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金币及其影响

二、拜占庭金币

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多有发现，出土地点都在古代丝路沿线上，如定县、固原、吐鲁番、西宁等，反映了当时中西陆路贸易的繁荣景象。^[173]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改革币制后，所打制的标准金币名索里得（Solidus），又名诺米斯玛（Nomisma），其重量为1／72磅，合4．4～4．54克。这种金币到东罗马灭亡前一直通用，只是每个朝代金币重量稍有升降。^[174]

关于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是否在丝绸之路上充当通用货币的职能，目前学界还无定论。由于这些货币大多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因而许多研究对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只附带提及。但是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古人的记载是明确的，据《隋书》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175]《通典》载：“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176]《魏书》载：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177]据《周书》记载：“（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则输麻布。”^[178]这里的银钱是指波斯银币，金钱是指拜占庭金币。由此推测在丝绸之路重镇龟兹、高昌和河西等地区肯定会有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的流通，南北朝时期这两种货币在丝绸之路上肯定有充当货币的职能。从中国北方地区大量发现货币的情况来看，与南北朝时中西贸易往来频繁的事实是相一致的，敦煌遗书S．4528《仁王般若波罗蜜经》题记中记有建明二年（531）北魏敦煌太守元荣以银钱布施求福，“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千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文赎六畜。”^[179]从货币的发掘情况分析，有些是作为窖藏而被发现的，如西宁的76枚波斯银币，它们和“货泉”、“开元通宝”等铜钱放在同一陶罐中，可能为流通中的货币。有一部分金币是含在死者口中的，口含货币习俗可能存在两个源头，一是源自古代中国，一是源自古希腊葬俗。^[180]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以金币及其金币仿制品最多，^[181]在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墓出土了一枚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eⅡ）时期铸造的金币，还出土了两枚查士丁一世（JustinusⅠ）与查士丁尼一世甥舅共治的527年所铸的金币。^[182]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还发现一枚阿那斯塔斯一世（AnastasivasⅠ）金币。^[183]1959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发现列奥一世时期（457—474）的金币一枚，埋葬时间约为5世纪。^[184]1996年，宁夏固原西郊乡大堡村北周田弘墓中发现四枚东罗马金币，其中的两枚一为利奥一世（457—473年在位）金币，一为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期金币，四枚金币都有穿孔现象，可能起装饰作用。甘肃陇西县也发现东罗马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时期金币。^[185]

我国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其铸造年代多为公元5—6世纪，这与当时活跃于北方地区的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有很大关系，这些游牧民族是丝路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中原与中亚的贸易交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同时也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与东罗马帝国交流的盛况。但是，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遗物，并不都是通过罗马商人直接传入内地的，而是丝路上商人或者朝贡活动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的货币中存在磨损严重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的使用而造成的。再次，有许多货币有穿孔现象，很可能作为饰物或宝物使用，但不能否认其作为货币流通的事实。南北朝时期货币的使用往往是不稳定的，国内发行的货币亦时存时废，经常变化，处于混乱状态。丝路上其他国家也一样，当时无论大国哒、波斯、东罗马、柔然还是一些小国都为了争夺丝路贸易的利益不断进行战争，货币的变化也是很正常的。有些货币在流通了一段时间后退出流通领域，又作为宝物或者饰物来佩带，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使用并不广泛，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更不可能在中国广泛流通，但参与了当时的流通则是确定无疑的。

姜伯勤先生根据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认为在公元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银通货流行，波斯银币和一部分西域银币仍起着国际通货的作用。波斯银币是南北朝时期通行的国际货币，但其流通并不广泛。^[186]卢向前先生认为，在公元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高昌地区的银钱即使有流通也不会是广泛地流通着。^[187]确实如此，南北朝时期，货币并不是交换支付最重要的手段，其大部分均以实物作为支付手段，如高昌在公元367—560年间为纺织品本位阶段，以毯、布等作为支付手段。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以绢、粮食、锦、布、毯等作为支付手段的记载。因而在南北朝时期波斯银币等货币通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5世纪以前波斯银币并未进入流通领域，因为在出土的5世纪以前的衣物疏中，绝大多数不见铜、银钱、金钱的记载。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发展，河西、高昌等地成为繁华的国际贸易区，因而波斯银币等进入流通领域。^[188]日本学者荒川正晴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回纥钱和波斯钱，正可以反映胡商的贸易活动。回纥钱其实是粟特商人的金融资本，而波斯钱是波斯商人的金融资本。虽然都被称为‘钱’，但是这二者都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货币，而是对金银、绢帛等利贷资本的总称词汇。”^[189]

拜占庭和中国之间并不是直接贸易，而是通过商业民族的中介来完成的，其中粟特人、突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处中亚两河流域的粟特人具有天生的经商才能，为了经商便利，粟特商人自东晋末年以来就进入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散居于新疆库车、吐鲁番，甘肃敦煌、武威一带。公元4世纪时，粟特商人以敦煌、武威、金城（兰州）为据点，持金币和葡萄酒到中国内地西安、洛阳、蓟州等地采购成批的丝绸，贩往中亚。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商人开辟了从中国长安经敦煌、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帕米尔、粟特、波斯至拂菻的丝绸贩运路线，吐鲁番唐墓出土的粟特文文书对此有明确记载。隋唐时期，粟特人大批向中国西北移民，在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形成粟特人的移民聚居区。敦煌有以兴生胡命名的“兴胡泊”，还有从化乡等粟特人的聚落。隋唐社会对外族开放，任命胡人做官。因此，粟特胡人来到长安定居后或参加中原王朝的考试中举做官，或利用他们手中的金银钱币出钱买官。

【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96上《西域传》记载：“成帝时……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贾，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恐失实见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6页。

[2]《旧唐书》卷197《东谢蛮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元深入朝……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4页。《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记载：“会昌中，阿热……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宰相（李）德裕上言：‘贞观时，远国皆来，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国，宣为《王会图》以示后世。’有诏以鸿胪所得缋著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0页。

[3]《宣和画谱》卷1《道释一》，第39页。

[4]阎立本、阎立德的《职贡图》现藏南京博物院。金维诺先生考证是梁元帝大同六年（540）前后的作品，北宋熙宁十年（1077）传摹。岑仲勉先生认为为大同七年绘制，隋唐初摹绘。王素先生认为是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完成的。参见《文物》1960年第7期；岑仲勉：《现存的职贡图是梁元帝原本吗》，《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梁及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5]《职贡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王泷先生认为画法出自元代人的手笔。参见萧望（萧望系王泷笔名）：《娄叡墓壁画的启事》，《美术研究》1984年第1期。

[6]《蛮夷执贡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王泷先生认为与阎立本有关，是拼接起来的残卷。李垠周先生认为是二阎画卷的残本。参见萧望：《娄叡墓壁画的启事》，《美术研究》1984年第1期；李垠周：《早期职贡题材绘画之再探讨》，《美术研究》2001年第3期。

[7]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载周天游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图一；第203页，图四。

[8]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0—95页。

[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0页。

[10]［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9页。

[11]［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0页。

[12]余太山：《南北朝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13]周燮藩、沙秋真著：《伊斯兰教在中国》，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70《王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9页。

[15]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

[1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8—94页；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6—350页。

[17]吴震：《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宗教文史卷》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18]［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3页。

[19]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0—479页；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42—243页。

[20]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

[21]孟凡人：《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易漫白：《弓月城及双河位置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4—210页。

[22]唐长孺主编，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61页。

[2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24]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8页。

[25]［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26页。

[2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21页。

[28]［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87页。

[29]［宋］土溥：《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0—1271页。

[3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31]程喜霖著：《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页。

[32]［唐］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6—3227页。

[33]［唐］令狐德棻：《周书》卷49《异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84页。

[34]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敦煌文物研究所：《1983年全国教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页。

[35]［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99，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7—11728页。

[36]［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关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71—1872页。

[37]［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7页。

[38]［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26页。

[39]［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37页。

[40]［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72页。

[4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57页。

[42]［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页。

[43]［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8《送重表侄王脉评事使南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1页。

[44]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65—766页。

[4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02《李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40页。

[46]［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15《解闷十二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27页。

[47]［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533页。

[4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0《阎立德传》，北京：中华书局，第3941页。

[49]［唐］李肇等：《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2页。

[50]［唐］李肇等：《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51]吴玉厪：《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2]［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56—257页。

[53]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222页。

[54]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55]［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56]T．Burrow．A．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40．转引自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57]转引自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收入作者《西陲之地与东西方交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图十二。

[58]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收入作者《西陲之地与东西方交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33—259页。

[59]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11—213页。另参见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交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6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2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25页。

[61]《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43页。

[62]《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21页。

[63]《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0页。

[64]杨泓：《文明的轨迹》（二），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第119页。

[65]夏鼐著：《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图版4—10。

[66]夏鼐著：《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图版4—11，1。

[67]夏鼐著：《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图版4—11，2。

[68]夏鼐著：《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图版4—15，3。

[69]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图286。

[70]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的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71]盛余韵：《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合办：《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72]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06—210页。

[73]《新唐书·康国传》记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唐会要》卷99“康国”条记载：“（康国）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于内，欲其长成口尝甘言，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15页。《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记载：“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0页。

[74]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

[75]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文物》1992年第9期；收入作者《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8—79页。另参见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76]［日］吉田丰、森安孝夫著，柳洪亮译：《阿斯塔那135号墓〈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10—111页；吴震先生也翻译了此文书，参见吴震：《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宗教文史卷（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77]参见李明伟：《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

[7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306页。

[79]韩儒林：《突厥官号考》，载《韩儒林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9页。

[8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349—350页。

[8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90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01页。

[8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346—350页。

[8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26页；《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64—265页。

[8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2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66—267页

[85]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页。

[86]吐鲁番文物局：《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海洋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简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92—93页。

[88]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4页。

[89]［清］徐松撰，张穆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3“东市”条下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页。。

[90]［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大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2页。

[91]［清］徐松撰、张穆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市”条下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7—118页。(www.xing528.com)

[92]［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从善》，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93]［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3页。

[9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9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76《李淳风》，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79页。

[9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窦乂》，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7页。

[9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9页。

[9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68《李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23—1124页。

[99]［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9页。

[100]［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3《怀德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101]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102]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03]［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98页。

[10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9页。

[105]［日］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作者自版，1968年，第381—385页。

[106]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107]葛承雍：《唐韵胡音域外来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1页。

[108]［美］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吴玉贵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6—37页。

[10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0页。

[110]［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89页。

[111]纪宗安：《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暨南学报》1994年第3期。

[112]［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95《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页。

[113]［唐］令狐德棻撰：《周书》卷50《异域志》，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08页。

[114]［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9《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90页。

[115]［唐］魏征：《隋书》卷84《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4页。

[116]［唐］魏征：《隋书》卷84《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5页。

[117]［唐］吴兢撰：《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118]［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7页。

[119]［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8页。

[120]［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224《唐纪》40，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1页。

[12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6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59—6760页。

[122]莫任南：《突厥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12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40—41页；《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75—276页。

[124]《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79页。

[125]《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8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85页。

[12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7页；《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41页。

[12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8页；《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42页。

[128]陈海涛：《阿姆河宝藏及其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129]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载《考古》1978年第2期；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载《考古》1998年第6期；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载《文物》1987年第5期；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载《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载《文物》1997年第7期。

[130]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南郊唐墓（M31）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

[131]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花舞大唐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40、241页。

[132]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133]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41、59、64、65、112页。

[134]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135]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齐东方认为是粟特银器，见《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孙机则认为是突厥银器，参见《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载《文物》1993年第8期。

[136]宁县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发掘组：《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37]齐东方、张静：《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138]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139]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140]［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5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65页。

[141]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142]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

[143]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

[144]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收入《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145]［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387页。

[146]［元］胡三省著：《通鉴释文辨误》卷9，第3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8页。

[147]［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45页。

[148]［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1页。

[14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4页，图二三。

[150]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安阳县文物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1972年第1期；李知宴：《论范粹墓的瓷器》，《考古》1972年第5期。

[151]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52]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5页，图4—13。

[153]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54]陆九皋、韩伟：《唐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第11、12。

[155]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5期。

[156]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第275页；《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第94页；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第1116页；宿白：《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文物》1988年第10期，第29页。

[15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523页。

[158]［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7页。

[159]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65年第12期，第172—181页。

[16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器——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12期。

[161]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62]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163]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

[164]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165]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

[166]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67]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68]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藏哒银币考》，《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169]［加拿大］杜维善：《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之型式》，《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

[170]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3页。

[171]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页。

[172]［英］裕尔撰，［法］考迪尔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73]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4期；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彭小珍、张绪山：《西学研究》创刊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0页；［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著，郁军译：《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

[174]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

[175]［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第691页。

[176]［唐］杜佑：《通典》卷9《食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7页。

[177]［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

[178]［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50《异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

[179]黄永武：《敦煌宝藏》第3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472页。

[180]对于在丝绸之路沿线墓葬中发现的金币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的现象，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小谷仲男认为口含金币是古希腊的葬俗，小谷仲男还认为中国北朝至隋唐墓葬中的死者口含金币这种葬俗是受到希腊文化向东传播影响的结果。夏鼐先生则认为口中含珠、金币的葬俗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罗丰先生认为这种葬俗与波斯祆教有一定的联系，拜火教是中亚的广泛流传的宗教，后随着波斯、粟特使者、商人等入华，在高昌、敦煌、长安等地都建有火祆祠。新疆吐鲁番是这种葬俗的集中分布区，进入内地则与粟特人的具体流向有关。参见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文物》2005年第3期，第63页。还有学者指出这种葬俗与在中亚和阿富汗等地发现的墓葬中的埋葬习俗非常相似，认为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经河西走廊、新疆，然后再传入中亚和西亚的。参见王维坤：《隋唐墓葬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76—88页；又见《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第219—240页。

[181]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2年第4期，第3—9页；［法］F·蒂埃里、C·莫里森著，郁军译：《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中国钱币》2002年第4期，第10—13页；李一泉：《略谈我国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1973年，第54—99页。

[182]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82—390页；夏鼐：《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3—406页。

[18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9页。

[18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3期。

[185]牟世雄：《甘肃陇西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考古》2001年第12期；马建军、周佩妮：《固原北朝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关于东罗马金币在中国的发现及流布，最近几年有相当集中的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参见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4—82页；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95—316页。

[18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页。

[187]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经济关系综述之一》，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188]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886—888页。

[189]［日］荒川正晴：《道路、国家与商人》，《读书》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