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闻名于世，足迹遍布于丝绸之路所有的地方，并长期垄断着丝路贸易。粟特语也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语，由此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从丝路北道上的碎叶城，到龟兹、焉耆至高昌各地均散布有粟特聚落。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南道于阗的丹丹乌里克城、鄯善之弩支城、且末的播仙镇等，都为粟特人所建，或是他们的重要据点。汉文史籍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凡所称之“行客”、“兴胡”，以及曹、石、米、安、何、康等姓，大多是指西域各地的粟特人。在高昌国，这些粟特大姓皆为豪族富贾，并有集中的居住区。
大量粟特商人在唐朝勃兴之前就已经活动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聚落。虽然具体状况现在还不十分明了，但是这些商业据点之间肯定已经存在着联系。唐朝政府积极同这些粟特商人发生联系，将他们引入唐代社会生活，因而在中国内地及周边地区，这些粟特商人在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朝政府在索格底亚那周边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羁縻州府，从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这是当时的客观现状，不应该忽视。[3]
在中国古代对外的交流活动中，来自于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文文献中多将他们统称为“胡商”。从汉代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由于中原王朝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更是吸引了大量的胡商进入中原从事中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入华胡商的商业活动，在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的交流的同时，也沟通了东西方精神文化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入华胡商在参与中原王朝经济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参与了政治生活，为促进和巩固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西，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4]中亚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早于官方文献所记载的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各国的使节和商人，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长安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5]西域的珍禽异兽、名贵花果也传到长安城。《汉书·西域传》记载：“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苑），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尤其喜欢西域的天马。《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葡萄供人享用，苜蓿供马食用，这两者都是从中亚的大宛国引进的。长安城南上林苑中有以葡萄命名的葡萄宫，《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匈奴单于来朝“即舍之上林苑葡萄宫”。《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城东南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另外，还有胡豆、胡麻、胡瓜等等也都是从西域传来。在文化方面还从西域传来不少乐器和乐曲，当横吹胡曲传到长安以后，音乐家李延年据以创造出新声二十八解，武帝“以为武乐，盖鼓吹器数繁杂，横吹简易，故军中行部皆用横吹”，这种横吹胡曲后来被军乐所采用。
杂技之中也增添了中亚的幻术节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国曾“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黎轩即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善眩人”即今的杂耍或魔术师。《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汉武帝为了结好西方的邻国，招邀了很多外国宾客到首都长安观光，并展示了仓廪府库，使他们知道汉朝的富庶。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中西文化和商业交往的需要，汉政府设立了大鸿胪，专管外交、商务和入华的外国人。汉大将金日磾的儿子岑曾做过鸿胪的使主客，专主胡客。《汉书·金日磾传》记述汉成帝时，其子岑“拜为使主客”。服虔曰：“官名，数鸿胪，主胡客也。”大鸿胪还设有属官“译官令丞”，专门从事语言的翻译工作。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乌孙国300余人入汉迎娶公主，《汉书·西域传》记载：“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署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随着长安城里西域商人的增多，长安城藳街出现了西域商人聚居的蛮夷邸，《汉书·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上疏中说：“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
《东观汉记》卷16“杨正”条记载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供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车过帐，贾牵车令拜”[6]。这些贾胡应为西汉时从中亚经西域而来。1965年和1973年先后在汉长安城内（今西查寨村）和扶风县姜塬村出土外国铭文铅饼共15枚。据推测，这些铅饼可能是由商人之手经中亚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晚期。[7]
西汉末年的战乱，使长安城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自东汉起经三国、魏、西晋这一时期，来华的胡人大多以洛阳为聚居中心。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嬴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到了东汉后期，更是掀起了一股西域人来华的浪潮，其中有商贾、质子、僧人、贵族、游客等，还有很多人就留居首都洛阳。其实，商胡贩客不仅日款于塞下，他们的足迹已经深入中国内地很多地方。
东汉梁冀搜罗了许多西域的“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藏室。远至汗血名马”，甚至还穿西域的火浣布。《魏志·齐王芬纪》注引《傅子》云：“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
胡人进入内地，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就出现了。东汉时期，胡人的进入使得当时的洛阳掀起了一股胡风。北朝至隋唐时期，进入中原的胡人，不可避免地再次将中亚、西域的风俗传统、文化艺术、物质生活等带到了中原地区。
东汉时期洛阳城内也有很多胡商存在，《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具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或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这些记载说明，东汉时期在长安、洛阳，都有大量西域贾胡。
东汉灵帝时（168—189），西域诸国，特别是安息、月支、康居和天竺北部地区等国人由陆海两路进入中国。在陆路丝绸之路的敦煌、凉州等地有很多来自中亚、西域的胡人。《后汉书·董卓传》所述董卓的女婿牛辅帐下有不少月支胡人，就是凉州月支人。月支僧人竺昙摩罗刹的先人世居敦煌。《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松子注引《诸葛亮集》记载，后主禅建兴五年三月诏中所说：“凉州诸国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亮节制。”这不仅说明凉州有不少西域胡人，而且还说明他们的足迹也到了四川。[8]当时洛阳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移入的外国人特别多，对洛阳当时的文化影响也最大，在统治阶级中也掀起一股“胡化”的热潮。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作为首都的洛阳城市遭到破坏，居住在洛阳的西域人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便经商。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内地与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两汉的基础上又有进步和向前发展。《三国志·魏志》卷30《东夷传》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仓慈）太和中，迁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由此推断，三国时期，西域的商人到敦煌后，想继续东向洛阳的，当地官府则给予过所，并派人护送，以保障人身安全。到敦煌后，打算回国的，在敦煌官为平取，买卖公平。仓慈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西域的使节、商贾、佛僧相继入境，云集洛阳。
到西晋时期，《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冬十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回夷会者数万人”。这个仪式参加的人的确不少，数万之中，当中有不少西域人，在辟雍碑上记载着晋代洛阳太学中的学生有不少是西域人的名字。
“五胡十六国”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晋书·江统传》记载：“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这一半戎狄主要是匈奴、羌和其他杂胡，这些杂胡既包括从西域来的胡人，也包括原居住在接近关中地区的一部分月支、粟特和龟兹人，后者是逐渐迁徙到长安附近的。这些胡人的特征据《太平御览》卷363车频《秦书》记载：“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晋人谓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额，北狄为
脚面，南蛮为肿蹄，方方以类名也。”
后赵政权的创立者石勒就是粟特人。《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冑。”羌渠与康居同音，是康居的别译，即石勒为康居人。又因住在石国，故以国为姓。《宋书·傅弘之传》记载当刘裕伐后秦，弘之等“进据蓝田，招怀戎、晋。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康横即粟特人，“其时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羌胡观者数千人”，可见羌胡人之多。后秦有武将康宦，在与北魏的战争中被北魏俘获，《晋书·姚兴传》及《魏书·羌姚苌传》都有记载。“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国、康宦还长安，皆复其爵。”另外，《魏书·羌姚苌传》也有相同的记载。放还后，康宦曾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白鹿原在长安城东南，与蓝田县毗连。这里能驱略数百家氐胡，可见这一带氐胡之多。《梁书·康绚传》的记载也能说明这一点。“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www.xing528.com)
《魏书》卷41《源子雍传》记载：“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宁锯谷，断罂棠桥，子雍与交战，大败之。”子雍是在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的情况下，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在锯口生擒康维摩的。锯口即锯谷水口，在今韩城县，这说明韩城也有粟特康人。《晋书·石季龙传》也记载降胡之中有“粟特康”。
到了北魏太延年间（435—440），西域的龟兹、粟特等九国“始遣使来贡”，北魏也遣使西行，后来与西域的友好往来与日俱增，《魏书·邢峦传》记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宴，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车师王车伊洛，正平二年（452）至洛阳，《魏书》卷30《车伊洛传》记载：“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兴安二年（453）卒，赠镇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康王。”车伊洛死后，他的子孙定居洛阳，并在北魏任职。“伊洛子歇，拜使持节、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延兴三年（473）卒，子伯主袭爵。歇弟波利，拜立节将军、乐官侯，兴皇三年（469）卒，兄子洛都袭爵”。1931年洛阳城东30里天皇岭出土一方车夫人鄯月光墓志，高45．8厘米、宽23厘米，四行，每行九字十字不等：“大魏正始二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按前部王即车师王。《魏书·西域传》说：“车师国一名前部”，车伯生即车师王。从鄯月光墓志不仅证实《魏书》记载的车伊洛及家世是正确的，同时也得知《魏书》所载车歇子伯主乃伯生之讹。鄯月光是车师王车伯生的息妻，前部王子名不详，鄯月光疑为鄯善人。1931年洛阳城东北后沟村东北二里关帝庙后出土的《鄯乾墓志》记载：“君讳乾，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以上，世君西夏……”鄯善王投归北魏是在从平城迁洛之前，而鄯乾之卒是在延昌元年，已是迁洛之后。鄯乾墓志所载北魏洛阳城洛滨里当即为洛水南四夷里。按当时入居中原的西域人或外国人多以国为姓，车师姓车，于阗姓于，康居姓康，安息姓安，天竺姓竺。[9]
《北史》卷92《恩幸传》记载的西域人有康阿驮、康德王、穆叔儿、曹僧奴、曹妙达、何海、何洪珍、何朱弱、史丑多、和士开、安吐根等。《北史》中还记有何猥萨、安未弱、安马驹等中亚人。“平武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数十人，咸以能舞工歌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北齐书·韩宝业传》记载：“又有史酬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皆至仪同开府封王。胡小儿等长鼻深险，一无可用。”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的政治中心由洛阳迁到邺城，在洛阳的中亚、西域使者和商人也随之东迁。《北史·恩幸传》记载安吐根是“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后来安吐根作为蠕蠕的使臣到东魏的晋阳。东魏与蠕蠕和亲，皆以安吐根为行人。后来吐根在蠕蠕被谮，待不下去，而投奔北齐高欢，并在政府中任职。又如商胡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北史·恩幸传》记载：“武成好握槊，士开善此戏……又能弹胡琵琶，因致亲宠。”后来做到尚书令，封淮阳王。但“士开禀性庸鄙，不窥书传，发言吐论，唯以谄媚自资。自河清、天统以后威势转盛，富商大贾，朝夕填门，聚敛财货，不知纪极”。相互对立的北齐和北周之间也通过商胡进行政治和商业活动。《北齐书》卷9《后主皇后穆氏》记载：“武成时，为胡后造真珠裙裤，所费不可称计，被火所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太后丧（574年，即建德三年），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还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北齐遣商胡携带大量货物去北周，甚至连派去的吊使康买，从名字上看也应当是粟特人。[10]
北周与西域的交往也相当频繁，西魏大统十一年（545）遣酒泉胡安若槃陀使突厥，《北史》卷99《突厥传》记载：“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武帝的皇后阿史那氏是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她在天和三年（568）从突厥来到长安，《周书·突厥传》记载：“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隋书·音乐志》记载阿史那皇后还带了“善胡琵琶”的龟兹乐人苏祗婆。《旧唐书·音乐志》记述：“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推测阿史那皇后不仅仅只带了一个苏祗婆，应该有很多胡人跟随一起来到长安。
6世纪中叶，突厥人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麓，在亚洲北部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汗国，其势力范围囊括和涉及了诸多国家之间，他们和大批粟特人混杂相处。
北周灭北齐之后，邺下宫廷乐人都被掳入长安，《隋书》卷15《音乐志》下记载：“始齐平武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周武帝阿史那皇后，将中亚安国、康国、龟兹、疏勒的乐工带到长安。北周灭齐之后，又将邺下之西域乐工全部集中到了长安。到了隋大业年间，西域的音乐舞蹈家又集中于洛阳。
隋炀帝时，东突厥臣属于隋，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说：“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裴矩曾言胡中多诸宝物，并在朝廷设立掌管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机构，《隋书·百官志》记载初名四方馆，置于洛阳建国门外，用来接待四方使者，后改为鸿胪寺，下设“西戎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记载“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隋书·西域传》记载炀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至西蕃，至者十余国，……矩遣使说髙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髙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到大业年中，“相率来朝者30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接应之”。
隋大业中，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动工开凿，洛阳成为江淮西运物资的集散中心，中外商贾云集。《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错达且，以纵观之……（大业）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隋书·裴矩传》记载：“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于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唐前期，洛阳也有大量商胡，洛阳商胡康婆墓志记载：“既而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招延宾□，门多轩盖。锦衣珠服，入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在今天的龙门石窟，还留有《北市香行社社人造像题记》，它就是在北市从事香料贸易的胡人出资刊刻的。唐代在两京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事接待。此外，各国僧人、留学生、乐工舞士等“四方儒士，云会京师”。唐政府对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因而使国都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城市。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长安，“其余酋长至者，皆拜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1]
唐中期大食打败波斯、拂菻，控制了粟特地区，大量胡人东迁入唐参加唐军或是协助唐军作战。由于西域人多骁勇善战，“（康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12]。“（石国）俗善战，多良马”。[13]东曹国“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神武，欲隶麾下”，中曹国“其人长大，工战斗”。[14]由于胡人善战，故唐军中收大量胡人为将为兵。有唐一代就有许多胡人军事将领，他们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吸引了唐朝统治者，为唐王朝边疆的稳固和发展作出贡献。如阿史那忠（突厥首领）任右骁卫将军；安元寿任右威卫将军等。但同时也有像安禄山、史思明样的胡人将领掌握了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央。此外，还有“安史之乱”中协助唐军作战的外国军队。肃宗至德二载（757），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15]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阿史那弥射传》记载：“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曾于圣历二年（699）率部人六七万内迁，死于长安。”孙光宪《北梦琐言》引李肇《国史补》所记，后来宰相罗邵权就是斛瑟罗之后人。《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779），“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秋七月，“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
由于唐朝统治者政治开明，对各种新宗教亦采宽容政策，一般不加以排斥，因而有不少传教士也东来长安。如贞观初就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带入长安，并奏于太宗，于是，政府敕令在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16]此何禄显为一何国祆教传教士；同为祆教徒的还有米萨宝，西安曾出土有《米萨宝墓志》，志文云：“公讳萨宝，米国人也……天宝元年（742）卒于长安县崇化里”。[17]萨宝为管理祆教的官员，米萨宝显为长安崇化坊的祆教官员。另外，来长安的还有摩尼教传教士。开元七年（719），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并请置法堂，此大慕即为一摩尼教传教士。[18]《新唐书》卷193《石演芬传》记载：“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事怀光部将，尤亲信，畜为假子。……”石演芬应为中亚石国人。
进入中原一带的胡人，其自身特有的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融后，从精神层面上越来越受到中原文化的涤荡，从文化特征来看，他们已经与内地生活的汉族了无二致了。胡人与汉人通婚的逐渐普遍。许多胡人娶汉族女子为妻，大量胡人开始具有汉族血统。最终，中原地区的中亚胡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融合在了一起。尽管这种融合由于区域政治、经济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到唐、五代以后，这批进入内地的西域胡人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文明的洪流中去了。
唐王朝前半期，除了内地，在周边的蕃域地区也设置了一系列的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府虽然同内地州府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也将州府管理百姓的制度扩大到了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帕米尔以西地区羁縻州府的设立，唐朝的州府制度也扩展至更为广大的西域地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唐代，粟特商人的活动，是在唐帝国对周边地区支配扩大的背景下出现的，根据其律令的规定，粟特商人是作为羁縻州府百姓的身份离开本贯而成为附籍于唐内地州县的商人。依靠官府所授予的过所，唐朝政府允许他们迁移，从而使他们的活动同唐帝国的京城发生了联系。[19]
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是开放的，当时存在着胡化这一社会现象。中原的社会风气中出现了胡化的现象，当然也不能由此认为胡化对当时的汉文化造成了冲击。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是有选择、有限度的。在吸纳外来文明的过程中，汉民族更偏重于对建筑、饮食、音乐、歌舞、美术的合理吸收，这种吸收注重外在层面的方法与形式的吸取。所以，胡化的现象在当时只是短暂的流行，并不涉及汉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内核，也不涉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准则。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强大的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发展机制，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吸收消化，同时又将可能威胁本民族基本精神的风俗习惯淘汰掉。尽管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的现象，但中华文明所创造的精神理念与道德观念为基础的社会风俗习惯始终是发展的主流，胡化之风只是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华文明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包括西域胡人在内的大量异族。胡人来华之初，名字多由本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带有本民族痕迹。但是长期居住在中原地区之后，这些胡人的姓名也变化了，如安孝臣、史乔如、康敬本、安修仁、史孝章、康智等，其中仁、孝、敬、智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中国社会常用的名字，说明他们已经与这一区域的汉族百姓没有区别了，这同样也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最终，这些高鼻深目的胡人经历了逐渐汉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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