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辞特征——比喻的运用
比喻是《口铎日抄》中使用最频繁的修辞方法。天主教的传教法中历来惯于使用比喻，《福音书》中耶稣传道的方式对长于修辞学的耶稣会士们当有重大影响。在当时耶稣会士们所受的严格教育之中，Cyprianus Soarius的《修辞的艺术》（Dearte rhetorica）是必读课程。许理和（E.Zurcher）说艾儒略之常于用喻，对于欧洲听众而言可能会被认为既平常又啰嗦，如“良友如镜”、“人生如戏”、“德行如蜡”等等，但是对于中国听众来说，这些欧洲化的比喻却十分新鲜有趣。[25]寓言也是一种以比喻性的故事来讲道理的修辞方法，尤其是在口头文学中最为常用。《伊索寓言》的故事在利玛窦《畸人十篇》、《二十五言》，庞迪我《七克》，高一志《譬学警语》等作品中大量出现，在《口铎日抄》中，艾儒略对此运用得也十分自如。[26]
许多同样的比喻在不同的传教士著作中反复出现，如“良友如镜”或“朋友如另一自己”一喻，利玛窦《交友论》中就已提及，《口铎日抄》中也出现两次：一次是1630年正月学子们乡试，教友们试毕后拜见艾氏时提及“以友明过”，艾氏说：“人有过不自知，须藉友以发明之。如子有眼，具见人面也，而不能自见其面，若人则能见子面矣。”[27]第二次是1635年10月在李九标的家乡龙江，有友人之话题偶及玻璃，艾氏于是说：“良友如镜焉，镜人妍则贡妍，媸则贡媸，虽纤垢微瑕，镜无隐也。良友之规人过也，亦然。如徒匿瑕献颂，无为贵友矣。”[28]两次相关话题均无关涉刻意的说教，内容也与天主教无关，似是随意闲谈，而李九标却两次记录了相似的内容，可见这一比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友道在耶稣会看来十分重要，利玛窦《交友论》和卫匡国《逑友篇》都专门讨论友道，晚明文人盛行结社，交友之道也是士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孔子曾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29]而“以友辅仁”[30]更是儒家交友的理想境界。艾儒略之谈友道，与儒家友道观似一脉相承，又富有新意，难怪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这一类的比喻在艾儒略的谈话中随处可见，如“书犹药肆，咸品俱备，可随病而治”之比，[31]不仅出现在《口铎日抄》中，在李嗣玄的艾氏传记中也被提及，[32]可见艾氏肯定常常用此比喻。晚明士人刻书成风，此喻必深合李九标、李九功等热爱编著刊刻书籍的儒士之意。
当然，更多的比喻直接被用于宗教或道德的说教。比喻是用来解释教义教理的重要方法。《玛窦福音》中耶稣对门徒们解释为什么要比喻说教：“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并不是给他们知道。”[33]对中国士人而言，基督论是确实有许多难以理解之处：如原罪、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等，在儒家文化语境之下都很难解释清楚，比喻法因其形象性而成为艾氏的释义工具。如1632年7月在龙江林一俊家中林与艾讨论原罪的问题，林一俊认为“天主赏罚，既云于其身，不于其子孙。乃一原祖犯命，而罪遂流万世而无穷，斯二说似乎相悖”。艾儒略以非常中国化的比喻应对：“譬如开国元勋，必身受封爵，而子孙亦可世世为王也。一大逆不道，必身服上刑，而子孙亦且累累就死也。”艾氏以开国元勋比喻人类原祖，论证祖罪可流于子孙，然而他并未停留于此，进而转向立功与赎罪：“自厥祖获罪，一削其藉，其子孙特未免为庶人也。何至幽囚为伍哉？倘自能建功立业，则公侯将相，亦可当身立致，未有复以厥祖之罪罪之矣。”[34]此论不仅表现天主对人类原罪的降罚并非过于严厉，而且勉励教徒们勤修涤罪，建功立业，必令林一俊深有感悟。
关于至尊的天主为何要降生为卑贱之人的教义，一直使中国人疑惑不已，艾氏使用良医与病人的比喻，向李九标解释天主降生救赎之用心良苦：
吾主之为万民赎罪也，乃捐一身，为万民赎罪之价也。……吾主纵欲加恩，而己不取，其负吾主也多矣。地狱之永苦，且加甚焉。譬如有良医于此，悯世之沉疴，多方苦劳，积至贵至神之药，以广施万民，效可立见。然必人哀吁求之，始可回生起死。如彼惰者疑者，势将立毙。是非良医之用情不挚也，吾不思所以取之也。[35]
将耶稣喻为一个用情诚挚的“良医”，为救“病人”不惜捐其一身，重在以情动人，令李九标感动之余，心生信、望、爱三德。而同样的问题，艾氏在回答教外人士提问的时候，修辞上却有明显不同。1631年9月与亲教士人戴文学的谈话中，艾氏连用三喻，层层递进，重在以理服人：首先，在面对“天主降生为人，则天上岂非无主”的问题时，用“日在天仍可照地”回答，此喻颇类中国文人熟悉之“月映万川”喻，又上承耶稣会贯用的火、光、热之喻，十分合理；之后，艾氏又引一喻继续深入：“则再譬之一国之主，固常临莅京师，以统臣民矣。设或一方有变，国主亲降其地而安抚之。岂其一离京师，而一国之臣民，遂无有统驭者乎？”将天主比为国君，也易于使人接受；最后，艾氏用“成汤牺牲”来佐证天主之受难：
受难被钉，乃天主莫大之恩，非细论经典，未易卒明也。虽然，略为君譬之。子读中邦史书，见成汤之祷于桑林也。剪发断爪，身婴白茅，以为牺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牺牲，旁观者诚作何状？而汤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悯念斯民者挚也。今天主尊矣，监观下民，非不甚赫。乃尽敛其有赫之威。而受难救赎者，为古今万民也。为予也，亦正为君也。君乃忘其慈悯莫大之恩，而不加讼谢痛悔，诚恐疑城不破，获戾愈深。尚熟思而细绎焉，斯可已。[36]
成汤于大旱之时，以自身作为牺牲，祷于桑山之林以祈雨，是儒家仁德爱民的典范，艾儒略以成汤比天主，戴文学必当乐于接受。这三个比喻，都具有中国特征，简单易懂，合情合理，逻辑上层层递进，从天主无所不在到降生受难，既释明了天主教的教理，又符合儒家文化背景，是艾儒略对教外人士口头传教中的一个范例。
以比喻方法说教，在《口铎日抄》中比比皆是，如以“人生斯世，如俳优在场”劝诫教徒无需过分在意富贵贫贱；[37]以“目、手、足各有其用”比喻人生际遇不同天主各有目的；[38]以“身挟重赀，溺水难救”比喻贫穷比富贵更易得救；[39]以“良工取拙笔凑绘”说明残疾之身亦可备主用；[40]这些比喻重在人生教诲，却很有针对性。在福建中下层士人教徒之中，贫困颇为普遍，灾难、残疾、夭亡等人生中的不幸也多有发生，艾氏以不同的比喻反复教导教徒贫贱是天主对人的考验，应该泰然处之而顺从主意，这也合乎儒家安贫乐道的要求。
有时为了对话者易于理解，艾儒略也会使用中国化的喻体来作比喻，如李九标在问及为何天主全能，仍需辅以诸多天神，艾氏回答诸神之存在并非是为辅助，而是为了彰显其至尊：“故生无数天神，分为九品，群崇奉而翼戴焉。譬世主居臣民之上，必置而公孤卿贰，以及庶僚，而为君者始尊。否则，一人孤立于上，无有崇奉翼戴，又何以明天子之尊哉？”[41]此喻以君臣关系喻天主与众神，说明众神的意义只在表天主之尊，未免稍嫌牵强，但明代官制九品，将天神之九品与中国官吏之九品制类比，胜在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相似的比喻还可见于1632年艾儒略向李九标传授关于灵魂的理论时，以钱币之喻和府县之喻来比喻人的三魂：(www.xing528.com)
人之魂只有一灵魂是也。其复长大能知觉者，乃兼生觉二魂之能，非与生觉二魂，并列人身而为三也。譬之钱焉，有铜钱、有银钱、有金钱。银钱能兼铜钱之价，非银钱之中有铜钱也；金钱能兼银钱铜钱之价，非金钱之中有银钱铜钱也。明乎此，则知灵魂之能，特兼生觉二魂之能。岂灵魂之中，复有生觉二魂哉？所以然者，凡物贵能兼贱，而贱不能兼贵。譬府能兼县之事，未有县能兼府之事者。夫灵魂贵也，生觉二魂贱也。则灵魂兼生觉之能，尤大较著矣。[42]
将生觉灵三魂用金银铜三种钱币来比喻，非常通俗，以“金钱能兼银铜钱之价”说明灵魂能“兼生觉二魂之能”，然艾氏仍觉不足，又设府县一喻，继续从功能上强调灵魂的重要性。这一段对话，由艾儒略提问，李九标作答，艾氏再作批评，充分体现了艾儒略的教育风格。
有时同一个本体在不同的场合被比喻为不同的喻体。如对远镜的比喻在《口铎日抄》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李九标在参观望远镜之后，卢磐石以远镜之“一面用以观人，一面用以观已”教育李氏“视人宜大，视已宜小”；[43]另一次是教徒林有杞求观远镜，“正观则极远之物皆近而大，倒观则极近之物绵远而小”，艾儒略将此现象比喻为人之生死之见：“身后之事，世人以为极远，不知其至近，而所系之大也；眼前之事，世人以为极近，不知其至远，而所系之小也。”[44]在明清耶稣会建立的重要教堂里，往往收藏着不少来自西方的物品，包括艺术品、地图、书籍和科学仪器等等，福堂中藏品的规模虽不及北京汤若望的南堂，但也肯定有不少藏品以供人参观。[45]两次对话都发生在观远镜之后，观者对所看到的景象既好奇又新鲜，因而希望能得到相应的解释或评价。而两位传教士借题发挥，不失时机地将话题引向观念问题，这也表明：对比喻等修辞方法在口头传教中的熟练运用并非是艾儒略的个人擅长，而是耶稣会在传教方式上的共同特征。
寓言是比喻的一种，金尼阁与张赓合作，于1625年在西安出版《况义》，内容选译自伊索寓言，并已作过中国化的改编，[46]在晚明耶稣会的中文著作中，伊索寓言都被作为证道故事被大量地运用于传教之中。如“南北风相争”的故事，在《况义》和高一志的《齐家西学》、《譬学警语》中都出现过，艾儒略也曾讲述过这个寓言，李嗣玄将它记录在《西海艾先生行略》中：
一日，玄侍坐，有不豫色。师即知玄之急于教家也，笑谓玄曰：“子亦知南风北风之喻乎？古称北风与南风争胜，南风曰：‘彼有人焉，子能解彼之衣，则子胜矣。’北风尽力吹之，风愈厉，其人愈护其衣。然后南风答卷起而吹之，阳和嘘指，而衣自解矣。夫习俗之蔽心，犹重裘之蔽体也，子欲解之，为南风而可矣。”玄服膺此语以终身，虽婢仆未尝以声色加也。[47]
台湾学者李奭学在《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中曾详细解析了这则寓言的出典和耶稣会士们对它的中国化改写，认为此寓言在晚明中国文本中虽几经修改，但其寓意仍是指两强相争，柔和能胜刚强、暴力不敌婉言之类的道德训诫。[48]李嗣玄“急于教家”，从前后文看，应该是子女或家中晚辈做了错事，使李十分生气，急于回家严厉训斥，而艾儒略则以轻松的口吻，谈笑间以此故事劝慰李氏不要在盛怒时使用暴力对待晚辈，温和的方式能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柔之胜刚”是道家的重要的哲学观点，中国士人们对此绝不陌生，但艾儒略因时因人的寓言故事，却让李嗣玄“服膺此语以终身”，足见其语言魅力。
《口铎日抄》中也有一些寓言故事。如1632年5月艾儒略在仙溪（兴化仙游），“居三日，问道者不乏，着意奉教，未有也”，艾氏因而向陪同的颜尔宣讲述了一则寓言故事：
世俗陷人，有如陷阱。坠其中者，奋拔未易易也。西有寓言曰：昔群蛙聚于壑中，相煦相沫。壑竭而蛙出，复徙他壑。水竭又出，后至一井。俯视其水，茫如也，欣然欲下。一老蛙止之曰：“缓图之。夫我向在壑中也，水盈则住，水涸则移，犹能无系，今若落在井中，一下无复出矣，且奈何？”今人染俗未深，转移入道犹易，此亦在壑之蛙耳。如已坠世俗之井，欲其望道而跃，是岂旦夕之功哉？[49]
仙溪之行必然使师徒二人感到失望，人们拘于“世俗之井”，纵有向道之心也难以“望道而跃”，艾氏对颜尔宣讲述这则寓言以表示感叹。“井底之蛙”的寓言对中国士人而言并不陌生，而这则寓言仿若传统寓言的改写版，其寓意不在讽刺目光短浅之人，而重在感叹世人沉湎于习惯思维之中，无法跳脱出世俗的限制，在文学上似以旧瓶装新酒，重新解读已有文本，赋传统寓言以新意，在颜尔宣听来应颇感新奇。
比喻法是《口铎日抄》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方法，以明喻为主，也有暗喻、借喻、反喻等手法，艾儒略在运用时皆信手拈来，十分娴熟。比喻之作用，原在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浅显，对于讲解天主教之奥义尤为合宜。在与福建士人的对话中，艾儒略所用的比喻都生动形象而简单明了，却意蕴深厚，不仅教徒们深觉受教，而且给亲教士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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