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耶稣会之反对纳妾
“神贫、守贞与服从”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献身的誓愿，在天主教文化中，不仅神职人员需终生保持独身，而且对所有信徒而言，严守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要求。明末耶稣会入华传教之初，采取了适应主义的政策，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多表现出宽容的态度，甚至后来成为康熙禁教之原由的中西礼仪之争，在当时也尚未激化。而除礼仪问题外，“归化中国人的第二个障碍就是该国法律允许实行的蓄妾制，这一点特别关系到那些有身份的人，他们除了自己合法的妻子之外，就尽可能多地纳妾”。[153]耶稣会根据“十诫”之教义，严格禁止纳妾，要求“任何有意接受洗礼的人，都要从家中休掉其妾”。[154]这一规矩实际上成了亲教士人受洗入教的最直接障碍。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反教士人的猛烈批判。
反教者对严禁纳妾教规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蓄妾制度在中国具有历史合法性，一夫一妻制是西方制度，不可“以彼国一色之夷风，乱我国圣尊之大典”。[155]中国的蓄妾制度可上溯到周文王时代，之后历朝历代帝王无不拥有三宫六院，因此具有不可否定性。著名的反教士人黄贞曾当面追问艾儒略：“文王后妃众多，此事如何？”艾氏“沉吟甚久”，方回答“文王亦怕入地狱去了”。[156]这样的回答不仅令黄贞痛心疾首，也令广大中国士人难以理解。其次，士人为入教而出妾是不合人性的。许大受也认为出妾是“媚天”而“反伦”，他例举“吾友周国祥，老贫无子。幸买一妾，举一子，才二岁。夷教之曰：吾国以不妾为贤，不以无后为大。周听之而逐其子之母，今不知此子活否”，[157]由于出妾对于妾及其子女的损害极大，因此许大受的忧虑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总之出妾入教既不合乎情也不合于理，必须力辟之。
为使天主教能在中国继续发展，必须首先要使一夫一妻制能获得理性上的理解与感情上的接受，这成了耶稣会传教士们无法避免的重要课题。早在1584年出版的《天主圣教实录》中[158]，罗明坚就说：(www.xing528.com)
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有二女乎？夫妇以相信故相结，信失而结解矣！况夫妇乖，妻妾嫡庶争，无一可者，此所以有罪也。[159]
罗氏对蓄妾制有罪的判断并非出于宗教本身，而是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角度出发来论证的。首先，他认为在婚姻制度上男女应该对等，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具有同样的不合理性。然而，这种平等观在古代中国绝非是理所当然，事实上蓄妾制直至二十世纪初仍合法地存在。其次，在罗氏看来，婚姻的基础应是“相信”而“相结”，是自主自愿的，这显然是从西方的婚姻制度衍生出来的观点。而在中国晚明，婚姻大多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在婚前多未曾谋面，因此也不存在由“相信”至“失信”之说。再次，罗氏认为纳妾会导致家庭的多种矛盾，使原本简单和睦的家庭关系因妻妾、嫡庶纷争而显得复杂难处。然蓄妾制度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历代皇室皆有三宫六院，平民妇女亦以“宽容婢妾”为美德，[160]因此罗明坚之反对纳妾的理由，虽貌似入情入理，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论据不够充分有力。
1614年庞迪我出版了著名的《七克》，其中分析了蓄妾制度的诸种弊端，认为只有一夫一妻制才是“正”，而其他的性关系都是“邪”。他说：“敝邦千国之俗，皆以伉俪为正。上自国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妇，莫或敢违。”[161]他进而列举了蓄妾的诸种危害：第一，从人口比例看，男女本来均衡，但蓄妾制会破坏这种均衡，使许多男子无妻可配，于社会之稳定不利；第二，妻妾不和、子女不和，对家庭稳定不利；第三，妾在家庭关系中的名分可疑，妾非妻，而是婢，纳妾所构成的是主仆关系而非夫妻关系，因此非婚实奸。总的来说，庞氏的观点与罗明坚一样，仍是以西方的家庭伦理观批判中国的蓄妾制度。但他的分析，不再局限于理论，而已然是针对晚明中国的实际状况，比罗明坚的批判稍为中肯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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