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
在中国祆教画像石中出现的大量骆驼图像，正是对活跃的丝路贸易的一种具体表现。粟特商人的图像资料以前在内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太原娄叡墓墓道两壁上部壁画，各绘一幅载货驼队[84]。山东益都石棺床出现商旅驼运图和商谈图[85]。流失到日本Miho美术馆的一组反映北齐中亚人生活的石棺床上，也雕刻有胡商的场面。近年来，陕西西安安伽墓[86]、史君墓的石棺屏风上[87]，青海郭里木吐蕃墓的板棺上都发现有商旅图[88]。山西太原南郊的唐代墓葬的壁画中发现胡商图[89]。这些有关反映商队图像的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入华胡商的活动情况提供了直接的图像资料。在安伽、史君以及其他墓葬的图像中所反映的商队人数不是很多，但经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商队中有多种成员组成，而每个成员都代表着商队中的不同民族成分。
商人在丝路上经营的商品，主要以奢侈品为主，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高的特点。也就是说，沿着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商人把中亚的玻璃器、宝石、各种装饰品运到中国，然后把中国的丝绸、香料、漆器、铁器、金银器等运到中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或者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意大利阿奎拉佩蒂齐陵墓中的浮雕上有一幅胡商图，时间在公元1世纪（图五三）。[90]表明欧洲的墓主人在死后也用骆驼驮载货物来表现他们生前经商的场面。
图五三 佩蒂齐陵墓中的浮雕
由于“兴生胡”与生俱来的“兴生贩货，无所不至”的特性，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沙漠、高山、河流等自然界的阻隔，还会遇到贼寇的突袭。晋代法显（337—422）从敦煌西行到鄯善途中在渡沙河时记载：“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91]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曾在新疆焉耆目睹过一场惨剧：“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92]玄奘法师在朅盘陀国，“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崄，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93]
《北史·西域传》对且末国（今且末北）的记载：“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予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速
，斯须尽过，若不防者，必至危毙。”[94]
入唐新罗僧慧超《往天竺国传》在记录识匿国
ikni）（即现今帕米尔高原上的锡格南，Sighnan）时说“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95]
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第五幅为野宴商旅图，画幅高63厘米、宽29．7厘米。依内容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雕刻野宴图，下半部刻绘商旅图。商旅图画面中央立三人，左侧者剪发，身着橘红色长袍，双手持一瓶，抬头右视。中间者身着褐色紧身长袍，后背中央及下摆为红色，脚蹬黑色长靴，右肩背一白色口袋。右侧者剪发，身着红色衣，衣袖黑色，腰间束白布，上勒三道黑带，脚蹬黑色长靴。后两人皆背身而立。三人下方两头毛驴背驮黑色口袋左右奔走，左侧有繁茂的树，树下静卧两只羊，右侧骆驼背负重物卧地休息（图五四）。[96]
图五四 安伽墓商队休息图
史君墓石屏风N1高0．83米、宽0．25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的场景，可分为上下两部分。画面上部中心位置为一帐篷，门帘上卷，帘上栖有两只小鸟。帐篷内盘腿坐一男子，头戴宝冠，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握一长杯，左手置于腿上，脚穿长靴。帐篷外树木茂盛，空中有两只飞翔的大雁。帐篷前靠右侧铺设有一椭圆形毯子，上面跪坐一位头戴毡帽的长者，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腰刀，右手握长杯，左手微前曲，两人对坐，做饮酒状。帐篷两侧有三位侍者，左侧两位，右侧一位。帐篷门前和椭圆形毯子之间卧有一犬，作回首状。帐篷的下方为四个男子率领的商队，有两匹骆驼，两匹马和一头驴，商队中间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跪卧于地正在休息（图五五）。[97]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罕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到了北朝、隋代，随着突厥统一漠北以西直至波斯的广大地区，东西贸易进一步繁荣，这时粟特在国际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商贸的道路控制在突厥人手中，为了保证入华贸易的顺畅，粟特人努力交好突厥人是唯一能采用的正确措施。在安伽墓第五幅屏风中，下部有驮丝绸包囊的驼、驴，且有三名粟特人守护；上部的虎皮帐篷中，坐在毡毯上左为粟特人即商队主人，手执来通，向右侧披发的突厥人敬酒，帐外则有戴高毡帽或花冠的其他草原民族，整个画面描述了粟特人行进在丝绸之路上，与突厥人及其他草原民族相遇而欢饮的场面，反映了当日丝路之畅通与草原各族民众的密切关系。这是当时中亚定居的农业民族与中亚各游牧部族在族源、语言、宗教和一系列文化特征上有着亲缘关系的反映。
图五五 史君墓商队休息图
图五六 Miho美术馆收藏石棺床商队休息图
Miho美术馆收藏的石棺床也有一幅商队休息图，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两个披长发的突厥人坐在穹隆顶帐篷里，形象高大者可能是一位首领；另一人可能是这位首领的仆人，手中端盘，正在向首领端送食物。帐外有一大罐，有三位披肩长发的人，面向帐篷之门席地而坐；另有两人也是披肩长发，站立，马背上的驮物都被卸下。下部分为狩猎图，有两人正在猎杀奔跑的动物，外侧一人短发，似为粟特人；内侧一人披肩长发，应为突厥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穹隆顶帐篷与安伽墓、史君墓在形制上十分相似（图五六）。[98]
图五七 天水石棺床胡商出行图
从画面上看，商队到了突厥人的营地，驼背上的货物已经卸下放在旁边。从穹隆顶式的帐篷可知是在游牧民族的领地上，途经此地的商队首领去拜会当地部族首领，按常理，一般是由商队首领前去拜会当地首领，而不可能由当地的首领主动来拜会商队首领。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突厥首领左手下方明显有一突厥装束人正在拿刀切肉，很明显，这就是当地首领的下属正在烤肉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段路程要通过这个部族的领地，要获得当地部落的支持，以便顺利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另外，商队首领与当地首领会面的地方，往往是商队休息、补充给养的地方。从图中可看到，其中有一人正手拿水瓶去打水。以上三幅画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与游牧民族之间关系密切。[99]
天水石棺床屏风编号7，高87厘米、宽41厘米。排列石床正面第四合。此图以郊外山林水涧为背景，路边以拱桥凉亭陪衬。大路上四匹马前后错落不齐，正在争上河桥。前一匹马上乘坐一人，身着圆领紧袖长袍。随后马上乘坐同样服饰的人，高鼻深目，左手提钩，右手反掌前伸，回头向后边骑马人作请让姿势。后两匹马只现出马头和前蹄，似为胡人下属出行图，也可能是萨宝下属的胡商出行（图五七）。[100]
西安北周史君墓W3高0．83米、宽0．39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在山石、树丛中商队狩猎和出行的场面。画面上部正中偏左有一骑马弯弓射箭的男子，头戴帽，右手持弓，左臂抬起作射箭状，身穿交领襟与窄袖衣，腰束带，悬挂有箭袋。其马前有五只动物，其中一只已中箭倒地，其余四只正在奔跑，依次是雄鹿、羚羊、野猪和兔子。在骑马男子左后侧有一马头，右后侧有一侍者左手上举架鹰隼。在山石和树木之间还有四只犬，其中一只在主人马的左侧，头刚从山石后露出，正在追赶前面奔逃的兔子，两只犬在画面右侧奔逃的动物两侧，作蹲坐状，似在帮主人围猎；另一只在画面下部商队马的右前方，似正在山石之间搜寻猎物。画面下部是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在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悬挂着箭袋。两匹马后面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有一头戴船形帽骑在马上的男子，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千里眼”正在瞭望。两头骆驼右上方，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货物并行，驴位于两匹马中间，其后面有一右手持鞭的男子正在驱赶前行，骆驼脚下有水波纹（图五八）。[101]
图五八 史君墓石棺上的商队
将商队行进中的场面与狩猎场面放在一起，表现了狩猎与经商是粟特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能够保持其传统的勇敢、尚武精神，使他们能世代保持其民族特质，而经商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所以说，狩猎与经商活动是粟特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反映。
当时“兴胡”常遭抢劫，面对种种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威胁，商胡只有结伴而行，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据敦煌文书伯“2005号”《沙洲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北有一个“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102]该地应该是古代商胡往返必经之地。
法国学者在论述埃及和红海之间的商路及其商贸联系时，举出商队在瓦笛·梅尼白天歇息时刻在背阴处的铭文，因为那里有能遮阳的岩石，其中明确记载商队经过的文字记录有两次，时间为从公元前2年及公元6年（图五九）。[103](www.xing528.com)
图五九 瓦笛·梅尼商队留下的铭文
驿站也为商队提供给养，一般的，只有中原王朝统治的地区才设驿站。对于商队来说，他们也可能分段雇佣向导，或者全程就雇佣一个向导，如果是一个向导，这个向导与商队会存在一种长期的雇佣关系。就护卫来说，商队除了有自己的常备护卫外，再根据路途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另外再雇佣临时护卫，这种临时护卫除了在当地雇佣外，可能还会由统治这一地区并与商队结成同盟关系的少数民族首领指派。商队中骑马者，要么是这个商队的首领，要么就是护卫，因为马驮不了很多东西，但是马的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合担任侦察或在前探路等重要任务。史君墓商队行进图中走在最前面的骑马护卫腿部挂有“胡禄（箭囊）”，明显是一个护卫。而手握“千里眼”者应该是护卫中的首领，其居于商队的中间位置，起着调度或分配任务的职责，从他骑在马上用“千里眼”观望前方的动作，可推测这一段路程比较危险，常有强盗出没。
图六十 Miho美术馆所藏北齐石棺床上的商队
早先在中原出土现藏于日本Miho美术馆的一组北齐时代的石棺床上，有胡商赶着骆驼正在行进的内容。画面靠外部有三位披发的突厥人形象，都骑在马上，其中一人正在策马扬鞭；另外两人走在骆驼附近，其中前面一人牵着骆驼，左手上屈作持缰状，后一人看似驼队护卫人员，骆驼背上绑着巨大的圆筒形货物（图六十）。[104]
山东益都石棺床有两幅正在丝路行进中的商队图，第一幅上部有两只鸟正在飞翔，下部为一胡商牵一匹骆驼，旁边一马跟随，正在向右前行，胡商深目高鼻，穿翻领上衣，系腰带，垂香囊，著紧腿裤，脚穿尖底鞋。骆驼鞍具上有驮载物，鞍上挂水囊，表现了商旅驼运在途中的艰难（图六一）。[105]第二幅为商谈图，画面有三人，一人着汉服坐于束腰状凳上，双手拿盏。另一人，高鼻、鬈发，身穿后翻领长袍，袍上有联珠纹装饰，手中捧盏，作殷勤之状，刻画出胡商在商谈贸易的情景（图六二）。[106]由此推测墓主人很可能以前曾经是从事丝路贸易的胡商。胡商在丝绸之路上进行交易，商主与客户之间还要进行某些讨价还价的商谈，由此可知，成功进行一次交易是很不容易的。
青海郭里木吐蕃墓的棺板上都发现有商旅图（图六三），走在前面的是四个骑在马上的人物，均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或翻领窄袖长袍的武士，四人均带胡禄（箭囊）；走在后面的两人除一人不清楚外，另一人头缠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腿侧亦带胡禄，为一武士形象；行走在中间的是一满载货物的骆驼，从显露处可见有平放着的一层层成匹的丝绸，看来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是以武力来护送商队的。[107]
图六一 商旅驼运图
图六二 商谈图
粟特人经营的商品因具有高额利润，故而有很大风险。他们首先要克服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带来的困难，中古时期丝路路途中还时常会有盗贼出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他们经常是沿着山边的路线行进，这样比较容易找到水源，以解决沿途骡马和人员的饮水问题。他们也许会雇佣一些武装人员在途中进行保卫，但有时仍然会遇到危险情况。敦煌莫高窟第45窟有一幅胡商遇盗图，商人只好把货物摆在强盗面前祈求神灵保佑。1959年5月，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以西的一个山崖缝隙间发现947枚波斯萨珊银币、16根金条，其中有库思老一世2枚，库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瓮米亚王朝仿制库思老二世的阿拉伯—萨珊式银币28枚，可能是商人遇到强盗时紧急掩埋的。[108]埋藏时间可能在公元7—8世纪，当时大食进攻中亚，攻灭萨珊王朝，致使大批粟特人和波斯人向东迁徙，乌恰县在通往费尔干纳盆地的沿线上，可能就是商人遇到强盗时采取应急的措施掩埋的结果。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认为：“为了防御这种强盗，最好是和武装的商队结伴同行。旅客可以租用驮畜，也可以雇佣向导，他把旅队领到某个地点，在那里又有熟悉下一段旅途的向导可以雇佣。付钱的方式可以是铸币，或者如果是在丝路东段，也可以用规模统一的丝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这类物品。”[109]
图六三 郭里木棺板画商队运行图
亨利·裕尔（Henri Yule）在其《东域纪程录丛》中记载了东罗马帝国派往突厥的使团在行进途中差一点也受到波斯人的伏击：“罗马使团……跋涉长途后抵达一大湖；蔡马库斯一行在此地修整三日，遣乔治（George）先行向皇帝报告访突厥使团正在返回途中。
乔治与12名突厥人向拜占庭进发，所经行程全为沙漠，无水供给，但为捷径。蔡马库斯沿大湖有沙渍的岸边前行12日，跨过一些极为难行的地方，来到艾赫（Ikh）河，又进至达伊赫（Daikh）河，行经一些湖泊地带后，又到达阿提拉（Attila）河，此后行至乌古尔族（Ugurs）领地，其人告诉罗马使团，在科芬河畔丛林地带4000名波斯人正在设伏以待，准备在他们路过此地时将他们擒获。……蔡马库斯闻此，遣10名运输工携丝绸往经缪西米亚（Miusimia）而行，以便迷惑波斯人，使其误以为丝绸运输队既在前行，则使者必在第二天到达。运输工离去后，蔡马库斯一行经达莱因（Dareine）前行，将波斯人可能设有埋伏的缪西米亚撇在自己的左侧，抵达阿波西利。抵达罗戈托里乌姆城后，又进至黑海岸边，乘船抵达菲西斯河，换船抵特拉比宗。自此乘驿站的马匹返回拜占庭，晋见皇帝复命，完成了出使突厥的使命。”[110]
图六四 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驼队图
在山西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画面有一深目高鼻、短发胡商，右手持鞭，正赶着一匹马和一头载货骆驼，骆驼背上挂一水瓶（图六四）。[111]在商队的交通运输工具中，马匹也是必不可少的。
西安唐代李凤墓壁画绘一穿长袍的胡商形象，牵驼人深目高鼻，八字胡须。头戴翻檐帽，穿白色交襟长衫，下摆开叉，腰束带，腰间系黑色香囊，脚穿红色靴子，左手牵驼，回首瞭望，牵一匹单峰载货骆驼（图六五）。[112]
陕西泾阳唐代张仲晖壁画墓中除了出土有深目高鼻的胡人俑、骆驼俑外，还绘有胡商图，一匹骆驼绘于斜坡墓道西壁石门附近，骆驼驮载货物，正在行走；另一匹骆驼绘于斜坡墓道东壁，旁边有一胡商形象，身穿掩襟式皮衣，下身着紧腿裤，脚穿尖头靴；第三匹骆驼绘于斜坡墓道东壁石门附近，有一牵驼胡商形象，骆驼呈卧姿（图六六）。[113]
图六五 西安唐李凤墓牵驼壁画
敦煌佛爷庙六座唐代模印砖墓群的甬道与墓室四壁镶嵌着212块模印砖，其中与胡商有关的模印砖有16块。有两块砖上模印有胡商头戴尖顶高帽，隆腭高鼻，八字形上髭，尖下颏，身穿及膝袍衫，手牵驼缰（图六七）。[114]
郑岩先生认为：“这些绘画作品与北朝墓葬中常见的陶骆驼一样，是这一时期墓葬中所流行的艺术题材，它们在墓葬中的含义或许应与有关的丧葬观念联系起来考察。”[115]石椁上的胡商图，对墓主人来说，经商依然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祖上很可能是一位经商者，表明他们难以忘怀其因经商获利带来的荣华富贵。从中可以看出，商队雇佣向导是必不可少的，所雇佣的向导一定对沿途交通地理条件都很熟悉，粟特地区在古代处在外族势力的控制之中，在这种长时间的环境中，粟特人学会了如何适应中原地区的社会环境以及想方设法讨好或贿赂当地官员。
图六六 张仲晖墓胡商图
图六七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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