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局与组织局
政治局是苏共中央最核心的领导机构，组织局是苏共中央20—50年代初与政治局、书记处几乎并列的三大核心领导机构之一，但它们并不是从建党伊始就存在的，前两个机构是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上设立的。八大是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第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6]，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机构作了如下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1.政治局；2.组织局；3.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所有其余的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这个或那个会议，并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享有发言权。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做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做报告。”[7]从此以后，政治局就一直是党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
八大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局，这是从未有过的新举措。组织局是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下属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规定：“组织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的每个委员领导一个相当的部门。组织局至少每周开会三次。组织局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组织局每两周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一次报告。”[8]组织局的等级比政治局低一些，中央宣传鼓动部、登记和分配部、新闻部等部门都由组织局主管。关于组织局和政治局之间的分工问题，列宁认为，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政治领导也是由人来领导，难以把组织局和政治局截然分开，也难以把它们的工作划分得一清二楚，总的分工原则就是：“组织局管调配人员，政治局管政治问题”[9]。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俄共（布）九大决定进一步加强书记处，“把组织性和执行性的日常问题移交书记处处理，组织局则对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进行总的领导”[10]。
斯大林时期名义上保留了党中央设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组织体制，但由于党内生活日趋不正常，个人集权日甚，政治局、组织局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11]
1952年10月，在斯大林掌权的末期，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宣布取消政治局和组织局，新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主席团。赫鲁晓夫在《关于修改联共（布）章程的报告》中，对改组作了如下的解释：“改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实践证明，宜于把中央委员会的日常组织工作集中交给一个机构——书记处——去处理，因此，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将不复存在。”[12]确实，随着书记处职能和权力的扩大，组织局已经不起作用，组织局被取消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其领导党的组织工作的职能完全由书记处来承担。与以往的党章把政治局的职权确定为负责政治工作不同，十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主席团“在前后两次全体会议之间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3]。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挥的职能和所起的作用同以前的政治局基本一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多达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其中包括10名中央委员会书记和13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还有一些工会负责人和地方党的第一书记等，这样庞大的机构是难以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斯大林实行高度个人集权，他显然并不指望这个机构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可以认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设立，主要是出于斯大林更换高级领导人的考虑。作为党的最重要决策机构，主席团显然是过于臃肿，这样更易于最高领导人个人集权。因此，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立即做出决定，认为“有必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4]，随之确定由10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党章并没有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内设立常务委员会，也无公开资料证明曾设立这一机构，但从上述文件中推测，十九大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一度曾设有规模更小的机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但没有对外公开宣布。[15]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二十三大修改了党章，决定把主席团重新命名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其职权确定为领导党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的工作。
政治局通过协商一致和讨论来通过决议，如果出现意见分歧，政治局会议就将持续到达成一致意见，投票表决只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团结一致是政治局的活动原则，只要政治局是团结的，就不大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中遭到反对，而除了中央委员会以外，苏共体制内没有能够足以对抗政治局及其决议的组织机构。
四、中央书记处
苏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于十月革命前，当时只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机构。1917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为从组织上准备夺取政权，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下设军事组织局和出版局两个辅助机关，负责开展从工人和士兵中吸收党员的运动。1917年8月党的六大之后，由“核心组”会议选出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它的重要性提高，负责同各地党委保持通信，发挥了某种独立的作用。
1919年，俄共（布）八大在设立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同时，设立书记处，作为常设机构，决定“由3名中央委员担负书记处的经常工作；把组织性和执行性的日常问题移交上述的书记处处理”[16]。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担任了书记处的常任书记，取代了原来的一名责任书记，因而九大事实上设立了中央书记的职位，自此以后，中央书记处转变为实际上独立的政治机构。中央书记处三名书记每人主管中央委员会的几个部，凡是需要一名书记作出决定，而不需要提交组织局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事情，须在三名书记商量的基础上处理。俄共（布）十大对书记处进行了改组，莫洛托夫等三人进入书记处，但书记处的工作明显落后于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要求，特别是党的组织工作处于混乱的状态。为了改进书记处的工作，应对执政后日渐繁多的日常事务，俄共（布）中央决定选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担任书记处的总书记，列宁支持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人选，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后，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组成新的书记处，斯大林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于一身，书记处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设立总书记的职位是为了加强书记处对日常组织和执行工作的领导，贯彻和落实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决议的执行，而不是为党选择接班人和新领袖。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首脑，是党内举足轻重的职位，但并不是党内的最高职位，书记处主要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担负更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斯大林虽然当上了总书记，但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才是公认的党的领袖，而列宁党内的职务只是政治局委员，他在党内没有第一把手的职务头衔。当时俄共（布）党内的组织建制，或许体现着党的最高层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书记处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急剧扩大，其性质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书记处的权力迅速膨胀，由原来纯粹技术性的秘书机构逐渐转变成一个领导和决策机构。书记处不再是从属于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执行机构，几乎完全取代了组织局的职能与作用，书记处与政治局并驾齐驱，共同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它可以对党的路线进行修改，把持了党和国家干部任命的绝对权力，其实际影响甚至超过了政治局。
在后斯大林时代，书记处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固定下来，同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总书记的名称一度改为第一书记，后又恢复。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第一次对总书记的职务在党章中给予明确，“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17]，总书记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同时总书记一直是书记处的成员，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共设立了副总书记的职位，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中央委员会选举由苏共中央副总书记领导的苏共中央书记处”[18]。
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是并存的两个最高决策机构，它们的权力不相上下。按照党内的规定，政治局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书记处应在形式上稍逊于它，但在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是党和国家最高级别的职位。同苏共中央的任何一名书记相比，政治局某些成员拥有的权力要小得多，例如能够进入政治局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等就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导人手中的权力很小，而是因为中央书记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书记处整体上全权支配着党和国家的所有事务，尽管政治局的党内地位高于书记处，但实际上书记处的权力同政治局相差无几，这主要是由于书记处手中拥有更多可以运用的权力杠杆。
政治局和书记处平行运转，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工作，它们各自独立通过决议，这些决议都被看成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政治局和书记处共同成为苏共最高政治决策机构，它们共同管理着苏共和苏联国家。
第二节 苏共的组织制度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苏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多党执政到一党执政的转变。一党执政体制的形成，使党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因此，苏共自身的组织体制、组织结构和党内制度不但决定了党的发展，也势必对国家的体制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首创，但由于受到俄罗斯传统的影响，以及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俄共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党的建设以强调高度集中为主，党内权力趋于集中，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最终形成了个人集权体制。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和变迁
列宁在创建俄国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针对当时党内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强调并提倡集中制的原则，提出“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19]，“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20]。列宁强调在俄国专制统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根据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他认为集中制的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21]。列宁指出：“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22]对于建党初期列宁强调的集中制原则，不但受到孟什维克的攻讦，也受到著名的左派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卢森堡批评列宁奉行的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从而损害了社会民主党应有的“创造精神”，助长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23]同为革命左派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由于他们面临的斗争环境不同，对一些基本理论原理的理解不同，或者出于对俄国的客观实际的不同了解，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显然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但也不能否认列宁把集中制作为党的唯一的组织原则，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争论，尤其经过1905年革命实践的洗礼，两人的观点逐渐接近，不久，列宁正式提出党的组织原则应是“民主集中制”[24]。
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首次公开宣布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906年3月，列宁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中明确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25]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新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自此以后，民主集中制就一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列宁提出六点“基本组织原则”：（1）少数服从多数；（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其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3）党的中央机关的选举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4）党的一切出版物，必须绝对服从代表大会及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当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26]从列宁的一些论述来看，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制和集中制两个方面的内容，民主制要求党的所有领导和党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可以撤换，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的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集中制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党必须共同遵守党的章程和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列宁的设想是把民主制和集中制辩证地统一起来，既不让民主制变成无政府主义，也不让集中制转化为官僚主义。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实践中，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民主集中制始终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彻底贯彻，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基本局限于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集中制的意义之上，民主制的原则常常被忽视，集中制的原则却被更多地加以强调，甚至滥用，党的组织原则向极端集中的方向倾斜。
十月革命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一定的发扬，这特别明显体现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党内进行公开讨论，最终形成的决议又得到全党的认真执行。但不久后苏维埃俄国就面临着国内战争的严峻考验，俄共（布）宣布全国为“军营”，“一切为了前线”，领导军事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任务，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必须适应这一任务，军事化成为党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组织形式。俄共（布）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在党内实行“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制和“战斗命令式”的工作方法。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正处在绝对需要由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27]俄共（布）紧缩党组织的集体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八大还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28]，这三个常设机构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党的权力趋向进一步的集中。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新的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仍是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但同时增加了关于党的纪律的整整一个章节，规定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党中央机关的决议。高度的集中确保了布尔什维克对形势的把握，能够对战争中的重大问题迅速采取决策，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霍布斯鲍姆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29]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0]。“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31]
二、组织制度的内在矛盾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苏维埃俄国开始向和平经济建设时期过渡。“战斗命令制”和“极端集中制”对于俄共（布）领导夺取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必要的，但在新的形势下，这些组织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产生了官僚主义、党内不民主、权力越来越集中以及个人权力过大等诸多弊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此专门指出：“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藉；党机关的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32]“极端集中制”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以新的组织形式加以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在宣布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通过了关于党的组织制度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党的十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在党内用“工人民主制”来代替“极端集中制”。俄共（布）确认，工人民主制“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33]。
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适时地将民主集中制的中心由集中转向民主，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具建设意义的举措，然而，工人民主制原则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和执行。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开始致力于和平时期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但当时苏维埃俄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仍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敌视和封锁包围之中，国内反对苏俄的各种势力依然强大，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没有彻底摆脱能否生存的危机处境。同时，俄共（布）党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派别林立，意见分歧加大，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保证党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严格党的纪律，始终成为俄共（布）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党长期以来奉行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多于民主制，特别是内战期间极端集中制的实行，对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产生巨大影响。在集中制原则下，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利益，形成了特定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之一些领导人缺乏个人才能，只能适应集中制环境下的工作方法，后来俄共（布）十一大和十二大又对工人民主制的实施作了某些限制，如规定书记人选要由上级党组织批准等，都使得工人民主制的推行阻碍重重。尽管1924年1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再一次要求切实地、有步骤地贯彻工人民主制原则，并特别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34]，但工人民主制的推行仍只是停留在党的宣传口号中，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列宁长期患病并于1924年1月去世后，斯大林等其他领导人忙于政治斗争以获取党的领导权，他们这时追求的绝不是民主制，而是高度的集中制，工人民主制的原则已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施行，只能流于形式，甚至被遗忘或有意回避。
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虽已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由于斗争形势严峻，党又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布尔什维克基本上实行的是集中制原则，但党内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是允许的。革命胜利后，即使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党的组织原则是以军事化为特征的极端集中制，党内争论也没有被禁止。在党的历史上，意见分歧和争论几乎出现在党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诸如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方针的制定、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军事反对派问题、格鲁吉亚问题，等等。党内意见分歧和党内争论的存在，是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党的民主制原则，党员因而拥有了在党内发表意见的自由。同时，党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又往往引起不同意见的极端对立和相同观点的聚合，导致党内形成不同的集团，产生各种各样的党内派别活动。实际上，俄共（布）在十大以前是有条件允许党内派别存在的，就是在十大之前的1921年初，列宁还认为：“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35]俄共（布）党内一度派别林立，派别斗争也异常激烈。党内派别活动时常干扰党的决策，使党无法集中精力处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引发党的分裂，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明显暴露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上。
1920年底至1921年3月，俄共（布）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工会的作用任务问题的争论。在争论中，先后出现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缓冲派、诺根派、伊格纳托夫派和梁赞诺夫派等。这些派别都制定了纲领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派别斗争持续长达四个月之久，威胁了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统一。当时正值俄共（布）领导苏俄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经济建设转折的历史关头，派别斗争长期存在妨碍了俄共（布）工作重心的转移，浪费了时间，耽搁了对一些紧要而又迫切的问题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禁派别活动。“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36]列宁在十大上说：“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37]《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强调严格的纪律和最高程度的统一，还规定了中央委员会可以对违反纪律、恢复和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极端措施，甚至开除出党的内容。[38]加强党的统一，对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经常处于危机境地的党来说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应服务于这个政党的宗旨和任务，可以随着政党所处的环境和任务的变化进行调整，而不必拘泥于集中制或民主制成分的多寡。《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确实维护了俄共（布）党内的统一，使党得以集中力量领导国内的经济建设，全力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决议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首先是它与党内的民主制原则发生冲突，严禁派别活动和派别集团存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扼杀党内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使党内缺少观点阐述和思想表达的渠道，党内民主受到限制，工人民主制的原则成了一句空话。决议甚至规定了严厉的组织措施，允许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集中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严格的纪律削弱了党内的民主气氛，党和党的机关失去了监督。最初，俄共（布）中央认为这一决议带有临时的性质，其中第七条也暂未正式公布，这也许表达了列宁的心情，他不愿意因这个决议而根本上取消党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并在决议中专门提出，允许争论，可以在党报上设立“争论专页”，以避免压制党内民主和取消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可惜，苏共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不但没有防止这一决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反而利用这一决议作为整饬反对派的工具，作为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被用于以后的党内大清洗和镇压，难怪有学者将该决议的通过称为“党内戒严状态”[39]的开始。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俄共（布）十大在苏共历史上是一次值得特别关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大会。十大通过了推行工人民主制的决议，后来也曾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加强党内民主。可是，党内生活中奉行的是等级森严的集中制原则，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与集中始终没有得到统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关键在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是难以人为禁止的，这是其一。其二，构成派别活动的界限难以划定，有不同意见，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集聚在一起，算不算“派别活动”？该不该加以禁止？事实上是很难把握的。有组织的派别活动是理应禁止的，但如果把党内意见分歧一概上升到派别斗争的高度，加以组织上的制裁，那就会扼杀党内正常生活，损害党内民主。其三，禁止派别活动本来也是为了保障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所规定的严厉组织措施应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被当作一种党内应有的正常制度安排，加以凝固化、常态化，长期加以滥用，其影响和后果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党内生活不正常，个别领导人集权过多的条件下，为了剪除竞争对手，确立个人威权，借禁止派别活动之名，行打击和清除反对派之实。而当民主与法制遭践踏，党内外正常的政治生活遭破坏的环境下，冤假错案就会层出不穷，党的统一就无法维护，党的威信反而遭到严重损害。
布尔什维克诞生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它长期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下活动，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采取的斗争方式必然是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其组织原则也必然是集中多于民主，这是不应遭到非议的。同样，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俄共（布）采取了“极端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党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在艰难条件下发展了党的队伍，领导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其作用也值得肯定。从历史文化传统的层面看，沙皇俄国历史上素有专制的传统，千百万小生产者对权威的敬畏和崇拜，其影响短时期是无法彻底清除的，势必会在党领导革命、战争和建设的方式上留下痕迹。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执政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缺乏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革命和战争时期虽然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践中推行的是高度的集中，忽略甚至抑制民主。可以说，长期以来，苏共奉行的实质上是极端的集中制。在党的各个层级上，党的干部不仅拥有思想权威，还拥有了组织权威，在执政条件下，往往还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权威，党的领导体制的种种弊端，在斯大林时期都达到了高峰。
三、民主集中制的变形
后斯大林时期，党内几乎没有再出现有关集中和民主的争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长期固定写在苏共历次制定和修改的党章中，但党内缺乏民主、高度集中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进行了归纳：“（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40]在这个组织原则中，对集中制的规定具体而有力，集中制原则也确实被更多地应用于实践中，对民主制的规定则既空洞又苍白无力，从这里看，民主显然已让位于集中，民主应该服务于集中。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阐述基本没有变化，只是个别词句有了删减和改动。1952年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去掉了上述第四条中的“和全体党员”几个字；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上述的第二条改为“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和上级机关报告工作”[41]，增加了一个“上级机关”，把1952年党章第四条中的“绝对服从”改为“必须无条件执行”，这些变动表面上并没有改变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进一步强调了集中的实质。
民主集中制原则发生大的变化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一些补充，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党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实行集体制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对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党的委托承担个人责任”[42]，民主的原则有所强调，但高度集中的原则并没有丢掉。
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苏联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苏联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组织和政党，苏共党内的分歧严重，出现不同的纲领和对立的派别。在此背景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纲领，与之呼应，又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不再如以往那样，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而是表述如下：“苏共生存和活动的基础是，思想的共同性和党内的同志关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保证党内生活自我管理、党的利益同每个共产党员的利益相结合，保证普通党员的权利和自觉遵守纪律”，“党内保证发表意见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各个组织范围内，在整个苏共中，可以对社会和党的生活的迫切问题进行讨论和全体投票”，“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它们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它们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并且在苏共章程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但有关人员问题的决议除外。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任何一个机构为解决争执问题，有权通告基层党组织、直接通告共产党员或举行全体投票”，“党的组织和党的机构的工作建立在排除主观主义和独揽大权的集体制和个人负责制原则基础上”。[43]组织原则的变化确实突出了民主的原则，淡化了集中，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已公开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尽管长期以来，苏共领导人没有真正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此衍生出许多弊端，但改变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在党的生活中抛弃这个原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挫，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节 领袖交替制度的演进
党的领袖交替制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接班人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大问题。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后，列宁始终处于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地位。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列宁是党内外公认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建立怎样一种政治体制，最高领袖人物的交替又应建立怎样的制度，以保证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出现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苏共执政70多年间，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一、列宁临终前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交替制度，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苏俄实行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种全新的体制机制，在建国初期很不完善。而如何实现领袖的新老交替，虽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但在革命胜利初期，由于斗争环境复杂，工作任务繁忙，特别是由于当时领袖集体均属“年富力强”的年龄段[44]，因此，几乎无人谈及这个问题。列宁在1922年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前，他的所有著述中也从未提及这个问题。列宁此次发病后，四肢瘫痪，头脑仍十分清醒，政治局征得医生同意后，同意列宁每天口授5—10分钟。这一举措表明，不论列宁本人，还是党的最高层成员，都预感到列宁病情严重，他口授内容带有“遗嘱”的性质。[45]列宁在得到每天口授的条件后，立即向秘书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46]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提出，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他明确指出，要保持党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接着，他对身边共事的六名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一一作了评述。[47]这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公认是列宁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最明白的表态，带有“遗嘱”的性质。
由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党内除列宁以外能力最强、权力也最大的两个领导人，而两者在政治观点和性格特征上又经常处于对立的立场，列宁对此深表忧虑。列宁在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48]十天后，列宁又补充口授了下述内容：“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还强调说：“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49]
需要指出的是，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看，列宁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他担心会因自己的逝世而给党带来某种危机，在他看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很可能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两人的相互关系造成的。这两个人是俄共党内最有能力、有很高地位和威望、权力很大的领导人，一旦列宁逝世，他们两人中的一个人有可能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但这两人的政治主张和性格作风迥异，而且经常处于对立状态，这不能不使党面临来自内部分裂的危险。
列宁在信中，对他身边的六名领导人一一作了评述，指出他们的优点、缺点和弱点，但他无意指定个人接班人。对列宁来说，指定个人接班人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存在的，也是难以设想的，因为这是和当时俄共（布）的体制、规章不符合的，也是与列宁本人的民主作风不相容的。列宁所以对这几个人作出评论，克鲁普斯卡娅是这样说明的：“信[50]的目的是要帮助活着的同志们沿着正确轨道工作，因此除了优点，也指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这些同志的缺点，他们必须注意这些缺点，以便最好地组织党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信中对这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长期与之共事的同志毫无不信任之意。相反的，信中对他们有不少赞扬之词”。[51]
应该说，列宁对自己身后党的最高领导人问题确实有所考虑。但他考虑的出发点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当党的领袖去世的时候，如何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接班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有以下三点：其一，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至50到100人，以便让更多的人，包括来自基层的工人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列宁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中央委员会具有稳定性，因为“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人愈多，可以使某种不谨慎而造成的分裂危险就愈小”，又能检查、监督和改善党的领导机构。列宁说：“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52]。其二，对一些领导成员进行评述，不仅是列宁对这些人个人品质的评价，而是一个与党的稳定性直接有关的重大问题。信是写给代表大会的，列宁对这些人优缺点的评述，当时至少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使人们对这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有所了解，便于实行监督。对他们本人来说，列宁临终前对他们提出同志式的批评和忠告，希望他们改正自己的缺点，的确带有“遗嘱”的性质。这两方面，对于维护党的统一和防止党的分裂，都是必须的。其三，当接班人问题实际地提上日程的时候，列宁的着眼点不是放在个人交接班上，而是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检察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指望通过这些，使领导集团能够经受风浪的考验，不因他本人的去世而陷于混乱，也不因日后领导成员间的某些分歧和冲突而造成党的分裂。
列宁的“遗嘱”，或者说列宁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今天看来，既有远见，也有近忧。他已经看到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袖交替的正常化、制度化；又担心重病缠身的他，已经无力亲自来完成这件事情，而他设想的一些措施在实践中也不一定奏效，因此，可以说，列宁是带着深深的忧虑离开了人世。而他逝世后不久，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却在苏共党内开展了。
二、个人崇拜与领袖终身制
列宁逝世后，俄共和苏俄政坛上出现了一段“空位”时期。这一时刻，党内争论和斗争也激烈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大政方针上，主要是对新经济政策存废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虽然取得不少成就，但在党的领导人中未能形成共识，也未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这一政策作出评价和指出发展方向。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耐普曼”、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别扩大等），所以有相当一批高层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对新经济政策的走向一直心怀疑虑，于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之争成为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的重要内容。其二，最高领袖地位空缺和权力的角逐。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利用在莫斯科主持列宁丧礼的各种活动，努力为自己获取“列宁忠诚的学生和继承人”的政治资本，利用他在党内的职务和权力（他身兼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等要职，这是党内其他人所不具有的），在党内斗争中施展一系列策略和计谋，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一一打倒，1928—1929年间斯大林最终确立了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早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就有意识地进行一场“造神”运动，主要是把列宁奉为“神明”。在斯大林主持下，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开展“为纪念列宁征集党员”的大规模运动[53]，为纪念列宁而举行的各种追悼会、宣誓仪式，为列宁建造陵墓和保存遗体，阐释列宁主义定义并将其泛化和教条化。对于斯大林制造对列宁的“迷信”，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述说：“当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了葬礼，他在执绋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他还不顾列宁的未亡人和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抗议，把列宁墓安置在红场上。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列宁的谦虚和简朴的原则，可是他比任何欧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更懂得，大部分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后来千百万的老百姓走过这座陵墓，并从参谒列宁而‘获得力量’这件事，证明了这一点。”[54]
对去世领袖的“神化”，是为了对现任领袖的神化。当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以后，个人崇拜之风就在20年代末流行起来。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五十寿辰。在斯大林的默认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是列宁的唯一助手，是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许多党政领导人，还有从前的反对派人物都在文章中一味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赞颂。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个人崇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每个代表发言时几乎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古比雪夫在会上说：“在确定我国国民经济唯一正确的和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发展方向时，在确定预示着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将获得空前胜利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时，起着主要和基本作用的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正是他的天才的预见以及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卓越领导，保证了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各种宏伟的、人类史上划时代的任务。”[55]卡冈诺维奇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一个新的概念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56]
从30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个人专制作为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心所欲，很不正常。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5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13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斯大林实际上置身于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在苏共党章中，没有明文规定党的领导人任职期限。在个人崇拜之风日盛，国内又开展“大清洗”的严酷气氛下，加上后来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使斯大林作为“神”的形象高高矗立，谁都不敢冒犯，谁都不会也不敢提出党的领袖任期以及“接班人”问题，苏共党内领袖职务终身制就在事实上确立下来。
三、后斯大林时期的领袖交替
50年代，斯大林已进入高龄，健康状况也不好。但没有历史档案或权威的回忆录可以证明，斯大林指定某人作为他的接班人。像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从逻辑上讲，高度集权和终身制下的领袖，不会不考虑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因此，苏联国内外学者曾对斯大林的接班人人选——主要是从他对身边高级干部的升降、亲疏中进行一些推测。
斯大林身边曾有过不少亲信，包括日丹诺夫、沃兹涅辛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但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人选。
莫洛托夫是老布尔什维克，威望很高。卫国战争前当了十几年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大清洗的积极参与者，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莫洛托夫一直是他在政府中的副手，并且兼任外交部长。因此，在普通人眼里，莫洛托夫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重要领导人，当然也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但自从1948年莫洛托夫夫人被捕后，莫洛托夫于1949年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在党的十九大上，斯大林曾严厉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但这些事情一般被认为是不受信任的表现。
日丹诺夫和沃兹涅辛斯基一度曾是斯大林最赏识的人。日丹诺夫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通常是党内第二把手，他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大清洗的积极参与者。据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她的丈夫、日丹诺夫之子曾告诉她，1945年秋斯大林生病时，日丹诺夫日夜留在克里姆林宫，等待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可能转交给他，但日丹诺夫早逝。不过，有研究表明，日丹诺夫病死前已经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原因据称是他搞独立性，这是斯大林所不喜欢的。
沃兹涅辛斯基曾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经济专家，为斯大林所器重。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1949年秋，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联手炮制“列宁格勒案件”，将沃兹涅辛斯基置于死地。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如麦德维杰夫兄弟[57]认为，像沃兹涅辛斯基这样的案件不可能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说了就算的，下达指示的只有斯大林本人，而前者只不过是非常感兴趣的执行者。[58]斯大林之所以对沃兹涅辛斯基痛下杀手，也是因为他有改革的思想和主张。
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是斯大林“晚餐会”的常客。按常理，只有亲信才会常见面，物色接班人也需要经常考察对象。由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没有把其中的任何人作为接班人的可能人选，是不合情理的。四人中可能性最大的是马林科夫，在日丹诺夫去世后，他成为党内二把手。1952年1月8日，马林科夫50岁生日，联共（布）和部长会议发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贺电，称他为“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列宁勋章。在党的十九大上，他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作总结报告，一般认为，能担负这一重任的人是接班人的候选人选。斯大林逝世后，他在贝利亚的支持下，也确实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些似乎都证明马林科夫就是斯大林钦定的继承人。但也存在反证，表明斯大林并不完全信任马林科夫。斯大林在世时，马林科夫在党内的权力远不如日丹诺夫，他不管意识形态，这一领域是苏斯洛夫的专利。有学者认为，日丹诺夫和沃兹涅辛斯基死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平衡马林科夫的权力。十九大上斯大林拟定的新的主席团的名单，据赫鲁晓夫回忆，事先连马林科夫也不知情，显然是打算逐渐培植新人代替老人。总之，许多迹象表明，斯大林也并不是很信任马林科夫。[59]至于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给过他们接班人的待遇。
由此看来，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观点也许有一定道理，即斯大林真正中意的是一个理论水平比较高，又能维护和发展其个人崇拜的人。这个人就是帮助斯大林拟定十九大新主席团名单的人，因为，据赫鲁晓夫说，名单中有些人斯大林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个人就是不出头露面、鲜为人知的神秘人物苏斯洛夫，从日丹诺夫去世开始直到1982年去世一直主管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红衣主教”。[60]苏斯洛夫不愿卷入马林科夫—贝利亚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两派的权力斗争，宁愿做掌握实权的幕后工作，斯大林也明白这一点，当其他人激烈争夺时，把他作为“战略后备队”。[61]当然，这也只是麦德维杰夫兄弟的猜测，乃一家之言，并无确凿的史料依据。苏共十九大后，进入高龄的斯大林精疲力衰，他固有的猜疑他人的恶习使他无法确定自己满意的接班人人选，所以他没有发出指定接班人的确切信号，就撒手人寰了。
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即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全体会议，决定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等十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席会议改组了苏共中央，撤销原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局，成立新的主席团，委员由25名缩减为10名，候补委员由11名缩减为4名，书记处书记由10名缩减为3名。改组后的主席团，除两名外，其余十九大新当选的委员都被排除掉了。这样，斯大林在十九大上出于大换班考虑的安排，就被其继承者从权力分配的需要取消了。
尽管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21日马林科夫辞去书记职务后已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书记（正式选举是在1953年九月全会上），但由于自从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后，党的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受到削弱，连斯大林本人的总书记职务都很少在媒体上提及，因此，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的地位并不很高，没有人把他当作可能的接班人。这一点帮助了他，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曾设法联合赫鲁晓夫对付莫洛托夫，在他们看来后者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
贝利亚名义上是第二号人物，但他的野心很快引起所有人包括马林科夫的警惕，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赫鲁晓夫在清除贝利亚的行动中起到了某种关键作用，他以党内专任书记的身份，即以党的名义开展活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威望和权力，也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在七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更明确地提出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强调党的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全会，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由此，党的作用和赫鲁晓夫的地位大为增强，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的地位上升到第三，跃居伏罗希洛夫之前。剪除贝利亚后不久，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矛盾显现出来，尽管两人的分歧似乎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针上，但其中也包含着权力斗争的因素。最后，在赫鲁晓夫的步步紧逼下，马林科夫不得不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1957年，赫鲁晓夫击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集团”以后，他的领袖地位和权力日益增强，加上垦荒运动初见成效，国际环境也有所改善，使他的威信有所提高。然而，赫鲁晓夫是一个鲁莽的政治家，办事和制定政策缺乏远见和深思熟虑，不尊重也不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在其执政过程中常常可以见到他随心所欲，主观武断，造成经济、政治、外交等许多领域出现许多问题，引起其同僚的强烈不满，而他又在执政党最高领袖的位置上，谁都不敢轻易触动他的权位。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党内的领袖交替又一次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人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所不同的是，下台后的赫鲁晓夫，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成为一个领取养老金的公民。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比较重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在政治局内形成了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组成的“三驾马车”。集体领导开始运行得还不错，政治局和书记处每周定期开会，讨论问题，宣传上也不突出个人。但70年代中期后，勃列日涅夫逐渐培植和提拔了一批亲信，领导地位已经巩固，“三驾马车”就解体了，集体领导变得徒有虚名。70年代勃列日涅夫曾两次中风，年老力衰，但由于苏共始终袭用领袖职务终身制，党内没有建立起更换领袖人物的正常机制，因此勃列日涅夫仍大权独揽，使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僵化、停滞的状况。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尽管比较顺利，政坛上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但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仍然不是通过公开的民主的原则选举产生的，苏共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科学的领袖交替制度。
第四节 苏共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是一个党实现其纲领以及奋斗目标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因此，基层组织在党的生活和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明确要求建立从支部、区部、总区部到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自下而上的组织系统，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应该成为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群众组织中的核心，规定了基层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列宁也特别重视在工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认为党支部对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他认为在工人当中的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是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所依靠的基础。
一、早期党的基层组织
1.工厂党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
1902年9月，列宁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工厂、特别是在大工厂建立党的基层单位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在那里集中了革命运动的基本力量。列宁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任务时，指出工厂作坊支部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说：“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62]列宁强调在工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必要性，同时他又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本细胞”的思想。1906年5月，他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并提出，“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63]后来在《论党的改组》、《走上轨道》、《团结起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宁都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即工厂党支部是建设布尔什维克整个大厦的基础。
工厂党支部从1903年开始在俄国的一些大型企业中建立起来。由于客观的革命形势需要，当时设想党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委员会领导整个地方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地方工作。委员会设立附属机构和分部。首先是成立以区小组和工厂分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代办员网，他们在和平时期主要搞宣传鼓动工作，在战争时期则组织示威游行，同时明确规定了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都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和分部。
作为委员会下属的工厂工人组织虽然在内部是秘密的，但是外部应该向各个方面发展，列宁批评了纯粹工人式的和工会组织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统，强调有极少数革命者组成工人小组和工厂委员会，而这些革命者是受到委员会的委托和授权，在工厂中执行党的各项任务。最初的工厂委员会在建立的时候，应该随之建立一系列执行不同任务、有不同秘密程度和组织形式的工人小组。列宁特别提到了建立书刊投递散发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监视特务小组、领导职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小组、宣传鼓动小组的意义。
由此可见，当时虽然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和党支部，但是这些工厂党支部和工人小组基本上都是党中央的附属机构，党中央通过一定的授权和委托——特别是在地区党组织和基层组织人员的组成和宣传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实行领导和管理，为了加强对地区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列宁还建议实行党内报告制度。列宁充分肯定工厂党支部的作用：应当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所依靠的基础，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
2.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布尔什维克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月革命之前和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前，当时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当时党的工作主要围绕着如何取得政权而展开斗争。基层工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工作的主要方式在和平时期是通过发行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革命理论，积累革命力量。当时列宁认为：“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分委员会工作的成绩如何，要看这种小组多不多，流动宣传员是否可能深入这些小组，而主要的要看小组在散发书刊、搜集情报和通讯方面的经常性工作搞得好不好。”[64]虽然布尔什维克受到沙皇政府的不断镇压，但是在最困难的时期，还有一定数量的布尔什维克的小组和个人在工厂，特别是在军事工业和军队中继续活动。二月革命之后，通过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努力工作，使得苏维埃逐渐布尔什维克化。在十月革命前夕，全俄工厂委员会会议的167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96名。[65]
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党的基层组织也随之成为党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基础，在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章上明确规定了“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并要求在工厂企业、农村、军队、政府机构中都普遍建立党支部。随着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党支部的数量也大大增多。不仅在工厂企业中和农村、部队中建立起党组织，而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居民生活区等许多部门都建立起党组织。由于党支部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任务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这些部门中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联合全体共产党员，使他们能够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保证并监督他们在生产活动、社会性服务活动，以及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保障共产党员履行党章规定的任务和职责，拥有党章给予的权利。
党章明确规定，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提高党在遵守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领导原则基础上提高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准备和召开党员大会；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完成党所委托的任务；努力加强党的纪律。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把党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把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他们去实现党的政策。党章还规定，基层党组织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工作，领导劳动者为完成国家计划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党员要努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善工作质量，挖掘和更好地利用内在潜力，在生产活动中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产生了。它首先是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自发的一个创举，列宁曾经高度评价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具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后，各基层党组织纷纷效仿，星期六义务劳动便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纷纷开展起来。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体现的新的劳动态度和革命精神，是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党的某些基层党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思想教育的成果，同样这也是战斗性最强的劳动者积极承担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表现。
1929年，在建设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两座冶金联合工厂时，有1.2万名男女青年响应共青团的号召，奔赴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他们住帐篷、土窑，吃得半饥半饱，用铁锨和十字镐挖地基，日夜不息地轮班干，这两座大厂终于建成。这两座工厂1932年生产的铁，比全国所有老厂生产的总和还多。在“二五”计划期间，苏联全国掀起了称作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193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煤矿的一位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用6小时挖了102吨煤，超过定额13倍，人们纷纷学习他的榜样，生产革新手接连打破劳动纪录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这些都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创举。
1937年，苏共有102 475个基层党组织，1941年发展到184 238个，1947 年296 568个，1957年344 325个，1967年337 915个，1977年394 014个。[66]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工厂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部队机关，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单位都建立起了基层党组织，这是苏共基层组织发展扩大最快的时期。在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作出决定，把“党支部”这一名称改为基层党组织。在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为止。
1939年，从联共（布）十八大开始，基层组织还被赋予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行使党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利。正是这一规定，成为党领导业务，凌驾于行政工作之上，并最后取代行政工作领导的理论依据。所谓“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利”最早只给了主要包括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农业机器和拖拉机站在内的农业生产企业的党组织。从苏共二十四大开始，又把这一权利扩大到科研、文教等事业单位，继而又深入到全国所有的重要部门。这就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党的支委会有权任意检查和监督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执行党和政府指令的工作情况。不仅可以随意检查某个车间、科室、生产工段、系主任办公室等一般单位，而且可以听取这些单位领导的工作报告，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生产、考验和教学等方面的情况资料。以“党组织努力加强每个单位领导者对完善管理以及把领导水平提高到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责任感”的名义，“在必要时，党组织也可以采取对领导某些工作部门的共产党员施加党的影响的措施，向党和国家的上级机关提出关于劳动集体及其领导者的工作的问题”。[67]
就这样，苏共通过基层组织对行政工作的监督机制，把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事务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从而也就从宣传群众、带领群众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转变成一个监督工具，党员的作用也随之改变为监督其所在单位其他非党员工人群众，从而人为地造成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这也许是苏共基层组织脱离群众，丧失群众基础的开端。
二、苏共基层组织的活动
1.基层党组织的结构
十月革命后，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发生变化，党的任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执政党，俄共必须领导和掌握各级权力机关，包括选举产生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国家的经济以及社会政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除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外，还要通过契卡等强力机关，直接参与镇压反革命叛乱和各种破坏活动，如此等等。由于职能的转变，增加新生力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否则党就不能继续领导苏维埃政权并保证取得胜利。
与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相结合，是俄共执政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为此，大规模地从工人中吸收党员，一方面表明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间扎根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发生了重大改变。1920年3月，党员的人数为61.2万，一年后增加到73.2万。其中工人党员在1920年约为27万，1921年增加到30万，农民党员则由1920年的1 800人猛增到1921年的20万人以上。[68]
基层党组织按照生产部门建立，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单位，都可成立党组织。特殊情况，可以经过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直接批准建立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下面，还可按工作队或其他生产单位成立党小组。
基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党员大会，其任务是：接受新党员入党、决定对犯错误的党员的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到1988年为止，苏共的基层组织共有44.2万个，工业及交通、邮电部门占了大多数，达25.5%，有11.3万个；其次是教科文单位，即学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和医疗单位占23.8%；往下排列是其他部门占18.5%，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占17.3%，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加起来只有11.3%的比例。
基层党组织的规模一般都不超过50人，15—49人的占多数，为40﹒2%，15人以下的占39﹒5%，50—100人的占12﹒9%，100人以上的基层组织只占7﹒4%。
同样，在党员的社会结构中，工人党员的数量所占的比重最高，苏联晚期，在总数为1941万人的苏共党员中，工人党员人数占45﹒3%，职员和其他人占43﹒1%，农民党员只占11﹒6%的比重。[69]
2﹒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
列宁早就强调对共产党进行改革，加强民主化和监督机制。1921年俄共（布）十大提出，为了适应向和平时期的转变，在军事时期形成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要发生变化，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领导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必须改变。列宁强调：“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70]这种工人民主制随着基层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可惜，这一要求并未贯彻实施，工人民主制也有名无实。
表8.4 基层党组织书记受教育情况（%）
续 表
注：从1939年起，苏共把受过不完全高等教育和不完全中等教育的书记全部划归为受中等教育一类。
表8.5 苏共党员受教育情况（1984年以前）[71]
注：%表示在全体党员中所占的比重。
从以上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苏共党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1983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据1988年的资料统计，截至1987年1月1日，苏共党员中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上升到32.6%，受过中等教育者人数最多，占44.8%，受过不完全中等教育的人数占13.1%，受过小学教育者占7.5%。[72]党员中只有中等和小学教育水平的人数在不断减少，高等教育的人数在逐渐增加。这表明，苏共党员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工人党员数量的增加，党员教育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并没有使得苏共执政能力得到应有的提升，反而在90年代初期，苏共丧失了执政地位，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加入了苏共，在党员队伍中占主要地位，他们更多的是技术型干部和行政型官僚，正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发动了来自“上层的革命”。苏共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努力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理想信念坚定、敢于和善于斗争的先进分子，而是只要求他们服从上级领导的意志，成为机械地贯彻上级意图的工具，所以导致上层出了问题，基层党员不知所从，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败亡。
3.基层组织职能的弱化
苏共基层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80年代，逐渐丧失了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逐渐演变成为当时党的最高领袖个人的权力执行工具。为什么像苏共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经验、优良传统的大党、老党未能阻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生活也逐渐涣散、变形？曾任苏共中央党务组织工作部副部长克留奇科夫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
（1）违反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它在一定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所替代，丢掉了许多固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传统：所有党员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无私无畏，自我牺牲，随时准备服从社会利益的需要，反对庸俗作风、阿谀奉承、自私自利等不良作风。
（2）许多党组织丧失了战斗力，不能坚持原则，不能抵制日益严重的贪污受贿、互相包庇、为所欲为、官僚主义、欺诈勒索、纪律松懈、酗酒以及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等现象。(www.xing528.com)
（3）经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作用被削弱，执行机构——党委常委、党委书记级的实权大大增强，广大党员实际上被取消了参与决定、讨论党的重大问题的可能性。
（4）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建立，各级党委实际承担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大量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愈来愈多地陷入具体事务之中，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的政治性质，减少了党委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党内生活、民族问题、青年问题的注意力。
（5）干部政策中技术至上的倾向严重。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和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多半是工农业问题的专家，缺乏政治领导者的素质，不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习惯于采取命令和行政手段，对批评意见往往采取错误的态度。[73]
随着30年代逐渐兴起的个人崇拜和行政组织官僚化，苏共基层组织逐渐演变成具体的官僚行政机构，很多基层党员缺乏科学的理论修养和价值判断，往往盲目崇拜权威，成为贯彻上级领导意志的工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弱化和蜕化，丧失了基层组织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苏联晚期党的基层组织的瘫痪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执行和深化改革任务的决议》重新确定了苏共的地位和职能，之后戈尔巴乔夫将对党的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包容了苏共全党近两千万党员、数量超过40万的苏共基层党组织上。这种所谓“新的方式”，就是戈尔巴乔夫要求的：“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基本思想就在于确立党员群众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来理解基层党组织的作用。”[74]
另一方面，随着广大党员受教育水准的不断提高，党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在广大党的基层干部中间，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被僵化教条式宣传和理解，已经不能吸引广大党员，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潮则在党内迅速蔓延开来，党的思想武装被解除，党的组织功能和组织作用逐渐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伴随着苏共的蜕变也发生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党的高层意识形态蜕变，基层党组织思想混乱
苏共本来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长期以来在广大苏联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自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之后，党的奋斗目标改变了。1986年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宣称，苏共现阶段的具体任务是：“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其目标是：“使劳动人民及集体与组织经常地、积极有效地参与和解决国家社会生活问题上日愈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的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进一步提出，改革是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把改革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1990年2月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和3月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中，不再提“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把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国际主义和全人类价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一提法的改变，在苏共内部和广大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普遍感到失落和厌倦，甚至不再承认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党的威信不断降低，退党的人数不断增加，而留在党内的人因为没有统一的目标，也像一盘散沙。一项当时对19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1 600名党员，910名基层党组织书记，129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上百名不久前退党人员的征询调查表明，65%的党员不认为发展多党制是罪孽；30%多的人认为，在苏共党内不同派别和纲领的存在是有益的。在被征询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中，46%的人支持在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35%的人对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不赞同或不作回答。在一些关系到基层党组织在劳动集体是否继续存在的原则性问题上，一些党员受到非党化思想的影响，原则立场不坚定，是非观念模糊。许多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没有成效，缺乏活力，威信下降，如在格鲁吉亚和格罗涅兹，对基层党组织工作持肯定态度的被调查者仅占9.8%和16.9%。[75]
2.基层党组织数目锐减，党员数量急剧下降
1987年，苏共约有党员1 900万人，基层党组织44万多个，党小组近73万个。[76]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党员由19 487 822人降至16 516 100人，足足减少290万人。[77]仅在1990年的头五个月里，退党的党员人数就达到13万之多，相当于1989年全年退党的人数。当时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В.С.卡登尔金在谈到该厂党员状况的时候说道：“我们厂有职工26 000人。1989年有9 072名党员，到今天（1991年初——作者注）只有1 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78]在退党的人当中，工人党员的数量同样是最大。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的统计，“工人党员退党的人数比知识分子多一倍，比退休党员多2.5倍”[79]。当时基层党组织书记以及党的领导干部退党的情况也非常突出，1990年在科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中有260名书记和副书记宣布退党。
伴随着基层党员数量的减少，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在急剧下滑。在对克拉斯诺292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调查中，有68.2%的人承认，他们领导的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与1985年相比减少了。科姆地区第二书记阿·科尔希科夫在谈到所在自治共和国党组织状况的时候说：“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党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 014个党小组。组织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7.5%。”[80]国防企业内部的基层党组织1989—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连、营没有了党的组织。[81]
3.基层党组织丧失了应有的功能，基本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确立了在新的条件下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并罗列了诸多基层党组织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苏共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已随之发生质的转变。取消宪法第六条以后，苏共主动放弃了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宣称自己只是以一个议会党的身份存在于苏联社会。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苏共基础的基层党组织，其职能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即由过去劳动集体的政治先锋队转化为苏共在社会基层为赢得选民和选票而建立的政治组织，这也是苏共基层党组织丧失战斗力的思想根源。
苏共基层组织所具有的监督行政机关工作的职能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了活动。[82]一些工厂中的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再活动，到1990年夏，一些国营大型企业的党委会拱手交出了自己的“阵地”，被逐出了工厂企业。譬如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这个享誉苏联的著名大企业当中，通过该工厂举行的一次全厂范围的大讨论，讨论“将厂党委会及其职能机构驱逐出工厂”的议案方式进行公决。经过推算，赞成将厂党委赶出工厂的人数几乎占了全厂员工总人数的55%。这一事件在苏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乌拉尔马申”事件。伴随着企业的党组织受到冲击的同时，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些工厂的党委书记被剥夺了了解企业活动情况的权力，被逐出了劳动集体委员会，甚至还被没收了工厂出入证，工厂精简职工也首先从辞退党员开始。其中，“尤尔津机器制造厂”生产联合体劳动集体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将工厂党委会强行迁出工厂。到1990年初，仅在科梅尔地区被逐出工厂的党委会就有32个之多。
接收新党员是苏共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在这个时期，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出现滑坡，入党人数急剧减少。从全国基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情况来看，每年都在下降。例如，在切良宾斯克地区，入党人数从1986年的6 000人，降到1989年的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发展党员4人。长期以来，从共青团员中吸收入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60%之间，如今这种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争取入党的团员青年已越来越少。切良宾斯克电力冶金公司党委书记阿·希·安德列耶娃在谈到青年入党问题时就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我们得不到他们的信任。”[83]在军队中，新党员的数量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4.组织原则丧失，上下级关系混乱
苏共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把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党的组织原则。一直到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仍然如此，其中还包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等内容。可是到了1990年，苏共中央在二月全会上提出要“革新”党的主张。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内的群众权力上面”。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中，也进一步强调要“克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那种有利于利用这个原则培养兵营式的等级纪律的理解”。接着在三月全会上，他又提出党内生活应该“具有真正民主的特点”，党内关系应“具有新的性质，即民主主义和同志协作，意见多元化和公开性，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和必要的党的纪律相结合”。这样，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公开对党的原则提出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它的领导机构的关系日益紧张。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拒绝上交党费，上级机关则对基层组织采取强制措施，造成混乱的局面。有些基层组织和上级机关协商“移交”权力，一些地区将党的机关的去留大权交给基层党组织讨论投票决定。于是出现了基层党组织从纵向管理体制向横向管理体制的急剧过渡，这标志着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91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苏共基层党组织“横向”联系的最终确立。
1991年“8·19”事件之后，叶利钦宣布实行“非党化”法令，戈尔巴乔夫即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随后，苏共就在一夜之间宣布被解散。此刻，全党上下竟然没有一处举行示威反抗和抵制，许多党员群众自发聚集到苏共中央大楼之前，他们不是来声援苏联共产党，而是痛斥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苏共数量众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平静”地接受了苏共解散这一现实。苏联后期，苏共的组织建设日益薄弱，基层组织越来越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队伍质量不断下降，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有学者指出，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 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和总结。
【注释】
[1]【苏】列·乌曼斯基、鲍·什康丁编：《苏联各族人民数字与事实》，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2]唯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单独召开代表大会，也不设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
[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29—330页。
[4]党章规定每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5]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一方占了主席团的大多数，他们对赫鲁晓夫进行指责，要求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处于劣势。在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谢罗夫和朱可夫等人的帮助下，赫鲁晓夫成功地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依靠在二十大当选的新中央委员的支持，赢得对马林科夫等人斗争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将马林科夫等人定为“反党集团”。
[6]此前1918年3月召开的七大是一次专为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和修改党的名称而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
[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 9 6 4年版，第566页。
[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6页。
[9]《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1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页。
[11]从战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时为止，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斯大林晚期常务委员会没有正式的会议，更多的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院里，斯大林同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会面，先看电影并闲谈，然后再去斯大林的“近郊别墅”喝酒、跳舞、讲故事，进行所谓的“会议”。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440页。
[12]《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1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6页。
[1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3页。
[15]另据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主席团中存在一个9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是违反党章的。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1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页。
[17]《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30页。
[1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1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21]《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22]同上书，第366页。
[23]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24]据一些学者考证“，民主集中制”这个词来源于孟什维克。从历史上看，这个词最早于1865年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使用。参见《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25]《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26]《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155页。
[2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7页。
[28]同上书，第566页。
[29]【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3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31]同上书，第135页。
[3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
[33]同上书，第54页。
[3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7页。
[3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242页。
[3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页。
[3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38]根据俄共（布）十大的决定，当时没有公布有关这方面的决议内容。
[39]参见【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491页。
[4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8页。
[41]《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4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4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49页。
[44]列宁生于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才刚过50岁；托洛茨基、斯大林均生于1879年，布哈林生于1888年，当时俄共领导班子总体上尚属年轻。
[45]参见《列宁值班秘书日志》及《年表》，载《列宁全集》第43卷，第458—464、694—699页。
[46]按口授的时间看，该信应给一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但当1923年4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时，列宁虽已不能视事，但生命尚未停止。故这封信在十二大上没有公布。直至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在同年4月召开的十三大上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宣读。
[47]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746页。
[4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页。
[50]信是指列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
[51]《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16期。
[5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
[53]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这一运动中，在短时期内就有24万多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6页。
[54]【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5页。
[55]《古比雪夫文集》，学习杂志社1955年版，第334页。
[56]《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7页。
[57]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兄弟是当今俄罗斯著名学者，他们的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甚多，但对作者译名不一，本书为规范起见，正文中一律用“麦德维杰夫”，注释中保留译著中的姓名。
[58]【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3页。
[59]同上书，第57、61—63页。
[60]同上书，第54—58页。
[61]【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1页。
[62]《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6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64]《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65]【法】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66]【苏】М.谢戈列夫主编：《党的建设》，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讲。
[67]【苏】М.谢戈列夫主编：《党的建设》，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讲。
[68]参阅【法】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8—269页。
[69]【苏】《政治教育》1988年第3期。
[7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3—54页，转引自左凤荣：《导致苏共败亡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
[71]资料来源：【苏】《党的生活》1983年第15期，下同。
[72]【苏】《政治教育》1988年第3期。
[73]【苏】克留奇科夫：《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它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苏共党史问题》1988年第10期，转引自《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9年第3期，第15—16页。
[74]《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7日）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75]转引自谭继军：《巨变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4期。
[76]【苏】《党的生活》1987年第21期，转引自《苏联史纲》，第763页。另外一种说法“截至1991年，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已达到42万6千多，车间党组织达到40万1千多”。参见谭继军：《巨变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4期。
[77]【苏】《党的工作者手册》，1989年版，第589页，转引自《苏联史纲》，第764页。
[78]【苏】《党委会的艰难之日（切良宾斯克圆桌会议摘录）》，《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56页。
[79]【苏】多申科等：《1990年秋：共产党员的情绪》，《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转引自谭继军：《巨变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4期。
[80]【苏】《党的生活》1991年第14期。
[81]【苏】В.М.谢苗诺夫：《军队党组织向何处去？》，《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8期。
[82]谭继军：《巨变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4期。
[83]【苏】《党委会的艰难之日（切良宾斯克圆桌会议摘录）》，《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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