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敏
自从普罗米修斯冒险为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第一个火种，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充满了对英雄的礼赞。不论远古神话中骁勇善战的阿喀琉斯还是一连射下九个太阳的后羿，不论一生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的伽利略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侠剑客，不论在荒漠中纵马驰骋的西部牛仔还是在战争硝烟中舍生取义的革命先烈，人们都将最华丽的辞藻、最无上的荣光赋予英雄，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人们景仰、歌颂的对象。不论历史的车轮驶向何方，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发掘不同的英雄，这种对英雄的期待和追逐甚至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信仰淡漠，追求物质，讲究自我中心的年代里，一部《亮剑》的火爆又一次有意无意提醒人们：这个充满喧哗与躁动的时代依然需要英雄。
毫无疑问，《亮剑》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塑造了李云龙的英雄形象。他鲜明的个性、传奇的战斗经历都使人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电影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夏伯阳。虽然两个人物出现的时间不同，国别不同，环境不同，但他们的语言、性格、成长经历、处事态度都有惊人的相似。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同样成长于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演绎的是同中有异的两段传奇。
一
英雄之所以能被人称为“英雄”，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常禀赋，如：“力拔山兮气盖世”般的过人武艺，孤身一人独闯虎穴的超常胆略，不被纷扰的表象所迷惑而看穿事件真相的深谋远虑，不为现实的诱惑或暴力而屈服的坚定信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天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等，正因为这些超常才能与品质是普通人渴望而不具备的禀赋，所以人们在赞颂英雄的艺术作品中常常倾向于把英雄的事迹进行艺术化加工，塑造一个更加强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或者说构造一个英雄的神话，而观众或读者在对这样崇高的英雄形象投射心理认同的同时也寄予了对自身的理想化想象。
英雄被“神话”的结果就使英雄们显得更加异乎常人，他们被众人的赞誉一次次推上超人的神坛。而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们因为政治的特殊原因，就更被要求避免一切有损于英雄高大形象的缺点、不足的描写。不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是学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都无一例外要求尽量美化、歌颂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使之成为广大人民学习、效仿的榜样。“所有英雄人物都是以集体能力的负荷者、群众欲望的表达者之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社会的暴风雨时代，个人做了选择他为工具的成千上万人的意志的集中点，于是他在我们面前闪着美与力的神奇光彩，蒙上了他的民族、阶级、党派的希望的灿烂光辉。”［1］这样，作为时代和人民“希望”与理想化身的革命英雄就有了诸多条条框框，如：不能写英雄的失败，不能写英雄意志薄弱或动摇，不能写英雄恋爱，英雄面对困难不能唉声叹气……在“文革”中，这些教条更被规范化为“三突出”的基本原则，使银幕上的英雄都千篇一律地高大完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被推上神圣的祭坛，让人可望不可即，敬而远之。这样的英雄的确很崇高，但唯独缺少了人间生活的温度，少了人情味，走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
夏伯阳和李云龙两个人物最为人称道的恰恰在于突破了描写英雄形象的程式化规范，写出了他们的缺点和诸多不完美的地方。例如：夏伯阳和李云龙两人都出身农民，文化程度和受教育水平都不高，因此，虽然二人都是部队的军事首领却总是脏话连篇，他们对部下也常常骂声不断。诸如“他妈的”、“老子”、“兔崽子”等粗俗语言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又如，二人虽然已经参加了革命，但身上都带有浓厚的农民式狡黠。电影《夏伯阳》开头部分，新派的政委询问夏伯阳为什么战士们都跳到河里，夏伯阳回答说：“在洗澡哪……天太热了。”这显然是个谎话，言下之意：这是我的部队，这支部队是我带出来的，就是属于我的，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和我的战士们之间的事，你一个外人别想插手，也别想把我的队伍骗到手。这种斤斤计较的褊狭之处在李云龙身上表现得更明显。李云龙与孔捷是多年的老战友，他本想派孔捷拿下万家镇上的骑兵营，可眼见孔捷想瓜分这几百匹马，李云龙马上耍起了小心眼，借口整顿部队编制，以团长的名义要把孔捷调离团部，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不能让兄弟占了自己便宜。当上级领导索要这批骑兵装备时，李云龙又开始哭穷，并和旅长讨价还价。不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不论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甚至对自己部队的其他干部，李云龙都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缴获的枪支弹药、衣物粮草绝没有拱手送人的道理，帮助他人也不是那么无私的举动，他帮助楚云飞解决了内奸，还要顺手牵羊，拿走几条枪作为补偿。原则只有一个：“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不管软磨硬泡、软硬兼施，还是耍诈无赖，即使手段并不光明正大，他都一定要尽可能多为自己的部队“捞好处”、谋福利。此外，夏伯阳和李云龙这两个英雄人物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傲气，因为自己战功卓著，所以很骄傲。夏伯阳看不起刚来部队、不懂军事的政委，言语之间颇多蔑视，甚至还有意让不懂军事的政委在众人面前出丑，而夏伯阳最后的牺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连续打胜仗后骄傲轻敌所致。在长篇电视剧中，李云龙骄傲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虽大字不识几个却看不起从大学毕业的政委，认为他是个“白面书生”、“文人”，只会咬文嚼字，干不了冲锋陷阵玩命的活儿，言语间充满调侃和火药味，而对那些没有完成高地攻坚战任务的其他团队也是冷嘲热讽。作为长期与战士在基层摸爬滚打，从一次次战斗中洗礼过来的部队首领，夏伯阳和李云龙都生性豪爽，与部下情同手足，甚至还因此违反部队纪律。夏伯阳手下的一个军官抢劫老百姓财物，政委将其关了起来，夏伯阳立刻不顾一切要把自己手下的兄弟救出来，并与政委发生激烈冲突。当李云龙得知魏和尚遇害后，立刻带领全团人马攻击已经被收编的土匪武装，找出杀人凶手，尽管他知道这么做是违反部队纪律，尽管事后他受到了严厉处分，但是为好兄弟复仇的这一刀必须落下去。
脾气火爆、自私、骄傲、讲粗话等看似不协调的缺点都体现在夏伯阳、李云龙两个人物身上，这些缺点的存在看似不完美，但却使两个英雄的形象更加可信、可亲、可爱。除了性格上的相似性外，夏伯阳和李云龙在战斗经历的传奇性上也有惊人的相似。
夏伯阳和李云龙都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学院学习，却都天生会打仗，能打硬仗，是响当当的战斗英雄。电影《夏伯阳》和电视剧《亮剑》都不约而同在开篇设计了一场反败为胜的战斗突显人物的传奇性。当夏伯阳的部队不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袭击，正准备逃跑时，夏伯阳出场了，他率领士兵打败了敌人进攻。站在炮兵车上夏伯阳坚定的手势、镇定的神情一下子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虽然亮相只有短短几个镜头，他的英雄气概和在部队中的崇高威望一目了然。《亮剑》亦然。李云龙的出场是随着一场漂亮的反冲锋突围行动展开的，仅凭落后的武器装备和最后的两发炮弹，李云龙的新一团竟然打垮了日军精锐。如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完全出乎人们预料，也为李云龙这个英雄的出场做足了铺垫。除此，电影《夏伯阳》和电视剧《亮剑》还运用多种造型手段、情节设计突出人物战斗经历的传奇性。当白军身着统一制服、迈着整齐步伐向红军实施精神战，红军的心理防线即将崩溃时，夏伯阳骑着白色的战马朝敌人冲杀过去，他黑色的披风在镜头前呼啸而过。“就连爱森斯坦也来不及去注意夏伯阳究竟是在全景中，还是在中景或特写镜头中砍杀敌人的。”［2］这样的造型设计赋予夏伯阳超人般的英雄气概。《亮剑》中虽然没有特意给李云龙设计一个英雄的造型，但通过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已经让人物的胆识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李云龙虽没有上过军校，却天生会看军用地图，连正牌的黄埔毕业生都自愧不如；他打仗从不拘泥于常规，被包围时敢从正面突围，凭着毫无科学根据的军事直觉，他意外全歼了日军到华北的参观团。除了正规的战斗场面外，电视剧还特别设计了“大闹聚仙楼”，孤身赴楚云飞“鸿门宴”几场戏表现人物粗中有细、独闯虎穴的过人胆略。在日本军官的生日宴上，李云龙大摇大摆坐在一群素不相识的日伪军人中，最后仅凭两三个人愣是把前来赴宴的几十号人解决掉了，还能安全脱险，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奇。他明知楚云飞摆的是鸿门宴，但依然准时赴约。席间二人表面嘘寒问暖，实则暗藏杀机、语意双关，最后浑身绑满炸药的李云龙胁迫楚云飞将自己安全送出城，上演了一出类似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现代传奇。
二
夏伯阳、李云龙都是有血性、有缺点“个性化的战斗英雄”，［3］他们的战斗经历都充满传奇色彩，然而，从本质上说，夏伯阳和李云龙演绎的是两类截然不同的英雄传奇。
《夏伯阳》和《亮剑》都写到了英雄人物与政委之间的关系，而且夏伯阳和李云龙与他们的政委之间都经历了从不信任到信任的变化过程，但是两个政委在英雄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1919年3月，在俄共（布）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政治委员在军队不仅是苏维埃政权的直接代表，而且，首先是我们党的精神，它的纪律的体现者，是我们党在为实现既定目标的斗争中的坚决性和勇敢精神的体现者。党可以满意地回顾一下自己的政治委员的英勇工作，他们和优秀的指挥人员手携手地在短期内建立了有战斗力的军队”，建立政委制“是军队将越来越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纪律熏陶的最重要的保证”。［4］政委富尔曼诺夫的到来正是为了用共产主义理念教育启发夏伯阳，使其明确革命的意义，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将他手下那支散漫的游击队伍变成红军的正规军。所以，当政委来到夏伯阳的部队时，这位自发起来革命的农民部队首领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派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部队，他对政委的敌意和不信任是完全有可能的。夏伯阳与富尔曼诺夫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处理部队抢劫老乡财物的纠纷上。在这次事件中，政委一方面严厉处决违反红军群众政策的军官，另一方面以军队首领夏伯阳的名义暗地里归还老乡财物，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巧妙化解矛盾，并使夏伯阳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素养上的不足，真正明白了革命的意义。此后，在政委富尔曼诺夫的帮助下，夏伯阳不断克服自身的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从一个只会打仗的游击队队长成长为一名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委富尔曼诺夫代表的就是共产党，夏伯阳与政委关系改善的过程正是他在思想上不断向党靠拢的过程。这个思想成熟、政治觉悟提高的过程也是夏伯阳英雄成长的过程。
而《亮剑》中李云龙与政委赵刚的关系则不然。虽然和夏伯阳与政委富尔曼诺夫关系类似，李云龙对新派来的政委也毫无好感，根本没把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放在眼里。面对着堂堂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字不识几个、满嘴粗话的李云龙没有丝毫自卑，恰恰相反，他以一个骁勇善战、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的身份蔑视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在李云龙与政委赵刚的二人关系格局中，李云龙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是政委帮助军事指挥员思想上进步，而是温文儒雅的政委不断向李云龙靠拢。李云龙与赵刚关系改变的转折点并不是李云龙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素质的不足，也不是政委用先进的政治理念教育了李云龙，而是赵刚放开了读书人的拘谨，和李云龙在酒桌上敞开心胸。此后，我们看到，在李云龙的影响下，政委赵刚也多了几分草莽习气，他也说起了脏话，拿起了大碗喝酒。如果没有赵刚在生活习性上的这些改变，没有赵刚在战场上神枪手的绝活，李云龙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政委。
由此可见，所谓个性上的“缺点”在两个英雄人物身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对夏伯阳来说，缺点就是缺点，是必须要加以改正的不足，是阻碍他精神成长的障碍，而夏伯阳也确实有错就改，这才有了政治上成熟、军事上过硬的战斗指挥员的英雄形象。或者说，夏伯阳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他在政委帮助下逐渐改正了政治上幼稚、个性上急躁等缺点，能正视个体不足并用先进理论武装自己。夏伯阳是个成长中的英雄。而对李云龙来说，这些“缺点”根本不是不足，恰恰是“人性中最真诚、最原始、最单纯的东西，因而也是最值得珍重的”，［5］是这个战斗英雄最出彩的地方。没有他火爆的脾气治军，就不可能有一支在战场上呱呱叫的铁军；没有他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就不会有一帮重情重义、肝胆相照的战友；没有他斤斤计较的小心眼，就不会有部队战斗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他战场抗命的不听指挥，就不可能有出奇制胜的辉煌战绩。正是这些看似有违军纪、言语粗俗、政治上不成熟的“缺点”才成就了李云龙。这种性格的魅力不仅影响了他的部下，深得人心，就连赵刚、楚云飞这样正规科班毕业，人品、才能俱佳的军事将领也为之深深吸引。可以说，电视剧对这些“缺点”毫无指责之意，毫无掩饰之意，相反，对这些不矫情、不修饰的“缺点”持相当肯定、赞赏的态度，被认为是写出了英雄真性情的一面。
夏伯阳是个成长中的人民英雄，李云龙是个重在展示性格魅力的另类英雄。形象设计上的根本差异是由不同的创作背景决定的。
夏伯阳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出来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个英雄形象要起到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就必须写出人物如何在以政委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引导下，不断进步，并成为人民的英雄的成长过程。所以，夏伯阳等英雄形象“体现了党的英明，体现了对生活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他们都是具有党的明确的思想和革命行动的人”。［6］而李云龙的形象是在影视产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www.xing528.com)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正式将电影、电视纳入第三产业，并明确要求第三产业机构要“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在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现企业化管理”。这样，电影、电视从单一政治工具的媒介属性转向工具与产业的双重属性。在影视商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不仅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体系，而且影视剧创作中的诸多限制也逐步放开，形成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国内的影视剧创作可谓全面开花，题材、形式都日益多样化，而主旋律的革命历史剧却因题材上的敏感性一直在政治诉求和商业化运作之间谨慎前行。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利益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关系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处理不好政治标准与市场化诉求之间一“收”一“放”的关系，必然会遭到失败。
2003—2004年，《小兵张嘎》、《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一批红色经典被陆续改编成电视剧，但是过分妩媚轻浮的阿庆嫂和作风散漫、“坐着雪橇唱着酸曲的杨子荣”却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7］。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过于强调革命英雄集体化、政治化等崇高、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英雄作为个体的“人”的一面的话，那么，这次轰轰烈烈红色经典改编却“在浮躁俗杂的商业语境里采取了一种非常庸俗的方式来满足对于前高度政治化文化体系的逆反需求：即让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肆意谈情说爱，让简明的人物关系添加上私人情感的复杂纠葛”。［8］将英雄还原到人并不等于不谈政治、不写革命，避免高大全式英雄形象并不意味着去英雄化，这次红色经典改编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国家广电总局不得不在2004年4月9日和5月25日，连续发布《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坚决禁止打着商业化探索的旗号对红色经典中的英雄进行低俗、不负责任的描写。
有了前车之鉴，李云龙的英雄形象要获得官方肯定和观众认可，就必须在政治标准和市场化期待之间把握平衡，《亮剑》的成功正得益于此。李云龙是不折不扣的老革命，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即使他和国民党高级将领楚云飞惺惺相惜，但真到了战场上相遇的一刻，他也绝不手软，是个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有了这个政治上的“护身符”，李云龙身上的匪气、霸气、多面性就有了自由发挥的合法性。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李云龙身上的那些“缺点”并非毫无选择的无的放矢，而是参考当下大众文化的心理需要精心设计的。
在现代意识中，“没有一个共同的存在，只有一个自我，而对这自我的关注是关心它的个人的真实性，它那独特的、不可削减的、不受设计和传统约束的性格，以及社会给自我戴上的伪善面具和对自我的扭曲”。［9］在关注个人真实性表达、审美距离消失的时代里，消解崇高成为一种风潮，英雄人物也被拉回到世俗的人的立场加以考察和发现。李云龙满口粗话的快人快语被认为是生动鲜活的民间语言对抗虚伪做作的书面语言的胜利；他战场抗命、敢作敢为，体现的是个性张扬对抗犬儒主义的胜利；他为亲人、为兄弟冲冠一怒，体现的是快意恩仇的情义道德对抗规范的胜利；他打仗不拘一格，处事一反常规，体现的正是快速变革的时代反复提倡的创造性思维。特立独行、有情有义、张扬个性、敢作敢当、逆反思维以及有血性的阳刚之气……观众在李云龙身上找到了当下最推崇又多多少少被社会规范、习俗所压抑的心理质素，并通过李云龙酣畅淋漓的真性情流露得到某种宣泄。如果说夏伯阳使人敬畏，激励人向先进者看齐，那么被称为“红色偶像”的李云龙则是观众作为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的一种对象物投射。
总之，夏伯阳和李云龙都不是循规蹈矩、四平八稳式的革命英雄，因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英雄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夏伯阳演绎的是成长中的英雄传奇，而作为市场化包装下的“红色偶像”，李云龙演绎的则是张扬个性魅力的英雄传奇。逝者如斯，遥远战场的号角依然在嘹亮地回响。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注释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2］苏联科学院艺术研究所.苏联电影史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478．
［3］苗春.《亮剑》，塑造个性化的战斗英雄［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9-1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57-558．
［5］张东.剑走偏锋情取其真——评《亮剑》兼谈红色传奇英雄的审美特征［J］．中国电视，2006（1）．
［6］C．格拉西莫夫.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J］．电影艺术译丛，1955（8）．
［7］吴晓东.红色经典改编热昨天的英雄怎样打动今天的观众［N］．中国青年报，2004-03-11．
［8］韩婷婷.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J］．中州学刊，2008（4）．
［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