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林：英国广播公司任职史

一年的艰苦岁月之后，艾思林离开比利时，最终抵达了英国，^【7】并从此改名为马丁·朱利叶斯·艾思林（Martin Julius Esslin）。刚到英国的艾思林发现，虽然自己在大学时专修过英语，但此时的英语语言却让他有一种可怕的不安全的感觉，更为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氛围中，感觉自己对英国的文化习俗、人们的行为方式完全不了解。这种特殊经历也许使得他多年后特别容易理解荒诞派戏剧作品中所传达的那种焦虑、绝望和荒诞感，他说：“以有限的头脑和短暂的人生去穷究生存的含义、去发掘世界的秘密，这是不可能的。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都是荒诞的。”^【8】几番沦为难民的经历以及身上背负的犹太人的身份，让艾思林觉得在英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他只不过是个陌路人、一个无所依托的流放者，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也不知道未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从多年后的荒诞派戏剧中，他读出了自己当年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荒诞感。

幸运的是，艾思林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很快派上了用场，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欧洲服务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英国广播公司，艾思林先是做一个监听外国广播的翻译，一年后，转到另一个部门，负责用德语对德国广播，实际上这是与德国戈培尔宣传机器^【9】进行心理和宣传斗争的第一线。从一个政治广播的职业监听者，到广播节目的编剧、节目制作人和导演，艾思林对这种作为劝说和交流工具的电子媒体也逐渐产生了兴趣。二战期间，有许多逃离纳粹魔掌的欧洲知识分子难民来到伦敦，所有这些人艾思林几乎都认识，他总是默默地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他们，给他们工作和机会，一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成了主要的资助点。

1947年艾思林与雷纳特·格斯滕贝格（Renate Gerstenberg）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莫妮卡（Monica）。夫妻二人一生陆续合作翻译了许多戏剧作品，向英国人介绍了德语世界的杰出戏剧作品和剧作家。战后不久，艾思林为歌剧作曲家贝陶德·哥德希密特（Berthold Goldschmidt，1903—1996）写了一个歌剧脚本，该脚本是由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五幕悲剧《钦契》（The Cenci）改编而成的。该剧获得了1951年“英国博览会奖”，但当时只是作为一次音乐演出，一直到1998年此剧才由伦敦三一音乐学院的半业余的演员演出。1945至1955年间艾思林负责报道纽伦堡审判^【10】和柏林封锁^【11】的有关事项。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关于文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文章。1955年，艾思林被任命为欧洲制作部的副主任。受到朋友瓦尔·吉尔古德（Val Gielgud）^【12】的鼓励，也由于1959年他的第一本书《布莱希特：罪恶的抉择》^【13】获得了成功，艾思林于1961年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剧部，并被任命为副主任，两年后接替芭芭拉·布雷（Babara Bray）任主任，一直到1977年退休^【14】。

艾思林对广播剧的影响力早在他做广播剧部副主任的时候就已经清楚显露了。瓦尔·吉尔古德任广播剧部主任时主要致力于“穷人戏剧”，艾思林到广播剧部后，大大地拓宽了广播剧范围，周六晚上播出的是伦敦西区风格的戏剧，周一可能就是来自于老维克剧团^【15】的剧目。艾思林鼓励英国剧作家要充分利用广播媒体，激励他们创作广播剧时要始终保持活戏剧（舞台剧）中的新鲜活力。当代英国戏剧学者西蒙·特拉斯勒（Simon Trussler）认为，艾思林所做的这些工作将会比给他带来荣誉的评论著作有着更持久的重要性。^【16】1963年任广播剧部的主任后，艾思林积极创建“国家空中剧院”。他清楚地知道广播的巨大威力，它不受舞台布景、服装等的妨碍，能快速地进入听众的心里。因此他特别注重广播剧的质量和细节。例如，他对处理恋爱场面的背景音乐问题就特别谨慎。他认为，过量的音乐很容易让听众受到干扰，“听众忍不住就会想到这两个恋人正在被一大群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包围着”^【17】。虽然有来自电视和刚建成的国家剧院的竞争，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剧部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每年创作高水平的广播剧400部到500部，其中包括许多先锋派剧作家（有的也被艾思林称作“荒诞派戏剧作家”）的作品，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约翰·阿登（John Arden，1930—）、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以及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等等。在艾思林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下，广播剧成为非常具有创新力的广播节目，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剧达到了顶峰。(www.xing528.com)

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37年间，从广播监听员、翻译、编剧，到导演、节目制作人、作家，再到节目策划人、行政工作人员，由于这些不同工作的需要，艾思林对东非和中非的殖民政策、对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冷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包括他自己的种种亲身经历，都使得他能够永远先别人一步地深入理解、恰如其分地概括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和作家的特征，并给以简明扼要、精辟无比的评价，例如，他曾经用一句话来总结尤金·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1909—1994）：“24小时之后，你才开始逐渐理解。”^【18】

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期间，艾思林始终不知疲倦地支持着戏剧和戏剧艺术家们，帮助戏剧作家获得经济资助，为一些标准戏剧公司以及实验戏剧公司的剧目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他还把大量用德文写作的欧洲戏剧翻译成英文，并且写作戏剧评论文章向英国人民推荐、介绍了许多德语戏剧与剧作家，其中大部分作品或剧作家在那之前是英国人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或不能理解的。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英语世界中，布莱希特是最被误解的一位外国作家。1956年，布莱希特的公司即柏林剧团曾经访问伦敦，但是其作品的英文演出却被认为是枯燥无味、令人讨厌的东西，因此不被人们所接受。布莱希特去世后，艾思林觉得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个作品与其所公开信仰的意识形态似乎自相矛盾的政治诗人和剧作家。1959年，艾思林结合自己的政治和戏剧经历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布莱希特：罪恶的抉择》。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地方包括美国都纷纷邀请艾思林去讲学。在艾思林的引导下，戏剧观众、戏剧教师以及戏剧从业者们逐渐发现布莱希特著名的“间离效果”理论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他们原先所理解的“疏远观众”的意思^【19】，他们对布莱希特的理论及其作品产生了兴趣，开始愿意去了解甚至进一步理解布莱希特了。20世纪著名莎剧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曾经这样写过布莱希特：“虽然我并没发现布莱希特的理论特别令人兴奋，但我收集了他所写的有关他自己剧本的文字资料，如能看到其中一剧将可能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20】西蒙·特拉斯勒在纪念艾思林的文章中也提到他对布莱希特的兴趣不是因为其戏剧中的说教内容，而完全是受到艾思林的这本书以及约翰·威利特（John Willet，1917—2002）同年出版的《布莱希特戏剧》的激发。^【21】

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同时，艾思林还有其他一些兼职工作。他于1963年至1972年任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文学顾问，1965年至1975年担任著名的伦敦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的戏剧研究小组成员，1969年至1976年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戏剧客座教授，1975年至1976年为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委员，1976年他成为该委员会戏剧组负责人。也曾任《戏剧评论》（Drama Review）的编委以及《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的戏剧编辑。艾思林为人慷慨、友好、幽默，做事认真且思想敏捷，他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边继续在他钟爱的戏剧艺术领域里笔耕不辍，他的大部分著作写作于这个时期。由于贡献突出，艾思林于1967年被奥地利总统授予教授头衔，1968年获西德阿道夫·格里姆电视艺术节目最佳编剧奖，1972年由于对广播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艾思林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