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商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活动及影响

第三节　胡商与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交通要道，这一名称已被习惯地用来称呼古代中西交通路线乃至东西方沿途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相关的交通路线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等方面的传播和交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达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丝绸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伟大发明创造，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关于“丝绸之路”的缘起，古代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丝”，意为“丝国”。罗马人同样把丝绸称为“赛里斯的布”或“赛里斯国的纱”。德国地理学家费尔南迪·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83—1905）在1877年所著的《中国》（全五卷）^[63]第一卷第二章的题目中用到“2世纪前中亚的丝绸之路”，英语称为“Silk Route”。后来，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其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1910）一书中提倡将此路延长到西叙利亚，随之范围慢慢扩大，至今已经达成一种共识，一致认为丝绸之路已概括到欧亚大陆的东西侧，即连接长安与罗马的漫长贸易之路。

长泽和俊在谈到丝绸之路时认为：“丝绸之路是从远古以来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东西交通的雅称，即人类自古使用的远距离贸易路线的总称。今天人们则把所有的东西交通路和南北交通路通称丝绸之路。由于这条路是连接三大陆的道路，故其地域非常广阔，也非常复杂，不少民族与这条路都发生着关系。它的规模之宏大，即使说全人类的历史都与之有关也不为过。”^[64]

克林凯特说：“抵达中国的洲际间贸易来往，在很长时期内由粟特商人所操纵，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公用语，直至后来才由突厥语、汉语和阿拉伯语承担了这种职能。”^[65]

丝绸之路是象征物的道路，它也是一种象征性的道路。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词是指通过同一条渠道流通的各种产品的一个借代词或换喻词、一种象征符号，它同时也传递了真实信息、虚假信息、时尚与信仰、风格与模式。如果这些产品中的每一种即使只有丝绸的象征性意义，那么它们也理所当然地具有各自的学问、各自的书籍和各自的道路。在各种可能性的混杂中，暴露出了许多网络。^[66]

季羡林先生说：“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途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影响既广且深。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67]

对于丝绸之路到底是陆路还是海路，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季羡林先生不同意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流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其实是不通的，海上运出的多为瓷器和茶叶，后来也有白糖，丝绸所占分量微乎其微，而竟名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岂非南辕北辙！”^[68]

姜伯勤先生认为：“4至8世纪的吐鲁番文书和5至11世纪的敦煌文书，使我们重新发现并认识粟特人作为‘商业民族’、作为队商活跃在丝路上的真情实录，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拜占庭与波斯两个大国在丝路贸易上的利益冲突，也看到了粟特人与草原民族西突厥人、铁勒人、突骑施人在丝路利益上的相互依傍，并看到与粟特人相关的中国丝绸市场的各种历史相。”^[69]

与丝路驼队共同跋涉在沙漠戈壁上的还有不少传教士，他们给中国输入了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与物质文化不同，精神文化的交流需要较长时间的吸收、融合，尤其是宗教文化，很难被异族自愿接受。由于中国文化的宽容性，这些外来宗教在中国都得到了比较顺利的传播，并被吸收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当推佛教文化，波及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学、美学、音乐、雕塑、建筑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时间上绵延了两千多年，至今不绝。

塞种民族最早开辟了亚欧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这条贸易之路在沟通中国和西方的丝路贸易中持续发挥了十几个世纪的重要作用。西汉以后，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又在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直持续到公元10世纪左右。历史上粟特人曾先后依附于哒、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是欧亚大陆上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在史君、安伽墓石棺床的图像中都可以看到萨宝拜访哒或突厥首领的场面，粟特商人在这条道路上进行贸易，要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保护。公元6世纪到7世纪中期，突厥汗国曾长期控制粟特诸国，粟特人与突厥通婚、杂居，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操纵了丝绸贸易。另外，在内地的胡商为了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常常要寻求其他政治势力的保护，或寻找和依附于官府的庇护，从而有利于他们商业活动的开展。

自东汉以来，中原王朝政府一向致力于发展与域外的交往，故而域外“胡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原或中原的周边地区，在经历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等地的伊兰等民族，虽然有的甚至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政权，也大量地涌入中国。隋唐时期，因中原王朝的强大，又导致大量的胡人降附或者朝贡，中原王朝采取怀柔和羁縻政策来处理和解决与这些“胡人”的关系。

正如有人所言：“在丝绸之路从来不会有临时的商人，经商可以说是一种家庭专业。它要求具有在语言、民族和经济方面的特殊知识……”^[70]因而，通晓多种语言并且见多识广的中亚胡商在丝绸之路上贩卖商品的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传播使者。

从汉文史籍看，西汉以降，大量胡商来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成帝时，康居“其欲贾市为好”，由于西汉政府为来往商旅沿途提供食宿，以至于“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驴橐驼食，皆苦之”。这些频繁来往的人中，肯定有许多属于商人。《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糜不周尽焉。”^[71]魏晋以后，伴随着这些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停留、居住，从而形成了一些聚落，并设有聚落首领，聚落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洛阳伽蓝记》记载：“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72]隋唐时期，丝路贸易出现繁荣的局面，更加吸引了大量的粟特人入华。出现“伊吾之右，波斯以西，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场面。唐人张籍所作的《凉州词》描述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景象说：“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现在发掘的西安附近的唐墓中还有唐三彩——驮丝绸的骆驼出土，可见当时运输丝绸到西域去的驼队实为常见的场景。

对于商业民族，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民族犹太人时就曾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等等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的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73]“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情形一样。”^[74]粟特人与犹太人一样，在古代的贸易活动中，虽然并不排除其民族内部具备某些物质生产能力的可能性，但他们并不是以自己生产为主，其商业活动主要是贩运商品，即以转运贸易为主。

唐朝的强盛吸引了大量胡商入华贸易、居住，在中原经商的粟特人要受到唐朝政府的管辖，胡商要往内地贸易必须持有唐朝关防官吏发放的过所。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粟特人分为著籍者和非著籍者两类：就商人来讲，非著籍者，一般称之为兴胡、兴生胡；著籍者则称之为某州人，其区别在于是否为唐朝政府之编民。中原王朝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严禁汉人经商，这就为粟特人垄断丝路贸易提供了机会。而在隋唐时期，仍然奉行重农抑商、胡汉有别的政策，这就使得大多粟特人希望成为附籍或客籍而不愿籍为编户之民，借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总之，追逐商业利益、富有冒险精神是粟特商人的共同特点。

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胡商活动的结果。胡商的活动路线与丝绸之路是相一致的。本文中的陆路丝绸之路除了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绿洲丝绸之路外，还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和青海路。

【注释】

[1]《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84页。

[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0页。

[3]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载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7页。

[4]［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王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0页。

[5]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79—780页。

[6]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34页。

[7]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8]［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9]［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94页。

[10]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页。

[11]《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12]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卷上《中边篇》，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2页。

[13]［唐］魏征等撰：《隋书·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1849页。

[14]［唐］杜佑撰：《通典》197《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11—5416页。

[1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411页。

[1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1—3213页。

[18]［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64页。

[2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7—5308页。

[21]［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

[2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76《昆虫》4，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20—3921页。

[23]［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3《唐纪》1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0页。

[24]［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1《唐记》27，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8页。

[25]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63页。

[26]张读：《宣室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

[27]王国维：《观堂集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6—610页。

[2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8页。

[29]倪红雨：《唐传奇中的西域人物形象》，黑龙江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第2页。(www.xing528.com)

[30]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页。

[31]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载张广达、荣新江著：《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第7—11页。

[32]［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130页。

[3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31—44页。

[34]陈寅恪先生的原文载于岭南大学国文学会1950年《南国》第二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8页。

[35]黄永年：《“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载《文史》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参见《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187—200页；同书《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第133—163页。另外，对此研究的还有：［日］藤田丰八著，杨鍊译：《西域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71页。［日］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41年，第99页。［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7页。魏义天著，阿米娜译：《粟特柘羯军在中国》，载《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5—240页。芮传明：《“曳落河”、“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第37页。

[36]Edwin．G．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ung－pao，XII，1952，pp．317—352，n2．

[37]［唐］令狐德棻：《周书》卷419《异域土·稽胡》，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96—897页。

[38]周伟洲著：《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39]芮传铭：《“胡马”与中国的文化生活》，《史林》1994年第3期。

[40]荣新江：《何谓胡人》，《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41]李鸿宾：《“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0—28页。

[42]［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应该读为“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13页。参见［日］荒川正晴著，陈海涛译，杨富学校：《唐帝国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动》，《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

[43]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44]［晋］陈寿撰，［宋］裴松子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2页。

[45]蔡静波、杨东宇：《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胡商形象》，《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

[46]［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83《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7页。

[47]韩瑜：《从唐小说中的胡商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8]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4页。

[49]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薄口马行时沽〉考》，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著，唐长儒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13页。

[50]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8—94页；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6—350页。

[51]尚衍斌：《唐代入华“兴生胡”的社会权益评析》，《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5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53]［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页。

[54]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55]［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96页。

[56]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7—290页。

[57]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7—290页。

[58]张玉茹：《唐代胡商及其相关文学研究》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10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第72—73页。

[59]范传贤、杨世钰、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4页。

[60]韩瑜：《从唐小说中的胡商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61]尚衍斌：《唐代“兴胡”与元代“斡脱”名义考释》，《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2]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页。

[63]F．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e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5vols［M］．Berlin，1877—1912．

[64]［日］长泽和俊著，张英莉译：《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65]［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

[66]［法］E·于格（Edith Huyghe）著，耿昇译：《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67]季羡林：《〈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兰州商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68]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9]姜伯勤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页。

[70]［法］阿里·玛札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页。

[7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72]［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点校：《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161页。

[7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

[74]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5—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