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玲
“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是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关于美的著名观点；它强调纯形式的审美性质。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指出艺术作品的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从而激发人们的审美感情。“意味”是指那种不同于对自然物的美的感情，它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名状的、神秘的、人化的审美情感；“形式”是艺术的核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逻辑，贝尔的形式是艺术品内各要素所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意味与形式互为依托。在贝尔看来，“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就美学而言，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上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在其中，因而它不同于一般的几何形式或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味是文化的形式积淀。正是由于对它的感受源于特定的观念和想象的积淀，如此的形式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具有特定的审美情感。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1］
中国的书法就是这么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的体现。自有文明史以来，世界上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是抽象与具象、模仿与表现的统一。汉字从早期原始社会简单记事功能的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如商周以来甲骨文、金文、简帛墨迹等，再由先秦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循此独特文字特点及其历史，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写字章法，历经数千年变迁，逐步发展成为富有东方韵致和美感的艺术门类。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已不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已大大增加且与京剧、武术、针灸一并为国际社会公认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步脱离文字自身的羁绊而逐渐升华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成为华夏文明永续不断的象征。汉字书法从最初的实用走向了艺术的这个过程极具形式美学意味，它独特的历史演变路径，在新的时代下仍然生生不息、大放光彩。
一 中国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点线·文体·章法
首先，书法的形式表现于书法的点与线。书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实用的局限而成为一门艺术，是由汉字的构成特点及其书写工具和载体等因素决定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点”是线的浓缩，“线”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书法的表现对象汉字的基本笔画为点、横、竖、曲、撇、捺、挑、钩等。这些都是形状不一的线条。线条显著的特点是“因形见意”，即将自然界的客观实物，依其外形浓缩和抽象成简单的笔画，所以它并不是客观实物的直接摹写，而是寄托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且有所变形，不仅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形体美，充满了客观事物的动态美，而且注入了人的主观意志和审美情致。随着遣毫之时的提、按、顿、挫、疾、徐、迅、缓，产生出极尽变化的线条造型，分割出大小兼存、疏松有致的块面，从而营造出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
其次，书法的形式还表现在其文体中。现存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盛于殷商的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金文兴盛于周代，它依附于青铜器，线条粗壮有力。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国家后统一全国文字，时称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后因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出现隶书以部分替代繁琐的篆书。到了西汉，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东汉以来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书写更为简便，形式开始获得延展空间。汉代创兴草书；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又名正书、真书。隋唐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2］盛唐时期书法表现出当时的社会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张旭、怀素之狂草及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并以颜真卿为代表树立了楷模，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再次，书法的形式讲求用笔、结构与章法。就书法看，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徐疾等区别。中国文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因而虚实相生。《淮南子》云：“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3］章法所述则除了涉及单个的字体，还涵盖了整篇文字。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结字法，如智永的永字八法、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卫夫人的笔阵图等。
以上可见，中国书法极其讲求形式，注重形式上的美和美感，且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与之相应的鉴赏文化。中国文字的点画、结构和形体与拼音文字不同，它集音、意、形式于一体，变化微妙，形式意蕴丰富，意趣多变。在点画线条的强弱、浓淡、粗细等丰富变化中浸透着历史和人文的积淀，无论是线条、结构、文体还是章法都在历史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富的内容。同时冠以书写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起伏，乃至字形字距和行间的分布，均可以构成有丰厚意味的形式规则。中国书法的整体韵味之丰富，早已超出了文字的一般意义。
二 中国书法艺术表达的意味：象形·写意·审美
首先，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文字在产生之初就具有象形的特点。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亦即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原始文字的起源，来自于一种模仿的本能。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依然存在。
其次，最初由象形而作的文字在书写表达的过程中突破了形象的局限，转而取消字的形式，只求舒乎胸臆，书法的意味表现在其写意之处。意之内涵包含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个性化和独创性。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兰亭序》就极好地表现了王羲之的气度、襟怀和情愫。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反之，在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兼其时金石之学昌盛，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书法成为了抒发意气的途径。
中国书法的意味还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意味。书法是一种表情性的艺术。它是无声之音，无形之象。它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象，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形态美方面比绘画、雕塑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能够使人们联想到许多事物共同具有的某种美的特性，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事物。书者，心之迹也。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它对客观事物形体美和动态美的反映，处处都渗透着书法家的思想感情。拙朴的甲骨文和端严的金文描绘了商周先民卜问上苍时的虔诚神态和镌刻“子子孙孙永保用”时的郑重神情；中正匀衡的秦刻石表明了四海之内初统一秦时。始皇经营秦帝国的良苦用心；从《兰亭序》中可见王羲之之飘逸；从《祭侄稿》中可睹颜真卿之悲愤……书法作品溢出浓浓的审美情趣，反映出了历史的悲欢离合。
三 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精神内核：儒·道·释精神的阐扬
中国书法传统是书法历史与书法文化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累积的产物。它与民族文化的内涵、式样、民族历史相辅相融。
首先，儒道释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之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老子的主张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老子》云：“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的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宗教对书法也有影响。以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赵孟为例，他的书法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这和他信佛教他的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而获得了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关系。
中国书法的理想境界为和谐。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它强调整体和谐，肯定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他的功用。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互为生发，彼此衬托；一字一行，小大参错，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的阐扬，书法也是表达道的一种方式。书法是线条艺术的最直接和最充分的展露。自然界本无纯粹的线，线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抽象的形象，它脱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形象，但它脱离具体事物的具体形象却又恰恰是为了表现宇宙的动力、生命的力量，恰恰是为了表现“道”而与普遍性的情感形式相吻合、相同构。书法乃道之文，它是道的显现。
四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传统的延续：继承·发展·创新
中国的文明历史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中国书法艺术的形式流变包含着对中国文化深刻而周详的诠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可以看出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要延续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传统，就必须要做到继承、发展和创新。
传统是一条大的脉络主线下由无数个支脉汇聚而成的多元存在，是充满历史个性的统一体。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书法不断地继承、发展与创新。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大篆、小篆、隶书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这之后，“汉承秦制”，由秦篆衍生出了汉隶，之后汉代隶书发展逐渐定型。定型后的隶书基本告别了汉字的象形形态，发挥了形式因素，又保留了某种象形写意的神韵，这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变——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汉代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东汉时期的碑刻字体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4］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方割据，皇权疲弱，门阀士族阶层崛起，强调个人趣味，为人处世上倡导“雅量”、“品目”、“声色”之美，艺术鉴赏上追求中和淡然。此时，由汉隶蜕变而来的楷书，在三国魏钟繇和晋王羲之的推进下进一步规范体势，不再拘泥于隶书严格的形式要求，完全顺从笔法自身的刚健运作，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书体。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其实用性和艺术性便开始完美地结合起来，他将人的性情意动表达得更为洒脱自然。这也成就了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东晋时期书法大家辈出，其中，王羲之和王献之迎合了士人阶层对于雅韵品目的艺术要求，使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除了文字之美外还有独特的形式韵味，笔法蕴动之中妙趣横生，于是书法甚至成为文人雅士现实生活艺术的一部分。人称“书圣”的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最能代表魏晋精神。他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是楷书向草书转化的辉煌过渡样式。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笔法最为遒劲，以“破体”与“一笔书”为最。同时晋代的陆机、卫瑾、王导、谢安等士族大家等更为这一南派书法艺术推波助澜。稍后，北朝碑刻书法则以北魏、东魏最精，与南国的婉约相比，北国大地的风格尽显浑厚壮美。北朝具有草原民族南迁后汉化的背景，习惯于褒扬先世，故以刻石为多，于是在这一时期内，南北文化各得其所，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雄南秀。由此，华夏书法艺术开始大规模走出大一统的法度严谨、波磔分明的形式，活泼不拘一格的形式中透露着性情笔墨。春秋之华章，意蕴之多变，显示出多样文化共生的时代图景。
“书至初唐而极盛”，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中国统一，四海升平，唐代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书法艺术也到达出神入化的境界。楷书、行书、草书的形式多样，飘逸而不逾矩，它们各成风韵，流派纷呈，追求形式自身的极限表达，整体上显得收放自如。此一时期，以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唐代书法总特点是结构严谨整洁，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的癫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影响深远，孙过庭的草书以儒雅见长，颜真卿的笔锋则纳古法于新意之中，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他和唐代最后一位大书法家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将大唐气象表现得完美如一。五代以后，宋朝疲弱，以文官治国，这也促成书法转向尚意，文化上也有宋代理学发达原因之所致，但在书法艺术上宋依旧有自己高傲的形式特征，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改唐楷面貌，直接临晋帖行书遗风，有旷远豁达之意渗透其中。而元代由于异族入侵，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赵孟的书法思想绝不逾越二王一步，但由于他对王派书法的精妙之处颇有独到的领悟，所以他的书风“温润闲雅”、“秀妍飘逸”，当然这也与他禅宗信仰的影响有关。文人画的流行则使书法的点睛功夫更为内在和宽泛，且更为精致。
总之，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后来唐宋元明清书法艺术继承了古老的文字艺术，不断在形制上吐故纳新，将古老的艺术精神发扬光大。无疑，书法也是时代精神的显现。中国书法艺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任何其他艺术都无法比拟的文化历史积淀和深厚群众基础，并成为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方式。书法逐渐融入到了民族无意识文化心理积淀的深处。
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只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古老悠久的书法技艺，留转于画笔方格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书法这种原来有意味的形式极有可能因为不断重复的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其原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和生成的形式伴随着文明进程的流变，具有丰厚的人文意蕴，是时代精神的表达。但是如果忽视这点，书法极有可能沦为规范化的一般形式桎梏；而且这种特定的审美情感也会逐渐变成一般的形式感。所以有必要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精神上进行形式创新和笔法创新，这将是中国书法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创新更是渐进中的继承，继承中的变革。而实际上，中国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使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以谋求解放生产力的需要。
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整体。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其曲张变化之间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流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书法史上，凡在形式上有所作为、能融合时代元素，融意蕴形式于一体而又能表达精微的时代精神者，皆源于对此一古老艺术传统的深度体味与开拓。今天书法艺术的弘扬同样离不开对这一凝结在形式中的时代精神意蕴的体察与把握。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注释
［1］李泽厚.美学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2］陈望衡.中国美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1．
［3］周斌，马琳.中国书法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63．
［4］吴风.艺术符号美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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