特点。陈垣说：“唐时火祆教与大秦（指景教）、摩尼相异之点，有一显而易见者，即大秦、摩尼二教，均有传教举动，且翻译经典，流传于世；故其奉教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火祆则不然，其入来中国者，亦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近来敦煌发现大秦、摩尼二教经典，各在数种，而火祆教经典独无闻，此其证也。又大秦、摩尼寺均称寺，而火祆祠称祠，间有称庙者，亦隐与大秦、摩尼有别。”[72]
祆教在波斯走上层路线，在唐之所以不可行，主要是因为祆教本身“巫术”的色彩太重的原因，故不为唐政府所接受。“火祆教则从娘胎带来浓重的巫气，聚火祝诅，以咒代经，妄行幻法”。[73]
《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记载：武德九年（626）九月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
《册府元龟》卷159《帝王部·革弊一》记载：“高宗显庆元年（656）正月丙辰御安福门楼观大酣，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帝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
各地祆教徒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商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粟特人有一部分已移居各地，他们带来的祆教信仰具有粟特（河中）本土色彩；另一种是受其影响而信仰祆教的当地其他成分的居民，这些人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祆教教义，如奉祆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主神的崇拜思想、向善思想、具有祆教特点的祭火仪式，以及一些较适合当地居民习俗的礼仪、节日等。
祆教徒以幻术见长，并以此吸引众人，而在唐官员眼中祆教多为“淫祠”、“淫祀”。而唐政府对淫祀的限制比较严格，所以祆教很难在唐朝政府上层进行传播，而以民间传播为主。
到唐代，祆教传入中国至少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最晚在北朝后期，祆教就已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史籍中曾指斥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的现象，称后主“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与此同时，北周统治者为了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制定了“拜胡天制”，由皇帝亲自参与祭拜活动。“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74]所谓“事胡天”或“拜胡天”，都是指供祀祆教言。唐朝初年，祆教与朝廷发生了联系。据《通典》记载：“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商胡奉事，取火咒诅。”[75]这里说的祆祠，就是建在东西两京及诸州粟特人聚居地的祆教寺院。韦述《两京新记》与宋敏求撰的《长安志》卷10也记载西京布政坊的“胡祆祠”立于武德四年（621）。可知最晚在这时祆教就已得到唐朝官方的正式承认。唐政府规定东西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祠，由祠部遣人一岁两祀，但是“禁民祈祭”，即禁止唐朝汉人信仰祆教。[76]
在表演幻术之前，照例要在祆祠内举行祈福活动。这种祈福活动，带有强烈的娱乐成分。在敦煌也发现了一些与“赛祆”有关的文书，这些文书属于9世纪中叶敦煌归义军建立之后，在文书中保存了敦煌地区在赛祆活动中，由官府供给“赛祆画纸”、“赛祆神酒”以及赛祆用的神食（包括粮食、油、灌肠）等物品的记录。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敦煌多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赛祆活动。更可注重的是，在敦煌这时的驱傩活动中，“安城大祆”作为队仗中的部领之神，与“三危圣者”、“蓬莱七贤”并列，表明随着粟特后裔的本地化，祆教风习也在向敦煌地方民俗中渗透。[77]敦煌赛祆向敦煌民俗的渗透和穆护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可知虽然祆教并不传教，而且唐朝也明文规定不许唐朝本地人信仰祆教，但是随着粟特胡人的汉化，祆教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
祆教赛神所唱歌曲，就是世传所谓的“穆护歌”，主要流行于今四川、贵州、湖北一带。黄庭坚记叙了其中两句，称：“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78]，从这些诗句中依然可以看出祆教的流传与胡商的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穆护歌后来或转化为地理风水家的口诀，或与民歌结合，或入教坊曲，或为禅师胡歌，或演变为词曲等等，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79]
由于祆教传入时间较长，而且粟特商人又在中国中古社会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在长达15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琐罗亚斯德教一直是古代波斯诸王朝宗信的主要宗教信仰，并且两度被立为国教，对伊朗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琐罗亚斯德教还广泛传播于西亚和中亚各地，并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传到了东方的中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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