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隆武朝臣与艾儒略等人的关系
在整个隆武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郑芝龙，郑氏家族构成了隆武朝武官集团的主体，[75]隆武朝的成败与郑氏家族的支持和后来的背叛有着直接的关系。郑芝龙“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父母贫寒，少年时即到澳门，接受天主教教义训练后，领受圣洗，取圣名尼古拉（Nicolas）”。[76]因他的影响，其家族成员和属下之中或有若干教徒，[77]有学者认为其子郑成功也可能受洗入教。郑芝龙与不少耶稣会士都有深交，如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和安文思（Cabriel de Magalhaes），特别是毕方济，罗马耶稣会会院藏有郑芝龙赠毕方济的长诗，诗中说：“乾元之德在用九，天亶聪明作元后。刊承天施服黄裳，舜有七友文四友。……泰西景教传天语，身是飞梁接天庭。斜枕魁衡携龙角，曾友吾皇入帷幄。天章洒赠怀袖中，荒墅甘盘称旧学。光武昔日起南阳，帝尧封侯原为唐。……”[78]把隆武帝比作中兴的汉光武帝，把天主教说成“传天语”，显示出与毕方济、与天主教的不俗关系。同时他将毕氏与隆武帝的关系比为舜之七友和文之四友，也体现了毕方济在隆武一朝的地位。
郑芝龙之子郑成功也深受隆武帝器重。成功原名郑森，隆武帝赐姓朱，并赐名“成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79]郑成功虽未必曾受洗入教，但他与天主教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曾特许意大利神父多明我会的利畸（Vittorio Ricci，1605—1685）在厦门其官邸对面建立教堂并公开举行弥撒。郑成功入台湾后，曾试图招降吕宋，任命利畸为特使，赴吕宋召谕。此行虽未成功，但郑氏对天主教的亲善和信任应无可怀疑。此外，郑氏家族与天主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1649年郑氏家族在安海曾热情接待过黎玉范、利安当、文都辣、毕光贤等西班牙修会会士，为他们提供住宿。郑芝龙的女儿女婿均为教徒，女婿葡籍华人Antonio Rodriquez并希望他们留在安海，答应为他们建立教堂。[80]
由于隆武政权需要大量官员，因此朝廷征召大批崇祯旧臣入闽，而福建籍官员更属首先被征招之列。在隆武朝建立之始，便任命了二十余位内阁大学士，成为明代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内阁，[81]在内阁大学士中有多位与艾儒略交往密切的福建士人，包括蒋德璟、黄景昉、林欲楫、曾樱、朱继祚等人。如晋江人蒋德璟，在《西海艾先生行略》被称为“蒋相国八公”，是与艾儒略“或谊笃金兰，或横经北面”的“数十公”中的一个，他曾审阅艾氏1637年出版的《西方答问》，比利时汉学家杜鼎克甚至认为《西方答问》就是在蒋的主动要求之下才出版的。[82]蒋氏虽并不赞同天主教，曾为反教文献《破邪集》作序，但在福建教案中，他并不主张驱逐传教士，而是与曾樱一起保护了艾儒略等人，并在教案期间帮助出版《西方答问》，这本身就是对艾儒略的一种支持和保护。
这“数十公”中还有“兴泉道令冢宰曾公二云”，即江西峡江人曾樱，崇祯时期他以右参政分巡兴泉道，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曾樱任满晋升“按察御吏分巡福宁道”时，泉州士民“扳辙挽留”。[83]隆武时由郑芝龙推荐为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寻进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福建教案时期他和蒋德璟都认为“其教可斥，远人则可矜也”。[84]这种宽容的态度保护了传教士和大批教徒。(www.xing528.com)
与蒋德璟同时应隆武帝之招入阁的黄景昉曾在所著的《国史唯疑》中提到利玛窦，认为他“所传天学格致学，亦特精辨”，[85]黄氏为艾儒略的《三山论学记》作序，序中对艾氏评价甚高：“以余所交，如思及先生，恭悫廉退，尤俨然大儒风格，是则可重也。”[86]林欲楫曾以《畏天箴》诗一首赠艾儒略，诗中对天主教和艾氏本人的道德修养工夫，深表赞赏。[87]
除内阁大学士之外，礼部尚书、太常寺卿曹学佺，曾与叶向高一起，与艾儒略以友好的学术方式反复讨论天主教教义，艾氏把这些讨论汇编出版，就是《三山论学记》。早在万历年间曹学佺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时期他就结识了利玛窦，并赠诗以示友好：“异国不分天，无人到更先。应从何念起，信有夙缘牵。骨相存夷故，声音识汉便。已忘回首处，早断向来船。”[88]在福州曹氏的亲属之中，也不乏受洗入教者。[89]
从隆武朝上层文官集团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天主教基本上是亲善和宽容的，对传教士们是友好的，虽然其中真正入教者可能甚少，但这体现了耶稣会长期以来的上层政策的积极成果。西班牙托钵修会虽然在传教策略上与耶稣会的适应主义多有不同，因而招致了更多的反对，但私下仍有不少士大夫支持他们，如刘中藻就是多明我会的朋友。[90]刘中藻，隆武时任兵科给事中，稍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金华、衢州。鲁王时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事实上，耶稣会在福建活动中最积极的支持者不是来自上层士人，而是广大的中下层士人。在林金水教授所考证的与艾儒略交往过的205名福建士人中，“居多者则是青衿儒士和地方缙绅，如儒学教官、庠生和贡生之类，他们是艾儒略在闽传教活动的社会基础与依靠对象”，[91]在这一阶层中天主教的基础十分深厚。隆武帝入主福建之后，需要任用大量中下级官员，而由于当时官员的缺乏，朝廷甚至在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仍开科取士，这必然为大批中下层教徒提供了进身的机会。如《口铎日抄》的作者、艾儒略最重要追随者之一的李九标可能曾在太常寺任职，他的许多亲友如林琦、陈克生、张利民等都曾在隆武时期担任过政府官员。[92]但由于史料中对这一阶层的相关情况记载甚少，因而很难得到数据上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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