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书坊中的福音书图解

一、形式和内容

《出像经解》是一部木刻版画本福音书故事。全书由五十幅木刻版画组成，^[3]每幅画上方均有标题，下方有中文注解，大小为25×16厘米。卷头另有单幅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底端有明末著名的教徒许乐善（1548—1627）赠耶稣会士王丰肃的六言诗一首。^[4]这些木刻版画的蓝本是16世纪罗马耶稣会一部著名的铜版画册——纳达的《福音书故事图像》，艾儒略选取了其中63幅，将它们改造为五十余幅中国式的木刻版画，^[5]并于1635年将这个画集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名单独出版，^[6]与艾氏的另一部文字本福音书故事《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以下简称《言行纪略》）大致同时。虽然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著作，但由于其不仅在内容上明显互补，而且在《出像经解》的每一幅图的文字标注最后，都会注明该故事在《言行纪略》中的相应位置，因此一些学者如费赖之认为前者应该是后者初刻时的附图。^[7]无论如何，这两部著作所传播信息是具有同一性的，图像本是为了使耶稣生平故事更形象，而文字本则是为了使之更翔实、明晰。

雕版印刷术自唐初发明以后逐渐兴盛，到明代已完全向民间普及，书籍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不仅有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民间还出现了大量以刻书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刻书活动因而成了晚明文人社群的共同雅好。仅以《出像经解》的初版地福建为例，在张秀明的《中国印刷史》中，列举了崇祯年间的84家书坊，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述》中，也列举了近60家。其中，建阳和建安两地区正是明末书坊的集中地。所出版书籍的内容，从经史子集到小说、戏剧、民间日用之书，无所不包。^[8]晚明士人以著书刊刻出版为时尚，而书籍面向的读者也从学者士人逐渐转向中下层文人、市民甚至一般贫苦大众。与此同时，木刻版画在明代中晚期也渐入佳境，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在各种小说戏剧中大量运用插图，俨然成为时尚，出现了像木刻本《西厢记》、《忠义水浒传》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画集，甚至已经到了“无书不图”的程度；宗教内容的版画也不断推陈出新，佛教版画尤其风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了木刻版画史的最高峰。^[9]以刊刻木刻版画集作为传播天主教的媒介，既是对耶稣会“学术传教”传统的继承，也是艾儒略结合晚明福建版画出版业兴盛的具体情况的一个实践。

作为一本宣教画册，《出像经解》极具故事性。50幅版画，每一幅都是一个小故事，加上卷头单幅大图《天主降生圣像》，连起来又成为一部完整的连环画作品。全书以图为主、辅以解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福音书中耶稣诞生、传道和死后复活的故事，跟明末涌现的众多小说演义连环画宛然相类。作为一部木刻版画集，它在形式上采用了顶题上图下文的版式（见图二），这种版式安排在明末逐渐式微，但在稍早的通俗小说戏剧插图中，曾颇为流行，如明后期最早的插图小说《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卷首就是大幅岳飞像，中间插图共十四幅，版式都是上图下文；^[10]《三国演义》是晚明被刊刻得最多的图书之一，万历十二年（1592年）著名的建阳书坊余象斗双峰堂刻本，版式为上评、中图、下文，每册前有大型版画插图一幅。^[11]建安书坊的版画也多为上图下文，因此中国读者尤其是福建读者读来，应毫无陌生感。因此艾儒略选择这样的版画版式，既充分考虑了受众的接受能力，也体现了他本人对中国版画连环画的充分理解和喜爱。

在对《出像经解》的画面处理上，艾儒略一方面尊重和仿照了纳达尔的铜版画原作，但另一方面也作了许多中国化的加工。以卷头大图《天主降生圣像》（见图一）为例，此图与纳达《福音书故事图像》中卷头图有较大不同。中国版画中的耶稣姿势亦站亦坐半身像，右手半张，微屈拇指、中指和食指，颇似佛教手姿中的“说法印”；左臂拢一十字架，手抱一日月星辰大球，也令人联想到佛教图像中常见的“法轮”或“法珠”。而纳达的原图中耶稣为站姿全身像，双手摊开向前，并无持物。原图中耶稣面容清瘦忧郁，手指细长骨节明显；而木版画中耶稣则雍容高贵，神情淡定超脱，双手富有肉感，明显有佛教造像的特征。此外，木版画中耶稣的衣着华贵，有内外两层，皆饰有花边，质地似较轻柔飘逸；而原图中耶稣所着披风似乎质地更为朴素而厚重。

图的背景部分也富有中国风格。如《圣母端冕居诸神圣之上》图（见图二），画面为圣父圣子为圣母加冕，其下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图中三神皆站于大团云雾之上，圣父手持权杖象征威严；圣子手抱日月星辰法珠，衣饰华丽，与卷头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完全一致。云端之下是“诸国帝王士民祈望圣母为万世主保恩母”的画面，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亦颇似道教“入登仙籍”一类内容的绘画。有意思的是：这一大群向圣母欢呼的各色人等之中，有的看起来像西方人，还有一些却明显地具有中国人的特征。这些中国人有戴儒士帽的文士，有兵士，还有小孩；画面背景的建筑中有西式的教堂，也有中国式的牌坊。可以看出，艾儒略试图“将中国注入大教会的生命之中”^[12]，让中国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自然平和地接受天主教。(www.xing528.com)

图一　天主降生圣像

图二　圣母端冕居诸圣神之上

在其他一些图中，艾儒略也加入了中国元素。如《耶稣十二龄讲道》中，台阶上的中国庭院化纹饰。又如《濯足垂训》中，原图中阴森的墙壁变成了一个优美的中国屏风，上面绘着些明朗的山水，风格与原画迥异。《立圣体大礼》中，耶稣背后有大幅帏幔垂下，两边都挂有装饰画，与原画不同；更有趣的是，桌布底下趴着一只大狗！极富中国式的生活情趣，与“最后的晚餐”那种庄严又可怖全然不同。

《出像经解》在耶稣会的众多中文出版物中地位特殊。以版画连环画的方式来诠释四福音书，这是艾儒略的一个创举。这不仅是对利玛窦“学术传教”策略的深化和发展，也体现了利氏以后的在华耶稣会士们对晚明士人的文化生活的理解和融入。耶稣会对“本土化”的认识已经从“穿儒服、读儒书”，进一步到“了解中国人的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找到彼此交会的契合点”。^[13]这种契合，是对利玛窦时期“合儒”思想的继承，但艾儒略不再满足于拿基督教的奥义诉诸儒家经典，以此去寻求普遍意义上的理解；而把“合儒”具体地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寻求与晚明福建本土儒士阶层活动的“契合”，这种“当时当地”的求同，无疑是耶稣会传播策略上的一次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