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士人社会中的复杂关系

（一）“夷狄之礼”

艾儒略进入福建中上层士人社会的楔子是叶向高。1625年叶向高致仕回乡，路过杭州时见到艾儒略，因“奇其言，延之至福建”。^[1]所以艾氏当是以叶向高之半友人半门客的身份入闽的。^[2]叶向高“三朝首辅”的地位和声望使艾儒略顺利地被当地士人团体所接受。

在福建上层士人之中，艾儒略与许多人有非常友好的交往。在他们之中，艾儒略建立了“西儒”的身份。在艾儒略在中国留下的唯一一幅肖像画中，^[3]艾氏头戴脑后饰有飘带的四方平定巾帽，身穿宽大儒袍，四周镶有宽边，袖口肥大，典型的明代儒士装束。他以“西儒”的身份与士人们交往，参与儒家的学术和社交活动。1625年春艾儒略入闽之初，便参加了福州一个书院的会讲：他不仅与中国士人一起礼拜孔子牌位的仪式，而且积极参与讨论当日的议题“天命之谓性”，^[4]从天主教的视角阐发自天命至人性的见解，在与会士人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艾氏作为“西儒”的另一个活动是：他出版大量著作。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列艾氏著作共33种，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列26种，方豪《天主教史人物传》列15种；他甚至热衷于中国的木刻版画，《出像经解》是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版画作品。^[5]此外，他还拥有大量士人学生，“青衿韦布，皈依称弟子者，奚止数千人”；^[6]这些都证明了艾儒略在福建士大夫阶层中身份和地位。

然而，“西儒”之“儒”是否真正被上层士人认同为群体中的一分子而非“陌生人”呢？齐美尔曾这样定义来自异文化的“陌生人”：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非和不可能产生于它的品质到它里面来。^[7]对于福建士大夫群体来说，艾儒略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他所宣讲的理论，即使穿着儒学的外衣，却始终无法被真正地理解和接受。

在《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诗》中，诗人们多表示了对艾儒略学问、道德的景仰之情，然而，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强调了同一主题：遥远的距离。叶向高诗中言“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能擬。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蹑履历穷荒，浮槎过弱水。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8]莆阳曾楚卿诗曰“九州游其八，昔人亦以寡，乃有泰西人，一苇浮中夏。日穷章亥步，九万风斯下，入门粲玉齿，名理恣所写……”。^[9]温陵张维枢诗中说“浮槎碧汉水云乡，直到东南建法场。望国遥看沧海涨，尊天代演物原章”。^[10]几乎所有的诗作都提到了“九万里”（或八万里）、“三年”的行程、远涉重洋等词句，强烈地体现了一种艺术上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上层士人之间的身份认同不仅来自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与贯彻，而且在于他们共同的生活经历。明代士大夫都是出自各个县学、州学、府学，都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有担任各级官职的经历，这使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都极为关注，其中不乏东林党人和复社人士；他们对远道而来的艾儒略有敬重之心，却鲜有亲近之意。

与利玛窦所交往的北京士大夫们不同，福建的上层士人对天主教的兴趣相对要淡漠一些。在艾儒略的福建教区受洗入教的教徒中几乎找不到上层士人的名字，在曾经为艾氏的著作写过序言的诸多福建士人之中，凡有进士功名的都非教徒。《口铎日抄》记载了艾儒略在1630—1640年之间在福建的传教活动，主要内容是艾氏与福建近百位各阶层士人的谈话，其中鲜有取得过举人功名的士人，而有进士功名的士大夫更是仅有两位：卓迈和朱继祚。(www.xing528.com)

1637年，福建兴起反教风潮。福建巡海道兼按察司副使施邦曜、福建按察使徐世荫、福州知府吴起龙发出禁教告示并下令驱逐阳玛诺、艾儒略等传教士。在这一事件中上层士人们的态度充分地反映出教士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蒋德璟，号八公，泉州人，是艾儒略传记中所提到的十余位好友之一，崇祯时礼部尚书，晋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蒋氏不仅“性鲠直”，^[11]而且学识极广，九边阨塞，河漕、屯盐、水利、历律、刑法等等，莫不深究，著述颇丰。在反教事件中，蒋德璟明确反对驱逐传教士，并给了艾儒略以极大的帮助，他为此面见当时以右参政分巡兴泉道的曾樱。曾樱亦是艾氏好友，在他们干预之下，反教风潮很快过去。艾儒略虽被逐，然而并未离开福建，1637年《西方答问》在泉州景教堂出版，由“远西艾儒略撰，同会阳玛诺、伏如望订，值会阳玛诺准，晋江蒋德璟阅”，有学者认为《西方答问》是在蒋德璟的主动要求下出版的，^[12]这表示了他在反教风潮中对艾儒略的支持。然而，他在为《破邪集》所作的序中却显露出对天主教的蔑视：“吾儒性命之学，则畏天敬天，无之非天，安有画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浓胡子耳。”^[13]他对传教士们的态度，是“其教可斥，远人则可矜”，这是建立在“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而迹其人，不婚不宦，颇胜火居诸道流”^[14]的基础上的。他与艾儒略的友谊，绝非出于互相理解，视为知己的认同感，而是一种大国心态下的宽容。

许多上层士人具有与蒋德璟相似的宽容心态。例如与蒋氏一起致使“稍宽其禁”的曾樱，还有在教案其间仍热情接待艾儒略的朱继祚。在《口铎日抄》卷八所记载的艾儒略与朱继祚的长篇对话之中，主要议题是关于中国传统的各种祀神之礼，包括城隍祭祀、关公祭祀、佛道之神灵崇拜，这正是引发教案的核心问题。朱氏对天主教一神论提出诸多质疑：“今闻贵教独奉一天主，一切神祇，概置不问，不已过乎？”“城隍之神，敝邦从古所尊。闻贵教不礼拜之，何也？”“佛、老之经，何为不可用乎？”“特有从来孝子忠臣，如关壮缪羽之类者，似亦有功于人心世道，何为并不奉之乎？”^[15]……朱继祚在传教士被驱逐的处境下仍热情地接待艾儒略，并与他坦诚地就教案本身的原因积极对话，这实际上表明了他对福建当局处理天主教问题的不同意见。

总体而言，艾儒略在福建八闽之地自由传教二十多年，“凡建堂二十余所，受洗者以万计”，^[16]这本身就体现了闽文化本身的宽容和友好，也是福建大多数上层士人对于传教士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上层士人与艾儒略的关系并非是一以贯之，而是具体的、复杂的。随时间推移而前后有很大变化。谢和耐将这一变化称之为“从同情到敌视的过程”。^[17]一般而言，他们对天主教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多排斥。如蒋德璟也表示“向与西士游……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18]在“比读其书，第知其窃事天之旨”后，则加入了“破邪”的行列。如周之夔在艾儒略入闽之初曾赠诗示好，^[19]而他在为《破邪集》所作的序言中却说“视天主教与从其教者，只宜视如禽兽，不当待以夷狄之礼”，^[20]此话说得虽过于激烈，然“夷狄之礼”四字却很能说明大多数闽中士大夫对艾儒略友好和宽容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