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来的巫师[34]
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而言，传教士与天主教常常代表着异人和异术。由于有关下层平民的思想与生活状况甚少文献记载，传教士在下层平民生活中的地位与身份很难得到准确的界定。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极为有限，虽然福建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教区之一，[35]但晚明曾到过福建的耶稣会士不超过十人，[36]其中还包括罗如望、傅汎际等只作了短暂停留的传教士。同时，福建地理环境十分复杂，民族与方言众多，因此，传教士不可能与广大平民教徒有较多的直接接触，下层民众对传教士的了解往往只能通过那些追随传教士们的中下层士人教徒，或者通过亲友、邻里、师徒等关系的人际互传。《口铎日抄》所记载的艾儒略等传教士与福建当地人的大量谈话，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传教士与中下层士人之间，广大下层民众与他们的直接接触基本上只能来自教堂的主日活动或宗教仪式中。他们所了解的传教士，是异国长相，身披祭衣，口中诵念咒语（拉丁文）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人。
在民间，传教士们常常被视为拥有巫术的巫师，甚至在死后也被神化为某个神祇。如利玛窦入华之时常被传其有炼金之术，死后则被尊为钟表匠的行业神；[37]生前传教于陕西的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因其驱赶蝗虫的能力，死后被视为当地的土地神而备受崇拜。[38]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民间的身份定位，由于至今仍留有一些相关中文资料可供探索，因而在晚明耶稣会士中显得极富代表性。
首先，许多民众认为艾儒略具有通灵的能力，即他可以与天界或冥界之神鬼直接沟通。这样，他就成了怪梦或其他灵异事件的解释者。如著名的泉州教徒张识，[39]在十七岁时曾梦见：“床帷有光一道，递现二十一字：曰愤勘、曰解虐、曰德邻、曰白乡、曰听简、曰健盟、曰百系亦脱、曰三年当受予。”[40]于是他向艾氏请教其中涵义。艾氏认为“三年当受予”即指他还有三年之寿，果然他于三年后“是月是日是时去世升天”了。泉州一位老年教徒颜宾魁作了一个幽冥之游的怪梦，他患病卧床之中，梦见自己死亡后被天主审判，天神因其“煅炼未满，善功多缺”而被放回世间，其间遇见多位已经亡故的教友，或尚在炼狱中受苦，或已成值日圣人，艾儒略解其梦曰：“此天神欲传天主之命，以启迪天下人也。”[41]
其次，传教士们被认为是具有超能力的人，包括驱魔、治病、免灾等等。在李九功的《励修一鉴》下卷[42]中记载了许多福建平民信徒的灵异故事，由于许多故事的主角都是福建当地人，因此读来颇觉真实可靠。如福州有曹姓者，是曹学佺的服侄，有邪魔侵入其家骚扰之，曹请师巫驱治而魔不为所动。后求助于林本笃，林命教中二友往其家，诚心祈祷，发愿虔奉天主，而魔即遁去，后曹氏全家皆领洗入教。[43]
此外，传教士们所带来的各种圣物，如圣架、圣水、圣经等物常常被视为神器，还有念圣名、画圣号等活动，都具有超自然的功能。这使传教士具备了不在尤在的特征：在灵异事件中，他们往往并不在场，而这些圣物本身就有着神奇的魔力。如永春少女颜安德患目疾，瞳生翳珠，其父引之在圣像前躬为虔祷，“将灯草濡圣水点之，且令之瞑目静息。少项，女云已不见碍。开目视之，翳珠已化矣”。[44]同时，传教士的神奇能力可以通过施洗过程而传递给教徒，而令教徒也能逢凶化吉，消灾避难。如有一寡妇之子失足溺水，寡妇闻之泰然，唯在圣母像前祝祷，而其子果然获救。[45](www.xing528.com)
总之，在平民阶层，耶稣会士们的社会角色与其在上层士人社会的身份角色全然不同。早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主事吴尔成移南京都察院咨文中就曾指出过传教士们“对士大夫谈则言天性，对徒辈论则言神术”，[46]其身份甚为诡异可疑。而随着传教事业越来越民间化和当地化（localization），这一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既有民众误解的成分，也与耶稣会自身的宣传有关。事实上，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传教过程中，是十分强调灵迹和异能的。
福建广大平民对于巫术和神迹绝不陌生，相反，闽台民间信仰素来发达，各色庙宇神灵遍布城乡之间。闽越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就是“信鬼神、重淫祀”，[47]晚明人谢肇淛说：“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闽中富贵之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少有疾病，则祷赛祈求无虚日，亦无遗鬼。”[48]对于身有异术、屡显异能的传教士们，当地平民多敬畏有加；对耶稣与圣母，他们也奉为神灵，供奉其圣像；对圣架、圣水等圣物，他们也视保佑平安或丰收之物。然而，中国民间信仰历来保持涣漫自由，且以多神为特征，“最重祭祀礼仪，而不细究宗教义理”，[49]许多平民信徒对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并不真正理解，因而他们往往对供奉圣母像与观音像甚至妈祖像并无差别，视“圣水之水与杨枝洒水同一作用也”。[50]正是因为如此，平民信徒的信仰常常很不坚定，在耶稣会士的各种西文资料中，有许多相关记载，情节都十分相似：在徒劳无益地使用医药和佛道驱魔仪轨之后，病人便向传教士求救。而当传教士的“法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后，他们又恢复了原有的异教信仰，而结果就是病情复发，如此多次方能让他们虔心向教。[51]
谢和耐以“外来的巫师”界定传教士在晚明下层社会的身份，可谓入木三分。在耶稣会的传教方向转向民间之后，广大平民百姓已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目标群体。对超能力的强调是吸引他们放弃原有信仰而改信天主教的重要手段。“往往是由遥远地方传来的某种圣教和巫术，具有更大的威望并被认为最为灵验”，[52]因此无论是作为传播者的耶稣会士还是作为传播中介的中下层士人都有意识地强调了天主教异能的一面。这样的身份，虽然使传教士在短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崇拜和敬畏，但也使他们游离在中国民间社会的边缘，无法成为其中真正的一分子。
一般而言，艾儒略能被接受与认同的人群只局限于中下层士人教徒群体，在这个不大的群体中，他成为了其中的领袖，这不仅是由于他所传播的西学西教被这一群体所接受，更是因为他个人的卓越能力和人格魅力。然而在这一人群之外，他仍是一个身份与目的均不甚明朗，甚至时常受到怀疑和敌视的外来者与“陌生人”。艾儒略在福建社会的身份定位，在各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中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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