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行走路线——以粟特人为例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首先来自于粟特人生活地域的特殊性：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这个位置优势使得他们能够直接占有更多的商机。另外，粟特人的居民点虽然大都处于富饶的绿洲，但是绿洲外围则是大沙漠，这个自然条件容易制约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如果要想求得更大发展，就必须开拓更大的经济通商空间。[2]
西域是粟特人来中原的必经之路，这里留下了很多粟特人活动的足迹。学者根据对新疆塔里木周边地区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安息语、中古波斯语、于阗语、粟特语以及少量的巴克特里亚语等古写本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自公元3世纪开始，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于阗（和田）、楼兰、疏勒（喀什）、龟兹（库车）、焉耆等地就相继建立了一些聚落。楼兰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记有粟特人的账目“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一万石钱二百”足见早在前凉时期楼兰地区已经有粟特人居住了，从一万石的数量来看，当地的粟特人应当不在少数。[3]
借助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转运商。从出土的古信札研究可以说明公元3至4世纪粟特人具有较为发达的城邦生活，在这其中，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粟特社会的基本人群，从这种社会结构基本组成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粟特城邦的重商倾向，说明当时的粟特王室重视对外商业贸易，王室贵族亲自出资，组织大型商队，招募有经验的商人加入王室和贵族商队。
粟特商人在撒马尔罕本土与中国河西走廊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活动不断深入，于是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商品转运站，并以这些转运站为起点，逐渐形成商贸集散地，最终形成粟特人聚落。这些粟特人聚落为粟特人展开贸易活动提供信息、储藏准备运走的货物，许多商队就直接从这些粟特人聚落里开始自己的长途贩运活动。在中原地区，粟特商人主要购买成匹成捆的丝绸、香料、纸张等贵重商品，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关于粟特人向东迁徙的原因，有人认为：“部落迁徙与商业移民，是汉唐时期中亚粟特人入华、定居、著籍以至形成聚落的最主要两个原因。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材料来看，在隋唐以前，粟特人的入华基本都是商业活动的结果，在此之后，粟特人开始了部落的东迁运动，其中原因，与这一时期突厥对中亚地区的占领有密切的关系。在此影响之下，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就出现了大量因部落迁徙而定居入籍的粟特人，并由此形成了如敦煌的从化乡和吐鲁番的崇化乡一样具有一定规模的粟特人聚落。”[4]
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宝（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把萨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作为视流外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以控制胡人聚落。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对粟特聚落的控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北朝早期，大多数聚落不受政府约束，有关的记载也就较少。以后用任命萨宝为政府官员的方式来控制粟特聚落，到唐朝建立时，把正式州县中的胡人聚落改作乡里，如西州的崇化乡安乐里、敦煌的从化乡之类。而位于唐帝国周边地区的一些胡人聚落，如六胡州柳城等地，基本上维持着胡人聚落的原状。”[5]这种对粟特聚落与萨宝之间的关系论证，颇有见地。
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07年在库车西北约10公里盐水沟内一卡伦附近，今名叫夏德郎的地方，发现许多婆罗谜字木简，其中一简文字如下：ywarttas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Yo。（署名）另外还有一简为龟兹国王署名的通行证。正面可辨之文如下：
一行○四、牛四、放行勿诘
二行○二十一、ksum十一月
三行○二十八、swarnata、（pi－ksu）、木上证明
四行○宣示
第三行swarnatn后一字不明。兹于别一残简补足其意。此简有二字，译义如下：
一行○三、Swarnate大王写
二行○……木上证明[6]
龟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龟兹国王苏伐勃
有两子，一位名叫苏伐叠，另一位叫诃黎布失毕。Suvarnate，即苏伐叠，汉意为“金”，公元618年至630年在位，是唐太宗时期的龟兹国王。其弟诃黎布失毕，即Haripuspa，在位年代也在唐太宗时期。由此看来，此件商队通关的证明年代明确，笔者推测此为粟特商队。
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不少用粟特语写成的残卷。1902—1905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Grunwedl）和勒柯克（A．Von Lecoq）在此发现了粟特文残卷。[7]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哈喇和卓古墓葬中出土有17枚“代人”木牌，其中九枚正面有“代人”二字，木牌的背面有粟特字母书写的文字。[8]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T．x11．a号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八封粟特文古信札，其中《二号信札》是公元4世纪初居住在武威的粟特商团首领那奈·万达克（Nanai vandak）写给家乡撒马尔罕的信件（图五十），时间约在公元312—313年。[9]
图五十 粟特文二号古信札
古信札中说：有100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Sryiny，林梅村释作“泥阳”，日本学者译成“敦煌”），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据此推断，当时在敦煌附近居住的粟特贵族加之他们的家眷、奴仆可达数千人之多。[10]这一人数足以使粟特人在敦煌形成自己的聚落。二号信札内容：
（1）尊贵的卡那可克（Kanakk）家族的领主瓦扎可克，那耐·缔合瓦之子，奉仁慈的上帝的旨意，派遣她的仆人那耐·万达克，屈膝向你们表示敬意，一千、一万个祝福送给你们。先生们，对我来说，能看到你们从疾病中解脱出来并得到快乐，那将是我最大的安慰；先生们，当我听到你们贵体安康的消息时，我想我本人也很快乐！
（2）酒泉的阿马特·萨可（Arma"sach）先生平安无事，姑臧的阿萨可（Arsach）也平安无事。先生们，自从粟特人初次走出“内”（例如中国）已经三年了。我让高特木·萨可（Ghotam"sach）安家定居，他平安无恙。而现在他已经走了……而且再没有来自那里的人了，因而，我必须写信告诉你们有关进“内地”的粟特人的情况，他们所到的国家及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先生们，据他们说，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由于饥荒，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此外……远到邺城，这些所谓的匈奴人，昨天还受制于君王！先生们，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把匈奴人赶出中国，赶出长安，或者他们把国家置于一边。（……在……那里）来自撒马尔罕的上百个自由民……在……有四十人。先生们，（……是……）三年了，从（……来）自“内地”……
（3）从敦煌一直到金城……亚麻布销路很好，几乎每个人都改换了原来的布衣或毛织衣物……
（4）先生们，至于居住在从金城到敦煌地区的我们，只要仅仅维持……生活，我们没有亲属，年老而且面临死亡。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糟糕，我不准备写信告诉你们有关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先生们，如果我告诉你们中国遇到的每件事，“不幸”二字远不能言表；从那里，你得不到利益。先生们，自从我派遣萨扎哈然克（Saghrak）和法尼额·扎哈特（Farn"aghat）“入内”已经八年了，然而，我收到来自那里的答复已有三年。他们健安……但是如今，近来不幸发生后，我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此外，四年前，我派遣了另外一位名叫阿提可胡·瓦达克（Artikbu"vandak）的人。当商队离开姑臧的时候，瓦可胡沙可克（W akhusbakk）……在那里。而当他们到达洛阳的时候……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死于饥荒。我派那思岩（Nasyan）去敦煌，他“出外”（例如，离开中国），接着进入敦煌，但是，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没征得我的允许，他曾收到一笔巨大的报偿，后来遭到打击而死于……
（5）瓦扎可克领主，我对你的权威抱有最大的希望！杜合如瓦斯普·万达克（Dh ruw asp"vandak）之于潘萨可克（Pesakk）保存着……我的金币。并且，他把这部分钱存起来。没有转账。你应该掌握这部分钱……从现在开始封存，没有我的许可……杜合如瓦斯普·万达克……
（6）那耐·缔合瓦领主，你应该提醒瓦扎可克，他应该收回这笔款，然后，你们二人同时对这笔存款进行清算，如果瓦扎可克去掌管这些钱，你应该把利息加进本金里，再把它转存在另一个账户，然后把这两份资金都交给瓦扎可克。如果你觉得瓦扎可克掌管这笔钱不合适的话，那么，你应该把这笔钱交给你认为合适的人，因为这笔钱可能产生效益。看哪里有孤儿……如果他成人，能独立生活，而且除了这些钱外，他没有任何心愿，那么，那耐·缔合瓦，当听到塔库特离开人世去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和我父亲的灵魂将会保佑你！再就是当塔克黑塞可·万达克长大成人的时候，给他娶一位妻子，不要让他离开你……当你需要现金的时候，那么你可从所有钱中取1000或2000斯贷特（Staters，古代希腊的金币单位）。
（7）万·热兹马克（Wan"razmak）给我向敦煌寄了32个麝香囊，麝香囊归塔库特所有，因此，他可能会把它们递送给你。当你得到这些麝香囊时，请把它分成五份，三份归塔克黑塞可·万达克，一份给潘萨可克拿，你拿一份。
（8）这封信写于车思·斯万（Chirth"swan）领主13年，塔各合米开（Taghbich）月。[11]
第一、三号文书是一个名叫Wīwnay的妇女所写的：一号信件是写给她母亲蔡特思（Chatis）的。三号信件是写给她丈夫那奈（Nanaidhat）的，三号信件上还有他们的女儿莎恩（Shayn）的一则附言。我们读到：“法克汉德已经跑掉了；中国人找他但没有找到。因为法克汉德的债务，我和（我）母亲在一起，已经沦为中国人的奴仆了。”她们母女被她的丈夫所抛弃，还背负着他丈夫的债务，信中表现出对丈夫的强烈不满：“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却没有接受我母亲的吩咐，也没有听从我和弟兄们的劝导。一定是在遵从你的命令（我跟着你）的那天，神灵们一定对我生气了。我宁愿是一只狗或一只猪的妻子，也不愿意是你的妻子！”妇女Wīwnay被困在敦煌长达三年之久，这期间她有五次机会可以离开，应该是与启程的商队一起走，可是她没有足够的钱即20个斯塔特（stater）来支付她的费用，从给她丈夫的信中以及给她女儿的附言里可以看出这对母女依靠为人养羊为生，生活相当贫困。“我生活得很惨，没有衣服，没有金钱；我想借钱，（但是）没有人肯（借）钱给我，（所以）我依靠寺庙僧侣的施舍。他对我说，如果你走，我会给你一匹骆驼，一名男子将陪同你前往，一路上我会好好照顾你的。”[12]
除了二号古信札外，同时发现的第五号古信札也是反映商业活动的信函。
粟特第五封信的内容：尊贵的Aspandhat大人，向您致敬，对我而言，你的仆人Fri－khwataw在此每天祈祷您的健康、安乐、远离疾病、事事如意，这使我拥有快乐的每一天。如果能进一步在您周围看见您，并向您致敬（就像对神灵一样）会使我的快乐加倍。
在内地我每天都听说一些不好的消息，所有消息都是关于A［khurmaztakk］，他自己是如何离去的？他带走了什么？我已经变得孤立。我现在姑臧不能前行，也没有商队离开这里。在姑臧这里分得四捆白丝和2500个单位重的胡椒，以及双倍prasthaka分量n（？？y）t，五倍prasthaka分量的rysk，和半stater的白银。当Ghawtus离开姑臧的时候，我跟踪他一直到了敦煌，但是为了不迷路，我没有出关越过边界。Ghawtus已经发现了一条易走的路线，我很快就会带来那些“黑的”。许多粟特人已经做好离开的准备，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为了Ghawtus而越过群山。我应当留在敦煌，但是他们（粟特居民）生活穷困。我依靠来自你的＇pr＇k的施舍度日，因此我会待在姑臧……
我听说Kharstrang欠您二十staters的白银，他宣布要归还这笔钱，我会把钱带给您。他把白银给了我，我称了重量，只有4．5staters。他说Aspandhat会在路上找我，并给我7．5staters的白银。因为只有4staters的白银，所以我只能置办四件的（＇st（k）［？］）。那些“黑”的粟特人拿了白银并且说我们没有钱。因为我比他们穷，如果你听说Akhurmaztakk是如何害我的，那么你也应该小心提防。
您的仆人：Fri－khwataw
三月十三日书于姑臧
［Recto］To the noble lord Aspandhat，blessing（and）homage．And（it would be）a［good］day［for him］who might see you healthy（and）safe，happy，free from illness（and）content．Fr［om Fri－khwataw］your servant．And［for me the］day（would be still）better if［I might see］you［my］self［and］might pay homage to you from nearby，［as］（homage is offered）to the gods．
［From］inside（China）［I］have heard worse，not better，（news）day（by）day，and whatever I might write concerning A［khurmaztakk］（？），how he himself went（away）and what he had…I have become isolated，and，behold，I stay here in Guzang and I do not go hither（and）thither，and there is no caravan（？）（departing）from here．In Guzang（there are）4bundles of“white”for dispatch，and 2，500（measures of）（？）pepper for dispatch，and a double prasthaka of n（？？y）t，and 5prasthakas of rysk，and half a stater of silver．When Ghawtus went（away）from Guzang I went after him，and I came to Dunhuang，（but）I was prevented（？）from straying（？）outside（China）．（If）…Ghawtus had seen［＝found？］a level route，then I would have brought out the“Blacks．”Many Sogdians were ready to leave，（but）they could not leave，for Ghawtus went by（？）the mountains．I（？）would（have）remain（ed）at Dunhuang，but they［＝the Sogdian inhabitants］were destitute．I depend（？）on charity（？）from your＇pr＇k，for I am serving（？）…in Guzang，and［they…．］me，and they make me．，and they obtain my…，［and］they increase（it）with our．．．And…I am very wretched，and the…
I heard thus：Kharstrang［owed（？）］you twenty staters of silver，and he declared（？）thus：I（will）bring（？）（it）．He gave me the silver，and I weighed it，and（there were only）four and a half staters altogether．I asked：If he［sent］twenty staters，why do you give me four and a half staters？He said thus：Aspandhat found me on the way and he gave（it）to me（？）．｛He said thus：（There are）seven and a half staters of silver．｝And for four staters I obtained four loads of＇st（k）［？］（m）．And the“Blacks”took the silver，for they said thus：We（？）have no money．For（according to them it is）better（that）I should be wretched than they！（If）you should hear how Akhurmaztakk has done me harm，then you should pay heed（to this）too．
Sent by your servant Fri－khwataw．This letter was written from Guzang in the third month on the thirtieth（day）．[13]
由文书内容可知，该商团的粟特商人活跃在河西走廊、黄河中游地区[14]。这封信件的外部写有从凉州寄往撒马尔罕（Samarkand）的文字说明（图五一），信中还多次提到了由凉州向内地派出商队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断，在公元4世纪初，高昌、敦煌、凉州等地是粟特商人的主要聚居区和重要的商业中转站，而敦煌当时已成为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货物转运站[15]。陈连庆先生认为，“自前凉以来即以姑臧为政治中心，高昌为西方前哨，敦煌为中继要地。所以敦煌和姑臧等地都是胡人聚居的地方。”从这些信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商品交易的情况，更可以看出这些粟特商人在凉州一带已经扎了根，他们不仅面向京洛，而且把触角伸向整个华北。随时派遣人员，传递消息。”[16]其中凉州当时应该是粟特商队的大本营，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西汉时设立武威郡，自古就是西北进入关中进而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重镇，也是河西地区一处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汉代以来更是西域胡人在华的重要聚居地。
图五一 粟特文二号古信札外部文字
玄奘曾经指出：“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17]河西走廊作为中西往来的重要通道在古代曾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时期，中原动乱不止，五凉政权立足河西，政治上基本稳定，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一时期的西域诸国与五凉政权保持一定的隶属关系，河西走廊成为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商业孔道。中亚、西亚的商人、使者、僧侣东来西去，必经河西走廊，他们大多以此作为据点长期居住下来，使河西地区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当时的商品并不是一次性从中亚直接贩易到中原的，而是要经过商队几次倒手才能贩易到中原地区。河西走廊不仅为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使节以及其他旅客在沿途提供食宿，而且还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场所。[18]
这些粟特人聚落基本都集中在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商道沿线，因此与商业贸易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立的商业类型的粟特人聚落则明显就是其商业活动的直接结果。而有些则为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援助，如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就出现有大量定居的粟特人为过境之粟特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当保人、译语人等的文书。
唐政府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保持正常的交往，设置了“译语人”，主要是由精通胡、汉语言的粟特人担任，因为常与官府打交道，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一般的粟特商人，他们在唐王朝与周边诸国的交往以及中外贸易、文化交流活动中扮演着中介人的作用。唐代李德裕于武宗会昌二年（842）正月十日写的《论译语人状》记载：“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19]这里的石佛庆应该是当时流寓长安做译语人并且属于回鹘汗国的粟特人。另外，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有《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文书记载：“高昌县译语人康□□□……军资练拾疋□。”[20]此件文书中的译语人康某也应是在西州充当翻译的粟特人。
吐鲁番发现的牵骆驼胡人俑表明，这些贩运丝绸的商队虽来自中原，但其中大部分是粟特人，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出现的所谓“行客”、“兴胡”，绝大多数也是粟特人，他们是丝路贸易的真正垄断者。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发现的《唐贞观廿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文书记载：
1．贞观廿二□□□庭州人米巡职辞：
2．米巡职年叁十，奴哥多弥施年拾伍
3．婢娑匐年拾贰，驼一头黄铁勤敦捌岁
4．羊拾伍口。
5．州司：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
6．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由来，请乞
7．公验。请裁，谨辞。(www.xing528.com)
8．巡职庭州根民，任往
9．西州市易，所在烽
10．塞勘放。怀信白。
11．廿一日。[21]
由文书可知米巡职要到西州去贩易，向庭州申请公验，说明他是一位附籍庭州的粟特人。
贞观年间，粟待人移民在大首领康艳典的率领下于蒲昌海地区建立了四个城镇。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885）书写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S．0376）记载：
“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22]
粟特商胡在中世纪掀起的东迁浪潮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可能出现“举族”或者“举家”迁移的群体行为。以这种商业活动为表现形式的移民浪潮，其结果导致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很多的粟特人聚落。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了很多商贸据点，逐渐发展成为聚落，并把这些聚落连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的粟特人定居点逐渐发展成为粟特商人进行丝路贸易的基地和商品集散中心，这些聚落往往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形式，以便约束粟特人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凉州和六胡州等地的粟特商人都有武装力量，这种武装组织是粟特胡商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
为了保证丝路贸易的畅通无阻，唐王朝在中亚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设置了完善的行政机构和完备的国防制度，驻扎有大量的军队以维护和保障商旅的安全。军队驻扎的军事费用依靠收取商税来解决，《新唐书·西域传》就记载：“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昭武九姓移民聚落当首推六胡州，1981年4月在洛阳南郊发现了唐代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及其夫人的合葬墓。[23]唐代于调露元年（679）还在河套一带设置鲁、丽、含、塞、依、契六州，称为“六胡州”，其中大部分为粟特人。突厥兴起之后，粟特地区长期处于突厥控制之下，从而导致粟特人大量进入突厥部落之中。唐代在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地区所出现的六胡州，原本是为了安置突厥降户而设置的，但由于粟特人与突厥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地区也成为当时入华粟特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聚居区域。六胡州在唐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唐朝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4]
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在长安随处可见，史称“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25]丝绸之路沿途等地多次发现波斯、拜占庭、大食的金银币，说明从陆路来华的商旅络绎不绝。唐代都城长安就是胡人云集的地方，西市更是胡商聚居之处，整个城市胡风盛行。胡商在这里开设商肆、酒肆、波斯邸，从事珠宝、香药等买卖活动。
《新唐书·安国传》记载贞观初太宗平定西突厥，扫清了丝绸之路交通障碍后，“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
1965年，池田温发表了《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论证了在敦煌东约500米的地方有一个称为“安城”的粟特人聚落，此聚落处于唐朝政府的管理之下，被编为“从化乡”[26]。另外，在碎叶、罗布泊、伊州、六胡州、凉州、沙洲、长安等地，都存在粟特人聚落。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促成了他们入华后在各地的定居，并开始发挥一些政治影响，这在隋末更加明显。武威一直是粟特人的商业基地，这里的粟特人聚落在隋末已经十分强盛[27]。李轨在此反隋依靠的两支主要力量，一支是当地豪杰，一支就是胡人。安修仁、安兴贵兄弟是胡人的首领，他们先是协助李轨起事，后又投降唐朝，执李轨送至长安[28]。与武威相呼应，长安有粟特商人何潘仁起义反隋，他在长安郊外的司竹园起兵，有众数万，后归属李渊长女平阳公主[29]。
巴尔托里德（V．V．Barthold）曾经指出：“握有丝路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庭之间使者的往返，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撒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30]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了很多商贸据点，逐渐发展成为聚落，并把这些聚落连接起来。粟特商人通过这些聚落，熟悉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行情，建立起一定的商业信誉，贩易东西方不同的商品。
早在魏晋时期，来自中亚的胡商就居住在现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地区、河西地区，有些还流寓长安、洛阳等地。贞观五年（631），唐朝打败东突厥后，“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唐代宗年间（762—779），“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商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这些胡商来到内地买田治宅，开店铺，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资治通鉴》卷232记载：“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鹘，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乎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31]
《S．0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载：“隋大业六年（610）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末，复没于胡。贞观四年（630），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管三县：伊吾、纳职、柔远。伊吾县……其俗又不重衣冠，唯以多财为贵……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纳职县……又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柔远县，右相传，隋大业十二年（616）伊吾胡共筑营田。贞观四年，胡归国，因此为县，以镇为名。柔远镇，镇东七里隋大业十二年置伊吾郡，因置此镇……其州下立庙，神名阿揽。”[32]
《唐会要》贞观二年（628）六月十六日的敕文似乎对此已作出明确规定。其云：“诸蕃使人所娶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33]高宗时修订的《唐律疏议》又重申：“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34]由此可知，唐朝法律允许胡商在华居留期间迎娶当地妇女为妻妾，但是不准携其出境或返回故里。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法律对他们从入仕到衣着多方面都加以严格限制，如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35]又规定天下章服皆有等差，“骨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阜”等。[36]
开元九年（721）四月康待宾等人领导的“六胡州之乱”，叛乱人数达7万余人，坚持了三年之久。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安禄山本人就是一名九姓胡与突厥的混血儿，其军队在经济上获得胡商的支持。构成安史武装叛乱力量的主体的柘羯、杂种胡，多来自中亚并定居幽州等地的九姓胡[37]。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骤衰，丧失了西域及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胡商从以上地区进入内地已不可能。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被阿拉伯人取代，中亚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唐与粟特本土的直接交往已经隔绝。九姓商胡的最后一次朝贡是石国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38]。
在吐鲁番所发现的一件粟特文地名录（T．iiD．94）中，也记载了9到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条商路自西而东为拂菻、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朅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最终到达薄骨律。薄骨律即宁夏灵武，为唐代朔方节度使府[39]。
粟特人的经商天赋使得他们一直以商业民族的形象活跃在中国中古社会的历史舞台上。魏晋时期，粟特人的活动已见于文献记载。粟特人向东迁移，主要是商业利益的驱使。历史上粟特所处的中亚地区政治形势经常发生变化，长期遭受外族势力入侵，粟特民族先后受到马奇顿、大月氏、
哒、突厥、大食等势力的侵袭，促使粟特人东来贩易。公元4世纪以后，入华粟特人相继处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政权的管辖之下。公元6世纪，有一部分粟特人依附于漠北的突厥汗国，他们沿着迁移路线，先后形成一些聚落，一些沿途重镇遂成为贸易中转站。他们的其中一部分人再继续向东迁移，然后在丝路形成一些新的聚落。
《隋书》本传保存了《西域图记》的序言。序言中叙述了我国通西域到地中海的大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这三条大道是：北道，在天山北路，由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等地而至西海；次为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而至西海；三为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叶城地区）等地而至西海。在这三道中，中道和南道越过葱岭分别到达波斯（今伊朗）和拂菻（即东罗马帝国）等西亚、欧洲各国。西域各国人民也是通过这三条道路东来，汇集敦煌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裴矩认为：“新疆的伊犁、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上述记载，是研究隋代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40]。
丝绸之路开拓中，草原商路是最早开通的商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这条贸易路在沟通中国和西方的丝路贸易中持续发挥了十几个世纪的重要作用。西汉以后，中亚的胡商凭借他们位于中亚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和商业优势，开始扮演起重要角色，其中粟特人为草原游牧民族长期提供商业帮助，并在中国、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贵霜王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苹芳先生认为：4世纪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至5世纪北魏前期，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指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这条路线从公元4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11世纪，都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是连通中西亚和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文化交流有极其重要的作用[41]。
粟特人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在推动草原民族如匈奴、突厥、回鹘、吐谷浑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力量。粟特人还充当了突厥与中、西亚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突厥人从中原获取的大量丝绢主要是通过粟特商人的媒介作用，由于粟特商人的策划和积极行动，突厥汗国和东罗马帝国结成联盟，对波斯帝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衰落，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进攻。粟特人还参与了
哒、柔然帝国与中西亚地区经济贸易的活动。在粟特商人的帮助下，回鹘人在与唐朝的绢马贸易中，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益。
从粟特地区向东沿着丝路，几乎每一个大的城镇或者是位于重要的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身影。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朅盘陀，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都成为他们的商贸据点，甚至成为他们的货物集散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城市为基地，向西转运金银丝绢，不论向东还是向西，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西域各国的都市，必然成为粟特人的驻足之地，这些西域王国也从粟特人操纵的丝路贸易中获取丰厚的利益[42]。
法国学者沙畹指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卢羯泚（Broach）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之舟航也。”[43]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了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的丝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4]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45]。
图五二 都兰吐蕃墓道符
1999年7—9月，青海都兰三号墓发现两件写有墨迹的织物，编号99DRNM3：16（图五二）、99DRNM3：43，其中前者是一道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道符。王育成先生认为：“99DRNM3：16的楷书市字，即是表示商业买卖市场的符文，似乎该字可能是指中原与吐蕃之间茶马皮货贸易的‘交市’、‘互市’之市。这个字的字体写得比较大，贯穿符腹，且居于中央位置，两侧各有三个曰形护持，系诸符文中最为醒目者，明显地体现出其为诸神的佑护对象。”[46]
这一发现非常引人注目，古代人们知道商业贸易这种活动带有一定风险，因此往往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即将希望寄托在精神方面，以求平安。这有力地证明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在古代的贸易繁荣景象。
徐苹芳先生指出：“西宁波斯银币的埋藏虽已晚至唐代以后，仍可说明4至6世纪河西走廊被地方政权割据之后，从兰州（金城）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大通，北至张掖，或西过青海湖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至敦煌或若羌的这条‘青海道’路线，它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线。”[47]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吐谷浑道、新北道和草原丝绸之路上。这一时期与河西走廊平行的还有一条道路，即吐谷浑道或河南道。吐谷浑还占据了西域的若羌、且末等地，由此开辟了一条不经过河西走廊而是直接由青海往西直达西域的通道。其走向为：由临夏过黄河，西北方向行至乐都，再沿湟水西行至西宁，由西宁继续西行，沿日月山经青海湖北面向西进入柴达木盆地，至阿尔金噶斯山口进入若羌。这条通道的形成、发展，使得吐谷浑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成了西域和西方诸国同中原各朝进行经济联系的重要枢纽。[48]陆路丝绸之路也称绿洲路，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也就是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在绿洲路的北边还有一条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鲜卑、柔然、
哒、突厥、回鹘等民族，他们在丝路贸易、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部分来自西方的商人打着官方使节的幌子从事中西方之间的商业贸易，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如果西方商旅能够以使节身份进入中国，可以享受极多好处，这是由当时中国的政体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大致以汉水和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政权，又因北方政权实际上控制了河西走廊，不欲西域和漠北政权使用和经行河西走廊丝道前往南朝，故而在公元4—6世纪，北方、西域、漠北、南朝间的政治经济往来，主要借重于丝绸之路河南道。基于同样目的，为了能够与南朝、东魏、北齐相交，吐谷浑也需要借重于丝绸之路河南道[49]。
粟特人通过青海道然后经过益州、荆州与南朝进行往来，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隋唐时期蜀汉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50]“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51]说明益州也是粟特商人贸易活动的重要地区。[52]
柔然国的商人除与北魏从事贸易活动之外，同样也经丝绸之路河南道与南朝贸易。建康是柔然商人首选的贸易地点，其次是到益州贸易，故文献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53]
回鹘道，由于吐蕃占领了河西，阻断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唐朝官员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称回鹘道，建中二年（781）北庭节度使李元中、安西四镇留后郭昕假道回鹘回朝。其实，此道在历史上早已存在，是漠北地区经过阿勒泰、巴里坤草原进入古代西域的一条重要通道。此道大致可分为从北庭至回鹘牙帐、从回鹘牙帐至长安两段。应当指出，回鹘道（即草原之路东段）在唐代后期的中外贸易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随着吐蕃的强盛，西域路不断遭到侵袭骚扰，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及西域大部陷于吐蕃，这样唐与西域的联系以及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便主要依仗回鹘道了。建中二年（781）北庭都督府的使节归长安、德宗朝奉命去于阗求玉的内给事朱如玉、贞元五年（789）由印度返回中国的僧人悟空、代宗年间大食来唐使节等，都是从回鹘道来去的。至于不知姓名的商人当更多些。[54]
已有学者研究认为：“我们不难看出一条粟特人所走出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或是从南道的于阗、且末、石城镇，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入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并州、云州乃至幽州、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粟特人几乎都留下了遗迹，甚至形成聚落。”[55]
南道，从粟特越过阿姆河进入大月氏领地（吐火罗），越过葱岭，经朅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子合（西夜、悉居半、朱驹波，今叶城以南）到于阗，或经无雷（今塔什库尔干北一代）、莎车（叶尔羌）、皮山到于阗，从于阗过扜弥（今于阗东）、精绝（今民丰以北，尼雅河下游）、且末、鄯善（今若羌北部）。
中道，从粟特向东至大宛（《新唐书》之拔汗那，今中亚之费尔干纳），过休循（今帕米尔阿赖谷地一带），越葱岭上的捐毒（今乌恰县一带）到疏勒，向西北到龟兹，向东至焉耆到高昌。
北道，从粟特向北由石国入伊犁河谷，经突厥可汗庭（碎叶城，今楚河下游南岸的托克马克）渡伊犁河，至弓月城（今霍城）、轮台县、北庭向东行，经蒲类（今巴里坤）到伊吾（今哈密）。[56]
张广达先生在《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一文中指出：“从种种迹象判断，粟特人的东来是沿着怛逻斯河（Talas）、楚河（Chu）流域推进的。7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唐高僧玄奘（600—664）赴印求法，归来记述所历诸国情况时，不仅把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称之为窣利（粟特），而且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uydb）的地区也名之为窣利，这正是因为他看到碎叶城以西的楚河流域、怛逻斯河流域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城镇，因而把这一地区纳入了窣利（粟特）的原故。”[57]由此可知，当时粟特的地理范围是非常大的，粟特人在丝绸之路已经形成数量很多的聚落。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记载怛逻斯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58]又记素叶水城（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怛逻斯城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西姆城（Ak－beshim），这里所记载的商胡，应当就包括大量的粟特胡人[59]。
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以康国势力最强，在萨珊波斯王朝向外扩张时期，粟特地区成为萨珊王朝的附庸，由于历史、地理等诸方面的原因，粟特人向东方进行贸易，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最容易获利的物品，即从中国收购大量的丝绸运往中亚。他们成群结队地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为了便于经商，他们选择丝路上的重镇聚居。东晋初期，粟特商人已经活跃在河西走廊和中国内地。北魏时期的平城是当时胡商的一个重要聚居地。北魏迁都洛阳后，曾在洛阳城内设四馆，来自中亚的胡商主要居住在崦嵫馆，赐宅名为慕义里。北魏时期地处西域的高昌是胡商的重要聚居地和贸易转运站。《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胡商活动信息。[60]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粟特商人的行走路线，这条道路进入新疆后，沿塔里木盆地有两条道路，一条为南道，从疏勒（今喀什）、莎车、于阗（和田）、车尔臣（且末）、若羌（鄯善），到阳关进入河西走廊；中道从疏勒向北经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姑墨（温宿），向西经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玉门关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北道，从碎叶，向东进入伊犁河谷到达弓月城，沿天山北麓，可达高昌和北庭，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最后到达长安、洛阳。另外，在平城（大同）、并州（太原）、相州（安阳）、青州等地也发现了胡商留下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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