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墓 志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传统葬俗，其主要目的在于表识，而兼有对亡者的颂扬功能。通常是用正方形两石相合，一方刻志，题亡者之姓名爵里，另一方刻铭，对亡者生前“德行”进行称颂表扬，志文类传，铭文似诗。这一风俗，虽自古有之，但在唐代则大为流行。《洛阳伽蓝记》记载：“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时，碑文墓志，莫不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19]
墓志的普遍使用。安伽墓出墓志一方，志盖篆刻“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12字，边长47厘米，志底画有方格，志文共303个字，有文有铭，呈现汉式特点。安伽墓志：“君讳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人。其先黄帝之苗裔兮，族因居命氏，世济门风，代增家庆。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幼擅嘉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母杜氏，昌松县君。婉兹四德，弘此三从，肃睦闺阃，师仪乡邑。”[20]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安伽家族入华的时间已经很长。从墓志中对其祖父的描述来看，安伽的父亲应该也是出生于中国，且与中国的汉族女子通婚，所以安家应该是粟特与汉族的混血儿，但墓志中未提其祖，所以很有可能这一家族是在安家的祖父时迁入中国的，到安伽已是第三代。且其家学习汉文化程度颇深，其父就已经“幼擅嘉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这是很典型的对汉族知识分子的赞誉和评价，这说明，经过三代在中原地区的生活，这一家族已经有了程度很深的汉化。
虞弘墓志中提及“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
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故地，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曾一度担任“检校萨保府”。[21]
通过上述信息可知，虞弘并非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在鱼国尉纥
城。对于虞弘墓志的内容，杨晓春先生曾进行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虞弘是早期回鹘上层贵族，其故地当在其时柔然境内，而尉纥
城乃是指鱼国牙帐所在，并不一定是有固定位置的城市。[22]这一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当时信息交流并不发达的社会，柔然又是北方草原民族，虞弘能够作为使者出使位于西域和中亚的波斯、安息等地，说明虞弘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风俗等有较深程度的了解，则很有可能说明虞弘本身或者其家族是来自中亚的，而尉纥
城具体位置，历来说法不一，在中亚和北方草原的可能性都比较大。此外由于虞弘曾担任过“检校萨保府”这一职务，这说明其族属很有可能就是粟特。另外，通过墓志记载可以看出，虞弘并非出生在中国，而是在其成年之后通过出使活动才来到中国并在这里定居，故而其自身保留了较多西域民族文化特色，这正好印证了前文中提到虞弘墓汉化程度较其他墓葬为浅这一观点。
另有特殊的一类是针对出土墓志的研究，主要是对墓主族源、生前官职的研究。[23]对虞弘墓志中出现的“鱼国”进行考证，认为虞弘是Massagetae（马萨格特）人，自锡尔河北南迁索格底亚那之后，曾越阿姆河与安息、月氏往来，后率其部人东迁，归附拓跋鲜卑，为领民酋长，与粟特人关系密切。[24]认为虞弘家族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中国北方的稽胡，族源与中亚突厥系统民族有关，认为其与中亚铁勒（敕勒）有相似之处。另外就是有关“萨宝”的研究，出土石葬具的墓葬中，带墓志的都表明墓主人生前曾担任“萨宝”一职。罗丰先生则认为其与柔然民族有关。[25]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有很多，并且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相对明确。
墓主人虽不是粟特人，但图像中有浓厚的波斯风格，萨珊王的着装、马的装饰，这些都与萨珊银器上的相同。图中出现的祆教神祇样具有萨珊风格。由此可知墓主人生前深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图像中出现的粟特人形象应与墓主长期担任“检校府萨宝”有关。图像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其发式有剪发、波发和披发三种，分别代表着粟特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出现的突厥人都没有头光。服装主要是圆领开襟紧身长袍和圆领半袖服，每种又可再分为前开襟或上身不开襟而下身开襟等式，两类服饰都有上部开襟和不
开襟两种。
史君墓题名不同于其他墓葬的方形墓志，而是以粟特、汉文写于石椁上（图八），其文字记载“君……史国人也，本居西域……迁居长安……授凉州萨保……大象元年（579）薨于家，年八十六……”[26]史君墓的墓志铭分别用汉文和粟特文书写，工匠有意在模仿当时的墓志铭风格，汉字写得极不规范，刻者明显地缺少一定汉语水平，汉文书写中出现一些错字和别字，除了第一列采用篆书外，从第二列以后都使用楷体，刻题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墓志书写格式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其石刻工艺却相当出色，由此推测其聘请的工匠在石刻工艺上技术相当娴熟而在汉字书写方面却不熟练。
图八 史君墓出土粟特文、汉文题记拓本(www.xing528.com)
康业墓志则记载其“先祖为康居国王族，父于西魏大统十年（544）由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胡国豪族等举荐为大天主，北周保定三年（563）卒，父死后业继任大天主，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卒，享年60岁，死后诏赠为甘州刺史”。[27]
从志文看，康业的父亲曾任“大天主”，“大天主”为官名，文献中无记载，其为何种官职值得探究。我们认为志文中的“大天主”可能与隋唐时期的“祆主（祝）”有关。粟特人信仰的是“天神”，或称之为“胡天神”、“胡天”、“火神”。“祆”字是隋末唐初创造的文字，在此之前“祆”字都用“胡天神”、“胡天”、“火神”、“天神”等来代替，所以天神与祆神实际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的称呼。西魏、北周时期，大量粟特人旅居长安，他们的宗教祠堂里应有专事胡天的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很可能称为天主。祆主由胡人担任，为一世袭官职，从志文看，“大天主”也是世袭的，康业及其父亲均任“大天主”，且为胡人，曾任“夏州天主”的翟曹明也是一位胡人。结合志文与文献，我们发现北朝时期的“大天主”与唐代的“祆主”又有不同之处。[28]
康业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第三座粟特人墓葬（图九），出土的墓志与围屏线刻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据墓志志文记载，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先祖为康居国王族，父于西魏大统十年（544）由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胡国豪族等举荐为大天主，北周保定三年（563）卒，父死后业继任大天主，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卒，享年60岁，死后诏赠为甘州刺史。业有三子，长子汳休延，次子槃陁，三子货主。墓内出土遗物及线刻内容反映了北朝时期中西双方的友好往来。出土的金币保存完整，图案、文字清晰，为东罗马查士丁王时期铸造的金币。墓志中明确记载墓主祖先为康居人，康居国位于今泽拉夫珊河南岸的撒马尔罕，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粟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康居人深目高鼻，长胡须，擅经商，男子剪发，女子梳髻，信仰拜火教、佛教。墓主儿子名称“汳休延”、“槃陁”，应是典型的胡名，“延”字在粟特语中作“礼物”讲，兼有“荣典、庇佑”之义。以“延”字结尾的粟特男名文献中较为常见，如曹破延、何破延、曹炎延、安了延等。次子“槃陁”，“槃”粟特语中意为“奴”、“仆”，也是一个常见的胡名，如曹槃陁、安畔陁、何畔陁等。“货主”是与商品贸易有关的名词，正体现了粟特人“善商贾”的习性。围屏线刻中有3幅画面中表现胡人活动场景，即正面自左而右第4～6幅，人物多为剪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衣，也有着对襟长袍者，另外榻板侧面的连珠纹等也具有异域风格。围屏线刻画面布局独具特色，景深一般分为三至四个层次，顶部为远山、流云、飞鸟等，具有写意性；以示远处；人物身后的背景多为峻山、树木，具有写实性，山上的树木枝叶均形象生动，人物活动多在山前、树下，从发式、衣着至举止、表情，无不细腻传神；下部多为坡、石、溪流、花草等，为近景。自上而下，由远及近，层次井然。各部分在画面中所占比例也不尽相同，其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山、树所占比例最大，约占画面的十分之四，有的甚至占到近十分之五，人物活动则占画面的十分之三。从各部分所占比例可以看出画面中人物比例仅三成左右，而人物活动的背景约占七成，不难看出绘画者对人物活动背景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山水画的萌芽时期，尽管有关山水画的著录、论述不少，但独立的山水画作较少见到，该墓围屏上的线刻画作虽然不是山水画，而它在构图上对人物活动的背景给以充分的表现，当是山水画萌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9]
康业其家族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首先墓志提及其先祖为康居国王族，则说明他的家族近代甚至其祖可能曾在中亚生存过，而康国首都撒马尔罕又是粟特民族的文化、经济中心，保留了最多的粟特民族传统和风俗。其父又曾被胡国豪族举荐为大天主，则说明这一家族此时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长，很有可能是在其祖父时期迁入中国的，但又在此地树立了较高的威望。相比较而言，康业家族进入中国的时间就要长于虞弘而与安伽家族相差不多，或有可能稍长。
《唐语林》记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若市，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一些粟特人在中原王朝入仕，并在当朝政权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死后在葬俗上接受以中原地区习惯的墓志形式，主要对其世系、籍贯、业绩、职官进行详尽的论述，宣扬墓主人功德。这显然与中亚粟特人天葬火化后，将余骨入纳骨器中掩埋的做法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墓志行文来说，北朝时期文字较短，到了隋唐时期，则出现了攀附异域王族的情况，一边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是继承了中国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士族门阀的一种风气，同时也反映出了隋唐时代的入华粟特人已具有很高的汉化程度。
图九 康业墓围屏石榻
唐代入华粟特人亦受到这一习俗的影响，由现存唐代粟特人墓志，以及近些年来还不断有新的墓志发现，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风俗被入华粟特人所接收，自然也有一渐进的过程，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所发现的《康波蜜提墓志》，正好反映了入华粟特人对这一汉地习俗初期的认识和模仿。这一墓志出土于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群，墓志上书写：“维麟德元年四月卅日，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慕至既。”[30]
向达先生说：“中国志墓立碑之风，在来华之西域人中亦甚通行，出土各中亚、西域人墓志即其明证。”[31]到了唐代，夫妻合葬的风气非常盛行，墓志在记录夫妻合葬之时，往往要称之为“礼也”，即被认为这是符合周礼，现存大部分志文也都证实了这一事实。[32]
安伽、虞弘、史君墓出土的墓志铭中都提到了他们生前曾担任过萨宝，萨宝原本为波斯祆教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教长，随着拜火教在中国的流行，后来进入中国官职中，在中国任职的萨宝由中央政府册封，负责管理在华居住的胡商，并主持拜火教的祭祀活动。从西安出土的安伽、史君、康业墓的墓志来看，这三位墓主人生前都在中原为官，他们在胡人中的地位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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