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志》，“公讳射勿，字槃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国出自西国。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史国王之苗裔”，说明他们是从中亚的史国迁徙而来的。其子《史道洛墓志》中说“父射勿槃陀”，射勿槃陀是史射勿的全名。波波尼的张掖县令、认愁的酒泉县令官职是后来追赠的，他们在迁徙到固原之前，可能曾在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居住过，迁入固原的时间应该是从史射勿的父辈开始的，史射勿曾经入仕北周。从北周保定年间跟随宇文护东征北齐，建立军功，还曾经随隋炀帝南巡，得到厚赐，晚年生活在洛阳，于大业五年（609）病逝于家中，时年66岁。志文列出史射勿七子之名，其中长子诃耽仍然保留胡人姓名，其余六子都使用汉名，从墓志可以看出史射勿一家所经历的汉化过程。[20]
《史索严墓志》称“君讳索严，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此处建康是指河西建康，位于甘州二百里处。[21]结合其夫人安娘的安国出身以及其侄子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字来看，史索严应该是中亚史国人后裔，也是经过河西走廊迁徙到固原的。“公资忠殉节，固守危城，耻面伪庭，确乎不拔。义宁二年，献款宸极，武皇帝拜公朝请大夫。”吴玉贵先生认为史索严也是隋末唐初拥兵自保的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归降唐朝后，担当讨伐薛举的重任，武德四年（621），官拜左屯卫立功府骠骑将军，贞观元年（627）辞官归家，显庆元年（656）弃世，葬于原州城南高平之原。[22]
康志达，新旧《唐书》无记载。据《康志达墓志》所记，系康日知的第四子，官至幽州卢龙军节度衙前兵马使朝散大夫检校光禄卿，兼监察御史赠莫州刺史。他于长庆元年（821）五月十日终于长安永乐里官舍，其年其月二十五日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先代茔之东北。从《康志达墓志》上不仅得知这位康国人后裔在长安城永乐里有官舍，而且还知道康氏一家在长安龙首乡兴台里有先茔，这里当葬着康氏家族。据《新唐书》卷146《康日知传》载：“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同传记康日知子志陆、承训，但无志达。据《元和郡县志》“灵州灵武县”条载：“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城。”所谓“胡户”包括昭武九姓之康、安等九姓在内，因而昭武九姓的后裔多称“灵州”或“灵武”人，可见康日知为康国人的后裔。《康志达墓志》记载的康氏世系较清楚：“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人也。祖曰孝义，皇朝万安府折冲累赠户部尚书，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
1956年西安市枣园村西出土墨书《安万通墓志铭》两块墓志，从墓志得知，安万通祖先是安国人，“先祖本身西域安息国……大魏初，君高祖安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安万通之高祖安但，大魏初安但因“奉使入朝”而受到特别礼遇，官至相当于三品大员的摩诃萨宝。萨宝是梵文waha的译音，这个词基本是maha，即大、伟大之意。“摩诃”一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有的粟特人用之做名字，也译做“莫贺”，摩诃萨宝之职位应高于萨宝。[23]安万通于唐初被授五品官，后卒于长安。位至摩诃萨宝，志末记述安万通于“永徽五年十二月一日葬于长安安国乡普宁坊”，査长安城并无安国乡，普宁坊位于长安城西北隅从北向南第二坊，即长安西去的国门——开远门内北第一坊。[24]安万通是否是祆教徒或祆教的“萨宝”不得而知，但他居住的普宁坊西北隅有祆祠，这里应当有不少来华信仰祆教的西域人。洛阳两志中一再出现的“摩诃大萨宝”祆祝称谓，旨在以梵、汉双语示称其职位，它实际反映了中古汉地祆教取悦当地佛教传统的情势。[25]
1972年12月至次年1月，昭陵文管所清理了位于昭陵南8公里的安元寿夫妇墓。从出土的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得知，安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人。曾祖弼，祖罗。父兴贵，右骁卫将军、左武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安元寿16岁跟随秦王李世民，任秦王府右库真，在玄武门之变中，曾被甲于嘉猷门宿卫，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拜千牛备身。后来安元寿曾奉命赴西域，册拜东罗可汗，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安元寿为葱河道检校军马使，参与平息贺鲁叛乱，回师后，加授右武卫义仁府折冲都尉，后又授右骁卫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云麾将军等，于永淳二年（683）八月四日薨于东都河南里之私第，特令陪葬昭陵。
1981年4月在洛阳龙门东山北麓发现一座唐代定远将军安菩夫妇葬墓，[26]志称：“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以麟德元年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旋窆于龙首原南平郊。”到景龙三年（709）又起灵运往洛阳与夫人何氏合葬龙门。安菩，史书无载，从墓志“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来看，安菩是随其父来归中国的，其父可能是依附于东突厥的安国部落大首领，事迹与安附国父子入朝相似。安附国死于洛阳葬在长安，而安菩却死于长安葬在洛阳。安菩子安金藏，新旧《唐书》均有传，初为太常乐工，武则天时有人诬告皇嗣（即睿宗）“潜有异谋”，安金藏引佩刀自剖其腹，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此得以免祸。
1981年龙门东山北麓出土粟特首领安菩萨墓志有谓：“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曾祖讳钵达干，祖讳系利。君……以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夫人何氏，……以长安四年（704）正月二十日寝疾卒于惠和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以其年二月一日殡于洛城南敬善寺东去伊水二里山麓，礼也。孤子金藏，痛贯深慈，膝下难舍。……嗣子游骑将军胡子、金刚等，罔极难追，屺岵兴恋……”[27]由康氏两辈及安菩萨祖孙五代名讳的递演，可以看到中古时期东来粟特家族日益受到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痕迹，这无疑从另一个侧面映照出祆教佛化的影踪。
《安菩墓志》记载：“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长女，封金山郡太夫人，以长安四年正月二十日寝疾，卒于（洛阳）惠和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以其年二月一日殡于洛城南敬善寺东去伊水二里山麓，礼也。孤子金藏”。安菩早在麟德元年即卒于长安金城坊，何氏无疑是西域何国人。子金藏是太常寺乐工，唐高宗后期，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常住洛阳，百官僚属也从长安移至洛阳，唐代的达官贵人在两京各有宅第者不少，何氏随子金藏移居洛阳惠和坊。安菩与何氏墓志所述之葬地不仅证明唐与今地的相对位置没有移动，而且也证明《新唐书·安金藏传》关于“神龙初丧母，寓葬于南阙口之北”的记载是正确的。不过所谓神龙初，实则为长安四年（704）。五年后，即景龙三年（709），安金藏才自长安启发安菩灵于洛州火葬。这个安氏家族并不信仰祆教，从安金藏和嗣子胡子、金刚等名字看应是佛教徒。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据《隋书·裴矩传》可知，突厥其内多有群胡。蔡鸿生先生将九姓胡在东方的聚落分为移植型聚落、归化型聚落和突厥化聚落三部分。[28]马长寿指出：“粟特胡人之在突厥，并不只是个人或一家，而是已成部落和已有财产的集团了。”“西域粟特胡人自始至终与始毕、处罗、颉利三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如粟特人康稍利为始毕可汗之特勤。粟特大酋领康苏密为颉利可汗之亲信。而且在颉利可汗时（620—630），西域胡人的势力在突厥汗国已经发展到很强大的程度。《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公元620年，颉利初立，以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统特勤主胡部；解特勤主解薛部；泥部设主契丹、靺鞨部。由胡人组成的“胡部”而与延陀部等并列，胡人之人多势众可以想见。安菩家族，至迟自其曾祖时已入居突厥，并获突厥官“达干”。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发兵40万大举进攻中原，唐王朝于贞观三年（629）派大军分六路出师攻突厥。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资治通鉴》卷193记载：“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把大部分突厥降人安置在旧夏州、代州之地，分设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地，以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康苏密为都督，分别安辑之。其余部分散处于幽州与灵州间的其他各地。其中史善应和康苏密都是胡人（粟特人）酋领。因此在北抚州和北安州内的，应当有不少的胡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安菩之父或在其中，为依附于东突厥的安国人部落之大首领，《资治通鉴》卷193记载于唐王朝破灭东突厥时率“衙帐百姓归中国”者。其时突厥“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据志文，安菩之父所受之官职“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与史籍相符，且“首领如故”。安菩父子之来归，或与《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所载安附国父子“入朝”之事相似，《全唐文》卷435记载：“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有隋失驭中原，无何，突厥乘时，籍雄沙漠。……父朏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
贞观十五年（641），突厥首领阿史那思摩等奉诏，率所部突厥十多万口、兵四万、马九万匹，从夏、胜二州渡河而北，薛延陀惧突厥重返漠北，常出兵袭击之。贞观十七年（643），突厥又渡河南下。其中由史善应、康苏密统领之胡部，初从阿史那思摩徙居河北，后亦渡河，移居灵、夏二州之南境，即后来设置六胡州之地。
志文首行之“陆胡州”，即史籍之“六胡州”。六胡州的设置在唐高宗调露元年（679）。《资治通鉴》卷220，玄宗开元九年（721）：“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注云：“高宗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二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宋白曰：六胡州在夏州德静县北。”又《旧唐书·地理志》：“永徽元年，废臬兰等三州。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臬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据志文，安菩死于麟德元年（664），其时尚未置六胡州，而安菩由其子安金藏于景龙三年（709）由长安迁葬洛阳时，则六胡州已设置30年了。安菩于何时封为定远将军，墓志未载，然首领之职，则为世袭，因此，安金藏于志文中概述其父为“陆胡州大首领”。
1956年10月在西安土门村西出土一正方形《米继芬墓志铭》，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口，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公（继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永贞元年九月二十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夫人米氏。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骑、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僧惠圆，住大秦寺”。米继芬夫人米氏，实乃以国为姓，即米国人自婚，并非血缘关系。其幼子为大秦寺僧，知其米国人在长安亦有信仰基督教的。
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志。《李素墓志》志文云其为“西国波斯人也……公本国王之甥……”其祖父李益初自天宝年间（742—756）奉波斯王命来唐出使，因纳质子，宿卫长安。李素自幼随父在广州生活，大历中，因对天文星历之学的专长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经历代、德、顺、宪四朝，最终以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身份，卒于元和十二年（817），其诸子在长安及附近关内道及河东道任职，有的甚至成为乡贡明经。[29]
1966年西安西郊西安钢厂基建中发现唐墓一座，出土何文哲墓志一通。[30]何文哲（墓志作“慧”，“哲”古作“想”）墓志是1966年在西安西郊发现的。墓志长93、宽87厘米。盖题篆书“大唐故右领军卫上将军赠泰子少保何公墓志铭”。志文正书，共60行，每行57字。何文哲是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曾祖怀昌，祖彦检，父游仙，均仕于唐。这是在我国内地发现的唯一有明确记载的何国质子的后裔。该志的出土为研究唐朝和何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何文哲曾历肃、代、德、顺、宪、穆、敬、文八朝，参与过册立穆宗，敬宗时镇压过张韶起义，杀死宦官刘克明，拥立唐文宗继位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唐长安城内居住的何国人，除何文哲家族外，还有安菩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女，封金山郡太夫人”。何氏应是何国人。1973年河北省大名县曾出土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31]何弘敬也是何国人的后裔。他是隋国子祭酒何妥之九世孙，唐魏博节度使何进滔之子，既然何妥为“西域”的“细脚胡”，他的八九代孙自然是何国人的后裔。何弘敬之母是“卫国太夫人康氏”，妻是“武威安氏”，康、安均为康国、安国人，这是昭武九姓互相联姻的确证。在盐池县有唐何国人后裔墓地，其中一墓出土墓志称何府君（失名）大夏月氏人也，终于鲁州如鲁县界。唐代盐池一带曾设置六胡州，鲁州即六胡州之一。
康元敬“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父仟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康元敬六十口岁，卒于洛阳陶化里，于咸亨四年（673）迁厝于河南北邙平乐乡。[32]康元敬的先祖入居中国的情况与安万通一家颇为相似。安万通之高祖安但，在北魏时位至摩诃萨宝，而康元敬之父仟相在齐为九州摩诃大萨宝，均为仕于魏齐的祆教首领。《大周故缘州安长史夫人康氏墓志铭》记述康氏“夫人康国大首领之女，以本国为氏，夫子即安国之首领……先举族口颜来至。圣朝优宠，授以荣秩”。康氏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四月十六日终于私庐，四月二十九葬于洛阳县北邙山。这件墓志既提供了康国人、安国人在洛阳的居留情况，又为昭武九姓的后裔相互联姻提供了新的证据。
居住在长安的康国人康法藏，据宋赞宁《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所载：“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国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他17岁出家，深受武则天赏识，与宫廷关系极密。除历史文献记载外，近年洛阳龙门发现四处康法藏造像记、功德碑等计298字。[33]从中得知康法藏生长在洛阳，祖父康俱子，祖母康氏，父为康德政，母尹氏（可能为汉人），兄弟三人，姊妹三人。另外在龙门造像记中还有“康胡七人”，康玄智、康惠橙亦当为在洛阳居住的康国人。
在洛阳以往出土的胡人墓志文献中，有大业十一年（615）翟突娑墓志一通，其文略曰：“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34]
按中古时期留寓内地的粟特胡人中，其所担任之祆教神职多有“摩诃萨宝”的称谓。
又洛阳邙山出土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铭》，记载这一祆教世家的相关时事行状说：“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之裔也。……父和，隋定州萨宝，又迁奉御。……长子须达，泣血侍晨……”[35]
来自中亚的何国人，有何妥、何稠、何潘仁、僧伽和何戡等人。《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号为西州大贾。”《通志》卷174《何妥传》“西城”作“西域”，“细胡”作“细脚胡”。《北史·何妥传》亦作“细脚胡”。何稠，为何妥之姪。稠父通，善斲玉。稠能仿造波斯所献金绵锦袍，《北史》和《通志》本传作“金线锦袍”，并能制作琉璃器。《隋书·何稠传》记载：“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撕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喻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借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资治通鉴》卷184记载何潘仁为“西域商胡”，隋末“入司竹园为盗”，后投靠李渊父子，在李世民麾下立过一些战功。何潘仁和何妥一家为西域商胡或其后裔，又姓何氏，他们应是何国人的判断是可信的。至于僧伽此人，桑原氏据《太平广记》卷第96《僧伽大师》所载，疑其与何国有关；后向达先生根据《高僧传》三集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和《全唐文》卷263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进一步论证了僧伽确为何国人，约于高宗显庆初入唐，中宗景龙四年死于长安荐福寺。至于何戡，为唐代中期的歌者，桑原氏未敢断言是汉人或是胡人；后冯承钧先生认为，何戡应为何国人无疑。段安节《乐有杂录》歌条载：“元和、长庆以来，（歌者）有李贞信、米嘉荣、何戡、陈意奴”。冯氏认为“唐代有名歌者乐工而经《乐府杂录》记录者，泰半多是九姓胡”，故何戡可断为何国人。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张掖本是月氏人的故乡，《魏书》卷102《康国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昭武城，在张掖西北，两汉时为张掖属县，是西迁中亚的昭武九姓胡人和河西土著月氏胡人的共同故乡。
洛阳出土《唐康续墓志》载续先世时说：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尘汉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36]
《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记载：“武威李氏，本安氏……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难又徙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修仁，至抱玉赐姓李。”
《元和姓纂》“安氏”条所记又微有出入，文如下：“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婴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拜左武卫大将军，归国公。”
《全唐文》卷230《张燕公集》卷16记载《河西节度副大使都州都督安公神道碑》，即《安忠敬碑》，对此家族世系作过追述。碑文云：公讳忠敬，字某，武威人也。……世高之违汉季，自河南而适辽东。高阳之受魏封，由阴山而宅凉土。高阳王同，生尚书左仆射、河涧公原晤真。河涧生建节将军西平公缬从正。西平生龙骧将军、黄门侍郎、广宗侯薛晤徵。累叶勋华，载于魏史。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曾祖罗岁方大，隋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石州刺史贵乡公。祖兴贵，右武侯大将军、凉州刺史，徙封荣、凉、归三国公。考文生不仕。[37]
《安忠敬碑》云：“开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寝疾终于位，知与不知，莫不陨涕。十五年某月，葬于乌城之南志公乡，附先莹也。”是终于都州都督（治今青海乐都）任上，归葬故里乌城。《新唐书·地理志》载：武威郡城“东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在今天祝县南境，当是安忠敬先莹所在之乌城。这就是安氏家族迁武威的避难地，世代居此，直至唐朝中叶。它表明武威东南的乌城一带，是九姓胡人的聚居地之一。《旧唐书》卷5《李轨传》记载安兴贵在唐初曾对李渊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反映了安氏家族在凉州的势力之大。
洛阳出土的《唐安神俨墓志》载其先世说：“君讳神俨，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国土分枝，建于强魏。”[38]隋末，安忠敬伯祖安修仁参与李轨起兵武威，“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部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
《安忠敬碑》叙其功绩说：“凉公皇运经纶，首平李轨，大举河隍之地，远通城郭乙国，宠锡蕃庶，冠绝等夷。水出渥洼之文，神马者二千乘。山得峻恫之武，朱轮者四十人。”拥有神骑二千，还有二千石以上官秩者四十人的下属。这些胡骑人马，应是安兴贵拥有的基本胡人武装。
洛阳出土的《唐磨伽墓志》记载：“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39]
《陇右金石录》卷三《大唐上仪同故康莫覃息阿达募志铭》记载：“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真其怀；处断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覃，同葬安乐里。”(www.xing528.com)
《梁书》卷3《武帝纪》记载中大通元年（529）“三月丙辰，（梁）以河南王阿罗真为宁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即青海吐谷浑王，梁朝正是通过青海的河南道与河西联系的。
《纥单端墓志》，记载纥单氏夫妇“合葬于州南十八里第五山之原、胡村之界，礼也”。纥单氏出自拓跋族，所葬地界附近的胡村，恐怕也是九姓胡人的村落，由于是胡人聚居地，故名胡村，这是在武威城南十余里的第五山脚下。在武威聚居的胡人，也不仅是安、康氏，如初唐家“居姑臧太平之乡”的何摩诃，[40]即是何氏一支。当然，除武威外，河西其他州郡也有不少九姓胡人居住。如“今为张掖郡人”的石崇俊，[41]原住在酒泉、后为客长安的康洽等。还有敦煌县的从化乡居民，多为曹、安、康、石、史、何、米、罗诸姓，也是唐开元年间始见到的九姓胡人聚居区。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姓名上，留存着粟特语言的痕迹，如曹咄利支、米拂耽延、安射无盘陀、石拂罗坛、康乌苏密等。尽管如此，他们也是唐朝的编民，正处在汉化的过程中。这些分布在河西诸州郡的胡人，与汉族居民之间，在大的范围内，形成一种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在某一小的局部地区又是相对集中的，保持着聚居的状态，如武威的乌城、胡村、太平乡，敦煌的从化乡等。大杂居的局面使得他们不能不出现民族间的融合或汉化，而小聚居的状况又使他们有力量拥兵自卫，长期维护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使民族融合或汉化的进程缓慢而冗长。[42]
中唐时武威地区的胡人还有过一次武装力量的大显示。《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记载：“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居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聚众六万，不可能都是商胡。七小城中，胡居有五，说明基本群众是胡人，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应是聚居的九姓胡人。
吐蕃进攻河西，蕃将尚乞儿曾在凉州“破九姓胡军”，敦煌文书《大蕃勒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P．2765号）称此军为九姓胡人组成，当为聚居在武威一带九姓胡人的自卫武装。此事大约发生在吐蕃攻占武威的广德二年（764），在上述安门物事件之后七年。表明九姓胡人的武装集团，以其聚居点为基础，自魏晋以迄隋唐，一直存在，其团结自卫能力仍十分顽强。
从目前所发现的各种材料看，粟特人主要是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来同中原进行商业活动的。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大量出现粟特商人贩运胡粉（化妆品）、胡瓶、胡盘（金银器）等奢侈品的记载。《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大量胡商，更是以善于识认和贩卖珠宝而闻名。这些物品，大多为中原所不产，而主要产于波斯和东罗马。其中“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省，是古代世界的宝石贸易中心”。[43]《新唐书·拂菻传》也载：“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玛瑙、木难、孔翠、虎魄。”《旧唐书·拂菻传》亦载：“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而丝绸，虽然在中世纪的拜占庭和中亚开始生产，但无论从产量和质量上来讲，都远远逊色于中原。同样，作为奢侈品，丝绸在拜占庭、波斯等地都受到极大欢迎，需要量很大，为了控制获取丝绸道路，拜占庭和波斯还曾发生战争。东西方物质生产的互补性，造成了东西方商品交换的客观要求。而粟特人正好居于丝绸之路的中枢，而成为推动这一过程的主要力量和从事这一任务的实际承担者。
唐代中期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达到极盛，他们的经商路线不仅沿用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而且经由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促进了欧亚内陆的多边贸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粟特商人从行商转变成坐商，在长期留居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国内贸易的活跃成员。随着商业活动的拓展，大批粟特移民的迁入，入华粟特人参与中原政治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在8世纪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程国斌先生认为：“胡商见多识广，不仅能够识别世间的珍宝，而且可以鉴定来自仙界或水府、地府的宝物，甚至能详尽地指明珍宝的来历。小说中的胡商几乎都是无所不知，有些胡商甚至可以施展西域幻法。这种全知全能或者善于施展西域幻法的胡商形象塑造，无疑表明了唐五代人对胡商充满着神秘感，而胡商的商业活动与宗教活动往往结合得较为紧密。”[44]
公元7世纪初，随着大唐帝国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大唐政府奉行开放的全方位的对外政策，这就促使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再加上大唐帝国拥有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这就很好地保证了中西商路的畅通无阻，保护了粟特商人和内地的贸易往来。唐朝发达的封建经济，为粟特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也使整个帝国成为他们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唐朝国内市场的繁荣，吸引着粟特人在中原定居，因为他们发现不必长途跋涉，也可能得到丰厚的利润。
东汉以来，粟特人入华的活动不断见诸史料，其身份包括质子、使臣、僧侣、艺人、奴婢等，而以商人为主，活跃于武威、长安等交通枢纽城市。5世纪后期，随着粟特王国的分裂，来到中国的粟特商旅更多，而且有不少人举家东迁，入居高昌、武威一带。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在一些名籍里，明显地出现了大批康、安、史、石、曹、穆姓氏的居民，就是一证；而这些姓氏，在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文书里，却很少见。[45]其中一部分人又陆续进入内地。其身份也不仅限于商人。洛阳等地出土了一些7世纪的墓志铭，墓主是昭武九姓，追溯了其祖先在南北朝时期的活动。咸亨三年（672）固原史阿耽墓志记其祖父史思在北周任京师萨保。[46]仪凤二年（677）洛阳曹氏墓志记其祖父曹樊提为北周“上大将军”。[47]这些记载说明了粟特人在长安、洛阳等地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因而有人担任正式的祆教首领，并进入了政府机构。还有一些人在南方活动，长寿三年（694）康智墓志记其祖父康仁基入仕南朝，为“陈宁远将军”。[48]
随着唐朝国力的上升，入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也逐渐兴旺起来，而在8世纪中叶最为繁盛。从经营的商品看，传统的奢侈品种类更多了，这可以从粟特诸国的朝贡品中反映出来。从开元五年（717）到天宝十四年（755）粟特诸国进贡不下于60次，有20多种贡品。其中动物如狮、豹、马、狗，植物如郁金香、青黛，矿物如玛瑙，织物如越诺布，器物如宝床子、白玉环，食物如石蜜、葡萄酒等等。[49]
657年西突厥汗国灭亡，随后唐朝在中亚设立了羁縻州府，表明了政治力量的空前发展。随着高宗到武后对西域的经营和开拓，玄宗开元天宝之世，唐帝国的军事经济文化达到极盛，与之相抗衡的后突厥汗国已经衰亡，对吐蕃的反击取得了全面胜利，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地区则处于相持状态。
751年但逻斯之战和755年安史之乱改变了粟特人在华商业活动的历史，前者标志着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胜利，后者则是唐帝国走向衰落的开端。虽然粟特商人还可以通过回鹘、吐蕃，继续进入中国，但整个历史进程已经向另一个方向转变了，较为显著的两个影响是粟特人大量转向其他行业和从聚居走向散居。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有大量粟特人从事农耕与手工业的资料，他们在西州拥有桑园、葡萄园，或者成为寺户；粟特人中有铜匠、皮匠，一些粟特人还当上了手工业团体的首领，称做“团头”。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也有粟特人担任释长、令史等职。内地也有许多粟特工匠。一些粟特人沦为城市贫民，一些则加入军队。
唐代入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是入华粟特人参与唐朝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粟特人入华后本土化趋势的重要标志与推动力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粟特人不断扩大与汉人的交往，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他们的汉化进程。在商业活动的背景之下，入华粟特人对唐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粟特人把这条商路向南延伸到了印度半岛。粟特人在印度的活动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来华的康僧会，《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记载：“其（僧会）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唐代粟特人进贡的郁金香、生石蜜和质汗都可能来自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出土了一小块粟特碑文，断代为841—842年，记述一位叫’zr’nt的人从撒马尔罕（康国）出发去见吐蕃赞普，此人所取的道路可能是由粟特本土出发经吐火罗到克什米尔，越过葱岭，进入喀什，与南道汇合。粟特商人无疑也会使用这条路线。[50]
南北朝时胡人参加政治活动的事例更多。南朝时迁居襄阳一带的康氏家族就是具有一定影响的粟特人集团，据《南史》卷55《康绚传》记载：“康绚的曾祖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为此宋专门侨置华山郡蓝田县。”在北朝和隋朝，胡人甚至有封侯者，但他们只是凭艺术才能得到皇帝的重赏，政治上没什么根基。直到唐初仍然如此，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遭到李纲的激烈谏阻，以为“非创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51]武后时有胡人任右台御史，传为笑谈，不久被改授它职。[52]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民族间的融合加深，到8世纪粟特人的政治地位已比较高，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有几支昭武九姓后裔成为望族。[53]较为完整地记录了8世纪中期中国的氏族状况，径州安定郡、凉州武威郡的安姓，陇西高平郡和雍州京兆郡的米姓，越州会稽郡的康姓，以及凉州武威郡的石、曹两姓都应该是入华粟特人的后裔。其中的武威安氏一族被列入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自北朝安难陀到李振、李景裕，延续11代，一直身居显位。[54]
蒲城县东北出土前秦建元三年（367）《邓太尉祠碑》，记冯翊护军辖有“高凉西羌、卢水、白卢、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二十种。”《梁书·康绚传》记康姓之来源：“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晋时陇右乱，康氏迁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马长寿先生据此考证《邓太尉祠碑》所记的康姓应是由蓝田迁来。[55]
《重修七帝寺碑记》，也称《惠郁造像记》。原石民国初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南出土。藏于众春园中，不久即被盗窃，目前下落不明，国家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其拓本。其最初著录于1934年何其章主持编纂的《定县志》卷18。[56]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一文对其中“前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所涉及的粟特聚落及祆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论述，[57]详尽的考释当为施安昌《隋刻〈重修定州七帝寺记〉》。[58]
七帝寺建于北魏太和十六年（492）之前。太和十六年，僧晕为七帝寺造三丈八弥勒当主像及二胁侍菩萨，弥勒大像至景明二年（501）始成。此时的七帝寺为定州著名寺院。东魏时期，七帝寺所属邑义仍造像不止。北周建德六年（577），受周武帝毁佛事件冲击，七帝寺被毁，寺院被俗人所占。隋开皇五年（585），惠郁并弟子玄凝等在前定州赞治、并州总管府户曹参军博陵人崔子石，前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二人帮助下，赎回七帝寺院，重造大像及宝殿，此时的七帝寺共有僧人1300人，成为县寺。开皇十六年（596），七帝寺更名正解寺。[59]
敦煌摩尼教经典《摩尼教经》，BD00256（原编号字56，胶卷号8470）。卷轴装，首残尾全，全卷长639厘米，髙27厘米，共17纸，345行，行19至21字不等。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的一个世界性宗教，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即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公元8、9世纪回鹘汗国将其奉为国教，其僧侣在回鹘汗廷的支持下，在内地兴建寺院，四处活动，盛行一时。开成五年（840）回鹘困破，被迫西迁，至会昌三年摩尼教遭唐武宗敕禁。本卷为敦煌藏经洞所出三卷汉文摩尼教经典之一，亦为中国迄今收藏的唯一汉文摩尼教经典。1911年罗振玉以《波斯教残经》为名，将录文刊布在《国学丛刊》笫二册上，同年，法国学者沙畹（ED．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在11月和12月的《亚洲学报》上发表《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将罗振玉刊布的残经译成法文，并作了大量的考释，考定此经为摩尼教残经。1912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在《东洋学报》上发表《波斯教残经I：就艺》，同样认为本卷为摩尼教残经。1923年，陈垣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怀疑此经为延载元年（694）摩尼僧献给武后的《二宗经》，在同刊第1卷第3号上，则定名为《摩尼教残经一》，并加以校录，1983年，林悟殊在《文史》第21辑上发表《〈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考定其可能为《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所提及的摩尼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该经行文于佛经相类，以教主与弟子答问的形式，阐发摩尼关于人类自身并存明暗二性的教义，对于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60]
摩尼教是粟特人信奉并传播的一种宗教，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部经典的汉译有无粟特人参加，但我们知道在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残片中，就有与这部经典对应的文本存在。[61]
《归义军衙内布纸破历》，王重民所拍照片，原卷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编号P．4640。首尾均残，存284行。9世纪中叶归义军在军政权建立后，粟特所传入的祆教得到复兴，每一季度均举行“赛祆”活动。“赛祆”是一种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装游行等盛大场面，是粟特胡商庙舍式的娱乐活动。本件文书记载唐己未年（899）至辛酉年（901）“赛祅”所用纸张。己未年有：（七月）廿五日支赛祆画纸三十张，（十月）五日支赛祆画纸三十张；庚申年（900）有：（正月）十三日支与赛祆画纸三十张，（四月）八日赛祆支画纸三十张，（四月）十六日支赛祆画纸三十张；辛酉年（901）有：（正月）十一日赛祆支画纸三十张，（二月）廿一日赛祆支画纸三十张，（三月）三日东水池及诸处赛祆用粗纸壹贴，（四月）十三日赛祆用画纸三十张。说明赛祅一般在正月、四月，七月举行，有时正月至四月每月举行一次。[62]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卷上。敦煌禅宗系伪经注疏，BD15369（原编号新1569》。卷轴装，首尾全，有护首，全卷长1286．5厘米，高27厘米，共31纸，存709行，行17字。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主要叙述佛、心王菩萨、照明菩萨为诸大众宣说头陀正法，并论述“诸法空性”之理。该经最早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著录并判为伪经，为历代大藏经所不收。本卷为五阴山空寺惠辩禅师所作注疏，敦煌文献中共存汉文文献五卷。汉文文献经文用大字抄写，该文用双行小字抄写。该经虽标为“卷上”，但从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具足来看，应为一部完整的经典。《大正新修大藏经》卷85据S．2474录出一个残注疏本。1931年，赖歇尔特（H．Reichelt）刊布英国国家图书馆藏Or．8212（106）／Ch．00353号粟特文佛典，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认为相当于汉文《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残本后面缺失的部分，因为没有经名保存，一般称之以“头陀经”。1993年，伊吹敦从研究禅学目的出发，曾依据汉文残卷及粟特语译本力图复原该经文本（《亚洲文化与思想论丛》2，1995年）。方广锠在《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上以本卷为底本，校以8．2474、P．2052、三井文库藏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伊吹敦复原粟特文本，提供给学界一个全本。随着汉文全本的刊布，粟特文本也可以完全比定，相关语言文字也必须重新全面研究，这不仅对粟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对入华粟特人佛教信仰的深入研究。粟特文汉文伪经的存在，说明归依佛教的入华粟特人也受唐朝时代潮流的影响，信奉了地道的中国禅宗。[63]
敦煌社会经济文书，BD06359V。《寅年（822）汜英振承造佛堂契》及《辛丑年（821）二月龙兴寺等寺户请贷麦牒及处分》。《寅年（822）汜英振承造佛堂契》记载吐蕃寅年（822），造佛堂人僧慈灯与承造人悉董萨部落百姓营造博士汜英振立契，工价八汉硕麦，八月十五日开工。立契日慈灯付给汜英振布一匹，折麦四硕二斗，余一硕七斗，毕工月付。契尾署博士汜英振和见人僧海德。造佛堂人慈灯即P．T．1261《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斋儭历》中的史判官，为粟特人，名字见于S．1475《酉年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便豆种帖》、P．2912《丑年正月以后施入破除历稿》等，为都司判官，后迁都头，主管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司仓收支。《辛丑（821）二月龙兴寺等寺户请贷麦牒及处分》，记载敦煌各寺粟特人户龙兴寺团头曹昌晟，开元寺寺户石奴子、石胜奴、石什一、石再再、石曲落，安国寺寺户康娇奴，金光明寺寺户安户户、安进汉、安进子，团头史太平等，由此推断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很多粟特人成为佛教寺户。[64]
《金光明最胜王经》，康恒安写经题记，该经尾题：“河西节度使兼摄沙州释门法师沙门恒安”。恒安是敦煌归义军时期名僧，据P．4660唐悟真撰《都知兵马使康通信邈真赞》其后所题“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知其俗姓康，为粟特人。归义军初期的大中十一年，从吐蕃三藏法师吴法成学《瑜伽师地论》（S．5300）。咸通六年前出任灵图寺知藏，见BD14676（新字号876）《灵图寺藏吴和尚经论目录》。灵图寺为敦煌大寺，可见恒安在佛教界的地位。曾与敦煌县令宋智岳奉使，知其是张义潮的主要幕僚（S．6405《僧恒安谢司空状》）。另外，其所写邈真赞与释惠苑、节度使判官张球、唐悟真等归义军初期敦煌一流名僧文士所撰辑为一集，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65]
《沙州千渠纳白剌人名簿》，BD15404（原编号能4）。白剌为火烧用草，至今敦煌郊外仍然生长，归义军时期曾将其列为柴草税之一种，归义军政权专设柴场司负责柴草收纳、保管并配给节度使有关部门使用。文书中所记康员住、安□通、安员通为白剌头，均为粟特后裔。[66]
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曾获得一份粟特文文书，其中有“那时，诸神之王最高之神，住芳香天堂，正在善思，走来了具有正义的苏鲁支（即琐罗亚斯德），向他表示敬意，左膝跪在他的右边，右膝跪在左边，向他赞诵：‘神啊，仁慈的造法者，以公正的判断……’”的语句，文书为粟特祆教徒的遗物无疑，说明在此经商做官的粟特人确有不少祆教徒。据说，至晚到4世纪初，敦煌有来自康国的贵胄百余人，加上他们的眷属和奴仆大概达到千人左右。[67]粟特人既已落居天山南路诸绿洲，也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些为客籍，来往经商；有些已入编户，长期居住。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传播东西方文化。西域城郭诸绿洲“祭祆神”、“拜火祠”的习俗，主要是受当地粟特人所信祆教的影响。[68]
粟特人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商业民族，特别在唐代，在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对外商业活动中，粟特人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早在唐初，以安修仁、安兴贵为首的武威粟特商人集团就帮助唐朝平定了凉州李轨割据政权。唐初的贞观年间，一些粟特人聚落归附了唐王朝。播仙城的“城主何伏帝延”、石城镇之“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伊吾郡之“首领石万年”等，应该都是粟特人，他们建立的都是粟特人聚落，这些聚落必然与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有密切关系，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粟特商人集团的领袖。
公元8世纪中叶，入华九姓胡有两次争夺权力的失败尝试，都发生在玄宗朝。一次是开元九年（721）四月康待宾等人领导的“六胡州之乱”，叛乱人数达7万余人，坚持了三年。后唐廷动员了朔方、陇右、北方三受降城及河东九姓的兵力，四面合围才将其彻底平息。另一次是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安禄山本人就是一名九姓胡与突厥的混血儿，他领导的叛军获得胡商的经济支持，而构成安史武装叛乱力量的主体的柘羯、杂种胡，也多来自迁居幽州等地的九姓胡。[69]因而可以说，两次叛乱都源于唐朝的边疆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九姓胡人主要的聚居区，同时又是他们从事国际贸易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