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对近代日本国家观的形成及儒学道德的作用

三、家族国家观的形成

自由民权运动于明治10年代轰轰烈烈地展开。民权运动家“把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民权论和重点放在天皇、国家上面的国权论，互为表里地结合起来”^[42]，把运动的目标定在要求政府制宪和召开国会上，与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最后随着斗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到用武力反抗政府，发生了一些与政府对抗的暴力事件^[43]。至此，自由民权运动对天皇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应对此威胁，明治政府加快了立宪政体的运作，以便摧垮民权运动，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努力树立天皇的权威，另一方面认为有必要从思想层面控制国民，“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从德国国家主义哲学与日本的儒学道德相结合的角度上，确立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及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44]。

在使皇权至尊思想深化到国民的思想意识的过程中，以儒学的家族主义道德为基础的教育政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由明治宪法主要起草者井上馨和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起草，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教育敕语》成了战前国民道德教育的最高准则和近代教育的最高指导思想。《教育敕语》的精神通过学校的修身教育，强制渗透到国民生活和意识中，辅助帝国宪法对国民进行教化，使由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和《教育敕语》的道德主义成龙配套，力图确立更加完善的天皇制国家体制。《教育敕语》的全文如下：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45]。

可见，“克忠克孝”是《教育敕语》的核心，体现了日本传统道德的要求，是“国体之精华”。在儒学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忠和孝是第一位的，“孝乃针对尊辈血亲之孝，注重的是家族中血缘关系的维系；忠却是针对主人、国家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客体，强调的是臣下献身于主人的牺牲精神”^[46]。子女对父母的孝和臣下对君或国家的忠是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无论子女对父母的孝还是臣下对君或国家的忠都是以对父母、国君之“恩情”报恩的心情为基础。井上哲次郎在《教育敕语》的姊妹篇《敕语衍义》中写道：“国君爱抚臣民出于慈善之心，臣民对主君和父亲的忠孝出于勿忘其恩义，作为臣民若忘记恩义则不如禽兽，作为国君若无慈善之心不可谓尽到天职。”所以“恪尽忠孝之道为我国之名誉，其优于万国之由实存于此”。井上哲次郎在其另一部著作《教育敕语述义》中，强调了臣民对国君的“忠即为孝，忠孝一致”的主张，鼓吹“吾国君臣之关系，不拘于国宪，为血族上之关系。故臣民对皇室之忠为臣民尽大义，亦为对其宗家之皇室尽反始报本之大孝，我等之祖先对历代皇室竭尽忠诚，以此为志，我等需继承其遗志，对现世天皇忠顺，此亦为对祖先之大孝，如此，事奉国君，忠既为孝，事奉国君和父母，使忠孝一致不悖”。“忠孝一致实为吾国生命之所在，为所有国民道德之根本”^[47]。这样，在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忠孝一致”成为国民道德的最高准则，通过教育这种手段使其深深扎根于国民的意识之中。皇权向国民思想领域的延伸是《教育敕语》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回归，体现皇权向控制国民思想领域延伸的事例，在1879年（明治十二年）发布的《教育大旨》中已经初露端倪。“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此乃吾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教也。然暂近专尚智识才艺，流行于文明开化之末，坏品行、伤风俗者不在少数。如此者为维新之先驱，破陋俗，以求智识于世界之卓见，虽一时取西洋之长，奏日新之效，然其流弊怠慢仁义忠孝，一味竟崇洋风，恐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也。”^[48]可见，《教学大旨》对明治初年以来的自由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世人品行恶化，伤风败俗的责任在于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后对西方文化的一味的摄取。为了对抗自由民权运动，《教育大旨》把忠孝的思想置于教育的基础，并声称“自今以往，祖宗之训典，专心云致志，阐明仁孝忠义，道德之学则以孔子为主”。与《教学大旨》一并发布的《小学校条目二件》中规定，小学今后要悬挂“古今之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照片”。让小学生参观这些画像照片，了解这些人的事迹，在感化中“养成忠孝之性”^[49]。1881年（明治十二年），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著书《幼学纲要》，也大肆批判维新以来的教育重知识才艺，忽视仁义忠孝道德，“夫本于道德，而达于知识，始于彝伦，而及于事业，教学之要也”。元田强调道德教育是获得知识、成功事业的根本，而道德教育的根本是儒学道德的核心内容即仁义忠孝。在《幼学纲要》的序文中元田讲道：“故道之以仁义，教之以忠孝，使天下之民志一定于兹，则其智之所进，其才之所成，发于言辞，显于行实，施为事业者，莫不出于仁义忠孝也。苟志向未定，而专知识才艺之务，则殒德行伤教化，其害不可胜言。”元田还举出中国的例子，认为在文明之邦中国，“犹不免叛乱，是无他，先智力而后仁义也”，力陈忽视道德教育的弊端。他认为，道德教育要从幼年抓起，因为幼儿“智慧未定，习染犹浅，于是时。先教之以仁义忠孝之道，浸渍含蓄，习与性成”^[50]。在纲要中强调日本化的儒学道德，向儿童传授“明伦修德之要”，要求教育要对儿童传授“忠孝为本，仁义先行”^[51]的品德意识。这种将儒学道德教育寓于现实生活中，贴近生活，言传身教的教育，使道德教育的效果大大提高。从儿童抓起，对他们灌输忠孝之道，使之成为其人生的价值观。

之后，以儒学道德思想为核心，以实现国家既定目标为目的的教育制度改革，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领导下开展。1886年（明治十九年），政府公布了小学令、中学令、师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基于忠孝理念的教育，在以小学为代表的学校教育中展开。文部省遵照《教学大旨》的基本理念重视小学修身教育，于1880年（明治十三年）发行了由儒学思想家西村茂树编纂的《小学修身训》，作为当时修身教科书的示范本，全书由宣扬忠孝仁义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内容。另外，文部省调查了在各府县中使用的教科书，对认为“不当”的教科书进行公示并禁止使用。1881年（明治十四年），以重视修身和历史，培养国民精神为主的《小学校教则纲要》由文部省制定并上奏天皇后公布施行，在纲要中充分反映了《教学大旨》的理念。随后，《教学大旨》的理念在中学教则大纲、师范学校教则大纲等中得到贯彻。另外，宣扬忠孝为本的儒学道德规范的《教育敕语》的誊本同天皇、皇后的照片一起分发到全国的学校，每当节庆之日，奉读敕语被义务化。《教育敕语》被强制为国民应该遵守的绝对道德，以此为开端，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风潮日盛。森有礼认为国民护国，忠武恭顺之风为一国富强之基础，他站在国家主义的教育立场上，努力把教育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1882年（明治十五年）1月，《军人敕语》发布，敕语中指出“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视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这种亲情是应当特别予以加深”。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不然就会遭到严厉制裁。《军人敕语》还以“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等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必须遵守之德目。《军人敕语》与《教育敕语》一起，确立和强化了军国主义体制，也促使军国主义更加法西斯化。例如，在小学阶段重视道德教育，在中学教育中引入兵式体操，另外在师范学校通过兵式体操和寄宿制度，展开准军队性的教育^[52]。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的意识产生了严重影响，促使日本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为军国主义所左右，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尽管《教育敕语》把“克忠克孝”作为“国体之精华”，但它还没有进一步成为明确的家族国家观。例如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在《教育敕语》基础上编纂的日本最初的国定修身教科书中，家族国家观还未被定式化。家族国家观念作为国定修身教科书的内容，通过政府积极鼓吹，作为教化国民的意识形态被利用始于明治末年，即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全面修订的修身教科书中，出现了明确的家族国家观的教育内容^[53]。

所谓家族国家观是指整个日本社会是一个大家族，皇室被奉为日本国民的总本家，天皇被比拟为家长，国民对天皇的权威的顺从如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忠即为孝，忠孝一致”，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是紧密一致的。这种家族国家观虽然在《教育敕语》中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在帝国宪法体制下，把以忠孝为基础的儒学家族主义与以国体论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思潮已经逐步形成。1912年，井上哲次郎在《国民道德概论》中指出：国家的整体就是一个大家族，天皇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在这个“通古今而不变的国体”内，孝与忠是完全统一的^[54]。可见，《教育敕语》根据血缘关系上的类推，主张忠孝一致，这与家族国家观具有一脉相承之处。《教育敕语》确定了国民道德教育的最高指导思想，把“克忠克孝”作为“国体之精华”，为家族国家观通过教育向国民进行强制渗透所发挥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在此阶段，家族主义国家观的雏形已经形成。

总之，明治初年，文明开化作为政府的三大国策之一，对日本社会的变革影响很大。其主要内容是发展近代教育，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体现了日本人“求知于世界”的愿望。但是，文明开化政策下对西方制度及精神文明的吸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民族文化心理冲突。随着功利主义、享乐思想等伦理学说的传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的伦理道德和规范受到置疑和冲击，出现了社会与道德失序的现象。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无序与道德沦丧的现象引起一些人对文明开化的谴责。而1878年（明治十一年）天皇对地方教育进行视察，发现教育体制改革及对欧美知识的传授不但没有被消化，甚至出现了混乱现象。政府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传授欧美的知识和技术为重点的教育脱离了日本民众的现实生活，要振兴文教政策，需要向国民明确教育的基本精神。另外，以欧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理论为武器，要求主权与自由、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自由民权运动威胁到了天皇权威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向儒学传统的回归成为执政者们缓和矛盾、克服困境的选择。

日本政府在构建近代国家过程中，作为指导思想从全盘西化向儒学传统的回归，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上，《教育敕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方针及国民的道德准则。《教育敕语》中所规定的日本教育显然不是依据西方现代的普遍理念，而是以儒学国粹主义的传统为基础。儒学道德正统化地位的确立是借助天皇制的权力和权威得以实现的，同时，天皇制体制和权威也因为儒学道德通过教育体制向国民的强制渗透而得到加强。

这一时期，儒学道德正统化地位的确立过程还表现为围绕教育政策展开的传统思想与进步思想的论争。明治天皇视察地方教育后，授意深受儒学熏染的侍讲元田永孚起草了关于教学的圣旨即《教学圣旨》，其包括《教学大旨》和《小学条目二件》两部分。在《教学大旨》中，元田指出了教育西化所产生的弊病，强调儒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抨击文明开化思想，指责自由民权运动，认为当时社会品行恶化、伤风败俗的责任在于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在《小学条目二件》中，规定小学校要悬挂“古今之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照片”，小学生学习儒学时要参观这些画像照片，了解这些人的事迹，使其脑髓首先感觉忠孝之大义，以便后来养成忠孝之性^[55]。对于《教学大旨》开明派官僚伊藤博文提出了《教育议》，阐述了自己有关教育的意见并上奏天皇。伊藤是明治新政府的代言人，他陈述了必须快速吸收欧美新知识的理由，批驳把作为道德教化的儒学定为国教，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此类事。对此，元田永孚写了《教育议附议》回应伊藤并上奏天皇，指出“本朝琼琼杵神以后，钦明天皇以前，凝结敬天神之诚心，以儒学使祭政教学一致，仁义忠孝不分上下，视历史上众多例证，今日之国教无他，亦复古而已也”。

此后，政府的教育政策以《教学圣旨》为基本理念展开，把1879年（明治十二年）的《教育令》中放在小学教科书末尾的修身内容，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修改的《教育令》中放在最前面，表明了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化。从此，文部省非常重视小学的修身教育，修身教科书《小学修身训》从东洋古典中选择格言名句，突出仁义忠孝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儒学道德在教育中的渗透逐渐加强，到《教育敕语》发布，标志着其正统化地位的最终确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尤其是经过中小学修身教育的彻底贯彻，天皇至上、国家至上的伦理观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56]。可见，以伊藤博文和元田永孚为核心的围绕教育政策的论争表面上看是传统思想与进步思想的论争，但实际上是对儒学是否成为日本国家理念的争论。最终，儒学伦理道德得到天皇权力的支持成为构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说明日本近代化的进程因此而中止。反而正是因为一方面积极摄取西方技术知识推进富国强兵国策，同时确立了儒学道德伦理的指导思想，凝聚了国民思想，强化了天皇制国家政权，使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注释】

[1]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1.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以1874年1月17日爱国公党成员向太政官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为标志，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1889年溃散失败，运动以明治十四年整编为分界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运动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手中，包括士族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小地主资产阶级。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下层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豪农商阶层、城市贫民和农民。斗争方式主要是上述建议、陈情请愿、宣传演说、组织政党团体等，前期和后期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并行。运动推动了日本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对日本近代政治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参见沈才彬.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1982（3）.等］

[2]转引自日本内阁史录.日本：第一法规出版会，1981.

[3]转引自大塚三七雄.明治维新与德国思想.日本：长崎出版，1977.

[4]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王文英.日本议会政治的奠基人大隈重信.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5]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2～170.

[6]在松方正义于1881年就任大藏卿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对日本财政进行的改革史称“松方改革”或“松方财政”。主要措施以紧缩财政、遏制通货膨胀和回笼不兑换纸币为突破口，创设了国家银行日本银行、实行货币兑换制度等。［参见孙承.试论松方正义财政改革.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1985（1）.］

[7]孙承.日本产业革命与国内市场∥吴廷璆.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5～117.

[8]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74.

[9]转引自李卓.日本家训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19.

[10]转引自米村千代.家的存续战略--历史社会学考察.日本：劲草书房，1999：104.

[11]目黑依子，渡边秀树.讲座社会学2：家族.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157～158.

[12]鹿野政直.明治的思想.日本：筑摩书房，1964：174～180.

[13]目黑依子，渡边秀树.讲座社会学2：家族.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158～163.

[14]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转引自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58.

[15]参见安冈重明.财阀形成史研究.日本：ミネルブゥ书房，1998：400～410.；米村千代.家的存续战略--历史社会学考察.日本：劲草书房，1999：161～162.；李卓.试论近代日本企业家族主义经营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天津市社会科学院.1994（5）.

[16]米村千代.家的存续战略--历史社会学考察.日本：劲草书房，1999：161～162.

[17]福岛正夫.资本主义与家制度.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370.

[18]周建.明治时期企业家的形成与日本式经营.经济科学.北京大学，1997（1）.

[19]何思涛.日本法律的近代化∥吴廷缪.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6～377.

[20]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3.

[21]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4～145.

[22]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0.(www.xing528.com)

[23]鹿野政直.明治思想.日本：筑摩书房，1964：110～111.

[24]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441～442.

[25]鹿野政直.明治思想.日本：筑摩书房，1964：111～112.

[26]伊藤博文.皇室典范义解.日本：国家学会，1890：33.

[27]事实上，在日本历史上继承皇位的不限于男性，先后出现了6位女皇。按照伊藤的解释，自神武天皇以后，皇位由天皇的后代中男性继承已经成为“不成文之不变之规定”，自推古天皇以后出现皇后和皇女继承皇位，属当时情非得已，不过是等待幼帝成年继位而施行的“权宜之计”，“并不是祖宗的固守之规，不可作后世之样本”。（参见伊藤博文.皇室典范义解.日本：国家学会，1890：2～3.）

[28]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卷上）.1891：10～11.

[29]松本三之介.国家主义与“家”之意识形态∥青山道夫，竹田旦，等.讲座家族8家族观之系谱：总索引.日本：弘文堂，1974：58.

[30]综合女性史研究会.日本女性的历史--性·爱·家族.日本：角川书店，1992：183.

[31]综合女性史研究会.日本女性的历史--性·爱·家族.日本：角川书店，1992：185.

[32]中村正直.创造善良之母说.明六杂志.1875（3）.转引自小山静子.家庭的生成与女性的国民化.日本：劲草书房，1999：23.

[33]小山静子.家庭的生成与女性的国民化.日本：劲草书房，1999：24.

[34]三井为友，编集·解说.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4卷），日本：ドメス出版，1977.

[35]金森トシエ，藤井治枝.女子教育100年.1977：46～47.

[36]真有澄香.“毒妇”教育.学校教育学论集.东京学艺大学.2002（6）.

[37]综合女性史研究会.日本女性的历史--性·爱·家族.日本：角川书店，1992：204.

[38]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2月颁布“关于高等女学校学科及其程度的规则”，载于高等女学校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大空社，1997：23.

[39]玉城肇.日本家族制度批判∥汤泽雍彦，监修.家族·婚姻研究文献选集8.クレス出版，1999：78.

[40]山中永之佑.近代家族∥青山道夫，竹田旦，等.讲座家族1家族的历史.日本：弘文堂，1973：214.

[41]森冈清美，等.新社会学辞典.日本：有斐阁，1993：375.

[42]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424.

[43]自由民权运动提出的斗争目标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经过爱国社和“国会期成同盟”的斗争，1881年（明治十四年）10月，政府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宣布制宪和召开国会的日程表。此后，迎来了民权运动激化时期，秋田事件（明治十四年6月）、板垣遇刺（明治十五年4月）、福岛事件（明治十五年2月）、高田事件（明治十六年3月）、群马事件（明治十七年5月）、加波山事件（明治十七年9月）、秩父事件（明治十七年11月）、名古屋事件（明治十七年8月）等一系列暴力事件，使政府加速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设，加强了对民权运动的摧垮和瓦解工作，自由民权运动从高潮走向沉寂。（参见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73以后.；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2以后.）

[44]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85～186.

[45]官方中文译文引自片山清一.资料·教育敕语.日本：高陵社书店，1974：6.

[46]李卓.日本家训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25.

[47]井上哲次郎，藤井健治郎.教育敕语述义.日本：晚成处，1912：10～11.

[48]岩本俊郎，等.史料·道德教育研究.新版.日本：北树出版，2004：50.

[49]日本近代思想大系.日本：筑摩书房.1976：263.

[50]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文.1881：1～3.

[51]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文.1881：3.

[52]安在邦夫，等.日本近代--国家与民众.日本：梓出版社，1984：54～55.

[53]富永健一.日本的近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刘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0；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未来社，1956：6～8.

[54]秦坤.日本家族国家伦理观与近代军国主义的融合.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17.

[55]汤晓黎.日本明治时期德育论争之刍议.历史教学问题.华东师范大学，2002（3）.

[56]秦坤.日本家族国家伦理观与近代军国主义的融合.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