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研究：意义与效果

三、《出像经解》的意义和效果

将欧洲的铜版画、油画改制为中国式的木刻版画，并以书籍形式出版发行，不仅是一种本土化的尝试，更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过程。铜版画和油画的制作所需时间长、成本高，在欧洲属于精英艺术，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教区和不断增长的教徒们的需要。而木版画工艺相对简单，制作快捷，印刷数量可随需要随时控制，是一种更大众化、平民化的艺术。在艾儒略之前，传教士们已经有过一些木版画的尝试：1604年《程氏墨苑》中收入了以利玛窦赠送给程大约的四幅油画为蓝本的木版画，然程氏所重在于其艺术内容而不在其宗教内涵。1619年罗儒望（P.Jean de Rocha，1565—1623）出版《诵念珠规程》，即以纳达的铜版画集《福音书故事图像》为底本，选其中十五幅（内容为十五端玫瑰经^[18]）改创为木版画，改创后的风格很中国化，内中的人物特征、服饰、建筑及场景都完全是中国式的。但《诵念珠规程》的目的在于诵读玫瑰经时默想之用，画面中并无标题注释，教外人士很难解其含义，因此流传范围不广。而《出像经解》在发行数量上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称它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极为抢手，一经出版，便“为时人所推许，无何，不胫而走，架上已空”。^[19]它在三百年内于全国各地多次再版，据《晚明基督论》作者柯毅霖所称，他所见的版本就有十二个之多，^[20]包括二十世纪初的版本。可见其流传之广泛。

《出像经解》所云之“经”，为万日略经，“万日略”当是Evangelium的音译，译言“好报福音经”，即“四圣纪吾主耶稣降生在世三十三年，救世赎人以至升天行事，垂训之实，诚开天路之宝信经也”。^[21]将这个通俗版画集称之为“经解”，显然是为了突出其权威性。艾儒略在天主教蓬勃发展的1635年出版《出像经解》与《言行纪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民间对天主教的误解，向大众传播更清晰、更正统的天主教理论。耶稣的生平故事，无疑是一切教义的出发点和整个天主教理论的最核心部分。艾氏的这两部作品是中文《圣经》翻译工作的最早的尝试，^[22]而《出像经解》作为福音书的图解本，更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于在中国人心目中树立完整准确的基督耶稣的形象，保证天主教的纯正性有重要作用。

《出像经解》是耶稣会使用艺术和艺术品作为传教手段的一个经典范例。由于西方绘画技法在透视、阴影与色彩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很大区别，尤长于立体感，^[23]因此当时中国人见到传教士展示的宗教画时，往往震惊于其栩栩如生的效果。利玛窦朝觐的供物中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神皇启阅，初奉御前，其后收藏御帑，今上复命重整圣龛恭奉”。^[24]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洋绘画对后来的中国画界也有巨大的影响。

1887年（光绪十三年），时耶稣会江南主教倪怀纶将艾儒略的一些作品汇集成八卷本《道原精萃》在上海慈母堂出版，内附大量木版画插图。其序言《像记》说：“圣教创建伊始，遽尚图形……窃思愚鲁庸人，不解文字，观圣像则前人故事如寓目中，较六书象形之义，尤加一等。……圣像，记珠也，明镜也，真照也，所以记往事、悟道义、照教礼，一举而三善备也。”《道原精萃》重刻了《出像经解》，并将之作为《言行纪略》的插图，然由于“世代迁移，枣梨散毁”，^[25]艾氏原作已不可寻，因此只能直接仿自纳达的原铜版画。由此亦可见《出像经解》在耶稣会中的重大影响。

1640年，汤若望献给崇祯帝的《进呈书像》出版，此书共由四十八幅木刻版画组成，它是以《出像经解》为模本的作品。^[26]后人对这两部作品常常混淆。著名的反教文集《不得已·邪教三图说评》中，杨光先刊刻了“众人拥待耶稣入城、钉架、立架”三图。杨氏此文针对的是汤若望，但据费赖之和方豪考证，都认为其图应临自《出像经解》，^[27]德礼贤等人也认为汤的画与艾儒略的画基本接近，只做过有限的修改。杨氏把耶稣及众人的形象描绘得极度猥琐丑陋，因为“教友所崇拜者乃图”，所以他要“恢复如德亚国被钉耶稣”云云^[28]，以至于后来针对《不得已》引起了一系列论辩。^[29]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出像经解》的巨大影响力。

总之，《出像经解》既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学及艺术史上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晚明辉煌的版画中受到了各阶层文人的广泛关注，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更主要是一部反映晚明天主教传播方式创新的典范作品，它证明艾儒略对中国本土文化甚至是福建地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同。正是这种深刻理解与认同，促成了艾儒略晚年在福建传教的巨大成功。大约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艾儒略被晋升为耶稣会中国副区区长。^[30]到1640年左右，中国的教徒总人数已达到60 000—70 000人，而福建教区成为晚明最成功的两大教区之一。^[31]

【注释】

[1]汤开建、陈青松，《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的关系》，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2]《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3]由于《出像经解》版本众多，内含版画的数量也不同。自三十余幅至五十余幅不等。本文引用的版本为ARSI，Jap.Sin.I，187，此版本的封面题名为《天主降生言行纪像》，由此亦可见此书与《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的相关性。

[4]许乐善为明末高官天主教徒之一，曾官至正三品通政使。其孙许远度娶徐光启之孙女，即著名的许太夫人甘第大。许氏诗云：“立天地之主宰，肇万物之根宗。推之于前无始，引之于后无终。弥六合兮无间，超庶类兮非同。显神化以溥爱，昭劝惩以大公。位至尊而无上，理微妙而难穷。”

[5]《出像经解》中有些图是按《福音书故事图像》原图仿制的，有些是将二、三幅原图根据所需场面合并组成一幅图。

[6]《出像经解》的众多现存版本中标明出版时间的最早版本为ARSI，Jap.Sin.I，188，此版本并有艾氏的序言。柯毅霖认为该书最早的版本为巴黎国立图书馆的Barb.Or.Ⅲ，134（1），但该版本无序言和出版时间。

[7]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37页。

[8]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9]周心慧，《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10]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第425页。

[11]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第426页。

[12]柯毅霖，《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www.xing528.com)

[13]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载《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8页。

[14]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Jap.Sin.I，188中的序言。转引自Paul Rheinbay，Nadal’s Iconography and Aleni，T.Lippeillo and R.Malek，Scholar from the WestGiulio Aleni S.J.and the K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Brescia.：the Fondazione Civilta Bresciana，2001，p331。

[15]《晚明基督论》，第97页。

[16]黄贞，《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但有资料表明：艾儒略虽被驱逐，但实际上并未离开福建，而只是暂时避祸于福州郊外。

[17]林泉，《福建天主教史纪要》，福建省天主教两会出版，2002年。笔者2005年夏曾访问已九十三岁高龄的福州主教林泉，林主教称自己自幼熟背《四字经》。

[18]十五端玫瑰经是指十三世纪以后广为流行的一种用于默想和祷告的经文，内容关于童贞圣母玛利亚的一生事迹，包括十五端奥迹，即欢喜、痛苦、荣福各五端。

[19]《道原精粹·像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上海慈母堂聚珍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教文献汇编》。本文引自香港浸会大学馆藏缩微胶卷。

[20]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第262页，注32。

[21]《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万日略经说》，见《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8页。

[22]关于耶稣会在华的译经事业，可参见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第十一章《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23]关于晚明西洋绘画对中国的影响，可参见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两部著作中都涉及对《出像经解》的介绍和艺术评价。

[24]《熙朝崇正集》，韩琦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9—20页。今上指崇祯帝。

[25]《道原精萃·像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上海慈母堂聚珍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教文献汇编》，缩微胶卷藏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26]P.Rheinbay，Nadal’s iconography and Aleni，Scholar from the WestGiulio Aleni S.J.and the K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p331.

[27]［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37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第80页。

[28]杨光先著，陈占山校注，《不得已》，合肥：黄山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29]其后利类思撰《不得已辩》，汤若望著《历法不得已辩》，都针对杨光先《不得已》。

[30]［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36页。

[31]Handbook of Christiantity in China，Brill，p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