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隆武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
隆武帝朱聿键于乙酉闰6月7日以唐王监国,二十天后登基,定都福州(称为福京),意图以福建为基地,“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54]因此,他致力网罗人才,稳定局势和安抚人心。在这种形势之下,隆武帝乃至整个朝廷都对天主教表现出了亲善之态度。
在建宁李嗣玄所作的《西海艾先生行述》中记述了隆武帝访问福州天主堂的情况:
乙酉六月,隆武帝建号于闽。谓规制未壮,不足为上帝歆格地,乃式廓而轮奂之。树坊于门曰“敕建天主圣堂”。而赐匾于堂曰“上帝临汝”。且先帝先有“钦褒天学”之旌,至是又踵事增华。先生深为吾闽幸,以为辟邪反正之功,自是兴起无外矣。[55]
隆武朝建临时国都于福州,这对于艾儒略乃至耶稣会都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Zucher)曾评价这段历史说:“历史在帮助艾儒略——因为艾儒略没能走入宫廷,而宫廷却走向了艾儒略!”[56]
隆武帝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亲临福堂。福堂为“叶相国(叶向高)长孙君锡(叶益蕃)暨诸教友所创”,“先生虽辙无停轨,然居福堂之日居多”。[57]隆武帝认为福堂“规制未壮,不足为上帝歆格”,因此扩建并重新装饰了它,树立了“敕建天主圣堂”之门坊。还亲提“上帝临汝”匾额挂在堂前。这样的褒奖,在天主教传华史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与伦比的。崇祯帝曾因汤若望在历法方面的贡献而赐“钦褒天学”匾,这历来被认为是明末天主教被宫廷所接受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天学”一词却往往语焉不清,事实上汤若望受宫廷之器重大都是因其在天文历法与军事火器方面的成就,因此,隆武帝对艾儒略的褒奖,对于耶稣会甚至罗马教廷而言,意义都要大得多:它昭示着天主教在中国终于可以得到合法的承认。
明朝一直实行闭关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基本断绝与国外的商贸往来,除朝贡之外,外国人是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利玛窦等最早入华的传教士虽然凭着个人的卓越能力结交了大量高层权贵,取得了其个人在华留居的权力,并出入宫廷,但明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不明,传教士们也始终没有得到过合法的传教许可,[58]这使天主教的地位一直十分脆弱,易受攻击。在1616年南京教案和1637年的福建教案中,天主教备受“邪教”、“异端”之指责,传教士多次被遣返回澳门,[59]因此,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是耶稣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隆武帝对福堂扩建和对天主教的嘉许,必定使当时已是耶稣会中华副区区长的艾儒略深为欣喜。李嗣玄说其“深为吾闽幸。以为辟邪反正之功,自是兴起无外矣”。
除耶稣会之外,西班牙诸修会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也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进入福建开辟教区。[60]他们的传教政策与耶稣会的适应主义不同,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并往往直接反对中国传统的祭祖祀孔等传统礼仪活动,因此在闽传教期间曾多次与当地民众发生直接争端。[61]在隆武时期,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朝廷的保护。1645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施自安曾派教徒徐方济各等到福州请求黄道周护教,隆武帝亲下“严禁教外无端攻击天主教”的诏书,并派人至福安试图平息事端。[62]隆武帝对天主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隆武帝与传教士的交往由来已久。隆武帝朱聿键是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王朱之后,其封地在河南南阳。在1630—1631年间,他便结识了当时正在开封的毕方济,称他为“西域之逸民,中国之高士”,[63]毕氏原本受遣自松江赴山西,只是路过河南,[64]但到了开封之后却在此建堂传教数年,很可能与唐王世族的支持有关。崇祯九年(1636年)京师戒严时,朱聿键“率护军勤王,部议以擅出境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65]直至弘光帝在南京建都大赦天下时才得以释放。在此期间,毕方济曾为其多方奔走,“力白当事抚臣,余事得明”,[66]朱聿键必感激在心,在登基之后便三次召毕氏入朝,[67]并作诗相赠:(www.xing528.com)
天地年年故,蟾午日日新。
怜彼华夷苦,拯余方寸仁。
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68]
隆武帝称毕方济是“金兰一友道”,“信任甚切,至欲命之为大臣。方济劝之信教,隆武许其建教堂及居宅一所于广州”,[69]并派遣他以宣谕使身份赴澳门借兵。有些西方资料甚至说隆武帝当时欲授毕方济以封疆王号,惟毕氏坚不受命,仅求隆武帝颁布保教敕书。[70]这也可以说明合法传教问题对于耶稣会的重要性。
南明诸帝对天主教皆持友好态度,这虽然与他们欲利用西方军事技术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有直接关系,但从隆武帝对艾儒略和毕方济的关系来看,显然不止于此。在毕方济呈隆武帝的《修齐治平颂》中,他劝皇帝无邪思、无二妇、勤仁政、敬上帝,[71]可见毕氏是抱有皈化隆武帝的想法的。后世史家对隆武帝的评价都相当高,皆赞其俭朴博文,勤政爱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隆武帝可能是明末清初帝王之中唯一能达到天主教一夫一妻制要求的帝王,其“后宫无嫔侍,仅执事三十人。平国公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近”。[72]此外,宫中位高权重的司礼太监庞天寿亦是教徒,[73]他对隆武帝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646年(隆武二年),礼部正式颁布诏书,允许在福建及隆武朝所属境内一切地方建造天主堂。[74]这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天主教的正式认可,对天主教在华之生存和发展当有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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