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胡商形象与影响研究

第二节　石窟壁画中的胡商形象

新疆龟兹石窟中常有表现商人活动的画面，如马壁龙王救诸商人、萨薄燃臂引路、乙耳入海本生、勒那阇耶本生等本生故事画，大多绘制在窟顶的菱形格中。石窟壁画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根据佛经来绘制的，龟兹石窟中的萨薄大多是以菩萨形象出现的，都是表现了释迦牟尼前世所做的种种善事。

克孜尔石窟中有一幅画，画面作矩形构图，已有残损，左为一龟兹装束的人，驱赶着一辆牛车，满载着成捆成匹的丝织品，右为数身手舞足蹈的男女，喜迎商客的到来。所谓牛犎洞，即由此而来。这不会是一幅世俗画，因在克孜尔壁画中，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一幅与佛教故事无关的画。再从画面看，也不同于克孜尔壁画因缘和佛传故事画，很可能是一幅佛本生故事画，至少可以认为是一幅与丝路贸易内容有关的画，足资证明上述以商业活动为题材的佛本生故事画，并非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丝绸之路的景况。^[63]

萨薄燃臂引路本生是克孜尔石窟经常表现的场面，出现在克孜尔第8、第17（图三三）、^[64]第38（图三四）、^[65]58、63、114（图三五）^[66]、178、184窟，还有台台尔石窟第13窟，画面皆在菱形格中绘出萨薄高举双臂，双手呈火炬状，背景为山谷，旁边绘2～3个胡商形象的人物，运载工具类似驴或骡子。《贤愚经》卷6记载：“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阿难白佛：不申世尊，过去世中，为此除，其事云何？佛告阿难：乃昔久远，无量无数阿僧祇劫，此阎浮提，五百贾客，共行旷野，经由崄路，大山谷中，极为黑

。时诸商人，迷闷愁忧，恐失财物，此处多贼，而复怖畏。咸共同心，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祇，啼哭求哀。……是时萨薄，即以白毡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谷。时诸贾客感戴其恩，慈敬无量，各获安稳，喜不自胜。佛告阿难：尔时萨薄，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尔时五百诸贾客者，岂异人乎？今此五百比丘是也。”^[67]

图三三　克孜尔第17窟萨薄燃臂引路

图三四　克孜尔第38窟萨薄燃臂引路

荣新江先生认为克孜尔第17窟萨薄燃臂引路画面中的人物与安伽墓石屏风上的粟特人很相似：“此洞窟年代约为6世纪。前一商人穿褐色翻领紧身长袍，上身有白色斑点，绿色裤子，腰间束带，脚穿长筒靴。后一商人穿白色圆领紧身长袍、白裤，衣边为褐色镶边。不论是翻领长袍还是圆领长袍，都和安伽墓石屏风上的粟特人的服饰相似。”^[68]但从画面上看，人物身材修长，萨薄为菩萨装，而萨薄后面一人身穿三角翻领上衣，脚穿长靴，最后一人穿开襟圆领长袍，并且萨薄后面两人头戴尖顶圆帽，与龟兹供养人装束相同。

马壁龙王救诸商人本生，出现在克孜尔石窟第7、13、14、17、114、193窟中。《经律异相》记载：“时阎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求宝。有一商主，名曰满月，得如所愿，即欲发还。龙心怀嗔，欲害商人。复有一龙王名曰马壁，是大菩萨，以本愿故，生于龙中，起慈悲心，救诸商人，令得安稳过了大海，至彼岸边。龙王然后还本住处。”^[69]画面上的马壁龙王皆为双头龙形，或绕山作桥，或盘卧于地，其背上行走着龟兹装客商及其载货的驼、马、驴等运输工具。

第13窟中画面一人赶着一头驴，驴背上驮满货物，腰束带，腰间带短剑（图三六）^[70]，正在行进当中。

图三五　克孜尔第114窟萨薄燃臂引路

图三六　克孜尔第13窟马壁龙王救诸商人

图三七　克孜尔第14窟马壁龙王救诸商人

第14窟画面绘一龙双头，龙背上站两人，左一人头戴尖顶圆帽，白色三角翻领上衣，腰束带，下穿紧口裤，双手合掌，头向右偏，龟兹人装束。右一人穿黑色三角翻领上衣，双手合掌，龟兹人装束（图三七）。^[71]

克孜尔第114窟画面绘一龙双头，有两人身穿开襟长袍，领着一驼一驴，前一人左手持驼缰，右手扬鞭，正在驱赶。一人在毛驴的内侧，跟随行走（图三八）。^[72]

克孜尔石窟第178窟原本有一幅与商人有关的故事画，20世纪初被日本探险队剥走，内容为狮子商主勇斗旷野鬼。主要讲述在迦尸国与比提醯国之间的旷野中有一鬼，断绝道路，无人敢过。一日，狮子商主与诸客商经过此地，心无畏惧，与旷野鬼展开了激烈的战头，终于战胜旷野鬼。画面狮子商主正在与旷野鬼搏斗，双手插入鬼肚中（图三九）。^[73]

图三八　克孜尔第114窟马壁龙王救诸商人

图三九　狮子商主勇斗旷野鬼

勒那阇耶本生出现在克孜尔第13、114窟（图四十）主室券顶，^[74]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4、21窟。《贤愚经》卷10《勒那阇耶品》第43记载：“佛告比丘：过去久远，此阎浮提波罗奈国，时彼国王名梵摩达。尔时国中有大萨薄，名勒那阇耶。……当于是时，有众贾客，劝进萨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为萨薄法，当办船具，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众人报言：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开意出钱，用办船具。闻是语已，即便许可。众人许合，大获金宝。尔时萨薄以三千两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俟船上所须。余故大有给活妻子。……至第七日，断索都尽，船即驰去。便于道中，卒遇暴风，破碎其船。众人唤救，无所归依，或有能得板樯浮囊以自度者，或有堕水溺死之者。中有五人，共白萨薄，依汝来此，今当没死，危险垂至，愿见救度。萨薄答曰：吾闻大海不宿死尸。汝等今者，悉各捉我，我为汝故，当自杀身，以济尔厄，誓求作佛。后成佛时，当以无上正法之船，度汝生死大海之苦。作是语已，以刀自割。命断之后，海神起风，吹至彼岸，得度大海，皆获安稳。佛告比丘：欲知尔时勒那阇耶者，今我身是。”^[75]

图四十　勒那阇耶本生

克孜尔石窟有关商人形象的本生故事一般绘在主室券顶菱形格中，本生故事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前生诸世种种善行，菱形格内绘出该故事内容中最具典型特征的情节场面，构图简单。从中可以看出壁画中人物特征的本地化，人体修长，五官集中，与龟兹出土的人体骨骼极为相似。而表现在商人的故事画中，大多采用了龟兹世俗商人的形象。^[76]

《贤愚经》是凉州沙门昙学、威德等八人，游历西域到于阗时，恰逢当地五年一度的佛教般遮于瑟（Pancaprisad）大会，他们各自将会上所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回到高昌，共同编写成集。“旷劫因缘，既事照于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资于譬喻。贤愚经者，可谓兼此二意矣。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折以汉意，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77]

《贤愚因缘经》卷5记载：“入海船坏，下座比丘，以守戒故，授板上座，没海而死。”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3记载：“有诸比丘，与诸估客，入海采宝。即至海中，船舫破坏。尔时有一少年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将没水中。于时上座，恐怖惶悸，惧为水漂，语少年言：汝宁不忆佛所制戒，当敬上座？汝所得板，应以与我。尔时少年，即便思惟：如来世尊，实有斯语，诸有利乐，应先上座。复作是念：我若以板用与上座，必没水中，洄泭波浪，大海之难，极为深广，我于今者，命将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为忧，我今舍身，用济上座，正是其时。……即便舍板，持与上座。既授板已，于时海神，感其精诚，即接少年比丘置于岸上。”^[78]鸠摩罗什译的《众经撰杂譬喻经》卷上也有相同的记载。

图四一　第38窟大施舒海

《贤愚经·大施抒海品》记载：“或有人言，唯有入海，探取珍宝……大施闻此……广行宣令，告语众人，我今躬欲入海采宝，谁欲往者，可共俱进。我为萨薄，自办行具。于时国中，有五百人，闻是令已全然应命，即办所须，克定发日……王与群臣……送到路次……敕语贾人，牢治其船。”画面萨薄身着菩萨装，正在从水中淘水，水中另有一人，双手托盘，内有宝珠。克孜尔第38（图四一）、^[79]14、17、69、186，91、104、178、198、206等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4、21窟，库木吐喇石窟第2窟都有此本生故事画。

萨薄圣友施乳本生，出现在克孜尔第14（图四二）、178窟，森木塞姆第26窟。克孜尔第14窟萨薄圣友为菩萨装，左手托钵，在给一病人喂药，^[80]此本生故事画与商人有关，只是画面中没有出现商人的场面。

图四二　萨薄圣友施乳本生

荣新江先生认为：“我想龟兹石窟本生故事画上的商人特征的图像，应当是当地画家根据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情景来绘制的。……因此，我们看到在4—8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不论是龟兹还是敦煌，画家所描绘的佛教故事中的商人形象，并不是本应出现的印度人的模样，而变成了他们所熟悉的西域粟特商人的形象。”^[81]龟兹石窟中的经商场面中的人物形象，虽然受到了当时以粟特人为主的商人运营场景的影响，但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是粟特人，应该是当地人，即龟兹人的形象。

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有两幅粟特商人作为供养人的形象（图四三、图四四），^[82]石窟年代属于高昌回鹘时期。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说：“吐鲁番绿洲是通商大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在寺庙的画面中，有时也画有牵着牲畜前进的商队。有关佛本传的画面也常常涉及旅行中的危险性问题，这也是佛教徒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画面上，我们发现一队队的马匹、骆驼、毛驴、黄牛负荷而前进，或者是它们与自己的主人一起跪在佛陀前面顶礼。”^[83]将粟特商人绘在佛教石窟内作为供养人，说明粟特商人很富有。

图四三　粟特供养人

图四四　粟特供养人

莫高窟北周时期的洞窟第296窟福田经变，北披东壁绘有一幅商旅图，恰好有两支商队相遇，桥上人物形象似为中原商人，桥下商队人物则明显地具有胡人形象的特点，画面绘有几个商人驱赶一群驮载货物的毛驴正在过桥的场面，右边一人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胡商形象，其后紧跟着一赶毛驴的胡商，此画面反映商队在丝路上行进的情况。画面上方有一客栈，一人正在食槽边给三头驴喂草，另外，还有四人与三头卧姿骆驼（图四五）。^[84]

图四五　敦煌296窟福田经变

属于唐代开凿的第45窟，绘有一幅“商人行进图”（图四六），画面人物皆为深目高鼻、鬈发浓须、身穿长衫，远处有山峦。从画面上看，商队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商队在山中被一伙强盗拦截，商人惊恐万状，将财物放到地上，祈求菩萨保佑。在强盗和商人之间有榜题，“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赉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做事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说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音：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即得解脱”。^[85]

图四六　敦煌第45窟商人遇盗图

敦煌隋代第420窟东披顶部绘制一幅“商人遇盗图”（图四七），^[86]出自《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画面以连环画形式从左至右展开。一、给骆驼喂药，画面有一人骑在骆驼上，双手拉住骆驼的耳朵，前部有一人正在给骆驼灌药。二、出发前的祈祷，是商队准备出发，画面商主身穿褐色袍，双手合掌，跪在一小方地毯上做祈祷状，愿这次远行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三、商人赶着载货骆驼行进途中，商主头戴毡帽，身着白色披风骑在马上，其他人则正赶着骡、驴向山上行走。画面出现一匹骆驼不慎失足从山崖掉落，商人们正在俯身观望，在山坡上还有一个商人拉毛驴向上走，另一个商人用手拉住一头下山的毛驴的尾巴。四、途中休息，经过长途行进后，在一处有水草的地方休息，骆驼、骡子、驴等已经卸下驮载物，正在吃草。五、遇到强盗，一群强盗手持兵器拦住去路，商人寡不敌众，货物遭劫。六、解救，恰好官兵赶到，一场搏斗，抓住强盗，索回财物。

图四七　第420窟商队行进图

敦煌唐代洞窟103窟南壁绘有一幅《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绘有商队出行的场面，有骑马和骑驴的人，从画面上看，有山有水，背景是西域的山路，不过，驮载货物的是大象，应当看到，画面内容还没有完全摆脱印度的影响（图四八）。^[87]

图四八　第103窟《法华经变化城喻品》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法华经变》中有两支商队正在行进当中（图四九），^[88]从画面上看，运载工具为马和毛驴，商队行走在山中，属于陆路贸易。东壁门北侧另一幅《法华经变》中也绘有商人遇盗的场面，强盗身披盔甲，牵驼人头戴尖帽，商人为世俗形象。^[89]

图四九　莫高窟第217窟《法华经变》中的商队

另外，西魏的第285、北魏的第290、北周的第296窟在窟顶的《佛田经变》、《微妙比丘尼变》、《善事太子入海缘品》等壁画题材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丝路贸易的世俗生活场景。利用丝路贸易和丝路生活作为石窟壁画中的主要题材，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对丝路贸易的情况十分了解。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在佛教壁画中出现，有理由相信商人的活动在人们心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墓葬中的胡商俑与石窟壁画中的胡商形象，向我们充分展现了骆驼及其驮载物的真实画面。艺术家虽然要遵守佛教经典，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商人形象，主要是绘在《法华经变》中，而在商人形象的画面中，多表现西域的山地、河流，很少表现出海的场景，说明受到了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画面多表现世俗的场面。敦煌从公元4世纪开始，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有很多的粟特人在这里居住，商队经商的场面屡见不鲜，从画面中可见人物形象具有鬈发、深目高鼻、头戴毡帽等特点，说明胡商的形象对画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荣新江、张志清：《从长安到撒马尔干——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0—164页。

[2]张庆捷：《北魏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3]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荣新江、李孝聪：《中外关系史：新材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4]笔者认为墓葬中出土的与胡商关系密切的陶俑形象，归纳起来，也就这四种类型。除了A型外，B、C、D三种类型都与骆驼俑有关系。虽然墓葬中与骆驼俑同时出土的还有马、驴、骡等陶俑，但骆驼俑与胡商的关系最为密切，而马、驴、骡等次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并没有将墓葬中出土的所有的与胡商有关系的骆驼俑收集完整，所收集的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以此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5]出土于河南洛阳，参见［日］田边胜美：《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中央アジア》，时事通讯社，2001年，第298页。转引自张庆捷：《北魏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图2。

[6]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页，图27。

[7]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

[9]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10]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乂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二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7年，图31。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14]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南蔡庄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15]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6]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18]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

[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20]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21]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22]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4]常一民：《太原市神堂沟北齐贺悦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25]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26]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磁县北魏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

[2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28]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2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3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3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32]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3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34]301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文物》1992年第3期；301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9期。

[35]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省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3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扶沟县唐赵宏达墓》，《考古》1965年第8期。

[38]沈振中、吴连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发现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5期。

[3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40]杨富斗：《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41]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42]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43]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4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45]辛明伟、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年第7期。

[4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

[4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第7页，图一四：1、2。

[4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

[4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图版19、20。

[5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3页，图528。

[51]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59号唐墓》，《考古》1972年第3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唐墓》，《考古》1980年第4期。

[5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4页，图529。

[5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95页，图395。

[5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4页，图530。

[5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4页，图531。

[56]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高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

[57]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图版拾，4。

[58]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图版玖，2。

[59]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图版柒：2。

[60]齐东方：《丝绸之路符号的象征——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第6期。

[61]霍巍：《唐代的胡人俑与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记香港城市大学收藏的一批唐代胡人俑》，何力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62]参见荣新江述评E．Knauer的《骆驼的生死驮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88—489页。

[63]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64]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9页，图48。

[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20。

[6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34。

[67]［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6《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品》第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册，第392b—393c页。

[68]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2页。

[69]［梁］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24《灯光金轮王舍臂》，《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三册，第130页。

[7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60。

[7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47。

[72]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9页，图51。

[73]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9页，图49。

[74]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8页，图47。

[75]［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册，第421c—422b页。

[76]霍旭初：《克孜尔石窟艺术模式及其对外影响》，《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7]［梁］释僧佑著，苏晋仁、箫练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9《贤愚经记》第20，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1页。

[78]马鸣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第三，《大正藏》第四册。第269c—270a页。

[79]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9页，图50。

[80]［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贤愚经》卷8《盖事因缘品》第3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册，第404页。参见姚士宏著：《克孜尔石窟探秘》，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89页，图15。

[81]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1页。

[82]［德］克林凯特原著，赵崇民翻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4页，图6；第143页，图52。

[83]［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6页。

[84]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图189。

[85]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图133。

[86]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75。

[87]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法华经变化城喻品》，图153。

[88]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法华经变化城喻品》，图100。

[89]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8—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