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的影响力：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的传播学研究

一、“中国中心”的取径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基督宗教的历史研究正逐渐深入，关于其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多，选择何种路径进入这一领域，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使得路径本身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2]

有关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范式的常见说法是：传统的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范式已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3]根据主要是研究对象和阐释方法在最近二十多年的转移，其标志性作品是谢和耐（L.Gernet）的《中国与基督教》，^[4]因为这一著作的终旨不仅是为了考察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而且更在于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钟鸣旦（N.Standaert）将这种范式的转化表述为传播框架（Transmission Framework）向接受框架（Reception Framework）的更替，^[5]并希望能进入到更强调互动的交流框架（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以期从文化对话和交融的过程中分析驱动双方思想和行为的内在动因。

事实上，“中国中心”的观点不仅在这一领域，而且在全球有关中国问题的各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中都颇为流行。其首倡者有二：一是德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提出的“中国中心论”，他认为“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6]而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7]此论一出即受到东西方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二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认为作为一种中国史的研究方法，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8]主要针对早期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等人的“冲击—回应”理论框架作出批评。显然，明清天主教研究领域的相关变化正是追随了这一趋势。

在柯文的方法论中，除上述的“中国准绳”之外，还包括：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局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9]这些历史研究方法近年来对明清天主教领域有明显影响，特别是海外汉学家如许理和（Erik Zurcher）、钟鸣旦、孟德卫（D.E.Mungello）等人的相关研究都具有明显的“中国中心论”特征。(www.xing528.com)

然而，“中国中心论”只是一种研究对象与手段的更替，似并不足以决定范式的转换。库恩（T.S.Kuhn）的“范式”一词本来语焉不清，但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必经由“科学革命”，这一过程须经历“常规→危机→革命→常规”几个阶段，最后结束科学危机时期四分五裂、争论不休的局面。^[10]而在西方中心的传教路径与中国中心的汉学路径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前者所无法解决而却能被后者所解释的问题，其间的差异主要在取径的差异和焦点的变换，而非范式之更替。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领域主要取径于传教士的活动研究，因此其关注的焦点多在西文史料，中文史料主要局限在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文本的和历史的研究，这不仅适用于西方学者，也适用于早期的中国学者如陈垣、方豪等人。而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海外汉学的发展，也随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变革，这一取径有所变化：首先，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材料被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明清中国教徒的相关著作，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使得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例如2002年由钟鸣旦、杜鼎克（A.Dudink）主编，台北利氏学社整理出版的《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中就收集了大量明末至清初中国士人教徒的天主教著作，特别是清初严谟等教徒在礼仪之争时期的相关著作，一经出版即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对象，这使中国礼仪问题不再局限于天主教团内部的理论争议与中国康熙朝廷之间的政治矛盾，而扩展到广大中国教徒的实际宗教生活与修炼方法，这的确打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大大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其次，随着社会科学方法的演进，群体考察、地域考察、社会生活考察的流行，地方的平民教徒群体代替精英成为主要研究客体，例如对晚明福建教区、陕西山西教区的整体研究成果颇丰。显然，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早期的研究范式已被取代，相反，无论是地域研究还是平民教徒研究，都不能离开早期的传教士及精英教徒研究，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该领域已经有的成果之上，因而只能视为是同一范式下研究领域面向“中国中心”的扩展和深入，而并无范式之转换。

本稿以《口铎日抄》为主要研究文本，本身就追随了“中国中心”的取径，并试图采纳所谓的“交流框架”，以传教士和福建士人教徒为主体，探讨在天主教民间化过程中双方所面对的问题。由于他们的身份、立场的不同，在看待同一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和视角。例如纳妾问题，在传教士看来，这是违背十诫、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淫乱行为；而在中国士人教徒眼中，不纳妾则是一种高要求的道德修炼，他们必须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并抵制诱惑，因此，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播与接受，而包含了对信息的再加工和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