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的确立
《口铎日抄》中有大量对话有关信仰的问题，主要针对两类不同的人群：一类是尚未入教而对天主教有向往之心的人群，他们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教，因而需要通过对话来建立信仰；另一类是已经受洗入教的教徒，但有时他们的信念尚不够坚定，或其已有的信仰观念在传教士看来不够准确，因此也需要进一步地坚定信仰。
与亲教的上层士大夫不同，有入教愿望的中下层士人，他们之所以未曾领洗入教，其原因往往不在形上，而是直接现实的，如：
十有二日，文学薛某者，久慕圣教，特因循未勇决也。日正中入谒，艾先生谆谆诱劝者不一而足。
文学遽问曰：“某某亦已从教否？”
先生曰：“有人于此，饥而待哺。必俟众来始食，斯亦一道也。然俟久不至，则必先食。如必强待不至者而后食，恐终有不得食者矣。其饥宁有已时乎？”[3]
薛文学这样的士人，可能为数不少，他们有入教的愿望，却又迟疑未决，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社会的歧视和家庭的压力。在晚明福建，教徒已结成相对固定的团体，不仅有明确的“同党”的自我意识，在教外人眼里，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李九功说“凡在教者，出入食息，必画圣号，以手加额、及口及胸，昧者笑之”。[4]薛文学缺乏特立独行的勇气，因此向艾儒略打听“某某亦已从教否”，艾对这种从众心理完全理解，只是委婉地劝他不必过分观望和等待。与薛文学相类似的，还有海口的郑文学：
六月，廿有七日，艾先生贲余乡，郑文学晋谒。
余曰：“郑子雅志向道，顾谋之家人，反为所阻。”
先生曰：“人生犹泛海也，卒逢舟漏，有岸可登。其毅然先登于岸乎？抑徐徐然商之舟人，而始决乎？吾知必奋勇先登，不惟自脱于难，反可拯舟中之溺。若必迁延而徐商之，其不群胥沦坠也几希。”[5]
郑文学由于家人的反对而没有勇气果断入教，艾儒略以泛海溺舟之喻对其表示责备，认为儒家以家庭为重，更应该毅然入教，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家人。
除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之外，天主教严格的教规和修炼方式也使不少人徘徊于门外。晚明天主教以“严”著称，朱继祚说他对天主教亦心存向往，“但教规颇严，未易从事也”；[6]另一位教外士人费中尊也表示天主教“严而正也”。[7]有教徒抱怨说：“教外之人，见予辈时对越靡喧也，时诵谢不辍也，时仆仆躬往主堂也。实嗤予，谓予苦也。”[8]晚明天主教以“七克”为目标，继承中世纪以来的苦修精神，传教士们常常以各种肉体苦修来历炼灵魂，艾儒略本人也常“深夜自鞭，代人认罪”，[9]中国士人教徒中也多有仿效者，如杨廷筠“束棕带腰间，频年坐寝不帖床席”，以此克制欲望。这样的苦修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难被理解，在实践中又过于艰难，因此这也成为人们受洗入教的一个重要障碍。
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始终是阻止亲教士人入教的最大原因：对佛道两教的排斥、对纳妾的坚拒、与中国传统礼仪的冲突等等原因，都可能使不少士人踌躇于天主教的门外。从利玛窦确立了合儒辟佛的原则以来，许多士人对天主教的排他性表示出极大的疑惑，《口铎日抄》中仍有大量对话，询问传教士为何不宽容对待佛道等其他教派，如卷七中亲教士人周孝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佛老之教，宜与天主并存。譬天主犹君然，公卿大夫元士，皆可承流宣化，以成一尊。”并尖锐地提出：“今尽驱而排之，其说何居？”[10]艾儒略在漳州时，有以崇拜吕纯阳为宗的修真会会士前来示好，遭到艾氏“认主不真”的严辞谴责。[11]对艾儒略而言，这些文化差异皆属传统流俗，由于“俗染深而入道靡易”：
念五日，驾适仙溪，独颜尔宣从。居三日，问道者不乏。着意奉教，未有也。
尔宣请曰：“可以行矣。”
先生曰：“世俗陷人，有如陷阱。坠其中者，奋拔未易易也。西有寓言曰：昔群蛙聚于壑中，相煦相沫。壑竭而蛙出，复徙他壑。水竭又出，后至一井。俯视其水，茫如也，欣然欲下。一老蛙止之曰：‘缓图之。夫我向在壑中也，水盈则住，水涸则移，犹能无系，今若落在井中，一下无复出矣，且奈何？’今人染俗未深，转移入道犹易，此亦在壑之蛙耳。如已坠世俗之井，欲其望道而跃，是岂旦夕之功哉？”[12]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的纳妾传统正是世俗之井的最深处。对于中下层士人来说，纳妾问题虽不像在上层士大夫中那样普遍，但也时有出现，如李九标曾与艾儒略谈及“昨所晤翁友，雅有向道之心。然以少年负隽才，恐于第六诫未易守也。标时僭告之曰：‘斯亦无所敬畏而然耳。夫悬彀向心者，路有佳冶，虽婬如景阳弗敢顾也。可见有所惕于前，必不敢肆于后。君思天主尊矣，严威之下，盖无时不监临也，则邪僻之心，自无从入矣。’”[13]显然李九标认为这位翁友不够敬畏天主，尚不符合入教的条件。(www.xing528.com)
耶稣会虽以弘教为目的，但对接受新教徒仍有一定的审核要求。如《口铎日抄》的编辑者之一，卷二校阅翁鹤龄（字允鉴）的入教就颇费周折。[14]1631年4月1日，卢安德与李九标谈论翁允鉴请求受洗之事：
卢先生徐问曰：“翁允鉴求领圣水，亦心切否？”
对曰：“然。”
艾先生曰：“未也，斯只可言欲，而未可言要。”
余曰：“欲与要有异乎？”
先生曰：“欲奉教者，徒兴慕道之心，间有顾虑而未肯勇决耳。若要，则必猛力奋断，虽有他虑，不遑顾也。今彼地狱之人，岂无欲奉教为善之一念，惟其因循不断，致堕永罚。吾方惧允鉴之止于欲也。尚其有进焉，斯可已。”[15]
卢安德认为翁允鉴徒有慕道之心，但因仍有顾虑，并未真正建立信念，所以尚不符合入教要求。三天之后，李九功赴三山，带来翁允鉴书信：
艾先生展视未竟，似有咨嗟叹惜之声。因谓余曰：“读允鉴诸书，具见苦情，惜有所系，未能即脱也。譬之大鸟焉，欲展翅高飞，适有线系其足，线不去，则飞不高矣。”[16]
翁允鉴的苦情，极有可能跟纳妾有关，因为耶稣会的新教徒往往只需发誓放弃一切佛道及其他迷信信仰，便可在接受简单培训的情况下受洗入教，[17]而翁允鉴数次要求入教，显然不像是仍抱有其他信仰。而翁应在不久之后终于摆脱了入教障碍，在《口铎日抄》二卷本出版之前，已受洗入教。
在传教士们看来，受洗入教只是信仰的开始，教徒们虽已建立了信仰，但往往不够坚定，甚至是已入教多年的信徒，对信仰的理解也不够准确。1637年1月在泉州教友的一次聚会上，艾儒略对颜尔宣等人讲解何谓“真信”的问题：
先生谓众曰：“违教多时，诸子薰修精进毋容赘矣。……吾子奉教有年，工夫自知循进。然于用功疏切，亦足觇信根之若何耳？”
尔宣曰：“既云奉教，匪有不信。又云有年，信匪不切矣。”
先生曰：“信亦有不同。盖今人所谓信，非可言信也，仅可谓不疑耳。语之教旨如此而不疑，语之教旨如彼而不疑。至论真信，则有异焉。何也？人有夜行者，或告之曰：‘左系高山，右系深陵，一堕不可复救。’其人惧甚，不敢疑也。迨东方已灿，豁然目睹，则大信矣。吾人之信主也亦然，始之不疑，终之大信。及具信德之光，非深获主恩，正未易易也。”[18]
颜尔宣认为入教即是信仰，而艾儒略认为信有“不疑”和“真信”之分：相信天主的存在、相信教义教理，这只能称为“不疑”，而真正的信仰是“信德之光”，必须通过不断修炼，并得到神的启示才能达到。因此，艾儒略常常以讲述圣经中的神迹故事，如耶稣步海、[19]《约伯传》中的约伯故事等等，[20]来坚定教徒的信仰。
由于这些中下层士人教徒地位不高，多不富裕，有时会因遭遇生活中的困境而对信仰产生怀疑或无心继续修炼，如林一俊因丧子而忧郁殊甚，多日未去教堂，艾儒略教导他“子之予夺恭听主命”；[21]王晖宇因年老贫穷，而没有及时去教堂求道，艾儒略和张赓劝他“求道乘时而贫贱反易”；[22]《口铎日抄》中不少对话涉及上帝的公正性，严思参与艾儒略有长篇对话，有关富贵贫贱是否因为天主对人有厚薄，有人残疾有人早夭甚至胎夭，是否天主过苛？[23]艾儒略以“大信毋少疑”为原则，教导教徒们顺从主的安排，对天主始终抱感恩之心，以承主命。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尚未入教的慕教者建立信仰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前三卷，而针对教徒们坚定信仰、修炼信德的说教则基本在八卷中均匀分布，这表明，闽中士人教徒群体特别是福州一带的教徒群体在1633年之前已经基本形成，而此后则进入了不断修炼、成熟的阶段，吸收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可能从中下层士人阶层越来越深入到普通市民、农民阶层，在基本完成了自上层而中层的传教阶段后，走向了自中而下的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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