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符号学的两位重要奠基人与奥古斯丁的影响

什么是符号（sign）^【1】？符号有着怎样的内涵？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曾经对此有过一个一般性的解释：“一个符号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除了它在感觉上留下印象外，还导致另外的东西进入心灵。”^【2】奥古斯丁把符号分为自然符号（natural sign）和约定俗成的符号（conventional sign），“自然符号就是没有任何动机或意愿把它们用作符号，但仍然指向另外事物的知识”^【3】。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烟就指向火，这种指向并不出于某种意图，不是要把它当做符号，它才具有这种指向性，即使我们只看到烟，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根据经验就知道烟下面必是火。看到脚印就知道有某种动物经过，这脚印也必属于这类符号。愤怒或忧伤的人的面容总是表露他的内心感受，这与他的意愿无关，同样，心里的其他情绪也都会在流露内心的面容上表露无遗，尽管我们根本没有想要表露出来。另一方面，“约定俗成的符号就是那些生命存在为了尽其所能表现自己心里的情感、感知或思想而相互交换的符号。给出一个符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要把符号给予者自己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并传递到另外的人的心里”^【4】。不仅如此，奥古斯丁还明确指出，在符号中，语言占据主要位置，“人用来表达思想的符号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由话语构成的。因为我能够把所有那些符号，我简单提到的各类符号转化为话语，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用那些符号来表示话语”^【5】。奥古斯丁的符号观影响了现代符号学的两位重要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斯。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经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ēmion‘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6】通过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7】也就是说，符号的两个构成要素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符号是二者的统一，“亦即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二元关系”^【8】。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两个构成要素的概念对于现代符号学的研究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所说的那样：“作为双重实体的符号概念（能指和所指或符号载体与意义）预示和推进了与符号—功能有关的全部定义。”^【9】索绪尔对所指和能指的兴趣形成了符号学的欧洲传统。

索绪尔的同时代人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兼逻辑学家皮尔斯提出，符号“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10】，他指出符号有三种三分法，其中第二种三分法对戏剧影响最大。根据这种分法，符号分为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11】和象征符号（symbol）等三种基本符号，他指出，图像符号“是这样一个指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不论这样的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拥有这种相同的特征”；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指号，它通过被某个对象所影响而指示那个对象”；而象征符号“是这样一种指号，它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想去指示对象，这种法则使那个象征被解释为指示那个对象”。^【12】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对美国实证主义符号学产生了重大影响。(www.xing528.com)

虽然索绪尔和皮尔斯来自语言学和哲学的不同学术传统，但是他们都认识到符号对于理解符号学的核心作用，并尝试解释符号传达意义的方式。两者所不同的是，皮尔斯试图在符号、人、客体三者的结构关系中寻找意义，他的三类符号（图像、指示、象征）的意义都是由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定的；索绪尔作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语言本身，他的符号就是词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成为索绪尔符号学的核心，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降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更多是由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而不是由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确定，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联系是人类语言（汉语除外——笔者注）的核心特征。

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成为现代各种符号学、语言学学派以及语言学科的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13】开始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艺术的分析，1930年代，布拉格学派^【14】也开始将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布拉格学派不同意皮尔斯的有关观点——笔者注）^【15】运用于戏剧分析，布拉格学派成为戏剧符号学产生的直接源头。20世纪六十年代，索绪尔和皮尔斯符号学被重新重视，被法国和意大利学者们应用于戏剧研究，从70年代初起符号学大规模进入各社会学科，80年代交流功能被明确引进了符号学。当代符号学家们不断地继续完善符号学理论，从而推动了符号学理论的飞速发展。在这些符号学家中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就是典型的一位。艾柯特别关注了“自然符号”（natural sign）和“无意图符号”（non-intentional sign），即“（a）来自自然源点的物质事件和（b）发送者无意释放的人类行为”^【16】。按照艾柯的看法，来自自然源点的事物之所以必须被列举为符号，那是因为有一种范例在表达式（被感知的事件如烟或病人脸上的大批红点）和内容（其原因或其潜在效果如火或麻疹）之间奠定了编码关系；而人类的无意图符号中，如姿势行为，只要有什么规则把文化起源赋值给一定的姿势，那么这些姿势就具有一种潜在的能指意向，就将被理解为符号，而不取决于发送者的意念，即“行为之所以变成符号，是由于接受者一方（受文化规范陶冶）的决定，或发送者一方的决策，从而刺激接受者决计将这些行为当作符号”^【17】。艾柯对“自然符号”和“无意图符号”的理解丰富了索绪尔和皮尔斯以来的符号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