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研究：女子教育探索

一、女子教育与家族制度

明治后期，在《教育敕语》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的女子教育基本上被统一到儒学思想指导下的贤妻良母教育上。随着大正时代民主运动的开展，特别是运动范围从城市中间阶层向工农大众扩展，工人阶级维护人权的斗争促进了民主运动的深化，民主主义的气氛愈加浓郁，给大正时代的女子教育带来了新风。此时，日本经济受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走出了漫长的低谷期，企业的业绩好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女子受教育的程度、妇女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城市市民阶级抬头，离开农村的“家”而就业于城市的工薪阶层家族中，妻子不再处于明治时期下女式的地位，出现了代表新中间阶层家庭的主妇。

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女子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平塚雷鸟等人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月创立的青鞜社及其机关杂志《青鞜》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青鞜》创刊号刊登了平塚雷鸟题为《本来女性是太阳》的创刊词，其中写道：“原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现在女性是月亮，依他人而生存，靠他人之光而亮，似病人苍白面容的月亮。……我们现在要把被隐藏起来的太阳使她重新回到原位上……”^[1]她呼吁女性自我觉醒，使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妇女运动家以青鞜社为阵地，宣传女性人格的独立，挑战、抗议天皇制对女性进行统治的理论支柱--家族制度和贤妻良母主义。这样，青鞜社从最初以女性的觉醒、发挥女性才能为目标的文艺运动向要求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2]。“青鞜社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批判封建家族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主张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在社会上引起强大震动，由此带来一场妇女解放的思想运动，开创了日本近代女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3]

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上。在近代化初期，女子教育从来都是以接受家庭教育为主。接受初等教育的女子就学率，1875年（明治八年）为18.6%，到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超过了90%。这一时期，女子与男子一样越来越多地接受学校教育，不限于普通教养知识，接受职业或专门教育的人增多，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促进了近代化的进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女子人数也逐渐增加。以中等教育为例，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女子接受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0.2%，1915年（大正四年）为12.6%，到1925年（大正十四年）增长到了24.9%，说明在大正时期女子教育发展速度惊人^[4]。大正时代市民女子教育论和社会主义女子教育论两股潮流的竞争，促进了女子教育质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大正时代的女子教育在对贤妻良母教育进行批判和改革的同时，为了保障女子获得经济独立应具备的足够的能力，还对女子进行普通教育和实业操作教育。根据当时的统计，毕业于女学校的女子从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的2.6万人增长到1920年（大正九年）12.6万人。1926年（大正十五年）已增至29.9万人。女子大学毕业后到男子大学继续学习的女子也不断增多，1913年（大正二年）三名女生进入东北帝国大学学习，成为最早的女帝国大学学生。这一时期，以自由主义为理想的基督教女子大学设立，东京女子大学、自由学园及文化学院等为大正时期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宝贵的机会^[5]。另外，《青鞜》主张女子教育要彻底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要让女子与男子平等地体会到欧美的学术以及艺术精神，指出贤妻良母主义不过是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成为男子的奴隶，对贤妻良母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言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度关注，女性问题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得到了国民的认可。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对立的原理，主张妇女问题的解决、妇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以及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都要依靠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有“劳动妇女的圣书”之称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于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翻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这本书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贝贝尔所著，是最早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妇女问题进行系统性、科学性论述的古典著作。这样，明治后期在日本女子教育中占优势的贤妻良母教育出现了动摇，随着女性的自我觉醒，受家族制度歧视和压迫的妇女，其解放运动也在有组织化的农民及被歧视阶层运动的影响下得到了蓬勃发展。

随着农业社会向产业社会转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观念下，家族的财产只属于接替家长权的长子，原则上长男以外的孩子成家后要离开生家另谋出路。他们离开农村，或求学或进工厂，在经济发展急需劳动力时作为受雇佣者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企业中去。他们本身具有在传统家族中积累的习惯，在劳务管理家族主义色彩很浓的企业中能够很快适应并实现意识上的转变，以企业为家，像尊重家长一样敬重上司，像珍爱家族一样珍爱企业^[6]，城市工人阶级逐渐形成。而接受近代学校教育，从事官吏、教员、公司职员、职业军人等近代性职业，没有家业的阶层被称为新中等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来源于农村中农和士族的二、三男，其特征为劳动形态是脑力劳动，收入形态是工资，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资本家与工人中间，生活水平居中等^[7]。新中等阶层这一概念是相对旧中等阶层而言的。所谓旧中等阶层是产业资本形成以前的中产阶级，自耕农和个人商店主是其典型。这一阶层虽然规模不大，但有从事营业的资本，依靠使用雇佣劳动力进行经营获得利润生活。而新中等阶层虽然受到企业的优厚待遇，但没有资本，被雇佣向企业提供劳动力。在大正时期和昭和战前时期，旧中等阶层快速向新中等阶层转变。(www.xing528.com)

以城市新中等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中等阶层的出现，给家族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中等阶层主要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教员等靠工薪生活的人及其家属。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相比其他阶层，新中等阶层更倾向于把生活、教育等问题作为各自家庭的事，并且因为他们脱离了各种规范、知识由社会共同体传达的形式，对共同体的关心和参与度不高，但对子女的升学及学习成绩的关心度很高，并将升学作为通过教育进行的社会地位再生产战略，同时，在通过大众媒体获取科学知识和专门性知识方面比较积极^[8]。具有这些特质的新中等阶层的家族失去了传统家族的生产功能，转化为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单位。丈夫去公司上班，依靠工资生活，妻子脱离生产劳动，专心做家务和养育子女。专业主妇就诞生于这个阶层。他们所创造的新型生活方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原型^[9]。同时，由于新中等阶层所从事职业的关系，他们的孩子没有可继承的家业，只有通过受教育获得学历来实现他们期待的社会地位。孩子不再是家族内部劳动力，而是要接受教育，获得学历。加上新中等阶层中很多人是从农村进城接受教育，之后在城市就业、结婚的农家二、三男，他们组成了不与父母共居的小家庭，随着家族的教育功能逐步转给学校，家族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责任也由祖父母、父亲转到主妇肩上^[10]。以照顾家族成员和做家务为己任的主妇非常热衷于子女的教育，她们往往以孩子的父辈为榜样，运用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教育、辅导子女学习。

新中等阶层的新的家族形态和生活方式，使原有的家务和育子的经验性知识逐渐失去了作用，这要求主妇掌握适应新的家族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知识，这些知识必须通过杂志、书籍或者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取。因此，这一时期女子要求接受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愿望的提高与新中等阶层家族的需求有着紧密的关系。

1910年（大正九年）文部省设置了外围组织生活改善同盟会，开展了生活改善运动。活动内容主要提倡节约消费和健全道德，提高消费生活的质量。生活改善运动主要以新中等阶层为对象，宣传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特别是有关衣食住、社交礼仪等生活各个方面，以合理化和节约为目标，发布改善方针及改善项目，并通过演讲会、讲习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具体指导生活改善方法的普及。另外，在城市工厂、城市下层及农村中也广泛开展活动，提供各种生活改善的信息和生活模式，对提高当时家庭生活质量，创造和谐的家庭关系等起到了指导和普及的作用^[11]。事实上，生活改善运动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环，一直把对衣食住等消费生活及社会习惯的合理化改善作为目标。

这一时期妇女杂志的盛况也说明了对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理论指导的渴望。在平塚雷鸟创办《青鞜》宣传妇女解放之后，1913年（大正二年）7月《中央公论》临时增刊《妇女问题》专集，1916年（大正五年）1月《妇人公论》创刊，同年友爱会妇女部出版了《友爱妇女》，1917年（大正六年）《主妇之友》、1918年（大正七年）《妇女问题》等杂志的创刊及发行，既是国民对妇女问题认识提高的体现，也是社会对新中等阶层家族需求所做出的反应^[12]。在此过程中，从1918年前后开始，妇女运动本身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女性对政治、社会问题等的关注程度在扩大，从对女性问题进行单纯讨论向着发起运动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倾向在逐步加强。在妇女运动中提出不仅要通过相互紧密团结，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改善，加强自身的教养和自身的教育充实，而且在家族生活中要争取获得作为妇女和母亲的权利。典型事例有1920年（大正九年）3月平塚雷鸟、市川房枝等创建了新妇女协会^[13]。对家族生活聚焦关注，把指导家务以及育儿知识等作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也竞相创刊。如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创刊的《妇女之友》以及1917年（大正六年）创刊的《主妇之友》等，虽然风格各异，但在指导妇女追求合理、科学的生活方式，并对此进行启蒙、普及等方面有着共通性。《妇女之友》不厌倦地反复强调以妇女为主导进行生活管理，宣传家族团圆、家务合理化、科学育儿等；《主妇之友》则以密切结合家族生活，彻底的实用主义为原则组织版面，受到读者的欢迎^[14]。这些杂志不仅对新中等阶层家族生活的确立起到了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女性接受近代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她们在摒弃了贤妻良母为基础的教育后指出了接受教育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