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的发展：环境审美与艺术研究

环境审美与中西美学的发展

陈国雄　胡　昊

环境美学的产生可溯源于工业社会以来全人类的环境保护运动。工业社会无疑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前景，但是工业社会的巨大进步又为人类的未来埋下了祸根。环境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东西方文明所共同关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这种自杀性的后果。”^［1］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这标志着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始，这也是东西方文明对于环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开始。

随着环境的审美价值日益凸现，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从功利发展到道德与审美，对环境的实践从征服与改造环境到保护与美化环境。而且，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全球化，美学对于自然美的关注只是一个理论起点，自然问题在理论中理所当然地拓展到环境，环境美学必将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焦点，并进而将自然美的研究作为自然理论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美学实践中更是如此，“我们的鉴赏超出了质朴的大自然，从而进入了我们更世俗的环境中”，因而“环境美学才应运而生”。^［2］所以，环境美学不只关注建筑、场所等空间形态，它还处理整体环境下人们作为参与者所遇到的各种情境。而且，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而言，环境系统中人的因素仍占据中心地位，所以环境美学将深刻影响到人类对于彼此关系的处理，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伦理道德，最终引导与实现伦理。正如柏林特所说：“它（环境美学）鼓励深层的政治变革，主张抛弃等级制度、权力斗争而走向共同体。人们能自由工作，共同参与实现目标。”^［3］而这种共同目标的实现必须奠基于中西美学的相互交流，而环境美学在很大程度上能推动交流平台的建构。

一

“晚清以降，汉语思想界的基本关怀是：如何使中国富强，如何使中国传统精神不被西方思想吞噬。中西方精神的相遇，有如一场危及民族生存的争战，思想比较就是生存冲突，无法避免。”^［4］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中西美学比较的视界中，中西美学存在差异是理所当然的，而更有甚者，中西美学是以西方美学对立面的方式存在于比较美学的视野中的。“20世纪90年代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中国美学史研究以弘扬本民族审美个性为最高目的。于是，民族性追求与国际平等对话间形成内在矛盾。并不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西方文化之成为强势文化并不是民族性追求的结果，相反，它时时以普世性面目出现。”^［5］正因为大多数研究中国美学的学者，把“民族性”的追求放在首位，而忽略了“普世性”，从而无限放大中西美学思想的差异，进而使二者形成对立。这就造成了中西美学研究中的理论误区，不着力构建中西美学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而着眼于过分张扬中国美学的“民族性”与“异类性”，这样的比较研究只会使我们的美学研究隅于一角而缺乏全球视野。

然而，环境美学的出现，为这种美学研究的态势提供了化解的理论契机。环境美学是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扩展，意味着一种新的以环境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的诞生。环境美学作为21世纪美学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环境美学”已成为欧美和中国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当今欧美的美学试图由此来超越以艺术为探讨中心的“分析美学”主流传统，并且引发国际上对“非西方美学”智慧的普遍关注；在中国，美学也在努力发掘本土传统中的审美要素，来共建以“环境审美”为核心的新美学体系，这一切都暗示出全世界美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要的转向。

在此美学发展的背景下，构建中西美学的汇通平台就成为环境美学不可推卸的历史重负。“当人是自然的儿子，热爱自然、依恋自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之一。……中国和西方虽然具有不同的美学传统，不同的自然美学观，但这种必由之路却是共同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的基本问题。世界各个民族各自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背景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世界各个民族的最高目标。”^［6］正是因为“自然美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也正是因为“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所以环境美学才不会像艺术美学那样，过于受文化的制约，兴起于西方学界的环境美学也很迅速地在中国生根。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充满希望的征兆就是，人们开始偿还东方和西方的相互理解这笔长久拖欠之债务。而环境美学为我们创造了偿还这笔债务的最大可能性，在环境美学的理论催生中，中西美学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实现由民族或地域立场向全人类立场的转换。

这种理论的立场转变起因于对于自然审美的重视与推崇。当代学者赫伯恩（Ronald.W Hepburn）在《当代美学与其对自然美的忽视》一文中，最早擎起了复兴自然美学研究的旗帜。赫伯恩认为，自然世界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不同类型、暗含潜力、极端丰富的审美体验的源泉，而不是被其他哲学家所贬低的审美贫乏（审美贫乏指的是自然的欣赏是烦琐的、主观的，甚至不在美学层面上）。同时，他认为，自然的审美欣赏如同艺术那样，存在由烦琐、肤浅的欣赏导向严肃、深入的审美体验的趋势。最后，赫伯恩强调，既然自然世界没有被诸如有意图的设计者、艺术史传统和艺术批评实践之类所束缚，便使得我们对自然的欣赏更容易成为一种敞开的，参与式的和创造性的审美欣赏。^［7］

但这种理论转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对于环境与生态的真正关注，人类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正是在此基础上，“环境美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与传统美学的区别所在：美学研究的重心从艺术转移到自然，其哲学基础由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扩展到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生态主义；美学正在走向日常生活，并应用于实践。不难预见，环境美学将成为美学研究的显学，也势必为人类的实践指出一条通往人与环境的和谐美的道路”。^［8］其实，环境美学所指明的不仅是一条建构对话平台的康庄大道，更是一条人类的归家之路。

二

环境美学对于中西交流平台构建的理论可能性与有效性隐含了环境美学的普世性特质。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是美学的基本课题。美学家无不提出自己为人类构制的精神家园，从柏拉图的“理念”，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从孔子的“仁”到朱熹的“理”，这一切都给人类以心灵的慰藉。“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美学差别很大，但所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构造一个肯定人的情感世界的感性空间。”^［9］只有在这个审美的空间中，人类才能达到一种含真善又超越真善，含功利又超越功利的人生境界。而环境美学构造的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空间，而且其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美丽而温馨的家园。环境美学促使美学的立场从地域性与民族性向世界性与人类性进行转换。

阿诺德·柏林特就以环境美学为切入点为此种具有“全球意蕴”的未来美学形态的建立进行了理论探索，从而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美学能够丰富我们对环境的感受，反之亦然，充分地理解环境能加深对美学的领悟。”并且随着对环境理解的扩大与深入，“环境美学所涉及的领域随着其重要意义的提升而扩大”，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几个无关大局的公园与绿地，而应当包括与人类生存相关的一切环境。由此，环境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美学的边界，将更多的对象纳入人类的审美视野，而且，在柏林特看来，它远不止影响到美学理论，而涉及了更为普遍的价值准则，也就是说，它对于哲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环境不仅仅是由物理学的语言所描述的客体的集合，环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栖息地。环境的审美经验是对于环境的整体感受：“完整地感受世界，使用全方位的感知，这是在拓展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人类世界、我们的生活。由此，它的目标是一种扩张的但有识别力的意识，作为整体地活动着的有机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在全幅经验中要有机敏的，智慧的和积极的投入。环境的审美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主要方面。”^［10］其实这样一种对于环境的整体感受就是家园感所具有的内涵。这种“家园感”就应当成为环境美的根本性质，如何构筑人类家园，就应当成为环境美学关注的理论核心。

环境所产生的审美体验包含更多的隐性因素，并且这种隐性因素对于身体的审美冲击更有力度、更生动、更为深刻。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会来扩大人类的审美感知能力，它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人类自身，而且融合了最独特的地域体验。正是这种最独特的地域体验，使得环境审美经验超越了日常经验，从而建构起最深沉的家园体验。

家园感产生于环境审美经验中对于日常经验的超越过程中。家园感这种审美经验并不是人类对环境的功利性掌握，而是一种对于功利的超越，是对于事物对立关系的消融与扬弃，通过这种消融与扬弃，在更高层次上，将环境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双方的重要品格融汇于内，实现对立双方的统一，从而实现向家园感更高层次的环境审美经验的生成与升华。关于这种审美经验对于日常经验的超越，杜威就有过经典的论述，在《艺术即经验》中，他把艺术从其他经验中区别出来形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常现象”，主张“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11］所以，他主张将艺术与生活联系起来，主张在一大群被分割的美学观念之间重新建立起它们的内在关系。这些被分割的美学观念包括：美的艺术与应用或实践艺术相对、高级艺术与通俗艺术相对、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相对、审美与认识和实践相对，艺术家与组成其受众的“普通”人相对。在此，杜威所要强调的是，审美经验同日常经验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任何一种完整、统一而有强度的经验，都具有审美性质。由此，他得出了与康德相反的结论：审美经验不是没有意欲和观念，而是这两者完全融入具有审美特质的感知经验中。^［12］由此，可以这样认为，杜威所揭示的审美经验模式有力地启发了环境审美介入模式的创建，与此同时，审美经验只是对于日常经验超融的论述，也为意欲与观念这些日常经验融入环境审美经验提供了理论启迪，从而为环境家园感的获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这种审美经验的获得要求人类不仅仅作为外在者或旅游者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环境的内在者而存在。外在者对于环境的审美经验往往追求一种形式主义的陌生与新奇，而内在者对环境的审美经验则源于与环境的完全契合而产生的一种与之同体的感觉。环境的广大与多样满足了人类作为外在者与旅游者对陌生与新奇的经验需求，但更重要的是，环境对于人类的栖息与庇护功能又能够满足人类作为内在者对安全和信赖的经验要求。内在者的环境审美感建基于人类对于自身的合理定位，人类只有居住在环境中，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才能获得与环境的相互交感。

“一般来说，因为一个地方的常住居民必须每日都经验他们的环境，而旅游者或其他外来者的经验只是暂时的，所以存在论意义上的内在者的审美价值就应该具有优先权。采用杜威的术语来说，一个地方给它正在居住的居民提供完满的经验，比它为暂时的参观者提供完满的经验似乎真的要重要得多。”^［13］所以，对于环境美学与环境家园感的构建而言，不仅内在者的审美价值具有优先权，而且，内在者（常住居民）的生成有利于环境家园感的获得。所以，在环境美学视野中，对于环境而言，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做一个对其提出积极改变建议的旅游者或规划者和设计者，因为这只是一个外在者，我们更应该成为一个环境的内在者，作为居住者在与环境的交相融洽中建构一种家园感。

因此，归属感、依托感、安全感是家园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人类对环境的这种归属感、依托感、安全感通常表现为“大地情结”，这种对于大地的依恋之情，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现形态。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是一个新词，可被宽广定义为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这些情感纽带从强度、微妙性和表达方式上看彼此都有很大的区别。对环境的反应也许主要是审美的：这种反应会在从风景中感到的短暂愉悦到突然显现出的美所给予的同样短暂却更加强烈的愉悦之间变化。这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14］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表现了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情感连带，人创造或者改变环境，以各种方式回应环境，包括视觉和美学欣赏以及亲身接触。环境不是由若干自然物综合而成的空间，它与人类生活包括主体自身生命融为一体。

家园感并不是人类对环境功利性的过度执着，而是一种对于功利的超越，是对于事物对立关系的消融与扬弃，通过这种消融与扬弃，在更高层次上，将环境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双方的重要品格融汇于内，实现对立双方的统一，实现向更高层次的环境审美经验的生成与升华。在环境审美经验的生成与升华中，环境美学对于中西美学的内在沟通性就得到了完美的呈示。

三

中西美学交流平台的构建，不仅以环境问题作为其构建的理论先导，而且也以人类家园感的生成为其情感中介。但是环境美学既不是在单一的文化模式中生成的，也不是在东西方各自分立的诸侯割据中生成的，它是一种不同美学体系多元共存的美学形态。这就意味着环境美学发展不能只遵循单一的模式，相反，环境美学发展的理论取向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与背景下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存在单一的环境美学模式，只存在共同的环境美学的发展。正如高建平所说：“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15］由此可见，只有在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环境美学才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理论可能性，它才会更好地承载起构建交流平台的历史使命。

柏林特从美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方面对于这种新的美学形态进行了描述。他认为：“美学能够丰富我们对环境的感受，反之亦然，充分地理解环境能加深对美学的领悟。”并且随着对环境理解的扩大与深入，“环境美学所涉及的领域随着其重要意义的提升而扩大”，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几个无关大局的公园与绿地，而应当必须包括与人类生存相关的一切环境。由此，环境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美学的边界，将更多的对象纳入人类的审美视野，而且，在柏林特看来，它远不止影响到美学理论，而涉及更为普遍的价值准则，也就是说，它对于哲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柏林特提出了“结合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概念，这为具有“全球意蕴”的未来美学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在柏林特看来，环境与艺术的审美的美学形态可称之为“结合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这种美学将重建美学理论，尤其适应环境美学的发展，在此种美学的指导下，人们将全部融汇到自然世界与环境之中去了，而不像传统美学那样仅仅静观美的事物与场景。由此，美学必然从博物馆和音乐会这些受特定时间和地点保护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审美不能脱离整体的社会利益及行为。最终，美学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一切人类关系、行为中，因此“结合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将吸收所有的审美体验，同时保持其各自的个性。^［16］阿诺德·柏林特就以环境美学为切入点为此种具有“全球意蕴”的未来美学形态的建立进行了理论探索，从而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此，探讨环境美学对于中西交流平台的建构，我们必须首先把握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就是环境美学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美学形态。但是其理论生长点却又是多元的，它的来源是很多的，有现实的来源，有历史的来源，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来源，也有他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来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学面临着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与机遇。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关于美学，我们必须全球性地思考它的地域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广阔的全球视野，但是必须意识到我们通常活动的地域环境。确保在两者之间保持对话，将允许我们去获得两者的结果。对于美学的发展而言，我们所必须做的是，在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基座上，找一种提出地方或民族主题的适合的方式。文化之间的美学对话和交往，势必在今后的美学建构中愈来愈重要。我们应该强调起源于印度、中国、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哲学的同等价值，不能预设一个源自于雅典和罗马的西方美学发展模式，美学发展理应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鲜活的存在。因而，“语境普遍主义”^［17］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立场，必须将“普遍性”与“语境性”结合起来。从这样的模式出发，才能真正看到美学的核心概念在特定文化中的独特性，看到美学在不同文化中的多种表现形态。(www.xing528.com)

中国环境美学的研究也应该遵循这个理论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国环境美学研究当然要介绍当代国外美学的研究，尤其要更多地研究传统中的环境美学思想。但是，中国环境美学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环境审美实践，让环境美学理论在这种对实际的研究之中成长起来。只有来自中国环境审美实践，能够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环境审美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环境美学。

只有这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环境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真正根基。它与国外的美学的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极为重要。本国本地的环境美学要不断地吸收美学的最新成果，在一个对话和互动的语境之中发展自身；另一方面，本国本地的环境美学必须扎根于本国本地的环境审美与实践中，形成各具特色的环境美学理论。

环境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全球性注定其拥有全球美学的潜质，而其全球性的美学特质必然会彰显环境的独特价值，环境价值不是个人的、武断的抑或非理性的，而是人类对于价值追求的视野拓展，并且位居全人类生活的核心位置。环境美学对于环境价值的彰显势必会在中西文化与美学交流中发挥中介与平台的作用。

（作者单位：陈国雄，中南大学文学院；胡昊，上海市吴淞中学）

注释

［1］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地球母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0．

［2］CARLSON A．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Art and Architecture［J］．Routledge，2002．

［3］Arnold Berleant．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

［5］薛富兴.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67．

［6］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58．

［7］Ronald W.Hepburn．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M］//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Broadview Press，2004．

［8］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

［9］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207．

［10］BERLEANT A．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11］杜威.艺术即经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9．

［12］有关杜威对审美经验与知识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区分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史蒂文·布拉萨.环境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59．

［13］史蒂文·布拉萨.环境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8-59．

［14］TUANYF，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M］．Prentice-Hall，1974．

［15］高建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J］．民族艺术研究，2004（1）．

［16］BERLEANT A．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17］这种观点是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于“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议2006年6月26日至28日于四川成都召开，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四川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上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