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器 物
大量的异域风格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出土，为研究中西陆路交通提供了重要资料。近些年来，关于我国出土的外来金银器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特别是对金银器的分类，在关于萨珊式、粟特式、罗马—拜占庭式之间的认识上，造成许多混乱。[128]尤其是近些年来，就粟特器物的问题，学术界仍然未取得一致意见。[129]本节的研究重点不在讨论这些器物的性质方面，而是通过对出土的有关明显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结合文献记载来论证它们与胡商的联系。
使用骆驼的商队，特别是大型商队，通过丝绸之路，把中亚和西亚的珠宝器物、植物品种引进中土，考古发现的骆驼身上的货袋能给人带来与商业有关的无限遐想。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载货骆驼，驮有束丝、山羊、野雉、兔子等物，其中的水壶、扁壶和胡瓶，[130]与何家村出土的扁壶、[131]内蒙古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把壶极为相似，[132]是对实物的真实反映。扁壶是马上携带的物品，胡瓶也是胡人随身携带之物，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器物制作精美，实用价值又很高，很快就得到汉人的喜爱，从而影响到唐代器物的制作和贵族的生活方式，西域器物的输入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唐代器物生产和工艺的改革，在唐代贵族墓葬壁画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133]
1975年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了一件银质提壶（图八五），[134]对于此件提壶的来源，夏鼐、齐东方、孙机等曾有不同看法，而夏鼐先生认为是萨珊银器。[135]另一件在我国出土的具有西方特点的金银器提壶为北周李贤墓出土之鎏金银壶（图八六），[136]银壶为长颈，鸭嘴形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高圈足，壶把手两端铸兽头为骆驼形象，并与壶体相连，壶把手上端一侧铸一胡人头像。齐东方先生认为是萨珊银器，[137]吴焯先生认为此物带有明显的罗马—拜占庭艺术特点。[138]另外，在甘肃天水所发现的一座石棺床墓葬中，出土有一件鸡首瓶，[139]墓中还发现有反映胡人宴享生活场面的石棺床、龟兹乐舞胡人俑等。天水古称秦州，为丝绸之路之重镇，此墓与当时胡商有一定关系。
图八五 李家营子银壶
图八六 李贤墓鎏金银壶
关于胡瓶，《太平御览》卷758引《前凉传》曰：“张轨时，西胡至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140]由此可知，胡瓶为东罗马制作，是通过商人带入到中原的。
隋代李静训墓出土一件金高足杯。[141]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一件银高足杯。[142]呼和浩特毕克齐镇出土两件银高足杯。[143]高足杯不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之中，夏鼐先生认为，大同出土的鎏金铜高足杯，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风格；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是萨珊帝国的输入品。何家村出土的银高足杯，器型是萨珊式的，而纹样是唐代中国式的，可能是中国匠人的仿制品。[144]
青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墓葬棺板画上有一幅射牛图，其中有一执壶人，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部有流，束颈，鼓腹，圈足呈喇叭形，带把。同类器物在中亚、西亚经常可见到，从罗马到伊斯兰时代均有发现。传之东方以后，被称之为“胡瓶”。此瓶可追溯到萨珊波斯时期，只是萨珊胡瓶大多数带有较细高的圈足。
关于胡瓶，《旧唐书》卷62《李大亮》记载：“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145]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9记载：“唐太宗赐李大亮，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亦曰‘胡缾’。未识其形制，与太宗胡缾合乎否也？缾瓶字通。”[146]胡人喜爱喝酒，胡瓶是酒器，而不是汲水器。
唐中宗和唐玄宗曾向西域胡人赠送胡瓶。《册府元龟》卷974记载：“（景龙五年）七月己亥，突厥遣使献马，授其使郎将，放还蕃。降书喻之曰：‘……可汗好心，远申委曲，深知厚意，今附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至可领取’。”[147]《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赐金袍金带及鱼带，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148]
胡瓶为唐朝皇室自用之物，由国外朝贡或者经由胡商带入中原地区，说明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
安伽墓石棺床上有手中抱瓶之人（图八七），[149]虞弘墓、史君墓等石棺上都有他们使用器物的场面。胡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河南省安阳县北齐范粹墓出土一件黄釉瓷扁壶，壶腹有一幅乐舞图，共五人，均为男性，深目高鼻，着长衫，系腰带，戴船形帽或幞头，穿长筒靴，中间一人正在旋舞（图八八）。[150]
图八七 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上的胡瓶
1970年，在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件兽首玛瑙杯，杯长15．5厘米，高6．5厘米，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上口呈圆形，下部为兽头，兽头上有两支弯曲的角，面部似牛。内部有流，酒可以从流中流出，制作精细（图八九）。[151]这种酒器不是中国的饮酒器皿，是西方的器物“来通”（Rhyton）。一般认为来通早在西亚的亚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出现，近东地区直到伊斯兰时期以前一直流行，主要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中。河南安阳出土的石棺床后屏左侧宴饮图中出现使用来通的场面，从中可以看到其他人都是“胡跪”坐姿，手持来通的主人则坐姿随意，不同于其他人，可能是一位首领（图九十）。[152]安伽、史君、虞弘石棺床图像中也都有一幅表现在户外葡萄藤下宴饮的场面。
图八八 北齐黄釉扁壶(www.xing528.com)
图八九 何家村出土的来通
1986年，西安东郊隋清禅寺塔基发现萨珊王朝的玻璃瓶。[153]1963年春，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粟特鹿纹银碗。[154]1985年，陕西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出土玻璃瓶和人面铜壶。[155]1987年4月5日，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出土了一批伊斯兰玻璃器。[156]这些器物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与丝路上胡商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图九十 安阳石棺床上宴饮场面
唐代著籍的粟特人中，有一部分从事手工业，粟特人精于波斯风格及中亚风格的银器、铜器制作，也精于制革，故在西州铜作及制革业中，不乏昭武九姓人氏的踪迹。如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下团头帖为追送铜匠造供客器事》记载：
1高昌县帖团头傅□□□
张竹
2铜匠安明智、安大寿、石思□□□
3右件人等，先造供客器□□□
4至。仰速追送，立待三□□□
5丞尉张仁
由此可知，安明智、安大寿和石某是高昌县的粟特工匠。[157]
胡商充分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丝绸不同品种和不同层次的需求，在长期的丝绸交易活动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关于丝织产品性能、质地、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往往在一个聚居点建立规范的商业秩序，并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来提高自己的商业信誉。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飒秣建国“机巧之技，特工诸国”。[158]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以及新疆的玻璃残片，是萨珊玻璃从陆路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据。通过对玻璃的颜色、制作方法、类型、纹饰、风格以及成分的分析，可以说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皿大多数是伊朗的萨珊玻璃。[159]宁夏隋代固原史射勿墓出土的金戒指与固原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镶青金石戒指在形制上非常相似。[160]
由于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中介作用，使中原地区的一些物品也传入中亚地区。中国生产的一些器物在粟特地区都有所发现，这无疑也是通过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传到这一地区的，这些产品所显示出的高超技艺对粟特人的工艺制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粟特人素以经商著称于世，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交往许多方面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敦煌出土的文书可知，唐代敦煌从化乡是一个粟特人的聚落中心。吐鲁番出土有很多与粟特人经商有关的文书，由此推断至少在公元4世纪，大量粟特人已经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经常充当中间人，也是中国西北民族与中亚、西亚诸国政治、经济交往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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