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和西班牙修会对《口铎日抄》的意见

（二）来自耶稣会内部和西班牙修会的意见

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不仅涉及耶稣会与西班牙修会的利益之争，也涉及欧洲各国甚至包括罗马教廷和中国皇帝之争。在艾儒略时代，这一争论才刚刚开始，虽并未显示出水火之势，但福建不仅是整个争论的起始地，而且整个争论焦点也正是围绕福建教徒的礼仪状况，因此礼仪之争与艾儒略的传教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争论始自耶稣会内部的神学术语之争，以龙华民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士认为：利玛窦用中国古籍中的“天”或“上帝”来表述GOD／DEUS的概念，可能会使中国人无法理解天主教的人格神含义，而仍以中国经典的传统诠释视之为天道和天命式的无形力量。^[129]1627年底耶稣会主要成员在嘉定集会，议题除了术语问题，还有中国传统祭祖祀孔是否属于迷信应该在中国教徒中坚决禁止。会议并未对术语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只是禁用了“上帝”一词，而改为“天主”，但利玛窦已公开的著作不受此限。而对祭祖祀孔的问题，耶稣会内部一致同意延续利玛窦的宽容原则。艾儒略并没参加嘉定会议，但从《口铎日抄》和其他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态度。

《口铎日抄》中的GOD／DEUS在各版本中一概以“天主”表述，但“上帝”一词仍出现两次，都是出现在教外人士的提问之中，一次是1633年在漳州与郑孝廉谈为何中国古籍中“祭上帝不祭太极”的问题。艾氏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将太极归于事物之质料因，而其含义显然是指称上帝为人格神。似乎教外人士偏爱用“上帝”一词，直至南明隆武帝为福堂扩建所提匾额为“上帝临汝”，这也间接体现了利玛窦选择这个词的良苦用心。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等西班牙修会的传教士开始从马尼拉进入福建传教。由于欧洲各国、各修会之间的种种矛盾，他们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反对耶稣会的自上而下传教方式，主张在最贫困的人群中直接传教。尤其是对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对以中国术语指称上帝、灵魂、天使及其他基督宗教神学术语提出疑问，并指斥耶稣会士容忍教徒祭拜新近去世的家人、祭祀祖先和孔子、参拜灵牌等。^[130]他们要求中国教徒严格服从教规，放弃中国传统中有异端和迷信嫌疑的礼仪习俗。1636年初，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a Santa）和道明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向马尼拉提交了两份指控耶稣会政策的文件，一份是对十一位中国教徒的询问记录，另一份是包括了他们自己修会的四名传教士的观察记录，内容都是指责耶稣会传教士纵容中国教徒保持迷信习俗，违反教会的相关教规。他们甚至指责耶稣会士们亲身参与偶像崇拜的活动。^[131]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礼仪之争成了耶稣会与西班牙修会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执，由于牵涉政治和经济利益，这场本应属于教会内部的或者仅属文化领域的探讨逐渐升级成权力的较量。(www.xing528.com)

由于在艾儒略的时代，礼仪之争才露端倪，虽与福建教案有所关联，但当时的讨论并未涉及中国礼仪的本质及宗教文化的绝对性和宽容性之关系等原则性问题，因此本文只涉及双方传教策略的立足点或出发点。近年来相关的著作颇多，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站在耶稣会的立场上，批判西班牙修会的“文化中心主义”和不宽容性。原因可能比较复杂，首先这与当代对不同文明间对话的重新理解有关。1962—1965年的梵二会议改变了天主教唯我独尊的态度，而以开放的姿态与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和解，并宣布新教和其他宗教都反映了真理之光，都是救赎之路。而早在1939年，教宗庇护二世就针对中国颁布了“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教徒只要抱持消极态度，即可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允许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132]当代学者显然更能认同耶稣会的文化宽容主义做法，因此多对当时西班牙修会的主张持批评意见。有些西方学者如邓恩（George H.Dunne）甚至认为西班牙修会的政策代表着无知、愚昧的偏见。其次，由于有关耶稣会晚明福建教区留存至今的中西文文献相对丰富，特别是有大量中文文献包括中国教徒的著述，使研究者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当时耶稣会传教政策的由来、执行过程以及中国教徒的态度，因此能很好地理解耶稣会的适应主义对中国士人教徒而言显然更合理，更易于接受；而西班牙各修会的保留的中文传教史资料相对较少，特别是晚明福建传教史，其相关研究材料主要来自西文资料，或者耶稣会中文资料中所提及的部分，因而研究成果也远不如对耶稣会的研究深入。

然而，耶稣会在福建的成功仅仅是暂时的和局部的，随清军南下、隆武小朝廷的消亡而衰弱了，虽在清初佟国器任闽浙巡抚、重修三山堂时，短暂复兴，但在1707年之后，罗马教廷将福建传教区交给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多明我会，耶稣会撤离了福州。一些学者如陈春富教授认为艾儒略的传教事业最终是失败的，^[133]这并非没有根据。而西班牙修会在福建则得到了蓬勃发展。虽然其中原因复杂，不能以此判断孰是孰非，但有一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西班牙修会之反对纵容中国传统礼仪并未使之无法立足和发展，相反，他们在乡村和城镇平民中建立了比耶稣会更为坚实的基础。

耶稣会对中国礼仪的宽容和调和，并非来自真正的价值认同，而主要是因为利玛窦、艾儒略等人在中国长期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确信：如果不容忍，则无法在中国立足。而西班牙修会在1630年之后才陆续入华，对中国的情况的了解和中文的水平都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当时的耶稣会士对他们并不友好。而事实上，西班牙修会在入华之前，也曾相应地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甚至训练传教士学习一种或多种闽南方言。^[134]又由于他们的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平民，较少面对耶稣会早期遭遇的一些难题，如纳妾、祀孔等等，这使他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作出了与耶稣会完全不同的判断。

对于西班牙修会进入平民中直接宣教的策略，耶稣会不仅不赞同，而且深感忧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反对和政府的干预。不幸的是这种忧虑在1637—1638年的福建教案时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