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士们的困惑
中国的蓄妾制度历史悠远，它“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一并产生，至少也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168]直到1950年代中国才从法律上废除纳妾制。传教士的反纳妾理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婚姻制度，但在当时士人的观念之中，仍产生了极大的动荡，他们对此进行了普遍的反思：纳妾的一般目的是什么？为生子还是为纵欲？
有当代学者从现代人的眼光分析了历代男性纳妾的五大理由，一为妾的数量和质量可作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二为生育；三为获得廉价劳动力；四为贪图美色自娱；五为缓解夫妻矛盾。[169]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属以美色自娱。这一点可以从清初李渔对纳妾行为的心理诠释中得到佐证：
至于姬妾婢媵，又与正室不同。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游观之物，即拔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所限，不能顾及其他也。
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阴之树亦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170]
李渔的这种“娱情”态度在明清士人中显然具有普遍性。许多亲教士人在深刻反省了自身的纳妾动机之后，逐渐认可了传教士们对纳妾行为在伦理上的否定。如徐光启入教之前因仅有独子而无孙，因此打算纳妾，后经罗儒望的劝说而放弃；[171]福建林一俊在考取进士之后仍拒绝家人朋友的纳妾之劝；[172]山西韩霖之“筹边屡询废将，学道特遣瑶姬”[173]等等；这表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在晚明士人那里并非不可改变。然而天主教“七罪宗”（seven deadly sins）教义，将一夫一妻之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思想都定为“邪淫”之罪，却很难为儒士们所接受，因为这不仅会导致对儒家圣贤和历代帝王的生活方式的直接批判，而且在现实中必然会将自己置于大多数蓄妾士大夫们的对立面。因此，许多亲教士大夫都倾向于认为纳妾虽然与儒家道德无关，也无利于社会，但它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行为上的“小过”，属于私人生活琐事，既不应提倡，也无须过分追究。[174]杨廷筠的入教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www.xing528.com)
曩公因乏嗣，故置侧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请圣洗，而先生未许。公踌躇且久，私谓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叹曰：“于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西教戒规，天主颁之，古圣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规戒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规；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矣。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乎？”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妾异处，躬行教戒。于是先生鉴其诚，俾领洗焉。[175]
杨氏入教之前，已接触天主教多年并先后延请数位传教士在家中为其讲学，对教义当有深刻认识，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因纳妾而被拒绝入教是一件“奇甚”之事。反观早已入教的李之藻（字我存），他也未能向杨廷筠做出理论上的解释，而只是奉劝杨氏应遵守教规，以便获得入教的资格。有趣的是，他也同样认为纳妾只是“过”，所以必须要“知过而改”，才符合道德要求。
在基督宗教中，“罪（sin）是一种态度”，它被理解为一种对神的背离的态度，当代著名的神学家麦奎利认为我们不应“把罪看作是纯粹的具体行为……而应看作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巨大的方向错误和颠倒，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罪的真正可怕性质”。[176]此处我们不深入探讨教义神学问题，但在晚明时代，不管是杨廷筠还是李之藻，显然都并没有理解七罪宗的真正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亲教士人在入教前，大多曾在这一问题上有过痛苦的挣扎；许多人因此而放弃了入教的打算；[177]一些教徒甚至在入教之后亦有反复。著名的女教徒许太夫人（徐光启之孙女）之子许缵曾虽自小受洗，却仍置有数妾，至临终时又悔改，将数妾遣去。[178]因明亡而死节的王徵曾因拒绝娶妾的行为而在教会中备受赞誉，[179]此后却因无子受到家庭压力而纳申氏为妾，但内心深自追悔，在崇祯九年（1636年）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自称“重罪人”，并“立誓天主台前，从今而后，视彼妾妇，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倘有再犯，天神谙若，立赐诛殛”。[180]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入教士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
对于杨廷筠等儒家士大夫来说，即使在他们成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之后，对一些教义与教规的理解仍然是儒家化和中国式的。杨氏在入教之后，便积极拥护和倡导一夫一妻制。他在《圣水纪言》中说：“至于夫妇，止一娶一嫁，再无二色，故情专而精聚，无反目之釁，鲜绝胤之殃。即无子者，曰：‘天不我与也，非我不孝也！’不托名而愿妾媵。”[181]在《代疑篇》中，杨氏积极倡导一夫一妻制：“况以伦言，妻不容有二夫，夫岂容有二妻？如转一名，谓之妾，遂云无妨，岂妇私一男，亦可转一名，谓之无妨乎？”[182]韩霖在《铎书·毋作非为》一篇中也大力倡导不纳妾：“淫字不只桑间濮上狎邪青楼，凡正配之外皆是苟合，盖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有二女乎？”[183]但推究杨、韩二人反蓄妾之理由，不外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或是从维护社会、家庭稳定出发之诠释，这些方法，基本仿效传教士的著作，并没有很强的教义理论。
从总体上说，一夫一妻制作为天主教所严格要求的一个行为准则，在晚明士人信徒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实施，不仅如此，一些耶稣会士也可能默认了这种情况。如许大受曾指责传教士“戒其徒勿视他妻，而夷则不妨近女；督其徒使出妾，而他高足之畜妾者至数人”。[184]事实上，大多数士大夫信徒也只是像杨廷筠和王徵一样“屏妾异处”或“视之为宾友”，在精神上而不是律法上遵循了“十诫”之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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