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战时家族制度研究

二、战时体制下的家族制度

所谓战时体制，主要是指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天皇制法西斯军部为核心推行的为了进行战争在国内采取的非常体制，涉及经济、社会、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1938年（昭和十三年）发布国家总动员法，形成了全力配合战争的人、财、物统制运用的体制。1940年（昭和十五年）组织大政翼赞会和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全体国民都被纳入战争体制之中。

战时体制下的家族制度也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为了战争的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家庭进行了战时统治。特别是随着侵华战争全面展开，1937年（昭和十二年）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国民的教化总动员，决定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口号下，推进服务于战争的国民生活的全面组织化。包括设立或重组各种妇女团体，通过这些团体动员和组织妇女支持战争；振兴家庭教育，使家庭成为培养“皇国民的子女”的基地，“皇国臣民修炼的道场”；塑造适应战时形势需要的新的贤妻良母形象，使妇女恪守妇道，对她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妇女的思想统一到支持战争上来；把家族国家观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使家庭的一切都与战争紧紧相连，家庭成了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昭和五年）以后，文部省在以妇女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并于同年发布了《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文部省训令。文部省直接主办妇女讲座、家庭教育讲座，还委托直属学校和地方开设了“妈妈讲座”，以此为契机，促进妇女团体的快速组织化，并任命有实力的妇女团体代表出任理事，着手创建全国性的妇女组织。1931年（昭和六年）在文部省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日本联合妇女会”，统合了全国地区性妇女会、母亲之会、主妇会等6000多个团体，成为拥有数百万人的大型组织。其活动的目标正像该会规则第二条所规定的那样，“本会致力于全国妇女团体相互联系，促进其进步发展，特别以振兴家庭教育为目的”，但其真正的目的是统治家庭妇女的思想和动员她们支持战争。在陆海军省的监督指导和警察、宪兵的协助之下，1932年成立了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女会的宗旨是“秉承日本妇女的美德；不受反战之类思想的迷惑；作为母亲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孩子；作为主妇忍耐任何消费生活的窘迫；慰问前线士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或者以一个母亲或姐妹之心照顾伤病士兵和阵亡者的遗属”^[43]，这是一个“日本妇德”色彩浓厚的组织。但是，这些妇女团体由于所属不同，如大日本联合妇女会由文部省、爱国妇女会由内务省和厚生省、大日本国防妇女会由陆海军分别管辖，在成员及开展的活动上有重复现象，进而甚至出现相互竞争对立之事。政府认为有必要使妇女团体组织一体化，于是在1942年（昭和十七年）将爱国妇女会、大日本联合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女会三团体合一成立了大日本妇女会，开展适应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运动，包括国体观念的培养、妇德的修炼、国防思想的彻底普及、刷新家庭生活以及应对非常事态的准备、培养下一代国民、振兴家庭教育、护理受伤军人、国防训练、协助邻保等^[44]。大日本妇女会活动的根本，根据《大日本妇女会军事援护指导要纲》，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上援护军人遗属，广义上通过强化在后方奉献的意识，提高前线士兵的战斗意志。为此，女性的作用是“发扬日本妇女的传统精神，保卫后方的家庭，努力养育子女，勤劳献身于粮食的增产，确立简朴健康的生活，弘扬战时经济道义”。同时还要求女性作为万物之根源保持“永远不变的传统妇德”。这些团体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着军事后援开展的。如写慰问信、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迎送归来和出发的军人，募集战争资金，慰问伤残军人、军属等。这些活动内容以及各团体的宗旨、目标、章程等都直接与战争密切联系，作为“翼赞团体”，自愿接受当局领导、贯彻当局的思想、配合当局的工作，具有鲜明的“军事化”和“官方化”的特征^[45]。这些组织合并之后，在把妇女的思想统一到战争上来，动员妇女支持战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军国家庭的基础和军国之母教育的基础业已形成。

文部省在1930年（昭和五年）发布的《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训令中指出，在家庭教育中“妇女的责任重大，所以振兴家庭教育应首先促进妇女团体的努力，通过其唤起一般妇女的觉醒”，“重振我国固有的美风，发扬家庭教育的本义”，这样做“无疑是弘扬国运的要诀”^[46]。在各种妇女讲座、家庭教育讲座、“妈妈讲座”中，宣传和灌输妇女在培养下一代皇国民中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家庭是国民“身心发育，培养人格的苗圃”，是“修养的道场”^[47]，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妇女之责任就是要重视对“子女的熏陶和养护”，这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培养子女成为刚健的国民，锻炼勤劳、节俭、忍苦等精神并养成习惯，特别是要启发和培养子女作为皇国民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我国国体万邦无比，皇恩宏大无边，因此，要为作为日本人而生感到高兴和骄傲，在幼小之时树立起自我尽忠报国之信念”^[48]。正因为母亲在子女的“熏陶养护”中责任重大，所以“应该加强对母亲的教养训练，使人格健全而厚重的母亲的感化影响到子女，在培养下一代皇国民的同时，创造健全而温馨的家”^[49]。文部省在接受教育审议会关于社会教育的咨询时，把战时家庭教育的重点放在以母亲为对象，组织母亲会和对其指导上，在女子中学和国民学校等奖励开设“母亲班”，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如在《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中，明确要求作为母亲，要培养自己的国体意识和忠君爱国意识，注意妇道的修炼和作为母亲的自觉意识，提高科学教养，培养健全的兴趣，锻炼强健的母体。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素养的母亲，才可能培养出勇于为皇国献身的后代，把丈夫和子女送上战场，并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在战争体制下，家国一致，举国一致服务于战争，自然赋予了“家”新的功能，使家族制度与战争紧紧相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文部省还牵头组织了大日本母性教育协会，在《教育敕语》颁布40年纪念日表彰一百几十名孝子节妇等，强有力地推进了新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普及化。贤妻良母思想与当时的女子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女子教育从《教育敕语》所确立的以儒学思想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向战时体制下强调妇德，重视妇女在家庭以外的作用和价值的方向转变。新的贤妻良母思想要求妇女不仅重视家庭，培养皇国的后代，同时要求妇女保持贞操，严守妇德，做让前方的将士无后顾之忧而进行“圣战”的“军国之妻”和“靖国之妻”。而且还要在家庭以外发挥作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思考不仅仅发挥家庭的作用，而是从事职业去为国家服务”^[50]。明治以来，儒学思想浓厚的贤妻良母思想一直是国家对女性的要求，在战争这样的特定环境下，妇女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她们被紧紧地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常的自由和生活被破坏，全国妇女的思想和行动都被动员到服务战争上来。她们成为“军国之母”、“靖国之母”，在后方从事着支持战争、服务战争的各种工作，例如：作为妻子和母亲在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送到战场之后，在各种妇女团体的组织下，参加送士兵出征、寄送慰问品和慰问信、迎接阵亡士兵的骨灰、看望和慰问伤员，到军工厂、矿山、农村进行劳动以补充劳动力不足等^[51]。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贤妻良母也被赋予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

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战局的恶化，国内浸染战争一色，在“战时刷新生活首先从家庭开始”的口号下，以妇女团体为中心，强力推进了“军国家庭”的建设和指导。“军国家庭的特征是对国民灌输国家就等于家庭、天皇就是父亲，要求妇女遵照家族制度而恪守妇道，服侍丈夫，养育儿女，这些本身就成为对国家的忠诚。”^[52]建设军国家庭，就是要使家庭生活的所有内容都适应战争的需要，包括树立良好的家风，节俭不奢的家庭生活，养育作为皇国民的子女等。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战时衣生活简素化实施要纲》发布施行，这是在战争不断扩大，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政府为了确保实行低物价政策，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节约入手，实行倡导节俭，禁止奢侈等多项措施之一。在实施要纲中从用料、颜色、尺寸到男女、学生装的样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彻底实行国民衣生活的简素化，振奋士气，为战时强化生活刷新运动作贡献。诸如此类，在家庭生活中，奢侈品、不急需的物品及规格以外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贩卖等都被禁止。很多物品都采取限量供给制，人们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这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基础。

同时，国民生活的根本在“家”，养育健全的子女不仅能巩固“家”的基础，对培养国家的未来也作出贡献。因此，要求妇女响应国家的号召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后备兵员，其中，优良多子家庭会受到国家的表彰。1941年（昭和十六年）内阁通过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其指导思想是“建设东亚共荣圈，谋其悠久健全发展是皇国的使命。为实现此目标，制定人口政策，使我国人口快速发展并永远增殖，使其资质得到飞跃性提高，在东亚保持指导地位，使人口合理配置为紧急要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要想实现可持续人口增长，政府意识到家族制度对人口增加的重要性，“作为增加人口的基本前提是要排除不健全的思想，努力维持强化家族制度”，确立了作为培养优秀母亲的女子学校的教育目标。“高等女学校及女子青年学校等，要认识到母亲对国家的使命，彻底强化保育、保健知识和技术，努力培养健全的母亲。”保证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要求要增强国民的资质，强调要以增强国防和劳动力所需要的精神及肉体方面的素质为目标，刷新教科内容，强化训练，改革教育及训练方法，扩充体育设施。强调农村和城市都是优秀兵力及劳动力的供给源，要强化青少年的身心锻炼，使之成为优秀的士兵和劳动力。确定在20年内，日本国内人口总数要达到1亿人”，“家庭成了国家用于侵略战争的人力生殖资源，女性则成了一架生殖机器，人性被彻底抹杀”^[53]。

1937年（昭和十二年）8月，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以举国一致、坚韧不拔的精神，应对现在的时局，克服今后持续的艰难时刻，努力扶翼皇运”。为此，“强化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如何持久，都要坚韧持久克服所有困难，强化贯彻所有目标的国民意志”。从思想战、宣传战、经济战、国力战的角度判断，制定指导细则。1943年（昭和十八年）12月，《关于战时国民思想确立的文教措施要纲》发布施行，强调要凝聚国民思想推进国策深化落实，根绝阻碍增加战斗力的一切思想上的因素，以必胜信念振奋尽忠报国之精神，确立战时国民道义。要振兴家风，使日本固有的家的本义得到彻底贯彻，以此确立战时国民道义，成为战意昂扬的源泉。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整个国家就像一台大战车，家庭就像被纳入战车的齿轮，深深地陷在战争的泥潭中。普通的家庭论大多都与军国论同步调，高声讴歌日本传统的家庭形象。比如1944年（昭和十九年）出版的仓泽刚著《日本家务教育》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祖孙一系的特征，另一个是家国如一的特征”。另外，同一年出版的松尾正夫著《以日本精神为基调的现代家务教育》中也写道：“如果家庭像在欧洲各国看到的那样以夫妇为中心的现代家庭生活，家庭仅一代就消亡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就不存在任何传统，也许就只剩下怎样满足现实的、物质的家庭生活一点了。……但是，与其相比，我国的家庭必须把重点放在精神上如何使一家存续发展下去上，若将其与欧美各国的家庭生活在同一意义上理解，企图使其接近欧美家庭的话，就是破坏日本传统的家庭生活，进一步说就是危及国家的基础……”^[54]在此不是以家庭的幸福为目标，而是以对君国的奉献为首要目的的“军国家庭”框架浮现出来。

以家族制度理念为基础的家族国家观与军事帝国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才使军事帝国主义茁壮成长，进而成为天皇制国家的有力支柱。正因为有家庭这一社会基础单位从底层的有力支持，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危害才如此之深，也对日本人民造成深深的伤害。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注释】

[1]平塚雷鸟.本来女性是太阳.青鞜.1911（1）.转引自安在邦夫，等.日本近代--国家与民众.日本：梓出版社，1984：146.

[2]金森トシエ，藤井治枝.女子教育100年.日本：三省堂，1977：74～75.

[3]胡澎.战争期间日本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日本学论坛.东北师范，2002（Z1）.

[4]文部省.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第二章）.1962.

[5]金森トシエ，藤井治枝.女子教育100年.日本：三省堂，1977：85～86.

[6]中根千枝.纵式社会人间关系.日本：讲谈社，1967：42～60.

[7]寺出浩司.生活文化论的招待.日本：弘文堂，1994：186.

[8]久井英辅.大正时期·昭和初期生活改善运动中的城市和农村--围绕事业的言说及变迁.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2005（44）.

[9]门肋厚司.新中等阶层的量性变迁∥生活水平的历史性分析.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1988：213～249.

[10]小山静子.家庭的形成与女性国民化.日本：劲草书房，1999：39～41.

[11]久井英辅.大正时期·昭和初期生活改善运动中的城市和农村--围绕事业的言说及变迁.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2005（44）.

[12]小山静子.家庭的形成与女性国民化.日本：劲草书房，1999：40～41.

[13]新妇女协会的“宣言”及“纲领”∥市川房枝，编集·解说.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2卷）：政治.日本：クレス出版，1977：160～161.转引自安在邦夫，等.日本的近代--国家与民众.日本：梓出版社，1984：195.

[14]小山静子.家庭的形成与女性国民化.日本：劲草书房，1999：44～45.

[15]西原谆.战前战后民法改正过程中所出现的家务审判制度.法政研究.九州大学，1968，34（4）.

[16]临时法制审议会总会议事速记录，第3～4页。

[17]矶野诚一.明治民法变迁∥中川善之助，青山道夫，等.家族问题与家族法Ⅰ：家族.日本：酒井书店，1957：361.

[18]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54.

[19]川岛武宜.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日本：岩波书店，1957：147～167.

[20]川岛武宜.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日本：岩波书店，1957：168.

[21]矶野诚一.明治民法变迁∥中川善之助，青山道夫，等.家族问题与家族法Ⅰ：家族.日本：酒井书店，1957：364.

[22]西原谆.战前战后民法改正过程中所出现的家务审判制度.法政研究.九州大学，1968，34（4）.(www.xing528.com)

[23]山县有朋关于教育敕语发布的谈话，载于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教育敕语发布相关资料集（第2卷）.日本：コンパニオン出版，1985：453.

[24]文部省.学制一百二十年史.日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1992.

[25]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上卷）.1891：5.

[26]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上卷）.1891：1～3.

[27]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资料编.日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2.（诏书、敕语、教育法规定）

[28]文部省.学制百年史.日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3.；引文来自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

[29]岩本俊郎，志村欣一，等.史料·道德教育研究.新版.日本：北树出版，1994：90.

[30]文部省.国体之本义.日本：内阁印刷局，1937.

[31]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32]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33]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10.

[34]文部省.国体之本义.日本：内阁印刷局，1937.

[35]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36]文部省.国体之本义.日本：内阁印刷局，1937.

[37]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38]邻组、部落会、町内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体制下制度化的居民自治组织。在町内会下设邻组，数个家庭为一组，作为法西斯政权对国民实行思想统治，在提高分发物资效率等方面发挥作用。

[39]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40]《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载于矶野富士子.现代精髓·家.日本：至文堂，1965：132.

[41]文部省.臣民之道.日本：内阁印刷局，1941.

[42]李卓.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天津社会科学.天津市社会科学院，1996（6）.

[43]胡澎.日本侵略战争中妇女团体的作用.日本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5（4）.

[44]文部省.学制百年史.日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3.

[45]胡澎.日本侵略战争中妇女团体的作用.日本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5（4）.

[46]文部省.“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训令∥文部省.学制百年史.日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3.

[47]文部省.“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训令∥文部省.学制百年史.日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3.

[48]文部省.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矶野富士子.现代精髓·家.日本：至文堂，1965：132～133.

[49]文部省.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矶野富士子.现代精髓·家.日本：至文堂，1965：133.

[50]胡澎.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日本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6）.

[51]胡澎.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日本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6）.

[52]金泽トシエ，福井治枝.女性教育100年.日本：三省堂选书，1977：108.

[53]李卓.战时日本的家庭动员与家庭统制.日本研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1996（4）.

[54]常见育男.家庭科教育史.日本：光生馆，1959.转引自金泽トシエ，福井治枝.女性教育100年.日本：三省堂选书，1977：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