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陶俑与胡商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陆续出土了很多有关胡商的实物资料，即墓葬出土的胡商俑和胡商图，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有关胡商的文书，石窟中发现的商队行进场面等。还有一些有关胡人的墓志，大部分为中亚的“昭武九姓”。[1]
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除了经常出土的骑驼或牵驼胡人俑，牵马、牵驴胡俑以外，还常出土有载货驼俑、马俑、驴俑等一系列陶俑的组合。“这些胡俑和负囊陶驼，负囊驼、马等为代表的组合，其原型都不是中原的产物，一望而知就是来自西域，体现和代表着由丝绸之路入华的胡商及其交易活动，这些陶俑间接表明或象征着胡商形象，从这种意义讲，可以把他们归属于胡商俑。”[2]到了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在墓葬中胡商俑的组合种类增多，具体表现在唐朝的胡商组合俑形式繁多。在传统陶制胡商驼、马组合的基础上，唐三彩工艺胡商组合俑出现。从出土的牵驼俑、载物驼俑等的造型来看，是对他们经商活动的一种真实写照或再现。
骆驼作为商品的驮载者，经常被选用在墓葬中作为表现墓葬艺术的主要形象，是有其深刻含义的。骆驼俑从汉代开始用于墓葬后，持续时间长，其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对图像变化的分析，驮载的物品种类，由于有驼囊、丝捆、皮货、织物、毛毯、长颈瓶等，推断他们是对古代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的艺术再现。
因为外国商人经商获利，占据大量的财产，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故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人崇拜的对象，一般的士族也盼望着发财致富，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这些胡商死后，会将一些反映他们在世时经商致富的有关代表物品放入墓葬中，用来保证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会像其在前世一样富有。当时中原胡化之风盛行，胡风带有某些神秘和浪漫色彩，汉人也对这些胡化的东西很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发展，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有其各自的演变兴衰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俑的大规模兴起是在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载货陶骆驼。在迁都洛阳后，很多北魏墓葬中出土有载筐陶骆驼和载货陶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驼俑。到了隋唐时期，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所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成了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骆驼在墓葬品中越来越少。[3]
胡商俑除了包括那些载物陶驼、马、驴等形成组合关系的胡俑外，还包括那些手持胡甁作长途跋涉状的胡商形象俑，墓葬中随葬的这类俑，其模仿原型肯定是来自中亚的胡商，反映了商人们不畏艰辛，千里迢迢长途贩运的情形。
根据墓葬中出土与胡商关系密切的陶俑的特点，将俑分为四型：[4]
A型：背包、手持胡甁陶俑（图十一）、[5]（图十二）。[6]
图十一 中亚的胡商形象
图十二 胡商俑
在墓葬中出土的与胡商有关的实物材料，如胡商俑栩栩如生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象。另外，与胡商有关的胡商图、胡商文书也为我们了解胡商的行迹及中西贸易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艺术源于现实生活，由于唐代长安有大量的胡人，使艺术家们有机会深入观察和了解胡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才能将胡商俑的形象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
B型：载货驼俑。这一型的特点是单只骆驼，背上驮载货物，有的还与马、驴等形成组合关系。
司马金龙墓墓中出土陶骆驼，骆驼比例匀称，艺术水平很高，同期或更早的还未见到，这是第一次发现（图十三）。[7]
图十三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骆驼
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出土陶骆驼一件，双峰驼，驼首高昂。驼背部两侧设有排状屉，屉上铺垫行物。另外，还出土陶马一件，屈颈俯首，马首饰笼头，马身饰璎珞，背饰鞍鞯、障泥。还有陶驴两件，一件头饰络，背有鞍鞯，上驮一袋货物；另一件，形制基本相同，只是背驮的袋形物分为上、下两层，上大下小，两侧用链形带相连。[8]
北魏是表现骆驼形象的第一个高潮，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陶骆驼一件，“双峰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扁壶、兽各一。”[9]这是一种崭新的形象，与货物的搭配，点明了骆驼用以载物的用途。西魏侯乂墓的骆驼更加突出驮载货物的形象，驮载的束丝也醒目地塑造出来。[10]北周李贤墓的骆驼双峰间也放有驮袋。[11]
山西太原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载丝绸陶驼俑，一捆捆的丝绸更是十分清楚，骆驼载货，特别是驮载丝绸成为极富特征的造型。[12]
洛州刺史元睿墓出土马俑两件，驼俑一件，驼俑仅存头颈，鞍鞯部分残，鞍上置方箱，箱分格。[13]
河南偃师南蔡庄北魏墓出土陶马、陶牛组合。[14]河南偃师县两座北魏墓的其中一座墓（染华墓）出土骆驼俑一件，昂首，前腿跪地，后脚直立，背负鞍垫，挂扁壶等物，作起卧状（图十四）。还有一件骆驼，站立，双峰间挂一条鱼。[15]
图十四 偃师南蔡庄北魏墓两件骆驼俑
东魏胡商俑：东魏茹茹公主墓发现了胡俑七件，“他们头戴小瓜帽，外露鬈发，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深目高鼻，貌若西域人。”还有马六件，驴一件。两件骆驼，一件比较简单，四腿直立；另一件背负帐具和货袋，旁挂瓶、大雁及兽腿，骆驼后腿站立，前左腿跪地，前右腿蹬地，首昂起。这件作品抓住了骆驼习性中一个精彩的瞬间，即骆驼站起的时候是后腿先站立，而卧下的时候则相反，是前腿先卧，表明当时的工匠对骆驼的真实习性有相当了解，才能捕捉住这一动感。这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陶匠着意塑造的良驼形象（图十五）。[16]河北磁县湾漳北齐墓中出土骆驼背负帐具等辎重，形象逼真（图十六）。[17]
图十五 东魏茹茹公主墓驼俑
图十六 河北磁县湾漳北齐墓驼俑
此外，还有山西太原元睿墓、河南偃师北魏墓群等皆有类似的胡俑及相关陶器出土，反映了北魏时期平城、洛阳胡商云集的情况。
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高雅墓出土骆驼一件，双峰戴鞍，负囊壶袋等物。陶马一件，灰色，负囊。高潭墓出土陶骆驼一件，施粉画红斑纹，负囊。
河北曲阳北魏墓出土马、骆驼、驴的组合，驼双峰，驼背上架左右各以十根圆木排列而成，架上铺有鞍垫，搭于双峰之间，（图十七）。[18]
图十七 河北曲阳北魏墓驼、马、牛组合俑
图十八 太原北齐娄叡墓驼俑
太原北齐娄叡墓出土三件载货骆驼，其中两件，驼站立，双峰间置夹板，夹板上悬挂垂橐。还有一件，呈跪卧状，背负白丝、黑绫（绢），外负满载货物的黑垂囊（图十八）。[19]
北齐高润墓出土载货陶骆驼，昂首前视，背驮皮囊和粮袋，似在途中跋涉（图十九）。[20]
另外，还有河北吴桥北朝四座墓，其中M1出土陶马。[21]河北东魏李希宗墓出土架车陶牛一件，驮马一件，置有鞍及辔具，作向前奔驰状，有强烈的写实感。[22]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马三件，牛一件。[23]太原市北齐贺悦墓，[24]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25]河北磁县元良墓、[26]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等，[27]都出土有骆驼等陶俑。
唐朝的开放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商贸中心，各国商人成群结队携带货物纷至沓来，对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反映则表现在墓葬中的胡商俑的组合。西安地区有：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28]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29]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壁画墓、[30]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西安唐金乡县主墓、陕西礼泉郑仁泰墓、礼泉县张士贵墓、唐章怀太子墓、[31]陕西昭陵长乐公主墓。[32]洛阳地区有：河南洛阳龙门的唐代安菩墓、[33]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34]洛阳关林唐墓、偃师唐墓、[35]巩义市唐墓、[36]扶沟县唐赵宏达墓。[37]山西境内有：太原市郊唐墓、[38]长治北石槽唐墓、[39]唐王休泰墓、唐王深墓、[40]唐崔拏墓、[41]唐冯廓墓、[42]唐范澄夫妇墓。[43]河北省有：安国市梨园唐墓、[44]清河丘家那唐墓、[45]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等等。[46]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驼、马、驴等陶俑，说明与胡商有一定的联系。
图十九 北齐高润墓出土的载货陶骆驼、陶驴
图二十 太原隋斛律徹墓两件骑驼俑(www.xing528.com)
C型：骑驼、骑马俑。驼背上大多有驮载物，骑驼俑胡人特征明显。
西魏、北周时期。太原隋斛律徹墓出土骆驼俑两件，骆驼高大健壮，张嘴似嘶鸣，短尾上翘，双峰间驮有丝绢、皮囊等物，囊端饰虎头图案，皮囊上均坐一人，浓眉、深目、高鼻，头戴圆毡帽，身着圆领窄袖衫，两腿一伸一曲（图二十）。[47]
山西唐王休泰墓，骑驼俑类似胡人形象，骆驼背上驮有丝绸（图二一）。[48]陕西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驼胡商俑，骆驼曲颈昂首，注视前方，四腿直立于一长方形托板上。两峰分别倒向左右两侧，驼背上骑坐一胡俑，高鼻深目，昂首挺胸，双眼环睁，似作呵斥状。左手前伸作抓握状。头戴黑色圆领翻檐浑脱帽，翻檐下露出皮毛，可知帽为皮质。身穿白底泛黄的圆领胡服，足蹬黑色高靿靴，腰扎革带。另一件骑卧驼胡俑，骆驼屈四腿平卧，昂首曲颈，作跃跃欲起状，两峰中骑坐一胡俑，鼻子高挺，深目圆瞪。头戴尖顶毡帽，身着圆领紧身衣。足蹬黑色高靿靴，腰束带。右臂高举于右肩上方，右手攒成拳，中间有孔，原当持物，左臂略屈置于腰侧，左手亦紧握，双手作牵缰赶驼状（图二二）。[49]
图二一 山西唐王休泰墓骑驼俑
礼泉县唐代墓葬出土一件骑驼俑，胎呈白色，骆驼体形高大，头高昂，张口露齿嘶鸣。驼背上骑一胡人，体态魁梧，深目高鼻，穿胡服，头戴胡帽，面带微笑，袒右臂，腰束带，足穿靴，右腿微曲，双手弓曲于胸前，作持缰状，为一典型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形象（图二三）。[50]
图二二 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驼俑
洛阳关林唐墓出土胡商俑，骆驼高大，驼背上置毯子，驼峰间放置一大型兽面驼囊，下部有夹板，夹板上系有猪、鱼、小瓶和凤首壶，驼囊前后放有丝卷，上坐一人，头戴幞头，似正在行进之中（图二四）。[51]
图二三 礼泉县唐墓骑驼俑
图二四 洛阳关林唐墓骑驼俑
图二五 山西长治王深墓骑驼俑
山西长治王深墓出土的陶质骑驼俑，人、驼体形高大，骑者深目高鼻，浓眉，络腮胡须，穿翻领皮毛褊衫，腰间束带，系一小香囊，头戴尖顶帽，足穿长靴，坐在横搭于驼背上的行囊上，挥叱而前。驼昂首，呈缓行状，形象写实，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西域胡商的形象（图二五）。[52]
D型：牵驼俑。牵驼俑与骆驼俑配套共出，牵驼者异域特征明显。
北魏1975年内蒙古呼和浩特鲜卑墓葬出土的牵驼俑，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泥制灰陶，牵驼人头戴风帽，身穿窄袖中长衣，两手握拳垂直于腹前作持缰状，从面部形象看似为胡人。驼伸颈昂首，双目前视，双峰，四肢粗短，伫立于地（图二六）。[53]
1970年陕西咸阳契苾明墓出土的牵驼唐三彩，牵驼人头包软巾，高颧骨，身着翻领胡服，双手前伸握拳作牵驼状，面貌颇似中亚胡人，其双峰驼为中亚品种（图二七）。[54]
图二六 内蒙古呼和浩特鲜卑墓牵驼俑
图二七 陕西咸阳契苾明墓牵驼俑
1962年河南洛阳墓葬出土，双峰驼，昂首嘶鸣。牵驼俑头戴幞头，深目高鼻，身穿长袍，足蹬靴，作牵引状（图二八）。[55]
在洛阳纱厂北魏HM555墓中出土一件牵驼胡俑，头戴棱缝帽，身穿圆领长袍，腰系带，脚穿高统圆头靴。深目高鼻，右臂上屈，左臂微抬，似为牵驼。陶骆驼，背上负筐（图二九）。[56]
图二八 河南洛阳墓牵驼俑
图二九 洛阳纱厂北魏HM555墓
陕西郑仁泰墓出土驼俑，唐，胎呈白色。驼立于长方形踏板上，驼首高昂，目视前方，张口露齿，鼻孔大张，似在急促喘气，背上放置夹板。双峰间置鞍架，横搭装满货物的袋囊，用绳子捆牢，袋子上绘有各种色彩的花纹，囊外捆有丝绸和布匹，挂有罐、锅等生活用具，还系有山鸡、野兔之类的猎物，右侧上方趴着一只猴子。（图三十）。[57]
陕西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牵驼胡俑，牵驼者为一胡人形象，头高昂，头戴幞头，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头戴幞头，上衣开襟左衽，下着小口长裤，足蹬黑靴，右手曲于胸前，作持缰牵引状，形态逼真（图三一）。[58]
图三十 郑仁泰墓驼俑
图三一 张士贵墓出土牵驼胡俑
山西长治县宋家庄范澄夫妇墓也出土有一件御驼俑，只不过人在驼后，也可以将之归为牵驼俑这一型。御驼者头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脚蹬靴。深目高鼻，短须，双手拱置胸前，手中有孔（图三二）。[59]
图三二 范澄夫妇墓御驼俑
以上四种类型，骆驼形象更多的时候是作为随葬品被放入墓葬中的。就其性质来说，都与商业活动有一定的联系。把载货骆驼陶俑作为随葬品放入墓葬中，可能带有墓主人的某种精神寄托色彩，而在早期，这种方式不仅是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而且应该看做外来习俗对中土的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载满货物的骆驼形象大量作为随葬物品，至少可以透视出当时人们对商业或者长途贩运的某种认同和好感。北朝至唐代的墓葬中出现大量的骆驼俑，这种现象与丝绸之路兴盛的历史大背景是相一致的。从骆驼载货，特别是驮载丝绸成为极富特征的造型，具有某种深刻的象征意义。
骆驼陶俑既是随葬品，也是艺术品，其制作是源于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想象的升华，各种各样的造型不仅反映出某个工匠或艺术家创作时的个人特点，也应表现了特定的内容和思想倾向，这就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时尚的认同。绝大多数骆驼出土时还配有牵骆驼的人，而且牵驼人几乎都是胡人。“胡人”一词在唐代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主要指西域民族、中亚人、西亚人，也泛指中原以外各国、各民族的人。这一词语不一定意味着对其他民族的贬义，唐代诗歌中有许多内容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外国人，考古发现的雕塑、绘画中甚至带有明显的赞美倾向。[60]
墓葬中的牵驼俑地位不是很高，可能代表着墓主人家中的仆人，作为俑陪葬在墓中，也许其并不一定就是商人。但究其所代表的意义来看，墓主人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胡人俑能给他带来异域的奢侈品用于在另一个世界享受，这样一来，牵驼、牵马胡商俑起到了纽带的作用，通过其在精神上得到胡商贩运的物品。相应的，到了另一个世界，陪葬的胡商俑也给墓主人提供与生前一样的奢侈品。
还有一种现象，骆驼、马、驴在古代都是主要运载工具，在西域很平凡。但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出现，并且背上驮有东西，代表源源不断地将商品通过丝路贩运过来，其商业意义较大。也不能说墓葬中出土的骆驼驮载的物品全部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根据仔细观察，骆驼所驮物品，如丝绸、兽瓶等，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货物，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出土的陶俑的造型特点：“从人物造型的特点上来看，结合以往考古出土的相类似的胡俑的情况，其中凡双手握成拳状平举于胸前或腰际的陶俑，其造型多为牵马、牵骆驼的胡人俑，一般情况下身后都有相应的马或骆驼与之配套而出，故其从事的行业可能与马和骆驼有关，即可能为胡商，也可能为养马和养骆驼的人。”[61]
E．Knauer女士认为，尽管马、驴、骡、牛等在商队贸易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只有骆驼才是超出一般的杰出驮兽，故其作为商品的驮载者而被选为表现埋葬艺术的主要形象，并认为骆驼驮载的物品并非丝路贸易中真实物品的写照，而只是有限的一些概念，如器皿和食物是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她反对把骆驼背上的驮载物当做现实物品的看法，而是特别强调它们的精神作用。除了表示富有外，这些物品主要是提供给墓主人灵魂的牺牲品。中国早期随葬品有人牲，后来随着丝路的开通，骆驼十分重要，也成为精神供品的驮载者。[62]
牵驼俑与胡商的身份最为接近，这只能表明与胡商关系密切，但以此来推断胡商的规模则缺乏充足的证据。汉人墓葬中出土的牵驼俑组合，可能墓主人生前与胡商一起从事过贸易，也可能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地方经常出现胡人经商的场面。从汉人墓葬中放入胡商俑考虑，可能胡商经营的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他们所贩运的物品是大家生活所必需的，同时也说明墓主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向往，胡商所经营的商品已经成为高档消费品的代名词，这些高档消费品是由胡商把持和垄断的。就所载的物品来说，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载物俑的话，确实没有必要将中原地区常见的马、骡、驴、骆驼等放入墓葬中。因为中原王朝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传统观念下，商人的角色一般由胡人来承担。宗教和贸易对中古时期的胡商来说，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代社会传统的丧葬习俗，墓葬中的随葬品一定和墓主人的生前和来世有密切关系。随葬与墓主人日常生活有关的物品，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即除了表现他们曾经经商致富的辉煌场面外，还表示这些随葬品能为墓主人提供与其在生前相似的甚至更加富裕的生活。
总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大量胡人俑为我们提供了丝绸之路上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虽然不能确定每一个陶俑的形象都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一部分是来自域外的商人。其形象明显地表现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等特征。而将墓葬中出土的牵骆驼、马、驴等胡人俑与骆驼背上驮载的货物联系起来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丝路贸易长途奔波的情景。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商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才经常出现在墓葬中，因为墓葬中的随葬品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另外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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