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和约问题形成了三派意见：主和派、主战派和不战不和派。主和派以列宁为首，主张立即签订割地和约；主战派以布哈林为首，以“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居，强烈主张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革命战争；主张不战不和的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中间派，他提出的是“不战不和”方案，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拒绝签订条约”。这是党内意见分歧的第一次亮相。一开始，主战派在党内占上风，表决的结果是，主战派得到32票大多数人的拥护，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方案次之，得到16票的支持，而列宁的提纲只获得15票的支持。
1月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议上，争论进一步展开，三派都阐述各自的观点。列宁再次提出了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的主张。列宁说：“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的和约无疑是一个耻辱的和约，但是如果进行战争，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而和约将由另一个政府来签订……要知道，德国还只是在孕育革命，而在我国，十分健康的婴儿——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诞生了，如果进行战争，我们就会使这个婴儿送命。”[7]列宁坚持认为，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苏维埃俄国必须坚持下去，而这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列宁的立场得到斯大林等人的支持，遭到布哈林和洛莫夫等不少人的批评。布哈林认为列宁的立场是错误的，必须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共和国，若是签订了和约，保住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却会失掉国际革命运动的良机。洛莫夫甚至反驳列宁说，我们想为了保住婴儿（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放弃战争，然而，或许正是我们被扼杀，才能发动起西方的革命，而如果签订和约，就意味着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认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捷尔任斯基也同意这些观点，认为签订和约就是投降，他甚至还指责列宁干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所干的事情。[8]托洛茨基主张，停止战争，不签订和约和复员军队，是“国际性的政治示威”，“我们是在右转弯，转这个弯需要走过非常肮脏的牲畜栏，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9]
争论期间，出现了新的情况，1月中旬，德国和奥匈帝国国内掀起了罢工运动的新浪潮。两国国内民众要求不割地、不赔款、立即同苏维埃俄国签订和约，这就使不少人对拖延和平谈判产生了新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知道，假若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继续绑在战车上，无异于加速新政权的灭亡；而立即缔结屈辱性的割地和约，又一时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因此，力求维持停战状态，维持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拖延和谈时间，延迟和约的签订，不失为当时可能采取的一种较好的策略，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我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缔结和约”的方案交付表决，并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获得多数人的赞成而通过。在随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三大也通过“拖延和谈”的决议。列宁坚持认为，一旦德方发出最后通牒，就应该立即满足德方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因此，当托洛茨基率领苏俄和谈代表团再次前往布列斯特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拖延）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才让步。
此时，在布列斯特，由于德、奥两国国内的罢工运动被镇压，德国的态度强硬起来，要求苏俄代表团立即根据德国提出的条款签订和约。德方毫不退让地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如果遭到拒绝，就立即恢复军事行动。面对这种情况，托洛茨基没有按照事前与列宁的约定签署条约，而是擅自以苏俄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一份书面声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各个战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10]代表团随即离开了布列斯特，使和约谈判至此中断，给德国破坏停战和发动军事进攻找到口实。
2月15日晚，苏俄政府才收到德国关于中止停战和自2月18日中午12时起恢复军事行动的正式通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最后通牒，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就是否接受德方条件、恢复谈判召开两次紧急会议进行讨论。17日晚，有11名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结果以6票比5票否决了列宁的主张。次日上午，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列宁又一次提议就恢复和谈、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列宁的提议再次以6票支持，7票反对的结果遭到否决。
2月18日中午开始，德军向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晚，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商讨对策。列宁再次声明，必须同德国人议和，现在不能观望了，观望就意味着断送俄国革命。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多数才通过决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德方回复重开谈判。但此时已丧失了进行和谈的最佳时机，德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从18日到23日，在短短的5天内，德军在整个东线深入苏维埃领土200多公里。2月23日上午，苏俄政府才收到德方发来的回电，实际上也是一个最后通牒，其中包含比两周前更为苛刻的新的媾和条件，并限定在48小时以内接受所有条款，派全权代表在3天以内赴布列斯特签署和约。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不得不在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中央全会。列宁首先发言，要求立即抛弃空谈革命的政策，立即缔结和约，并声明说，如果现在还继续这种空谈革命的政策，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继续坚守“不战不和”的主张，布哈林等人顽固坚持原有的立场，斯大林模棱两可。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仍然是各持己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对是否立即接受德方提出的媾和条件进行表决。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布哈林等4票反对，托洛茨基等4票弃权，列宁的提议获得通过。这个决议被通过，标志着列宁的正确主张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那时起，列宁的主张被称为“中央的路线”。第二天凌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签订和约的决议，决定接受德方提出的新条件并派遣代表团赴布列斯特签订和约。
至此，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党内争论以接受列宁的正确提议而告结束。历史经验证明，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策略思想是正确的，其一，在一定的条件下，“以空间换取时间”、学会利用矛盾、学会妥协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其二，在对待党内分歧时，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又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自己意见没有获得多数通过时，能顾全大局，服从决议；而当自己意见获得多数通过后，仍尊重少数反对者的民主权利，不以势压人。这些都说明，列宁是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二、工会地位与作用的争论
1920年底，正当国内战争行将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进入全面恢复经济的转折关头，俄共（布）又发生一场新的规模更大、全党都被卷入其中的争论，即围绕工会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党内派别林立，各派之间互相批评指责，互不相让，党内争论的混乱局面，妨碍了执政党集中精力去完成当前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1.托洛茨基挑起争论
1920年11月3日，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工会面临着“最深刻的内部危机”，这个危机是由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与工会的任务不相适应所造成的。11月9日，托洛茨基向党中央提交一份《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提纲草案。他认为，要克服工会危机，必须强化战时措施，实行工会国家化、军事化，解决危机的途径就是实行所谓“整刷”政策，“把螺丝钉拧紧一下”。[11]
托洛茨基的意见遭到全俄中央理事会主席等人的强烈反对，也被俄共中央全会所否决。这次中央全会决定建立一个包括列宁在内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和一个专门讨论工会问题的委员会，由列宁代表党向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作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加米涅夫、布哈林等10名中央委员的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工会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不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诉诸广泛的讨论。
然而，托洛茨基拒不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拒绝参加工会委员会，坚持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出来。由他及其支持者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也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依然坚持军事领导方法，采取极端措施，使党内分歧明朗化，党内争论也随之展开，这一切在当时都认为是正常的。因此，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并作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议题。同一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托洛茨基作了一个《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作了副报告，于是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向社会公开了。
第二天，即12月2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在这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提出，工会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和无章法”，工会机关同管理工业部门的机关并行存在，损害了工会的作用。因此，托洛茨基提出将生产机关和经济机关“融合”起来，实行“工会国家化”，使生产和经济机关成为工会第三重要部门。托洛茨基还坚持实行工会军事化，在俄共（布）九大上，他说：“应当向工人说明，他们应该在哪里，应当调动他们、领导他们，完全同士兵一样……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劳动的要求将达到最高强度……劳动的‘逃兵’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12]托洛茨基还认为：“没有工会本身的军事化，不建立一个使每一个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军事化是不能设想的；如果他接到调动的命令，就应当执行；不执行，即将作为逃兵受到处分。谁负责这件事呢？工会。工会创立新的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军事化。”[13]
从托洛茨基这本小册子的整个内容看，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整刷”的精神，但列宁认为：“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准许进行自由辩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样做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14]
列宁针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于12月30日在苏维埃八大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讲话，全面分析批判了托洛茨基的错误主张。后来又发表了《党内危机》（1921年1月9日）、《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月25日）等文章，进一步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思想。
2.全党开展大辩论
当时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是全党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不仅如此，还把党内的争论公开，由《真理报》同时刊登各种对立的观点和意见。争论高潮时期，党内先后出现的派别有八个之多，而且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这些派别主要包括：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结成的“十人纲领派”，他们以签署的《十人纲领》而得名，是争论各派中立场坚定、观点正确、拥护者人数众多的一派，其余有托洛茨基派、“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伊格纳托夫派等。
为了应对这场党内争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10名中央委员于1月14日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即《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十人纲领”），明确阐述了工会的作用，指出了工会应该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还规定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该草案后来成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基础。
布哈林等人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缓冲”立场，他认为，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还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在争论过程中，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联合起来发表纲领，结成“托—布联合纲领派”。
以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则主张由党负责抓政治，经济工作则由工会来管。柯伦泰在她所写的名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由工会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经济。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纲领中暴露出来的工团主义倾向予以密切的注意。
争论不仅在党的领导层内部进行，还波及地方组织，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地方性党组织，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彼得格勒党组织表示完全支持列宁的主张，并在本市区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告全党书》，号召所有其他党组织也支持列宁的纲领，认为托洛茨基的纲领意味着取消工会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提醒全党注意其危险性。莫斯科党委会则是针锋相对，指责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活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是使自己成为筹备党的代表大会的特殊的中心。[15]
由于争论波及全党，从1921年1月到2月，全党各级党组织都组织党员对工会问题展开讨论。列宁的观点得到各地党组织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彼得格勒、萨拉托夫、伊凡诺夫—沃兹涅辛斯克、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北高加索等地的党组织一致表态支持《十人纲领》。但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一直到3月8日至16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十人纲领》以336票的绝大多数获得通过，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正确主张才以民主表决的方式获得了胜利。而支持《托—布联合纲领》的只有50票、“工人反对派”提纲只得到2票，另有2票弃权。
这场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斗争从1920年11月开始，到1921年3月结束，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当时，苏维埃政权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刚刚战胜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综合征：工厂倒闭、商品奇缺、饥荒、瘟疫，经济和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作为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理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把恢复经济作为全党最为迫切的首要任务来抓，但遗憾的是，却把大量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这样较为次要问题的争论上，使国内原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危机更为严重。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党的集体领导中出现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认识上的偏差和分歧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也不难解决这种分歧。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一个小范围内，通过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讨论来取得一致意见，或者暂时搁置分歧，共同应对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必要把问题公开化，更不宜将争论扩大到全党全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失误。一方面，说明俄共（布）还缺乏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方法和原则，党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政党；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作为执政党的领导集体，在处理党内危机时还没有决断的经验和能力。布尔什维克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正如列宁所言，“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16]。
第二节 列宁逝世前后的党内矛盾
一、争夺政治权力之争
从1921年冬天开始，列宁健康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经常地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和休息。1922年春夏之交，列宁第一次中风，经治疗半年后于10月间返回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但时隔不久，同年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使列宁四肢瘫痪，但神志清醒，他预感到即将走完自己生命的旅程。他以顽强的毅力口授了一批书信和文章，将他所关心的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作了交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意识到党内分歧和矛盾的严重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集中地反映了列宁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因为他的离世而造成党的分裂，在他看来，这种分裂很可能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实践证明，列宁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逝世前后围绕着党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争夺，已经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斗争的双方，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与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
列宁患病期间，1923年秋，党内出现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政治生活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表现为党内民主缺乏，官僚化现象严重，据此，托洛茨基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与他持相同观点的46名党员干部也发表一个声明，要求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党的机关特权化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党的生活中确实存在上述现象，为此，党中央于1923年12月初专门作出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重申加强党内民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决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严峻和困难的时刻反对派的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托洛茨基不接受这个批评，他以《新方针》为题发表系列文章，对决议作出自己的解释，遂使争论公开化。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作出决议，批评托洛茨基的发动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但未作任何组织处分。
列宁逝世前夕的这场党内争论基本上是正常进行的，双方都能发表意见，最后由党的代表会议作出决议，统一认识。但在党的最高领袖病重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场斗争，不能不带有权力斗争的浓重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生病期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了“三驾马车”，掌控了党内的全盘领导工作，力图把托洛茨基排挤出党的最高领导层。斯大林原先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在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自1922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后，一身三任，几乎掌握了处理党内事务的所有权力。病中的列宁也明察到这一点，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在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成立联邦国家等问题上，列宁也颇不放心，因此，他在信中甚至建议党中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总书记）上调开”。[17]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人们深切缅怀列宁的伟大功绩，并试图对列宁的理论贡献作一个完整的概括。“列宁主义”这个词，在列宁生前并未在党内流行。列宁逝世后，这个词以正面的意义使用和流传开来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从学术含义上加以定义，斯大林则是出于争夺最高领袖地位的政治需要加以定义，他“神化”列宁和列宁主义，就是要为此开辟道路。列宁曾经预料，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人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特点，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果然，1924年秋天，俄共党内又出现了一场关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和斗争。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陆续发表文章，并汇集成《悼列宁》一书出版。由于托洛茨基在苏联党、政、军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与列宁有很多来往和工作上的联系，也与列宁有过分歧和争论，因此，他的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总的说来，托洛茨基在书中对列宁是尊敬的，但也叙述了某些事件上与列宁产生分歧的由来和是非，当人们以悲痛的心情悼念领袖的伟绩时，托洛茨基小册子的调子显然不大协调。同年9月，托洛茨基又将他早年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一书出版，并为此书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正是这本小册子和这篇序言，引起了“三驾马车”的警觉和不安。于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先后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同样的题目发表文章，猛烈揭露和批判历史上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对立，季诺维也夫也以《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为题发表文章，声称托洛茨基怀有修正和篡改列宁主义的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意见分歧不再是内部的理论争论，而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大批判运动。从1924年11月至翌年1月，各种报刊、会议上，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纷纷著文声讨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唯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调子与众不同，她写道：“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激烈争论的。”[18]
争论以托洛茨基的失败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历来党内分歧和争论，双方都发表各自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尽管有时言词激烈，但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列宁逝世前后的俄共党内斗争，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是争夺领袖地位的权力斗争。列宁是俄共党内公认的最高领袖，他的逝世，出现了一个“空位”时期，于是党内不同政治势力和不同派别都为争夺这一职位明争暗斗，而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最为突出。因此，在这次争论中，多数派一开始就掌握主动权，上纲上线，定调批判，完全剥夺了少数派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不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评价托洛茨基的功过，辨别列宁和托洛茨基观点分歧的由来和实质，而是教条式地运用列宁语录作为清算对方的唯一根据，并动用组织处理的手段对待思想理论分歧。这样一来，列宁和列宁主义被神化、教条化，成为后来危及党内生活正常化的根源之一。
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讨论并就托洛茨基问题作出决议。此前，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为自己作辩护，信中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经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八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某个问题，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19]托洛茨基这一辩护当然无补于事。联席全会作出决议，对托洛茨基的组织处理意见有三条：第一，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第二，解除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三，关于托洛茨基是否继续留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问题将由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解决，但如果托洛茨基再次破坏或拒不执行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有权在下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就将其开除出政治局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开除其中央委员的议案。[20]这一决议，开创了俄共历史上（也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用行政手段解决党内意见分歧的不良先例。
二、新经济政策存废之争
托洛茨基被逐出中央领导层后，“三驾马车”的内部矛盾开始显露，1925年党内“新反对派”的出现，标志着新一轮党内斗争的发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列宁逝世前后，他们同斯大林结盟，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反对派失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顾虑斯大林的权力膨胀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遂结成反对党内多数派的“新反对派”。“新反对派”的矛头所指，除了遏制斯大林的权力垄断外，在大政方针上，他们对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出现的社会新现象、新矛盾表示严重的担忧，主张采取一系列打击私人资本主义和排挤富农的经济政策，他们指责多数派奉行向资本主义屈膝的右倾政策。
1925年，新经济政策初见成效，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为实现工业化计划作准备，苏维埃政府决定深入推行新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具体措施是：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放宽对租佃土地和雇佣农村劳动力的限制，以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此时，布哈林在一个报告中提出，党的农村政策应当“摆脱和消灭阻挠富农和富裕农民经济发展的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一时间，“发财吧”的口号在农村流传起来。“新反对派”猛烈攻击这个口号，指责这个口号是为富农和新富农剥削和掠夺贫农张目，只能指望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孙去感谢他。在这种情势下，布哈林不得不收回这一口号，并在公开场合认了错。
新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它只是一个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不能把它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加以颂扬。他们指责掌握实权的党内多数派奉行一条对资本主义单纯让步和退却的路线，实行有利于富农和城乡资本主义的错误政策，党内这种歪曲党的路线、掩盖新经济政策消极作用的政策，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必须加以警惕和改正，必须克服维护富农利益的右倾路线和政策，实行一系列打击私人资本主义势力和排挤富农的政策。
多数派与“新反对派”的分歧和斗争，有关于大政方针即对实施新经济政策作用和后果的评估上的分歧，也有对党的最高权力的争夺。在这场争论和斗争中，斯大林自然高度警惕，他与布哈林联手，借用布哈林的理论功力对“新反对派”的攻击进行辩驳，虽然布哈林在“发财吧”的口号问题上被迫认错，但总体上说，他维护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原则，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为现行政策辩护。他的言论，在当时得到斯大林的欢迎和赞许。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与“新反对派”的争论中，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联合是取胜的重要条件。
“新反对派”失败后，相似的理论观点和同样的失败命运，驱使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新反对派”结成“联合反对派”，也称“托季联盟”，他们联手反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自1926年春夏之交至1927年底联共（布）十五大，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其特点主要是反对派不断发表“政纲”，攻击多数派奉行错误路线和政策，在组织上也加剧了分裂活动；而多数派则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反对派上纲上线，施以不断加码的组织措施，最终把托季联盟的首领及所有成员都戴上“反党”的帽子，并将他们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是联共（布）党内“左”翼势力的代表，他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即争夺党内最高地位和权力的斗争。当斯大林战胜左翼反对派之后，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就基本确立。然而，联共（布）党内斗争并没有止息，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一结束，1928年4月起，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显露，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上。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布哈林较准确地领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了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从根本上说对新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来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因此，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其一，1928年初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小农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其直接原因，则是富农的囤积和捣乱，因此，他的结论是：“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21]由此，斯大林主张用加强阶级斗争和超经济的非常措施来克服危机；从长远说，则要改造小农经济，发展大农业，即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才是解决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布哈林则认为，不能把收购危机仅仅归结为富农捣乱的“阶级斗争”，而与计划和管理方面的错误造成了比例失调有关。布哈林则主张调整经济关系，通过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来克服危机；而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发展集体农庄，应按照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组织“全体农民的合作化”。其二，关于工业化道路和速度，斯大林主张迅速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要着眼于国内外政治需要来实现高速度。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论证工业发展必须在整个经济平衡发展的前提下实现高速度，争取合理的、良性的、科学的高速度，为此，要考虑基本建设和积累的限度，要建立必要的后备，弦不能“绷得太紧”；他还主张轻重工业发展比重要完满结合。其三，如何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两人之间也有严重的分歧，斯大林主张向农民索取，通过提高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要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尽管斯大林说这是一种不得已而收取的临时性的“额外税”，但实际上，“贡税论”是托派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的翻版。布哈林强烈反对这种政策，认为向农民收取“贡税”，是“军事封建剥削”，它会从根本上破坏工农联盟，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布哈林尖锐指出：“斯大林用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推行工业化，如果再次发生困难，就会恢复非常手段，就要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把国家引向毁灭的道路。”[22]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权力斗争的成分已经很少，斯大林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权势炙人，而布哈林在领导层中权力并不大，从本质上说他只是一名理论家。当然，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仅仅是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上的分歧，仍然带有很强的政治分歧色彩。而在政治斗争中，布哈林绝不是斯大林的对手，所以斯大林必须把这一争论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置对手于死地。于是，布哈林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和反对党中央的大帽子[23]，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从大量的材料可以表明，两者分歧的实质，是新经济政策存废之争。因此，当“反右倾斗争”告一段落，布哈林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以后，1929年底，斯大林就在一次讲话中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24]当一些大学生要求斯大林解释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时，斯大林作了如下回答：“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25]可见，“右倾”是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坚持贯彻新经济政策的人；“反右倾”就是抛弃新经济政策，惩戒那些坚持贯彻新经济政策的人。抛弃新经济政策，尤其是用“反右倾斗争”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三节 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
一、30年代“大清洗”
斯大林战胜所有党内反对派以后，逐步巩固了其在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但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息，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口号下，城乡“阶级斗争”似乎也仍然频繁剧烈。3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中暴力驱逐“富农”的政策及随后大规模的暴力征粮，使全国农村1932—1933年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多达2 500万农民受到饥饿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大批“难民”从农村跑到城市求生，然而城市也同样处在饥饿之中。广大党员和民众对党内旷日持久的严酷斗争以及全盘农业集体化期间剧烈的社会动荡产生厌倦和“疲劳感”，引发日益增多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开始抬头。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成员主张“休战”，实行温和政策。时任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加里宁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时常被迫诉诸恐怖措施，但是永远也不要去歌颂它。我们不得不采用恐怖措施，这是我们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渴望的事情，莫过于废除恐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歌颂契卡的冷酷无情，而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这只惩罚‘之手’的手的那一天早些到来。”[26]尽管温和派与斯大林的激进方针相左，但他们在理论上不能科学论证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在组织上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不在重大问题上对斯大林采取公开的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的激进方针不得不有所收敛，使1932—1934年间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1934年1月，联共（布）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基洛夫以绝对多数票被提名为总书记的候选人。在1 225名有表决权的与会代表中，反对斯大林的代表有292人，而反对基洛夫的只有3人。这种情况至少证明了以下两个现实：第一，基洛夫在党内的威望超过了斯大林，在斯大林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权力竞争对手；第二，在党内，包括领导层，虽然所有反对派集团均已失败，但对斯大林的不满日益增加，斯大林的威信正在下降。[27]除此以外，多达近300名党代会代表敢于挑战斯大林的权威，这一情况说明，当时党内还存在一定的民主氛围，对于斯大林的惧怕心理还没有达到非常的程度，不少党员对于党的前途还抱有信心。
然而，党内残酷斗争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幻想。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内的办公室被暗杀，这一事件引起苏联国内的轰动，也拉开了党内、国内一幕幕“大清洗”的惨剧。
就基洛夫被害事件而言，半个多世纪来，虽然事件真相尚未查明（也许不可能再查明），近年来学术界占主导的看法是，这一事件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阴谋，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28]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消灭原先反对派和一切对其路线不满的人，成为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29]随后而至的席卷整个苏联的“大清洗”浪潮却是完全由斯大林一手所主导的。
就在基洛夫被杀的当天，斯大林率领着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雅哥达、叶若夫、日丹诺夫从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并亲自主持了对杀人凶手的审讯。然而审讯却毫无结果。斯大林却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并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人作为暗杀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加以逮捕。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文件。该《法典》规定：（1）有关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超过10天；（2）法庭结论在正式开庭前24小时通知被告；（3）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不得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一经宣布立即执行。[30]这项法律规定，任何“政治案件”都可以称为“恐怖行为”，限定10天内必须完成侦查过程。时间短促，根本来不及深入调查取证，只能草草了事，审讯也流于形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基洛夫被害事件只是日后“大清洗”的一个直接导因。斯大林对曾经与他作对的反对派领袖人物视为心腹之患，必欲将所有这些人置于死地。30年代后期国内外环境，使一种变形的极其残酷的党内斗争成为可能。其一，党内温和主张的势力上升，特别是联共（布）十七大上基洛夫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以及对布哈林同情者的增加，使斯大林感到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他要利用这一事件扭转这一局面。其二，1936年起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战争威胁日益迫近，斯大林深感苏联不但受外部敌人侵略的因素在增加，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也在增加，他最为担心的是，那些“异己势力”，如被他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国内被打倒的反对派首领及其追随者，还有历次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人有可能在战争临近的时候联合起来，结成“第五纵队”，会对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这种对局势的担忧，是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下决心剪除所有可能对其统治地位构成隐患的原反对派头目及普通成员。著名的三次“大审判”以及1937—1938年在各地开展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运动”中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大清洗”期间，先后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据赫鲁晓夫称，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逮捕了150万人以上，其中681 692人被处决，自1934年12月至1938年12月四年间，估计有140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大清洗”的日子里，党政干部几乎人人自危。当时居住在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1937年在全体苏联公民的记忆中是一个精神上非常苦恼的时期，这种苦恼是由许多不加说明的逮捕和这些逮捕引起的普遍猜疑所造成的”，“一种缺乏安全的感觉在苏联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代替了1934年对进步感到的那种欢欣的情绪”。[31]当然，党内也有极少数干部对“大清洗”提出质疑和抗议，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并且最后不惜以身殉难。有研究资料表明，奥尔忠尼启泽在其自杀前的40多天内，找过斯大林22次之多，谈话时间长达70小时以上。[32]然而他所有这些努力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发生。包括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耶娃也是由于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但又苦于无处诉说，最后才不得不以死为谏的。
“大清洗”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除了大批“列宁近卫军”被清除，党内外大批人才受牵连被消灭以外，也使苏联党和国家形象遭到严重损害、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以至于后来苏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无不与“大清洗”运动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密切相关。
二、战后初期党内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苏共党内的矛盾和派别斗争暂时推到了次要的地位。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战时体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产生了碰撞，造成许多尖锐矛盾的产生：在政治上要求克服转折时期出现的乱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经济上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原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文化思想方面，要求放宽舆论环境，克服教条主义和对学术思想问题粗暴的行政干预。围绕这些问题，党内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为改革派与维护原有模式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但核心仍然是最高领导权力之争。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辛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
安德列也夫是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竭力主张克服农业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农业进行改革。1947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提出：“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队的收成（在工作队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地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33]
在安德列也夫改革思想的推动之下，许多地方都试行了“包产到队”、“包产到组”的政策，尤其是在乌克兰地区，由于这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而得到广泛推广，推动了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但这一改革遭到斯大林反对。在他看来，集体农庄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必须实行集体劳动，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劳动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好，缩小劳动单位和分配单位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据此，《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点名批判安德列也夫。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对安德列也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包产到队（组）”的试验中途夭折，安德列也夫因此被撤职。
战后初期，沃兹涅辛斯基在苏共党内地位显赫，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长期主管国民经济工作，并拥有博士学位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为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反对党和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主张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完善经济核算，加强物质刺激。他还认为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产生和消费型经济的形成。
沃兹涅辛斯基是经济专家，他的许多主张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但在党内形成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氛围下，已经容不得任何反对斯大林思想的人存在。沃兹涅辛斯基的学术专著《战时苏联经济》受到严厉批评，被认为是“对计划和国家在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的许多唯意志论观点的混合物”，把价值规律“偶像化”，是一本“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书”。[34]
对待经济发展问题的这些不同看法，本来应该是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现象。然而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党内的政治生活尚未恢复正常的情况下，任何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看法都会被上纲上限，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沃兹涅辛斯基，竟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甚至没有履行开除出党的程序，就被打成“列宁格勒反党集团”的首领秘密地处决了。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书记、时任市委第二书记的库兹涅佐夫等人被作为“列宁格勒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处决。受到牵连而被镇压的所谓“反党集团”成员，以及后来的“医生案件”，使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及科技人员被处决或被投入监狱。斯大林晚年，党内斗争仍以十分严酷的形式进行着。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在这一天，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了全体会议，马林科夫由贝利亚提名，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则担任了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的斗争并未停止，但性质发生了变化。广大党员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党内不正常的领导体制，斗争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贝利亚。
1953年7月10日，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真理报》发表了社论，列举了贝利亚的三大罪状：（1）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机构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并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程度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2）千方百计地阻挠农业中重大问题的解决；（3）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活动。
1953年12月18—23日，秘密审理了贝利亚等人的刑事案件，根据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贝利亚被处以死刑。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原国家监察部部长麦尔库洛夫、格鲁吉亚共和国原内务部部长德卡诺佐夫等人。
贝利亚事件也是苏共党内斗争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非常值得深思的事件。翻开贝利亚的个人经历，他的一生是一部充满了“荣誉和光环”的历史：他在被判决的时候，还担任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这两个重要的职务。此外，他还是苏联元帅，多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及勋章、奖章多枚。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集团，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主义的国家。”[35]关于贝利亚的罪行，苏联出版物说法并不一致。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1959年版中说贝利亚是党和人民的死敌、政治冒险家，是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而在1972年这本书的修订版中，又强调贝利亚企图利用内务部篡党夺权。总的说，贝利亚的处理仍然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与从前一样，采取突然袭击和以外国间谍的名义秘密逮捕和处决，而后来苏共不得不承认，是体制的缺陷造成的。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国家安全部门（克格勃）滥用权力，使得公共权力异化，不但有可能对付下层干部和民众，也有可能对付拥有决策权的高层领导人自己，贝利亚就是一例。从这一视角看，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和令人深思的问题。
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刚刚一个月过后，当时贝利亚已经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苏联内务部对“医生间谍案”重新进行了审查，做出了那些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极严厉地禁止的侦讯方法获得的”结论。[36]内务部释放了案件所有受牵连的人，并完全恢复了他们的名誉。不仅如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追回了已经发给那个假案制造者的医生的列宁勋章。追回已经发出的列宁勋章，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真理报》发表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
无数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驱使苏共中央不得不正式拉开平反冤假错案序幕。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建立了近70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复查犯人的工作。又从莫斯科派出了20多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被流放和“永久定位”的前罪犯的案件。这些委员会以高速度进行工作，仅到1956年夏天为止，就有多达800万至900万人得到平反昭雪。[37]
第四节 后斯大林时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
一、1957年“反党集团”事件
在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去世后，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争论和斗争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清除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垦荒运动、恢复苏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赫鲁晓夫表现出很大的政治勇气，成为苏联政治舞台上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使苏联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性质从这时起演变成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此时，苏共已经拥有720多万名党员。这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早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围绕要不要进行公开揭露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影响和危害，在党内高层有过争论。在正式大会期间，有8个人在发言中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只有米高扬一人在大会发言中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还点名批判了斯大林的一些观点。[38]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开头也讲了斯大林对苏联作出的贡献，但重点是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危害。在当时环境下，这一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它推倒了斯大林这尊偶像，使个人崇拜在苏共和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开始了各自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以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历史阶段的结束。虽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提及的内容，对于西方来说原本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如今出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口，在全世界仍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在美国报纸上将“秘密报告”全文披露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一定的挫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党员理想信念失落，纷纷宣布退党。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不久就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核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转变到以推行新的改革政策为主。但是在最高领导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在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分歧，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种分歧更为加深了。改革派以赫鲁晓夫为首，保守派则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一批斯大林时期的老臣为代表。赫鲁晓夫决心要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而马林科夫等人从思想感情到政策实践上都竭力维护和继续贯彻斯大林时期的体制和政策。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宫廷政变式的党内斗争，并以赫鲁晓夫的胜利而告终。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利用赫鲁晓夫出访之机，秘密串联了中央主席团内部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准备在主席团内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他们企图依靠主席团内部的多数票，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在造成既定事实，形成书面决议之后，再召开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然后由莫洛托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由谢皮洛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长。但是，这个预谋由于国防部长朱可夫表示了强硬的反对态度，使他们的计划很快就流产。马林科夫等人虽然在主席团内部，拥有11名成员的以7比4的赞成票占有了多数，但在主席团候补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却是多数，使马林科夫等无法依靠主席团内的多数票形成决议。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权力斗争很快就胜负分晓。在6月19日当天晚上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全体书记已经意见一致地认为，主要由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已经形成，其意图是撤换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最终改变党的方针路线。紧接着在6月22—29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266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历时8天之久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解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全会选出了以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赫鲁晓夫等15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除此以外，中央委员会还在莫洛托夫1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该决议列举他们的四点错误：（1）反对党的路线，力图更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出来的党的领导机构；（2）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3）在农业方面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方面的物质利益；（4）顽固地反对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
赫鲁晓夫为了与斯大林处理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划清界限，对这几个“反党集团”成员不但允许他们保留党籍，而且还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莫洛托夫被派到蒙古当了3年大使后，又于1960年8月被派到维也纳担任苏联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一直到72岁时退休。卡冈诺维奇被贬到乌拉尔河畔的阿斯别斯特当了一个水泥厂的厂长，到1960年退休。马林科夫也被“流放”到东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当了一名发电厂的厂长，至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才被允许回到莫斯科成为一名养老金领取者。
至此，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独揽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大权，进入了权力的顶峰。
二、党内矛盾加剧与赫鲁晓夫下台
60年代起，苏联内政外交面临不少困难，赫鲁晓夫的独断专行以及他在处理许多问题上的重大失策，使他周围的同事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和厌烦，于是，一场私下策划的“宫廷式政变”终于在1964年10月又上演成功。据谢列平回忆说，早在当年春天，即在赫鲁晓夫70岁（4月）生日前夕，“周围的人觉得再也不能容忍他（指赫鲁晓夫）了”。而到7月间，“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就已经公开谈论要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了”。[39]
据俄国学者根据历史档案和回忆录的考证，谢列平是这场“政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40]，谢列平时任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原克格勃主席，在上层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和时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紧密配合，进行了这场预谋。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13日，赫鲁晓夫被紧急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就直接被带到主席团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22个人，除了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外，还有几位州委书记。在两天的主席团会议上，除米高扬以外，几乎所有会议出席者都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批判，与会者指责赫鲁晓夫完全放弃“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领导准则”，骄傲自满，蛮横无理，在内外政策上主观随意，搞冒险主义，作风粗暴，动辄破口大骂，满嘴粗言野语；有人在会上提议罢免赫鲁晓夫所有职务，米高扬希望不要“一刀切”，“给赫鲁晓夫同志减轻点负担，应该保留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但是，没有人对米高扬的意见表示支持。接着，柯西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不能由一人同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作总结性发言，他说，除了米高扬以外，其他人和他本人都完全同意柯西金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他认为，这件事在国内外不会引起大的波动，“什么事也没有。最好他自己提出辞职请求”。准备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发言，赞成“解除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把两个职务分开”。其余的与会者都对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表示支持，米高扬也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至此，赫鲁晓夫不得不作一些检讨，也作一些辩解，并表示：“我请求免去职务，如果应该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哪儿都一样。谢谢主席团的工作，谢谢大家对我的批评。”[41]
第二天，即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如期举行。以这样快的速度将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可见是早已谋划好的。在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来的错误，主要有：独断专行滥用权力；把国家所取得的全部成绩和成就都归功于自己，根本不把主席团放在眼里；利用报刊越来越多地为自己歌功颂德；任人唯亲；把党的领导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推行了错误的价格政策和错误的农业政策；在国际共运方面犯下错误，等等。
中央全会对苏斯洛夫的报告反应强烈，绝大多数人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全会通过了对赫鲁晓夫的决定。在苏斯洛夫等人的“规劝”下，赫鲁晓夫写了一份辞职书。两天后（10月16日），《真理报》在头版公布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公报称，中央全会“满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42]。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的这一场严酷激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以平和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党内没有出现很大的波动，国内国外的评论也相当平静。对赫鲁晓夫的处理也与前几次党内斗争传统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没有给他扣上什么“反党”的帽子；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有引起其他重大的人事变动。作为政治失意者，和以前的任何一个人相比，赫鲁晓夫下台后，没有受到强烈的公开的政治批判。苏联政府为他提供了特殊养老金，成为一名“荣誉退休者”，一直到1971年去世。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内斗争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形成苏共最高领导层由“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苏联共产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改革的步伐放缓，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国内政局稳定，保守气息浓重；国家实力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争夺霸权，气势汹汹。从党内生活方面看，权力斗争依然存在，不同意见之争也没有偃旗息鼓。在苏共几十年发展的历史上，每当权力更替之后，胜利者总是会举出党的集体领导的旗帜来，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他上任后不久，《真理报》专门发表了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社论。为了反对“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苏共中央10月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不得同时兼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些决议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起到了对过分集权的防范作用。勃列日涅夫比较强调法制的巨大意义，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加强法制，巩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是全国和全党的任务。”[43]然而，党内斗争一旦涉及最高领导权，所谓“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勃列日涅夫时期围绕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虽然不像从前那样你死我活，斗争的激烈程度也许相对轻一些，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手段也较为平和，但党内矛盾和斗争并没有停息。
1.驱逐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在“集体领导”班子中，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领导才能方面都表现平平，因此他时刻感觉到自己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不稳固。对他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年轻而颇有野心的谢列平。
谢列平是当时党内最年轻的中央主席团成员，可谓是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他在1940年22岁时加入了苏共，从莫斯科历史、哲学和文学学院毕业后就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并很快就升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4年他动员了几十万共青团员参加垦荒运动，受到赫鲁晓夫的嘉奖和重用。他40岁就被提拔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成为克格勃首脑。1963年11月中举行的中央全会被选举为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同时兼任党内和行政管理四个重要职位，成为可以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平起平坐的党内显要之一。有了这些政治资本，谢列平心目中的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依仗自己在共青团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势力，谢列平开始筹划自己的政治宏图。
福兮祸所伏。在老谋深算的勃列日涅夫面前，谢列平太年轻又轻狂，当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对手。一开始，鉴于谢列平在此次政局变换中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勃列日涅夫对谢列平既要“重用”，又要加倍提防，逐步加以清除。
勃列日涅夫先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着手。1965年12月，勃列日涅夫以让谢列平“集中精力”从事党中央的工作为由，解除了他在政府机关中的所有职务。接着，谢列平一位有力的支持者、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被解除职务，调任苏联驻丹麦大使。这两件事使谢列平的权力受到削弱。1967年7月，谢列平被选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苏共中央随后宣布：鉴于谢列平已调任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中央全会解除他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这样，谢列平又被逐出了苏共中央高层决策圈，仅在政治局里保留一席虚位。
谢米恰斯内继谢列平之后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和谢列平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特殊关系，勃列日涅夫动用组织手段，解除了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谢列平的另外几名亲信，也被一一剔除。当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有步骤地运用“正常的”组织手段，剥夺谢列平的一个又一个重要领导职务，又将他身边的亲信清除之后，谢列平就成了孤家寡人。1975 年4月，谢列平被调任全苏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无疑带有嘲弄的性质。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至此，谢列平被踢出了苏联政治舞台。
随后，勃列日涅夫为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在1977年5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勃列日涅夫所做的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并作出了由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决定。但遭到现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激烈反对。波德戈尔内由于反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这项决定而在全会上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6月，又被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继任，这样，波德戈尔内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2.柯西金被黜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向。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全国范围内对“利列尔曼建议”的讨论，触及许多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企业利润、物质刺激、国家与企业关系、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廓清经济改革的方向。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这场讨论，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1966年起，苏联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也称“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
力推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对这一改革尽管有某种保留，但基本上是赞同的、支持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希望有所改革。有人回忆说：勃列日涅夫赞成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认真的改革，必须在国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彻底的改革。[44]
有两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由支持转向保留和反对。其一，柯西金的改革思路和行动路线比较激进，他以利别尔曼计划作为经济改革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明确提出“扩大企业经营独立性，扩大企业经理、车间主任、工长的权力，采取经济核算，规定有经济根据的价格，提高利润的作用和物质鼓励是加速提高苏联经济的条件”。他提出了“必须大大改善现行的计划和经济管理制度，全力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45]。他甚至建议取消党中央和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下属的以及各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委下属的各专业部，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接干预经济管理。柯西金的主张直接触犯了苏共的领导权威，是勃列日涅夫不能容许的。其二，在对外关系方面，柯西金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内部事务。正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成为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从赞同转为阻挠的转折点。60年代末，在苏共中央机关内开始盛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46]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展了起来，这是对包括新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潮的理论讨伐。
随着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两个人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矛盾就逐渐显现出来。从整个苏联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看，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是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其实质是苏联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之争。结局当然是以勃列日涅夫的胜利而告终。从那时起，苏联的改革呼声逐渐销声匿迹。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社会已经鲜有人再敢于提倡改革，甚至连“改革”这样的词汇也被所谓“完善”一词所取代，苏联进入了一个“稳定”而又停滞的年代。从7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只归结为两条：一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坚守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改革到70年代中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70年代中期以后，柯西金即萌生退意，但是勃列日涅夫不准他辞职。两人的关系已十分冷漠，除了政治局会议和工作上的必要接触之外，他们几乎从不交谈。勃列日涅夫常把苏联经济出现的困难，归罪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工作。1978年11月7日，积极支持、协助柯西金改革的政治局委员、原白俄罗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被逐出中央政治局，预示了柯西金的结局。1980年10月21日，勃列日涅夫又在中央全会上不指名地公开指责柯西金。同月，心力交瘁的柯西金获准辞职，后被体面地“告老还乡”。(www.xing528.com)
第五节 苏共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世界上任何政党，不论处于执政时期还是在野时期，党内矛盾总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也不例外。但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党内矛盾的性质、内容、特点和方式有很大不同，各国国情不同，也会使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同。一般说来，无产阶级政党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时期，在俄国那样经济文化落后、又具有专制历史传统的国家，通常没有民主政治可供反对党公开活动，因此当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时候，经常遭受统治阶级的迫害，往往处于非法的地下活动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党内矛盾通常表现在对革命性质、任务、前途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在制订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分歧和争论经常发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不久，在党的二大上就发生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纷争不断。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发生过不少争论，如在如何对待参与杜马选举、对待战争与和平、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和方法等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俄共（布）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党内矛盾和争论继续存在，只是由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党内争论和斗争的内容、方法已有很大不同，苏共在执政70多年中，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置有不少变化，但总的说来，它未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时期党内矛盾的性质、特点，也未能正确地处理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造成一系列消极的后果。
一、如何认识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
布尔什维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如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上，在列宁的领导下做出了不少大胆的尝试，为完善党的建设树立了榜样。
布尔什维克从成立之日起，党一方面要同沙皇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同时还经常要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争论。大敌当前，党内争论尽管有时也相当激烈，但总的说来，党内争论并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和成熟，这与列宁正确对待和处理各种不同观点和反对派的意见有密切的关系。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执政之初，党内矛盾和争论有所增加，但党的领导人一般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加以对待，即坚持实事求是，承认党内矛盾的存在，不夸大分歧，不无限上纲，平等讨论，允许反对派在党内有发言机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或以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要不要继续参战，要不要与德国签订和约，是全党和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形成了俄共（布）执政后爆发的第一场最激烈最有典型意义的党内争论。从争论的全过程看，以列宁为代表的“立即签订割地的和约”的主张曾受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中央全会讨论和表决时连续三次因处于少数而被否决，即使在2 月23日同意签订和约的决议通过后的次日，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把持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还通过一个不信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拒绝服从对德和约，并预言党“恐难避免分裂”。对此，列宁从政治原则的高度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从组织的角度看，他认为反对派的言行也是符合原则的。他撰文指出：“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47]列宁的意见取得了认同和接受，可以看出，他在处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原则坚定，态度平和。
虽然和约问题顺利解决，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仍然在继续。为了最终解决党内矛盾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3月6日专门紧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左派共产主义者”推举布哈林为报告人，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媾和反对者集团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布哈林提出：签订和约是一种动摇和妥协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社会基础就是我们党从纯粹无产阶级的党蜕化成为全民的党的过程”，他期待“世界革命”的发生，认为只有进行坚决的战争才能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风尚、习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性转为动摇性在党内的反映。围绕单独媾和问题上的争论，列宁看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潮侵袭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列宁没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以极大的耐心做细致的工作，即一方面对他们的“左”倾冒险主张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也竭力教育和团结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列宁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对公开反对他的主张的人不全盘否定，不无限上纲，也不任意夸大意见分歧。列宁说自己和布哈林之间的见解“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的见解有十分之一的分歧，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这十分之一的分歧使他在自己的演说中间完全背弃了以往拥护他的人”[48]。
事实证明，列宁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赞成列宁的方针政策：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停刊了派别报纸《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错误。1925年布哈林在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自传中再一次提及自己的错误，他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任何别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并且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49]应该说，布哈林的检讨是出自内心的，这也许是布哈林后来成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执政党要进行许多重大决策，党内思想分歧和不同政见更难以避免。因此，执政党要形成一种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力求采取说理讨论的方法统一认识，在意见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的时候，可又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议贯彻执行，但应当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可以先搁置分歧，有些问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明辨是非。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在签订对德和约问题上的党内争论，持正确意见的列宁，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时，尽管他的提案遭到三次否决，但他坚守少数服从多数，不滥用权威。而当列宁的提案形成决议被通过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一些人仍持反对立场，列宁从政治立场上严厉批评他们散布的奇谈怪论，而从组织立场上认为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并不违反组织原则。事后“不记账”，不动用组织处理手段，继续团结在一起，为共同事业奋斗。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内分歧通常表现为大政方针决策上的分歧。例如，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一开始，包括列宁在内的党的领导层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是克服当前严重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列宁的英明之处在于，从新经济政策实施带来的积极变化中，从新旧两种政策不同的指导思想中，逐步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是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必须按照俄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不宜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考察新经济政策的成败，通过平等的党内争论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逐步统一党内思想，而不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压制不同的政策主张，更不随意给不同意见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些都说明，列宁在处理党内重大意见分歧时，承认矛盾，平等待人，坚持说理，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然而，列宁逝世后，由于出现了领袖“空位”时期，苏共党内关于大政方针的分歧和最高权力的斗争绞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争论和斗争扑朔迷离。20年代中期，斗争尚未见分晓，此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在斗争初期还可以公开地表达出来。如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在通过关于处理托洛茨基问题的决议时，就有皮达可夫和拉可夫斯基等人投了反对票。在对待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主张时，党内领导干部也还是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李可夫认为斯大林关于专政的提法不够全面，于是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谈了自己的意见。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也对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当言论提出过批评。[50]
在如何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问题上，也有人提出自己的意见。1928 年1月，时任中央统计局局长的奥新斯基[51]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对待被流放人员的错误做法，他说，这种流放只会在人们中间造成怨恨，说我们现在的制度与过去的警察制度相似，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害的议论，“现在被放逐的人也曾经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还是革命者，这一点是不应该否认的。他们不仅能够在某个时候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而且还能够像在十月革命时那样为党服务。正因为如此，请问难道应该把他们赶到北方、实际上对他们实行精神和肉体消灭的路线吗？依我看，是不应该的”[52]。奥新斯基的质问是言之有理的，但他显然是太过于天真了，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斯大林在读了他的这封信以后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将信退回，还在两天后回了一封信给他，对他严厉责备，信中说：“奥新斯基同志！如果您考虑一下，您就应该明白，您没有任何理由——无论是道德方面的，还是其他哪个方面的——来恶意非难党，或者是在党和反对派之间充当最高仲裁人的角色。我将您的信退回给您，它对于党来说是侮辱性的。至于对斯米尔诺夫以及其他反对派分子的关心，您没有理由来怀疑，党将在这方面做到可能的和必需的一切。约·斯大林1928年1月3日。”[53]将党内不同意见称之为“侮辱党”，此刻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已露端倪，斯大林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代表党，党就是我，我就是党。唯一幸运的是，这几个敢于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进一步追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活跃、平等争论、开展批评的传统逐渐被抛弃。当国外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俄国共产党内斗争如此频繁发生？对此，斯大林认为，俄国党内之所以争论频发，是由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他进而把党内矛盾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说：“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54]根据这样的认识，斯大林把党内反对派上升到反党、瓦解党的高度。因为反对派要“向党的机关宣战”、“唆使青年反对干部”、就是企图破坏党、推翻党，就是企图打断党的脊椎骨。因此，同反对派的争论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斯大林说，俄共党内争论如此激烈，原因就在这里。[55]
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自然也不应成为党内的主要矛盾。执政党要运用公共权力，造福于民。最根本的，就是要探索执政规律，制定适合本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和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党内矛盾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不同要求以及反映执政党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一般不反映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而主要反映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应当也完全可以通过执政党内部发扬民主，将不同意见和方案进行比较和讨论，以求制定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和解决。列宁时期大体上遵循这样的原则解决党内矛盾的，而斯大林片面强调党内矛盾的对抗性质，将党内不同政见或执政党决策时出现的意见分歧一概视为“别有用心”和“阶级斗争的表现”，不惜动用行政手段甚至暴力手段压制不同意见，其后果只能造成个人独断，扼杀民主，使决策带有浓重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也使其决策错误难以及时纠正，成为危害其执政合法性、最后导致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如何对待党内争论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列宁在俄国缔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党内生活是严格的，也是活跃的。党内争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是经常发生的，争论的问题通常与革命的战略策略有关，党内同志之间的批评也时有发生，在革命转折关头争论尤为激烈，在二月革命到十月期间就是如此，但这些争论并没有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原因是能保持良好的党内民主气氛，形成讨论时畅所欲言、作出决议后坚决服从和贯彻的传统。
当然，在革命年代，由于环境险恶，列宁等党的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无法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以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运行。例如，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革命胜利前的六次代表大会大部分在国外不定期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一改过去代表大会无法定期召开的状况，每年召开一次，允许各派在代表大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的报告草案必须事先发到各级党组织酝酿讨论，反对派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以作“副报告”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且也有表决权。前已述及，关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使党内一下子就形成了许多派别。于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主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副报告。各派还可以有2名代表在会上发言，开展辩论，然后再进行表决。
即使在俄共（布）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形成以后，仍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在1923年秋冬关于“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争论中，《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双方各抒己见，气氛相当活跃。直到1924年1月中旬，俄共（布）代表会议对此次争论作出的决议，指出托洛茨基挑起这场争论，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但对托洛茨基本人未作任何组织处分。当时，党内因思想分歧或政见不同遭受党纪制裁的事例是闻所未闻、不可设想的。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争论开始变味，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争论中，平等争论的局面已荡然无存，出现了单方面“大批判”的趋势，更有甚者，竟然利用沙皇警察局保存的档案材料给反对派加上罪名，著名的“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事件就是一例[56]，不仅如此，这次争论的结果，托洛茨基不但被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罪魁，并被解除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开创了因党内思想纷争而受组织处分的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处置托洛茨基的问题上，“三驾马车”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表示不赞成，他说：“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57]斯大林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如果能将其成为一项原则、一种制度，不失为对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当时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将托洛茨基开除党籍，并不是出于对托洛茨基的同情，更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和传统，而是不愿意一下子走得太远，以免使自己陷于被动。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内斗争更趋剧烈，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首领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厉，他毫无顾忌地在党内大搞割除政策和流血政策，直至将反对派首领及其成员全部开除出党。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开始动用国家机器的行政手段和暴力手段，对付党内反对派。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初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就将他秘密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阿拉木图。一年以后，又下令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中，将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内的数十万原反对派的首领、骨干和普通成员及同情者以“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加以处决，制造了无数骇人的冤假错案。
在“大清洗”中，这些原反对派人物早已在政坛失去了话语权及活动能量，但斯大林仍没有放过他们。斯大林这样做早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带上赤裸裸的暴政色彩。可见，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任意把党内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依仗国家政权的力量介入党内矛盾的处置，其后果必然是埋下严重的隐患，导致执政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声誉遭受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开展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执政党在政治文明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与斯大林时期有相当大的不同。赫鲁晓夫在1957年处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三人反对派问题上，虽然也涉及党内最高权力的争夺，但在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的整个过程中，三人可以自由地发言为自己辩护。中央全会在莫洛托夫一票弃权下通过决议，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但决议中仍然把他们三人称为“同志”。整个大会的过程既有批判，又有辩论，气氛较为正常。对这三个人的处理也比较轻，除了对他们的派别活动表示谴责外，只是将他们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这些人熟知斯大林时期对待“反党集团”的办法，因此当他们自己沦落到这个境地时，内心充满恐惧。中央全会闭会的次日，卡冈诺维奇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让我遭到斯大林时代用来迫害人的那种待遇”。赫鲁晓夫回答说：“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一次证实，你们曾经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你们曾经想把国家拉回到个人崇拜时存在的秩序上去……可是你们错了。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58]赫鲁晓夫年代这样处理党内斗争的方式，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结果，应该承认，对于苏共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
耐人寻味的是，六年之后，赫鲁晓夫本人也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中央以“健康状况”为由被赶下台，离开了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去过领取养老金的退休生活。
赫鲁晓夫处理党内矛盾的做法虽然消除了斯大林体制最黑暗、最恶劣的一面，但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在党内没有建立起一个法律化的制度，整个过程仍然是非制度化的，对这些人犯错误的背景、性质、根源和经验教训都没有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这就很难在思想上弄清是非，对全党起到防范和教育的作用。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几起事件，虽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但也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三、对苏共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思考
无需否认，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同样存在争夺领导地位的权力之争；但执政党需要制定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政见分歧在党内更会经常发生，有时，两者会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苏共一党执政的模式使处理党内矛盾陷于两难境地。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就会形成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派别，不同派别就会引起争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果派别林立，争论激烈，就会加深对立，搞乱思想；如果一味抹杀分歧，压制争论，则会造成党内民主缺失，扼杀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出现“一言堂”等党内生活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或反党的帽子，进而用大批判、组织处理等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会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善于听取和吸收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又要善于把不同意见的争论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要让争论分散和干扰党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对于怎样对待党内派别问题，苏共也有深刻的教训。这里，不能不提及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明文规定在党内“禁止一切派别活动”，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凡不执行此项决议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59]。如何看待这一决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众所周知，这个决议出台的背景，是工会问题的争论形成党内派别林立，争论不休。那时，正值艰难困苦的国内战争时期刚刚结束，国民经济体系已陷于崩溃，工农业生产几近瘫痪，全国人民普遍挣扎在饥饿之中。可是，党被迫接受这场关于工会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这场并非急需的理论概念的争论，从而放松对当前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的领导，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本来，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这类问题，由于没有经典的理论和经验可资遵循，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是应该允许的，但托洛茨基不顾大局，挑起这一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显然是一种十分轻率的错误行为。如果这样的争论连续不断，不但会影响全党的中心工作，也会使派别常态化，使党内派别斗争升级，从而危及党的团结，甚至危及党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指出：“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他还说：“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60]可见，列宁从当前的局势出发，从执政党面临最紧迫的任务为着眼点，强调在“目前”、“现在”不容许党内争论和党内派别活动。他这样考虑问题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样考虑是有欠周全的。
首先，这样的规定不符合党的原则，与列宁本人所倡导的民主制度是背道而驰的。禁止了“派别”，党中央的决议政策贯彻起来也许更加顺畅和有力，这是有利的方面。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就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集思广益，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对执政党而言也是至关紧要的。从当时情况来看，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是处于一个两难抉择的关头，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如果允许派别存在下去，在执政的情况下又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唯有保持党的高度统一，才能使国家政权巩固和发展，这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决定。
其次，要禁止派别活动，就要界定何为“派别”。事实上，党内派别的划分和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慎重的事情。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区别的两个概念。一是不能以思想认识来划分派别，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正误夹杂的，有的思想认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有的是情绪化的、缺乏理性的，加上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是可变的，因此，与不能以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来划分阶级、刑事定罪一样，是不能按思想认识的不同来划分派别的。通常所说的“保守派”、“激进派”、“左派”、“右派”之类指的是某种政治倾向，绝非真正有组织的派别。1925年所谓“新反对派”就是一例，在俄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新反对派”，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会议或报刊上以这个反对派的名义讲过话，发表过什么宣言或者行动纲领。[61]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不过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近或相同而已，实际上他们两人也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观点一致。二是在党内形成的真正的派别，应该是指那些拥有固定的成员、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有组织纪律和开展有组织活动的团体，它们有的是秘密的，有的是公开的，但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与党内主流派闹对立的组织。如俄共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它们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要求取消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要求完全取消委任制，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工会化”，反对由国家委派行政和经济工作人员，如此等等。界定是否搞派别活动，困难在于，有的时候对两者很难厘清，如果确实形成了派别，也需区分其中的骨干、外围和同情者；而当权者为了打击反对派，往往给对方加上一个“反党派别”的罪名，就比较容易地震慑住对方，但这样简单处置却易于产生消极的作用。执政党如何学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包括正确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时要形成一套制度和规章，来处理党内矛盾，这是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又生气蓬勃的重要条件。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利用国家强力机关介入党内矛盾的处置和对所谓“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更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方面苏共留下深刻的教训。
最后，执政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和思想的碰撞是经常发生的。人是有思想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认识，因此争论是不可禁止的，要禁止争论，无异于禁止人们思想。为防止一些错误思想泛滥，或防止一些次要问题的争论影响全党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倡导“不搞争论”，或者适当控制争论的范围和场合，是必要的，这是执政党的一项领导艺术。各种不同思想的存在不仅是大千世界的正常现象，而且也是人类先进思想产生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人的解放程度，而人的解放首先是人的思想的解放。允许对大政方针各抒己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形成正确的决策，这是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应有之义。压制不同思想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局面，这是阻滞苏共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年代以后，从当时俄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在被布尔什维克打倒的自由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中，还是党内的反对派中，以及俄国的知识分子中，都有一批很有才华和思想的人，其中不少人提出和发表过许多很好的见解和意见，如果能尊重他们的意见和自由权利，苏联的发展会避免许多人为的错误。[62]
所有这些，都说明1921年俄共（布）通过的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是权宜性的，这从列宁不主张立即公布这一决议，以及暂缓执行某些条款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应该说，这一规定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没有分清思想分歧和派别活动的界线，由于这些含糊之处，可以任意解释和利用，列宁逝世以后，随着党内斗争的尖锐化，这一决议就成了斯大林手里制裁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利器。随后，这些规定又被说成是“党规党法”，任意加罪于所有敢于向党、向斯大林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有所进步，已不再动辄给反对派扣上“反党派别”的罪名，不轻易动用开除党籍等组织处分，但是，在苏共70多年执政期间，人们从未看到认真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未提出一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这是苏共执政能力不断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长期以来，苏共在处理党内矛盾时经常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是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几百年沙皇专制统治历来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待政治上的反对者——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监狱、流放、绞刑架，是反动统治者处置革命者的惯用手法。革命胜利初期严酷的斗争也使执政的共产党人头脑里打上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一个人。一位名叫克雷莫夫的人曾经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此人写道：“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63]斯大林不一定读到这封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共的领导人都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有着分割不断的联系。
【注释】
[1]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3]革命胜利前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争论，如与“召回派”的争论，十月起义前夕关于武装起义方针的争论等。
[4]当时俄国通用俄历，与公历相差13天，按俄历应为11月20日，为方便起见，一律以公历计。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6]同上书，第397页。
[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俄文版，第172—173页。
[9]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10]《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11]参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3—340页。
[12]《托洛茨基选集》（俄文版）第15卷，第126页，转引自【法】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1917—19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5页。
[13]《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1934年俄文版，转引自【法】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1917—19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6页。
[1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15]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746页。
[18]转引自【美】罗·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19]《真理报》1925年1月20日。
[2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4—535页。
[21]《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页。
[22]转引自《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23]《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4—275页。
[2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页。
[25]同上书，第163页。
[26]转引自《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27]【苏】《火星报》1987年第50期，转引自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319页。
[28]【俄】Β.Π.德米特连柯主编：《二十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转引自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29]参阅【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转引自马龙闪：《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基网”历史篇。
[30]参阅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3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32]【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291页。
[3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
[34]参见【苏】《真理报》1952年12月24日；《经济问题》1953年第1期。
[35]http://www.cccpism.com.
[36]《新华月报》1953年第5期，第116页。
[37]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38]《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
[39]【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4页。
[40]同上书，第276页。
[41]【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287页。
[42]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43]【苏】《真理报》1970年6月13日。
[44]【俄】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5]【苏】《真理报》1964年12月19日。
[46]【俄】О.В.沃洛布耶夫主编：《俄国史——1917至1991年的苏维埃社会》，莫斯科“捷拉”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
[4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48]《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49]《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50]参见《李可夫关于专政的不同理解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2月6日）《、契切林关于和平政策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11月2日），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365页。
[51]H.奥新斯基（1887—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起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出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52]《奥新斯基关于流放人员情况致斯大林的信》（1928年1月1日），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5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54]《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
[55]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0—221页。
[56]1924年秋俄共（布）党内争论期间，报纸上突然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给齐赫泽和乌里茨基的两封信，这些信是从旧俄警察局查扣的革命者往来信件的档案中找来的。由于当时托洛茨基未加入布尔什维克，信中表露了他对列宁的尖刻言词。
[57]《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页。
[58]《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总结发言》（196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
[59]《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页。
[6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28、36页。
[61]参见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62]参见柳植：《20世纪俄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63]转引自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5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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