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性在艾思林戏剧艺术思想中的探讨

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一声呐喊，西方人心中永恒不变的真理不复存在了。这声呐喊强烈地预告了人类理性主义精神在20世纪的严重失落和崩溃，人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随着信仰的破灭，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无所皈依。当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丧失的时候，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站在了“异化”的边缘。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以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当做了新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们越过科学、逻辑、物质、意识等理性主义触觉所及的一切抽象范畴、概念，而直探个人、主观、内在、生命的孤独、平庸、苦闷、焦虑、恐惧与绝望，探寻人的存在本质，揭露人生虚无的怪诞与荒谬。

1942年，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第一次用“荒诞”一词描述人在信仰破灭后陷入无家可归的可悲的生存境遇和感受：

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1】

“荒诞”（absurd）一词最初是由拉丁文surdus（耳聋）演变而来，原来在音乐语境中意味着“失去和谐”，后来引申为“与理智或者适宜不和；不一致、不合理、不合逻辑”，在通常用法上，“荒诞”可能仅仅意味着“荒唐”。加缪对“荒诞”一词的使用，已经在该词的最初意义上做了引申，使之成为具有相对固定意指的学术语汇。尤奈斯库把“荒诞”定义为：“荒诞是缺乏目的……切断了他的宗教的、形而上的、超验的根基，人迷失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义、荒诞、没有用处。”^【2】

艾思林对“荒诞”概念的理解与接纳不仅深受加缪和尤奈斯库的影响，更有自己切身的人生经历与感受。艾思林从不到两岁开始，几番沦为难民，这种不停的逃生经历以及身上背负的犹太人的身份，让艾思林觉得尽管最终逃到了英国，但是在英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乃至整个世界中，他只不过是个陌路人、一个无所依托的流放者，世界是不可知的，命运是无常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理想、纯洁和目标也无可挽回地贬值、逐渐丧失，他不知道未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艾思林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加谬所描述的人的荒诞处境和荒诞派戏剧作品中所描述的焦虑、绝望和荒诞感感同身受。在加缪的话中，在荒诞派的戏剧中，他读出了自己当年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荒诞感。多年以后，他在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研究荒诞派戏剧的感受时，不无感慨地说：“以有限的头脑和短暂的人生去穷究生存的含义、去发掘世界的秘密，这是不可能的。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都是荒诞的。”^【3】(www.xing528.com)

在艾思林看来，荒诞派戏剧正是反映了这种荒诞感。荒诞派戏剧作家们把“荒诞哲学”运用于观察、评价社会现实，并且把它作为创作的原则，在他们看来，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无逻辑的、虚假和荒诞不经的。无论是贝克特的“生的痛苦”、尤奈斯库的失去了的“自我”、品特的“威胁”感，还是阿尔比的孤独与隔绝，都表现了他们自己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荒诞感”，即人或是淹没在物中，或是受他人支配，或是失去了自我，或是与世隔绝，总之人处于困境之中，精神迷惘，失去了生存意义。荒诞派戏剧中的荒诞直指二战后的西方现实生活，是对其尖锐的批判与无尽的嘲讽，是绝望中的呐喊与沉默中的抗议。正视现实生活的无意义，承认人类生存条件的荒谬，是荒诞派剧作家的胆识与判断力，是非理性处理后的理性思考，荒诞派戏剧作家们所有努力都在试图“面对人的状况的终极真实时重建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认识”^【4】。

艾思林对荒诞派戏剧中荒诞性的理解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讽刺性地批判了对于终极真实没有了解没有意识的生活的荒诞性”^【5】。艾思林称之为“虚假生活的荒诞性”^【6】，简单说就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意义，从本质上说就是理解的可能性，而在艾思林看来，荒诞派戏剧揭示了一种因为割断了与一个终极真实的内在联系而形成的生存图景：整个世界和人的生活失却了普遍的价值依托，人成为了原子时代的真正单子。于是，世界破碎处，生活不可理喻，他人不可理喻，自己也不可理喻。荒诞派戏剧通过讽刺和戏仿的方式，一边传递怀有非人性的人类的“一种半意识生活的死气沉沉和机械麻木的感觉”，另一边“让一个虚假的、低下的社会当众受辱”^【7】。

另一方面，表达了“在一个由于宗教信仰崩溃而导致人的确定性丧失的世界上人的处境本身的荒诞性”^【8】。艾思林认为这种荒诞性相对于前一种荒诞性更为深刻。艾思林说：“当不可能接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神圣目标的启示的时候，生活必然面对着它终极的、赤裸的真实。”^【9】当信仰消失，意义被抽离，荒诞的人生就成为了物质世界的囚徒，宛如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在《思想录》中所描述的那样：“让我们想像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10】没有什么语言能更准确、更形象地描述荒诞人生的生存困境：当生活失去奠基，每个人都是终极意义上的死囚，所谓的差异仅仅是刑期的不同，当死亡迫近，生命显得分外脆弱。

艾思林对荒诞派戏剧的命名和阐释，不仅奠定了他在戏剧批评领域的地位，也让荒诞派戏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的重视，对戏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