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对家族制度的冲击-从日本家族制度角度探究

一、近代化对家族制度的冲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业革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后，通过甲午战争和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财阀资本和国家资本迅速发展起来。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棉布输出额超过了进口额，在纺织业、食品工业等轻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工业在工农业中的比例逐步上升，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日本成为初步工业化国家。日本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政策；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军国主义要素的紧密结合，也是日本产业革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飞跃发展的条件，即1897年（明治三十年）3月从当时的清政府得到了赔偿金使货币转向金本位制，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员之一。在扩军备战的刺激下，诸如钢铁、造船、军火、化学以及石油工业等重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战争期间，推动重工业发展的四大工业地带--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逐步形成^[49]。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佑”的日本经济，发展更趋成熟，开始形成垄断资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日本的产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完成^[50]。当然，日本的产业革命与对大陆的侵略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化的过程。

在日本，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农村的关系密切。以传统手工业--纺织业为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家族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遭到了破坏。在产业革命初期，以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内工业”为特征的纺织业，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至1897年（明治三十年）间，大规模引进西洋式机械并顺利扩大规模，以纺织业、制丝业为中心的工业已经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比如大阪及其周边地区、东京周边、四日市及名古屋周边等是几个较大的地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工厂化经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据了优势，“大工业采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织和织布。”^[51]机器的运用和工厂化程度的加深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使依靠手工操作的家庭手工业难以维持，农业与工业完全分离，作为农村经济基础和核心的耕织结合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在纺织业的几个较大的中心地区，与各自的规模大小相适应，形成了劳动力定向集中流动的条件。而在几大中心的周边及更广大的农村，成了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源。以土地经营规模的零散化为特征的农业，由于明治后半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渗透，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低廉，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经营规模零散化耕作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加之寄生地主盘剥的强化，租税不断加重，其经营困难重重。因此，农民家庭维持生活就愈加苦难，为补贴家用愈加多途径地从事副业及兼职。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不仅多途径从事副业和兼职的可能性逐渐扩大，比较大规模的农民家族作为非农分家独立或者脱离农业而成为工商业工人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52]。“农民是雇佣工人的最大社会来源。由于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沉重剥削，土地经营规模的零散化，地税的货币化和父家长制度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农民的长子以下的男儿和女儿经常离家进城务工，成为工人阶级的基本社会来源。此外，兼业农户，即在农闲时进厂打工以补贴家用的农户也在增加，举家背井离乡、进城自谋生路的农户也不在少数。”^[53]

表4-1　在职者构成比推移（%）

资料：山田雄三.日本国民所得推计资料.1951.转引自森冈清美.现代家族变动论.ミネルボウ书房，1991：62.

表4-2　从生产额看各产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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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楫西光速，大岛清，加藤俊彦，大力内.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51.转引自森冈清美.现代家族变动论.ミネルボウ书房，1991：62.

政府的政策和近代化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解决产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不足问题提供了支持。明治维新后，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居住场所自由，公共交通快速发展也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便利，人们在外求职、就学等使都市人口显著增加，而资本主义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则是导致城市人口增加的直接原因。这种变化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化上得到确认（请参照表4-1）。从1872年（明治五年）到1920年（大正九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从84%下降到54%，而从事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人口由16%上升到46%。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明显增加，几乎接近第一产业。农业就业人口的实际数从1872年的1478.7万人减少到1920年的1428.6万人，不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有显著下降，绝对数的减少也说明了劳动力从农村和山村向城市产业的移动情况^[54]。我们从表4-2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显著的变化。从1914年到1919年的5年间，生产额急速增长3.8倍，具体来说，农业、水产业所占的份额减少，相反工业有大的跃进份额过半。从商业、工业、运输业等城市产业的投入资本金看，若1904年的统计按100计算，1910年总计为161，1914年总计为230，投资总额在6年里超出一倍多，工业上的成长特别显著^[55]。

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崩溃，为了获得农业外收入补充家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增多。以新潟这个输出劳力的农业县为例，1911年外出做工者大约10万人，1925年达12万人，其中有30%～33%的人在东京工作^[56]。农村、山区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口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靠工资所得生活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在1888年只有11.2%，1909年增至33.5%，至1920年已达到45.3%^[57]。农村进城务工人口中年轻人所占比重增大，他们中的多数人组建家庭，在城里定居，并开始了人口的再生产。这样，旧的家族传统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虽然户主有指定家族成员住所的权力，但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不得不同意家族成员（次子、三子）离开过去赖以生存的“家”，远离埋葬着祖先的村落居住，这种在城市中新组建的家庭以一对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核家庭）居多。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首次国势调查（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小家庭所占比重已达54%，而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数代同堂的大家族只占三分之一^[58]。这些由农村进城人口组建的新家庭的一部分，虽然在本家的意识中仍然是分家，甚至还要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可以说这种小家庭因为工资收入从经济上基本摆脱了“家”的束缚。人们通过接受近代文明，家的观念和祖先崇拜的传统也日渐稀薄。因此，小家庭的成立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父家长制家族的否定。

在农村，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如排水、灌溉设施的扩充，肥料的进步，农具的改良，驱虫法的更新等，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尽管全国的很多村庄向城市输送了大量的人口，但在村内仍然组建了很多分家。其中有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农村渗透的影响。很多人有了“只为了农耕不需要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劳动的经验”，即便没有太大实力的小农家族也成立了分家。他们从本家分得的财产不够支撑独立的一户，但是通过到地主家打工或者从事各种现金收入的兼职，能够维持贫困的生活^[59]。二、三男从本家分出来时，由于从本家分得的土地财产有限，“人们都非常害怕。即便是下定决心分割土地财产，父母把孩子们集中到一起，让他们发誓将来永远和睦相处，特别是分家要诚心诚意帮助本家”^[60]。但是，一方面，在这样条件下本家与分家的关系虽然称为本家和分家，但是已经有名无实，本家与分家的社会地位几乎没有差别，本家在分家创立时给予分家恩惠的意识不复存在。并且分家独立后，基本上得不到本家在生活上的关照，分家对本家也没有感觉需要报恩。这样，传统上本家所具有的意义发生了改变，本家与分家的主从关系淡漠，本家与分家的成员只是亲属关系。但由于本家是祖先的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家相对分家似乎仍然占据上风^[61]。另一方面，交通的发达，对美好生活和外面世界的向往，使得难以维持生计的人们有的放弃仅有的土地财产，举家外迁谋求生路。以“家”的存续和发展为最高目标，以家族成员集约型劳动为基础，维持父家长对生产劳动的领导、组织、监督职能的基础丧失，父家长地位的弱化已经不可避免^[62]。

另外，在财产制度上承认了户主以外的家族成员的个人财产。户主对家督继承的财产有特权，采取的是户主个人名义的所有形式，但家族成员在遗产继承上遵循均分主义原则，而家长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被列为最后顺位的继承人（民法第996条）。承认个人财产事实上承认了在一“户”内存在着父子“别居异财”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与户主或父母分居异处，独立生活，其必然结果是使户主权和亲权难于贯彻。在刑罚制度上不再把“家”作为一个单位，实行连坐式处罚。不仅法律如此政府政策也是如此。特别是传统手工业以家族内部劳动为主的“家内工业”的衰退，职业由世袭转向自由择业，导致人们对“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重视在家族生活的统率者家长的领导下，为了使家族的系谱永远存续和繁荣，家族成员齐心协力，维持财产，经营家业，弘扬家名的“家”的生活规范体系，而对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产生了极大的向往和憧憬。这种小家庭不是以户主为中心、若干家庭寓于一户的父家长制家族，而是像1892年创刊的《家庭杂志》描绘的那样，“慈爱的父母，和睦的兄弟，亲密的夫妇，一家人善良、忠实、努力且质朴、谦逊，这就是人世的幸福，地上的天国，理想的家庭”^[63]。

在日本，以近代以前的家制度为基础推进产业化和国民国家的建设。随着产业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二、三男作为劳动力被吸收到近代产业大军队伍中，他们在城市扎根安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家族的“家”的家庭，“家庭”这个概念诞生。从结构上看家庭是由父母及未结婚的孩子构成，在家族关系上，充满了亲子、兄弟姐妹之间情感上的紧密联系。在夫妻的任务分工上，丈夫去工作，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其任务主要是料理家务，养育儿女。成为优秀母亲是对女性的基本要求。总之，“家庭这一新的家族，是道德特别是使性及身体戒律得到渗透的场所，同时，作为家族私有世界而自律，女性通过献身和自我牺牲获得作为主角的幸福的意识确立”^[64]。家庭成了女性自身实现价值的场所，成了对日本人进行国民化培养和优秀国民再生产的场所。并且，家庭意识适合培养国民，因为对女性来说，家庭意识意味着女性自身将成为再生产优秀国民的良母贤妻，进而促使人们作为一个零件被组合到国家及社会机器的运转中。女性从对家制度的反抗而主动选择家庭，从结果上促进了对日本人进行国民化培养程度的提高^[65]。

可见，在工业化进程中明治民法所倡导的传统家族制度在家族形态上受到了冲击。过去家长所掌有的大部分权力都转移到国家机构；家庭这种新的家族形式的出现，使得人们在意识上不再亲和家制度理念，因为，家庭的意识和生活方式更适合产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过程中的社会变化。随着家族形态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使用“家庭”这个概念。这里所说的“家庭”与过去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完全不同。同时，在夫妇关系中，“主人”与“主妇”的称呼也开始流行。尽管“主妇”这一称呼和它所反映的内涵离妇女解放还相去甚远，但毕竟说明了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上述这些变化说明，传统的家族制度已经落后于现实，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家长（户主）的地位，传统的家长制度的瓦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和农业经济为代价的，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的发展给家族制度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涉及面也非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