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研究

二、从上层到中下层的转向

1594年，利玛窦开始易僧服为儒服，行秀才礼，将传教士在中国人中的身份界定为“西儒”，意图显然是进入中国士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一员。利氏一直致力于结交上层士大夫，还“努力钻研儒家典籍，并能在日常辩论以及中文著作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从而增加士大夫对他宣讲教义的认同感”。^[30]利氏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上层社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明史·意大里亚传》说其因受万历帝嘉许，“公卿以下……咸与晋接”。利玛窦的交游十分广泛，包括许多王公贵族，如建安王朱多、朱谋垄，乐安王朱多焿，还有许许多多当时的名宦巨卿，乃至文学界、思想界、艺术界的名家巨子。在林金水的《利玛窦交游人物表》中，列举了与利氏交游的上层士人就有129人。^[31]除利玛窦之外，第一代传教士多与上层士人有广泛的来往，他们的著作多有许多名家序跋，如庞迪我的《七克》在初版时，就有杨廷筠序、曹于汴序，有郑以伟序、熊明遇引、陈亮采序，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时卷末又有汪汝淳跋，嗣后刊印本每卷之前有崔淐序。^[32]可见耶稣会士和他们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也并非易事。一方面，由于明代的士大夫基本都出自科举考试而非世袭，因此其构成并不稳定，如徐光启入教之时尚未中进士，因此并不能算作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十分密切，士大夫往往在其家乡拥有庞大的家族，其家族成员的社会分层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上层政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说，它只是表明了耶稣会传教初期的一个倾向：有不少士大夫受洗入教，而鉴于当时教徒人数甚少，天主教尚未为大众了解，因此表现出明显的上层色彩。事实上，从一开始，皈依者中就有大量的平民百姓，如南京教案中被捕由南京礼部四司会审的钟鸣礼一案中八名案犯中有七名教徒，除钟鸣礼修士为广东人，^[33]其余七人皆为当地平民，或“推水过活”，或“种园”，或“描金生理”，或“卖糕生理”等等；^[34]这些人应该始终是教徒中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姓名甚少出现在各种中西文史料之中，而后人对他们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这些反教文件。

在利玛窦的上层政策下，有一些知名士大夫开始接受天主教，成为明末清初最早的天主教徒。其中有成启元、李应试、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许乐善、张赓和李天经等，^[35]但相对于与利氏有过密切交往的大量上层士人来说，比例并不算高。例如在顺天府尹王应麟在利玛窦死后为其写的碑记中，提到与利氏交好的中国官员或学者有名有姓的共二十五人，^[36]其中经当代学者考证确系入教的士人仅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37]更多士人保持对传教士们的友好态度，却始终不曾入教。在艾儒略的早期传教生涯中，也结交了大量亲教士大夫，仅在李嗣玄的传记中，就记载了“张令公夏詹、柯侍郎无誉、叶相国台山、何司空匪我、苏司徒石水、蒋相国八公、黄宪副友寰、孙学宪凤林、铨部周公日台、陈公祝皇，当道则前兴泉道令冢曾公二云、前南道今司徒朱公未孩”，^[38]这些人虽与艾儒略“或谊笃金兰，或横经北面”，但其中受洗入教的仅张赓一人而已。

虽然入教士大夫并不算多，但上层政策仍为耶稣会培养了一大批亲教人士。这些人与入教士大夫一样，在晚明给过传教士们巨大的帮助。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著作宣传赞扬西学西教，并往往在职位调迁之时，携带传教士们同行，帮助他们在中国内地旅行并开辟新的教区。如利玛窦之所以能进京，沿途得到过许多地方官员的帮助和保护。又如叶向高携艾儒略入闽，对耶稣会的贡献堪与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的作用相比拟。但亲教士大夫的支持往往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他们并不能成为耶稣会的真正依靠。亲教者之亲教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深感兴趣，有些可能被传教士们的人品口才所吸引，但随着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的转移，他们便不再继续关注和支持天主教了。有时官员的调动或传教士的离开使他们不再接触天主教，这也是他们的支持不稳定的原因。另外，传教士与士大夫们的过密交往可能会使他们陷入晚明的政治纠纷之中。东林党中许多人与耶稣会士都有友好交往，^[39]而这些友好人士在天启年间魏党专权时期多受到迫害或去职返乡，这也使天主教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负面影响。

除了入教和亲教士大夫之外，还有许多接触过传教士或其作品的士大夫对天主教持中立态度。他们大多对传教士其人表示出善意和欣赏，但对其所传之教却并无好感。例如李嗣玄传记中所提及艾儒略之好友大学士蒋德璟，虽然给艾氏提供过诸多帮助，但他在为《破邪集》所写的序中说：“向与西士游，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读其书，第知其窃吾儒事天之旨……不知其以汉哀帝时耶稣为天主也。”^[40]蒋氏对传教士与天主教区别对待的态度在当时士人中显然是有代表性的，如李贽也曾与利玛窦多次交往，称利氏为“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但对其所传天主教却并无好感，认为他们“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41]其他当时一些名人的散文札记之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传教士的记载，如谢肇淛的《五杂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都提及过有关传教士的人或事，其中对传教士或西方的技术都有甚高评价，但对天主教则不甚了了，显然他们已经开始将西学和西教区分开来。

尽管当时的大多数士人对传教士都抱亲善态度，但仍有一些人始终怀着敌意的警惕心态关注着天主教的发展。黄贞曾说：“贞一见即知其邪，但未知其详耳。……往听讲数日，未能辨析破除之，几至大病。至四五日以后，方能灼见其邪说所在，历历能道之，心神始为轻快。”^[42]除了沈、许大受和诸多参与《破邪集》写作的士人之外，还有不少人对天主教可能想要易儒的意图深表忧虑。如王启元曾言“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入其门；次亦辟老，亦辟后儒；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荐绅，使其教伸于中国，特隐忍而未发耳！愚以为佛氏之说易知，而天主之教难测，有识之士不可不预为之防也！然其旨以天主即中国所谓上帝，则未然矣”。^[43]

由此可见，上层政策并没有像利玛窦希望的那样在士大夫中培养起越来越多的皈依者，相反，绝大多数人对天主教所抱的态度是宽容而非接受。^[44]从入教人数来看，天主教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自1584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开始，至1616年南京教案，全国入教人数不过6 000余人。至1627年，也仅13 000人。^[45]尽管利玛窦宁缺毋滥的想法是当时耶稣会的共识，但相对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而言，这样的进展是不能令罗马教会满意的。(www.xing528.com)

162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新教区的不断开辟，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对象开始由上层社会转向士人中的中下层。其中，艾儒略既是先驱，又是富有成就者。《口铎日抄》的26位编撰者及其中所提到的近百位教徒中，大多属于这一阶层。“中下层士人”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通常是指秀才或连童试也未曾通过的读书人，他们从未担任过较高阶官职，有时也可以包括已退休或离职赋闲的官吏。^[46]这些人身份各异，有富裕乡绅、地方文吏，也有较贫穷的学校教师和塾师、店铺业主和店员等等。争取中下层士人的支持，特别是县学教谕、训导之类的地方低级官员的支持，对天主教在华传播意义重大。

首先，与上层士人的有限人数相比，中下层士人人数众多，分布极广，这已成为晚明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明代士大夫皆选拔自科举，但自明初一百多年来，人口增长了一倍多，而科举的名额却并未与人口相应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47]因此大量贡生长期沉滞于乡村之中，他们享有“士”的特权，如“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48]但他们没有国家的俸禄，需要自己谋生。他们已形成晚明社会的一股强大社会力量。

其次，明代地方缙绅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9]晚明地方政府的行政机能在总体上呈现出收缩趋势，依靠地方精英举办和管理的地方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这些地方精英是大多取得过生员功名的中下层士人，他们在地方的救灾济害、水利建设、学校教育、安全维护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常有半官方的性质。得到他们的支持，就为天主教在整个乡村的活动打开了门户。

再次，无论上层或中下层士人，在其家族中往往地位较高，他们的判断常常可以左右整个家族的价值选择。士人入教，不仅会带动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入教，有时甚至会影响整个村、整个地区的皈依。从徐光启家族、杨廷筠家族到山西绛州的韩氏家族、段氏家族，福建的张赓家族、李九标家族、严赞化家族等，莫不如此。^[50]

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士人的身份使他们有可能以较谦卑的态度来接受传教士和天主教。他们没有士大夫阶层那样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也不会因政事繁忙而无暇投入教事，在年龄上也相对年轻，因而他们往往以学生的身份师从这些“西儒”，全身心地追随、帮助其传教活动。

在耶稣会入华三十年后，随着对中国社会逐渐深入的了解，第二代传教士们敏锐地发现中下层士人的重要性，而开始将传教重心由上层转向中下层。如艾儒略便有大量这一类的追随者，李嗣玄的传记中说“青衿韦布，皈依称弟子者，奚止数千人”，^[51]可见其对这一阶层的重视。

根据传播学中“二级传播”的理论，传播流不是只面向接收者的单向、直接过程，而是先由向导二传，再由跟随者跟随的间接的二级过程。中下层士人在晚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中介或二传的角色，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52]所说的“舆论领袖”角色。^[53]他们能非正式地影响其他人的态度，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别人的行为。他们是告知者、说服者和证实者。同时他们还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他们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54]他们是人际传播的中心。随着他们成为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对象和耶稣会争取的主要目标，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方式开始由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