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艾儒略的民间转向：从大众传播到人际传播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艾儒略到达澳门。[1]这一年的五月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逝世。皇帝亲赐葬地，许多士大夫都参加了葬礼。虽然艾儒略后来为利玛窦作传《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述》，并将利玛窦称为“吾友利子”，但事实上在艾儒略出生的1582年，利氏便已到达澳门，所以两人绝无见面之可能。[2]由于两人在晚明传教士中皆极负盛名，常常被合称为“利艾”，然其入华传教的时间却相差近三十年。由于利氏在北京所建立的基础，传教事业在1620年代之后有了较大的进展，至1630年，耶稣会在华人数已有近30人，[3]他们中的一部分如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人仍留在北京为朝廷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尝试到各地传教。学界把利玛窦、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等最早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称为第一代，把以艾儒略、汤若望等为代表的传教士称作第二代，并将1620年至明亡期间受洗的教徒称作第二代基督徒，[4]以此标示不同阶段的传教特征。
本章着重阐述第一代和第二代传教士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耶稣会的传教政策上，就是从单一的传教方向转向多元化的路线，突出表现在民间化的原则，具体地说是把传教重心从上层转向中下层，从中央转向地方，从间接传教转向直接传教。从传播方式而言，可视为从大众传播到人际传播的转向。更精确地说，从大众传播为主更多地转向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并重。当然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首先这种民间化过程很难用时间来划分，因为传教活动在中央和地方、大中城市和广大乡村往往同时展开、交织发展，因此用第一代与第二代来表述这一差异，可能不是非常精确；其次，针对某些传教士而言，他们可能既在北京、南京等大城市活动过，又曾去较偏远的地区传教，如艾儒略和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1566—1640）都是如此，[5]所以无法绝对地将他们归类为第二代。尽管这种分类方法并不完美，但就天主教在晚明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而言，这种民间化转向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面临着与他们的前辈们截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如何面对民间宗教、地方风俗；如何处理与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关系、教徒的贫困问题等等，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一幅与利玛窦时期完全不同的图景。(www.xing528.com)
除艾儒略、汤若望之外，第二代传教士中的代表应当还包括高一志，他所主持的山西教区与艾儒略的福建教区是明末天主教最成功的两大教区。[6]其他还有许多耶稣会士，在1620年代之后进入远离北京、南京的城镇乡村，向广大中下层群众直接宣教，使天主教在晚明有了极大的发展。在利氏去世的1610年，全国的教徒人数只有约2 500人，到了四十年代，则激增至6—7万人。[7]本文选择艾儒略做个案研究，首先是因为晚明福建教区有较多的原始文献以资研究。不仅艾氏本人有二十余种中文作品传世，[8]他的福建追随者们也有多种著作值得关注，如《口铎日抄》就忠实记载了艾氏在1630—1640年间的主要活动和一些宣教细节；如《励修一鉴》分细目记录了古今中外的圣徒事迹和证道故事，其中记述福建一些当时的真人真事的故事尤其别有意味。其次，艾儒略是当时的传教士中最受中国人喜爱的一位，[9]甚至被福建士人们尊为“西来孔子”，[10]在《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诗》[11]中收入了福建七十一位士人赠给传教士的诗共八十四首，其中绝大多数应是赠给艾儒略的。[12]诗中多对艾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再次，艾儒略入华之后，先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和当时较为成熟之教区，后赴福建开教；其传教对象也由瞿式耜等上层士大夫转向中下层士人直至广大平民百姓；通过对艾儒略的传教生涯不同阶段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代传教士向第二代的过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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