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交通运输工具研究

第五节　商队的交通运输工具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众所周知，中原地区是不产骆驼的，而北魏至隋唐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由胡人牵引的满载货物、用具的骆驼俑等组合形象，以及以骆驼为题材的塑像和绘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增加的趋势，这些胡人俑的形态和组合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东西贸易繁荣景象的反映，揭示了那一时期社会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

在Miho、安伽、史君石椁的商队图像上，发现商队的运载工具主要是骆驼、马和驴，安伽、益都、Miho等商队图像中运载货物或供人骑乘的也是骆驼、马和驴，与敦煌、龟兹、吐鲁番等石窟的壁画上的图像相同，说明这些动物是古代商队的主要交通工具。另外，安伽墓、Miho石棺床上有使用牛车出行的场面。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旅行和长途贩运的理想工具，被誉为“沙漠之舟”。从汉代到唐代的漫长岁月中，在漫长的中西陆路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商队大量使用骆驼。古代欧洲就有骆驼运输企业（图七五），法国学者简·皮埃尔·博伦说：“一个位于科普图斯的骆驼运输企业印在陶片上的收据则再次证明当时的商贸活动的繁荣。该企业属于一个叫尼卡诺尔（Nicanor）的人，主要活跃在提比略与尼禄之下。”^[135]

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认为：“骆驼的鞍具是由一个圆环或拴在鼻子上的一块木头组成的。为了牵骆驼，则必须在其鼻子上拴一根绳子，其负荷物是固定在两个驼峰之间架子上的，商队们还认为骆驼能预先觉察到风暴的来临。”^[136]

牛作为驾车的牲畜也被粟特商人使用，不过这可能是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受到中国大量使用牛车的影响，而且牛车一般不能走太崎岖的道路，而主要是在进入中原以后的一些道路比较平坦的地区往来运输。在中亚地区，我们从克孜尔石窟第38、114窟壁画上所见的中亚商人所带的牲畜，牛是驮载货物的工具，而不是拉车的交通工具。伯希和009号《西州图经参卷》记载：“（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银山道“右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卤，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137]可见古代西域的一些路段有使用马车、驴车、牛车的情况。在这些作为运载工具的牲畜中，虽然都用于驮载货物，但是马大多数时候是为人乘骑的，这在安伽、史君以及Miho石棺床上的画面中都可以看到。由于骆驼的忍耐力及其所具有的在沙漠中的长途运输能力，骆驼一般主要用来驮载比较大的物品或帐篷等用具，驴、骡等则驮较小的货物，但牛应该主要还是在平坦的道路上做拉车使用。在这些牲畜中，无疑以高大的骆驼最富于异域色彩。因此从北朝以来，胡人牵驼的陶俑或三彩成为北朝到隋唐人们喜好的形象，这在此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但牵驼俑往往只是一个胡人牵一峰骆驼，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忽视了对粟特商队整体构成的想象和认识。^[138]

图七五　骆驼运输企业刻在陶片上的收据

随着骆驼俑的大量考古发现，骆驼形象成为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一些墓穴或者岩洞壁画上的骆驼形象，以及墓葬出土的骆驼形象栩栩如生，充满灵气和动感，这些骆驼满载货物和用具，令人想起古代中外贸易的盛况。

骆驼生命力顽强，性情温顺，忍耐力强，具有很好的方位感。因而，骆驼对于丝绸之路和中西交流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出于对这种商业和文化交流的认同，出于对骆驼的喜爱，以骆驼为题材，古人创作了千姿百态的骆驼形象，骆驼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是曾经辉煌的“丝绸之路”的象征。

骆驼驮载丝绸成为独特造型。十六国时期苻坚遣吕光进攻龟兹，靠庞大的驼队载运战利品。^[139]北朝至唐代出现的骆驼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细节，以及封建王朝对外开放豁达的心胸。就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下，骆驼形象成为鲜艳夺目的时代特征，表达了不同的文明融汇碰撞，孕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大唐文化。

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出土的骆驼俑还配有牵骆驼的胡人，这是骆驼形象特有的时代内容。“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的搭配，成为唐人创作陶俑造型的重要内容。陶俑再现了多样的“胡人”形象，表达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和对来自各国的客人的深入了解。这些都是唐代开放的对外交往姿态的现实表现。唐朝政府设置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专门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和管理各国使节、留学生、僧侣。他们到中原来必带有数量不少的骆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驼卧腹不贴地，屈足露明，则行千里。”^[140]可以说，人们对骆驼习性是非常熟悉的。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也出土一件载乐骆驼，形象更为生动。^[141]这件作品构思巧妙且技艺纯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注释】

[1]《后汉书》卷24《马援传》记载马援征武陵五溪蛮夷时，耿舒讥讽马援的用兵行动“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4页。

[2]3世纪至8世纪时，索格特（索格底亚那）包括泽拉夫善河（Zerafshan）与卡什卡河（Kashka Darya）流域。“索格特”这个名字通常只指撒马尔罕附近地区——撒马尔罕索格特（Samarkandian Sughd）——但是有时它也扩大到索格底亚那语流行的整个地区，在7世纪包括它东北的地区（乌什鲁沙那、赭石——今塔什干——和谢米列契西部）。索格特原来比南面和西面的邻国落后，但是在8世纪成了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整个河中地的领袖。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邻近的帝国。商人、传教士和雇佣兵等作为个人，活动极其活跃，渗透到很远的地方。因此政治上的孤立并没有导致文化上的孤立。B·I·马尔沙克、N·N·尼格马托夫：《索格的亚那》，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195页。

[3]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10页。

[4]刘惠琴、陈海涛：《商业移民与部落迁徙——敦煌、吐鲁番著籍粟特人的主要来源》，《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9页。

[6]［法］列维撰：《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法］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4—56页。

[7]A．V．Lecoq：Buried Treasure of Chinese Turkstan Oxford University．1985，p．43．

[8]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9]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pp．671—677．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XⅡ，1948，PP．601—615．J．Harmatta，“Sir Aurel Stein and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Jubilee Volume of the Oriental Collection1951—1976，Budapest 1978，pp．73—88；idem．，“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 1979，pp．75—90；idem．，“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 1979，pp．153—165．F．Grenet and N．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 1987，pp．101—122．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6页注释1、2，第287页注释1、2、5。

[10]这一推断是Henning在“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Letters”一文中，释读第十九行粟特文时做出的，在注解中写道：“If therewere one hundred freemen alone in Tun－Huang－to whose number one has to add that of their families and slaves－the total Sogdian population of that town can have been scarcely below one thousands souls．”详见该文第606页注释9，参见毕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11]［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76—78页；另见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第43—50页；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年第7期，第10—18页；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87—99页；格瑞纳、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0—119页。

[12]［英］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著，Emma WU译：《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语言、考古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6—79页。

[13]see F．Grenet，N．Sims－Williams ＆E．de la Vaissière，“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i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12（1998［2001］）（＝Alexander’s Legacy in the East：Studies in Honor of Paul Bernard）：91—104．

[14]［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5]毕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16]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敦煌文物研究所：《1983年全国教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93页。

[17]［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

[18]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19]［清］董诰等撰：《全唐文》卷701《李德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98页。

[20]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2页；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2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1986年，第7—8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306页。

[2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9页；［法］伯希和撰：《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8页。

[23]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24]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40页；妞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第69—72页；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25]［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363《人事部》4《形体》，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72页。

[26]［日］池田温著：《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刘俊文编，辛德勇、黄舒眉、刘韶军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19页。

[27]［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55《李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9页。

[28]［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5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51—2252页。

[29]［北宋］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8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57—5758页。

[30]［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页。

[31]［北宋］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492—7493页。

[3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41页。

[33]［宋］王溥：《唐会要》卷100《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34页。

[34]［唐］长孙无忌撰，刘文俊点校：《唐律疏议》卷8“越度缘边关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8页。

[3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尚书吏部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页。

[3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六年（610）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52页。

[3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36页。

[38]［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5页；［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02页。

[39]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11页。

[40]杨宪光：《裴矩与〈西域图记〉》，《三晋测绘》2002年第3、4期。

[41]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侯仁之、周一良主编：《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42]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43]［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页。

[44]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青海都兰吐蕃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

[45]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6]王育成：《都兰三号墓织物墨书道符初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图3。

[47]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侯仁之、周一良主编：《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0日）》，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

[48]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

[49]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50]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9页。

[5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0页。［唐］姚思廉撰：《梁书·诸夷·河南国传》记载：“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0—811页。

[52]［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75《何妥传》记载：“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09页。［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25《释道仙传》记载：“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大藏经》第50卷，第651a页。［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7《宋释慧叡传》记载：“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9页。

[5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9《芮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5页。

[54]张英莉、戴禾：《丝绸之路述论》，《思想战线》1984年第2期。

[5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8页。

[56]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57]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

[58]［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77页。

[59]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后以《西域粟特移民考》为名，收入会议论文集。2001年，又改作《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收入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72页，后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36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5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7—110页。

[6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63页。

[61]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6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40《职官》22“大唐官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2—1103页。

[6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40《职官》22“大唐官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5—1106页。

[64]［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3页。

[65]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www.xing528.com)

[66]［唐］魏征撰：《隋书》卷28《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0—791页。

[6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46—47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36页。

[6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111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355页。

[6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40《职官》22“大唐官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3页。

[70]［德］克林凯特原著，赵崇民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71]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9页。

[72]请参见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人墓志铭考释之一》，饶宗颐编：《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290—308页；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5—249页；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原载《文物》2001年第4期，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9—179页；《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荣新江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85—412页；《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第23—38页。

[73]［唐］令狐德棻撰：《周书》卷11《晋荡公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65—172页。

[74]［唐］林宝撰，岑仲勉校注：《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3页。

[75]王仲荦：《北周六典》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3页。

[76]［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4《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册，第378页。

[77]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

[78]苏航：《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79]此表参照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一文第137页的表格，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80]此表参照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第140页；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81]林悟殊：《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载蔡鸿生：《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82]［美］劳费尔著，林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58页。

[83]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8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叡墓》，《文物》1983年第10期。

[85]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

[8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8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88]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8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90]［法］博伦著，魏邀宇、吴旻译：《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业联系》，《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陈星灿、米盖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页，图8。

[91]［东晋］法显记：《法显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第857页。

[92]［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25页。

[93]［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119页。

[94]［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9页。

[95]［唐］慧超原著，张毅笺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45页。

[9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2页、第33页，图二九。

[9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29页，图五○。

[98]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床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四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图7b。

[99]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

[100]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第47页，图二（正视图第7幅）。

[10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20页，图二七（右）。

[10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页。

[103]［法］博伦著，魏邀宇、吴旻译：《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业联系》，《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陈星灿、米盖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9页，图10。

[104]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5页，图32。

[105]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图1。

[106]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图2。

[107]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5期；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图版十五，1、2。

[108]李遇春：《新疆乌恰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109]［德］克林凯特原著，赵崇民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110]［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

[111]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112]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张鸿修编著：《中国唐墓壁画集》，深圳：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70页，图70。

[1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泾阳县文管会：《唐张仲晖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第30页，图三：中。

[114]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第52页，图一九、图二十。

[115]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1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117]［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2页。

[118]［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119]［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120]［苏联］Б·F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

[12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11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359页。

[12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318—32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50—453页。

[123]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吐鲁番拾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辑；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124]此表来自美国学者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一文表十，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439—440页。

[12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3《边防》9，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59页。

[126]转引自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四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127]［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9《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85—3287页。

[128]王博、祁小山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图版，第38页，105—C—34。

[129]王博、祁小山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图版，第82页，218—Ec—1；李遇春：《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石人调查简记》，《新疆文物》1962年7、8期合刊。

[13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图141。

[1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1页，图二八。

[132]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3]［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4页。

[134]张志忠：《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文物世界》2005年第6期。

[135]［法］博伦著，魏邀宇、吴旻译：《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业联系》，《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陈星灿、米盖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页，图9。

[136]［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8页。

[13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138]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

[139]［北齐］魏收：《魏书》卷95《吕光传》记载：“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5页。

[140]［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页。

[141]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