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融合

一、家族国家观与军事帝国主义的结合

随着明治维新后近代化进程的发展，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积累了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提高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走向军事帝国的过程中，始终把对外扩张的目标锁定在中国和朝鲜半岛上，以邻国的沦丧为代价，日本实现了武力崛起。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猖獗，为了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实现长期以来向外扩张的梦想，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蹂躏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及领土的同时，也将日本国民拖上了战车。在战争体制下，国家要求国民彻底抛弃个人自由，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的统治。

在日本以“脱亚入欧”为方针对外推行武力扩张的过程中，成为国民精神支柱的是自明治后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家族国家观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为军事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成长铺平了道路。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教育敕语》颁布，儒学的教化政策成了国民道德和国民教育的根本，作为国家的精神支柱发挥了重大作用。《教育敕语》从起草阶段就与军国主义有着较多的关联。当时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朝鲜壬申之变以后就构想以大陆为作战目标的军备扩张，并为此一直做准备。为此，他主张废除征兵令中户主免役条款，强调贯彻国民皆兵的必要性。但是，此举动摇了家族制度。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培养支持家族制度的封建家族道德。他认为有必要模仿对军队内部的思想统一贡献卓著的《军人敕语》，用敕语的形式确定国民教育的根本。山县有朋曾经是《军人敕语》的参与者和热情的支持者，他回忆说，“记得是明治二十三年的事情，地方官中提出有必要规定教育之目的的要求，内阁中也有同样的意见。但是，并没有怎么样做的具体方案……因为我的头脑中有《军人敕语》之事，因此，希望教育也有同样的东西”^[23]。1890年2月，他以地方长官会议向政府提交《关于德育涵养的建议》为契机，命令起草后来成为德育基础的训诫。文部大臣芳川正委托帝国大学教授中村正直起草，法制局长井上毅在阅读草稿后，对草稿颇为不满，遂与枢密顾问元田永孚一道起草了《关于德教的敕论》^[24]，此为《教育敕语》的原型。

在《教育敕语》中教育国民“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战争而英勇献身的精神。通过强调家族制度道德的忠和孝，使其扩展到国家规模，“……我国坚固之原因在于国民亿兆一心，服从天皇陛下之命令……”^[25]培养国民不仅不反抗国家，还要成为保卫日本的后备军人，使国民在幼年时期就养成毫不怀疑地为国家献身的意识。作为官方承认的敕语解读书籍，井上哲太郎在《敕语衍义》的序言中纵观世界局势，认为欧美各国都是国兴民旺，竞相发展，世界上能与欧洲列强竞争的唯有亚洲各国；然而埃及、印度、缅甸等国都已失去独立，越南、朝鲜等国因过于弱小难以维持独立，在东洋依然独立且在列强中争得权利的唯有中国和日本；但是中国拘泥于古老文化，缺乏进步气象，唯有日本进步的意识与日俱增。然而日本作为区区小国，值此列强肆意吞噬他国之秋，应把周围皆当做敌人。一旦外敌窥探侵扰日本，唯有四千万同胞可依靠，为了国家舍一命轻如尘芥，奋进勇往。这种“公义之心”应该在日常中得到培养，受到鼓舞，做到未雨绸缪。这样，《教育敕语》的儒学道德性格与军国主义的解释相辅相成，使家族国家观与军事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像井上哲次郎说的那样，“教育敕语的主旨在于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备不虞之变”^[26]。“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之义心”是为军事目的“不虞之变”服务的，都是支持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军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对外扩张的野心，实现强兵的梦想，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尤其是经过中小学修身教育的彻底贯彻，已经逐渐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当中。国定教科书中也充斥着家族国家观和军国主义的内容。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大纲》中强调，在小学所有的教学科目中都要重视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指出“德性涵养在教育上最需用意，由此，与道德教育、国民教育相关的科目特别要留意教授”^[27]。教则大纲中规定的关于修身教育的条目如孝悌、友爱、仁慈、诚实、礼敬、义勇、勤俭等，都以“培养儿童良心，涵养其德性”为主要目的，要求女子“涵养贞淑的美德”，特别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尊王爱国的志气”。虽然根据天皇制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侧重的程度不同，但这些内容基本上贯穿了每一期国定教科书，尤其在第二期和第四期最为突出。

小学低年级使用的修身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人物传记为主，在人物传记中对上述修身教育的条目进行说明。从第一课开始就以父母之恩、尽孝、兄弟和睦等为重点内容启蒙儿童的家族观念，培养儿童从小养成重视家族的意识，用父母养育孩子之辛苦的具体事例教育儿童要感谢父母的恩情，达到孝悌、友爱的教育目标。在修身教科书中，几乎毫不例外地设有关于历代天皇及明治天皇的内容，巧妙地宣传天皇的神圣、权威和天皇对臣民的慈爱之心，培养儿童如对父母一样，不忘天皇之恩，做诚实、勤俭、礼敬及尊王爱国的“好孩子”。

在根据1886年（明治十九年）小学校令制定的《小学学科及其程度》中，规定了修身科目的教学程度：“在小学就内外古今人士善良的言行，适合儿童且容易理解的简单的事例进行讲解，教授日常礼法，教员在言行上以身垂范，儿童认真学习。”关于体操教学程度规定，“对幼年儿童教授体操的课时要超过游戏的课时，对儿童教授轻体操，对少年教授队列运动”，并把“队列运动”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改为“兵式体操”^[28]，这也反映了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教育政策。

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把代表高涨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军国主义内容加入其中。围绕“义勇”条目，设计了在日俄战争中军人勇敢杀敌，军号手吹号时中弹致死，军号仍然紧紧贴在嘴上等，宣传军人的英勇，培养儿童的勇敢精神。总之，在修身教科书中，把家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渗透到教学内容的各个方面。如在第二期寻常小学修身书中关于男女的责任，把男女设定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男子成年后成为一家之主，在外工作，女子则作为妻子照顾一家”，“谋求家庭的和悦是创造一国良风美俗的基础，女子作为母亲养育子女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子女个人成长，进一步会关系到国家的衰亡”^[29]。可以看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家庭是培养国家勇士的摇篮，把家庭的好坏与国家的衰亡联系在一起，教育儿童从小就懂得将来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在教育上实现了家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有力结合，这种教育对儿童的成长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www.xing528.com)

1937年（昭和十二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约两个月前，由文部省思想局编纂，以内阁印刷局发行的形式发行了《国体之本义》。1941年（昭和十六年），在突入太平洋战争约4个月前，由文部省教育局编纂，同样以内阁印刷局官版的形式发行了《君臣之道》。紧接着，1942年（昭和十七年），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又发表了《战争家庭教育指导要纲》。从发行的时间也不难想到这些是在“刻下的急务”、“现下的时局”背景下，带着强烈的现实政治上的意图和任务。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天皇制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强化对国民的思想统治，而这些出版物就是进行战争动员和强化国民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在这些出版物中将家族国家观的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使家族国家观与军事帝国主义的结合达到了极致。

在《国体之本义》中对国体之精华的家族国家思想作了具体而系统的阐述。该书除了序言、结论部分外，共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大日本国体”的首篇“肇国”中开宗明义道：“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永远进行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而基于此大义，以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则是我国体制精华，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大本。”^[30]简言之所谓的国体就是天皇制统治，而其统治视举国上下为一个大家族，把对天皇的忠诚解释为子对父、分家对本家的奉献，把家族的一体感扩大到了国家规模，家族伦理和家族主义的秩序是其精华。

在《臣民之道》第二章“国体与臣民之道”中也把从天照大神按万世一系传承下来的天皇家作为总本家，臣民的“家”作为其分家而构成的“神国日本”进行宣扬，“天皇随皇祖皇宗之心，已超过父母对子女之慈爱之心，国民仰迎天皇为父母，专致随顺，此为国既是家之我国体之精华”^[31]。“所谓日本是家族国家，并非把家集中起来形成国家，而国就是家，个个家族作为国之本而存在。”^[32]“把国直接说成是家，比井上哲次郎的把单个家族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大家族，天皇就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的‘综合家族制度’的理论又前进了一大步。”^[33]

这些出版物还强调国民对天皇的“忠”，指出“忠既是以天皇为中心，绝对随顺天皇之道”，阐述了对天皇的“忠”来自于“敬神崇祖”的祖先崇拜传统，“天皇经常祭祀皇族皇宗，率万民之先示祖孙一体之实，垂敬神崇祖之范。我等臣民作为侍奉皇族皇宗之臣民之子孙，敬祖先而承其忠诚之志，应用于现代且传于后代”^[34]。

由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迫在眉睫，需要把家族国家观与军事帝国主义的现实政治意图结合起来，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动，达到动员举国上下为战争服务的目的。例如，《国体之本义》指出：“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古往今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君臣一体的大家族国家。故为国家的繁荣尽力即为天皇奉献，为天皇尽忠即为爱国而谋其隆盛。”对天皇尽忠就是对天皇绝对顺从，“在我国有忠才有孝，忠为大本”。“舍我去私，专奉天皇，尽忠之道乃我等臣民唯一生存之道，为所有力量之源泉。为此，为天皇奉献生命，非所谓自我牺牲，为舍小我而壮大天皇的威光。”^[35]忠君就是爱国，是国民必须恪守的“臣民之道”，“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因忠君而始终，一切忠君都常伴爱国之热诚”^[36]。“日常我等的私生活也是臣民之道的实践”，那种“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是属于自己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是不允许的。虽一碗之食，一着之衣亦非个人之物，虽游闲、睡眠亦非脱离国家之私事，皆与国家相联系。我等于私生活之间也必须牢记归顺于天皇，服务于国家”^[37]。国民的生活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不限于国民生活的基础“家”，其范围应扩大到邻组、部落会、町内会^[38]等组织。“‘家’是皇国臣民修炼的道场，在敬神崇祖励精家业质朴简素的生活中，炼成刚健而情操丰富的国民精神，养育努力扶翼皇运的皇国臣民，培养苦乐共享、一家团圆的真正的和睦精神。”^[39]

《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指出日本的“家”的国家性意义，“我国之家仰皇室为宗家，恒久为国之家生成发展，作为其历史延续的现实存在，是以忠孝一本之大道为基础锻炼子女成长的道场”^[40]，重视在国民生活中“家”的重要性，强调国民在“家”要重视敬神崇祖，否则会在子弟的教育中缺乏灵魂，更不可能期待培养国民精神；重视亲子关系要超过夫妻关系，养育后代是“对祖先、家以及国家的责任”，“是在培养将来奉献国家的国民”；国民生活要延伸到家的外面，实现邻里和合、家国一体的亲和。“只有一家、一国相依相扶，在涉及国民生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协力落实国家努力的目标，举万民翼赞之实，才能实现整备充实国防国家体制。”只有如此，才能“克服非常时局，完成建设新秩序的圣业”^[41]。

总之，《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相继出版发行和发布，把结合在一起的家族国家观和军事帝国主义思想根植于国民头脑中，甚至连国民生活也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其目的就是为形成举国上下一致参与战争、支持战争制造舆论，并驱使国民自觉地积极投入到服务战争中去；特别是《臣民之道》强调忠孝，尊重祖先，重视亲子关系超过夫妻关系，目的在于增强逐渐动摇的“家”的理念；把“家”作为皇国臣民修炼的道场，使国民生活服务于国家和天皇，通过教育实践和媒体向国民灌输“家”和“灭私奉公”的思想。“所反映出的家族国家观则完全是战时国民动员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战时国民思想统治的工具。”“经过国家舆论无孔不入的宣传，比过去井上哲次郎、穗积八束等官僚、学者的鼓吹更直接、更露骨，影响也更广。”^[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