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与帝国思想的契合：苏共执政模式研究

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有其科学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所以，俄国革命的胜利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积极的回应，中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革命也昙花一现，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从存在两个星期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到存在三个星期的斯洛伐克苏维埃政权，再到最长133天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莫不如此。列宁所设想的从俄国革命开始，然后德、法、英等国无产阶级来共同完成世界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列宁“输出革命”的尝试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1920年苏俄红军对波兰的进攻是推进世界革命战略的一次尝试，当时列宁和俄共（布）许多领导人确信，只要苏俄红军在波兰和德国一出现，就会受到那里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结果，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不仅没有得到波兰工人阶级的支持，反而受到了民族主义的顽强抵抗。在波兰军队的反攻之下，红军遭受到惨重失败。

2.作为一种巩固政权工具的“世界革命”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利益应当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但革命胜利之初，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列宁的观点有所转变，开始把保存和巩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即唯一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列宁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列宁认为，此刻，不应奢谈革命，首要的是巩固新生政权，保住苏维埃这个“新生的婴儿”。在此背景下，列宁力排众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在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极端的仇视、恐慌和不安，企图依靠武力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协约国帝国主义通过经济封锁，大力策动并援助苏维埃俄国境内的反革命势力，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等获胜的协约国集团，集中力量，掀起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自1919年春开始，英法军舰开入黑海并侵占了敖德萨和南高加索地区，同时美英军队在北部登陆并很快占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日美军队也从远东地区登陆。在基本封锁了苏维埃俄国同外部海陆交通的同时，外国干涉军还与俄国内的反叛力量相配合，从1919年春到1920年春，先后利用旧俄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及波兰军队，从东、南、西三面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疯狂进攻。

在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之下，不仅大部分国土一度为反动势力所控制，而且在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大城市，也发生工厂大部分停产，居民忍饥受冻的情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的险峻关头。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人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击退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在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外交战线上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推进世界革命，努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后方，阻止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进攻，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给苏俄的支持一向十分重视，强调全体工农劳动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同情”，是“敌人对我们的一切侵犯归于失败”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10]“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11]1918年底到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掀起了革命风暴，发动了“不许干涉苏俄”的群众运动。为推进世界革命和巩固苏俄政权，1919年3月，俄共（布）在莫斯科发起成立了国际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的主导和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努力把俄国革命运动的成功经验在西欧各国加以推广，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12]紧接着，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共和国必然一方面要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要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13]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积极开展活动以推进世界革命和声援苏俄，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当时，列宁和苏俄鉴于当时的险恶处境，他们所持的立场和口号是正确的，但是，也含有过分强调了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忽略了它们在民族利益上的差异。苏波战争的实质就表现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上。

在国际工人阶级声援下，苏俄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在同国际帝国主义第一轮大规模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使苏维埃俄国屹立在欧亚大陆上。

20年代初，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继失败，期望在短期内爆发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已没有希望。1920年底，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际关系随之出现一种均势，即苏俄不可能通过世界革命推翻各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无法联合起来扼杀苏俄。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切需要苏维埃俄国改善外部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联系。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4]在这种形势下，苏俄认识到，世界革命将是一个很长时期的斗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应首先搞好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进行经济建设，必须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恢复与它们的经贸联系。1921年3月，苏俄同波兰签署里加条约后，列宁开始放弃马上进行世界革命的思想，把搞好国内经济建设作为俄共（布）的首要任务。他说：“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我们的主要影响。”^[15]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也认识到，使用武力无法扼杀苏俄，它们国内的经济复兴也需要恢复与俄国的经济联系，以利用俄国的市场和原料，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并最终确立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同一切国家建立更持久更巩固的和平关系”^[16]。在和平共处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外交逐渐在国际上打开局面，为国内建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苏共都执行的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两重性外交。一方面，希望通过改善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期望通过共产国际来推动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使世界革命高潮早日到来。苏俄虽不像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那样，把维护民族独立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但仍然视自己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把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同时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改善自己国际地位和增强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其讲话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表达了对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期待，布哈林甚至还提出了所谓“红色干预权”的理论。1922年11月，布哈林就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发表讲话时说：“关于红色军国主义的喊叫甚嚣尘上，我们应当在纲领上确定，每个无产阶级国家都有权进行红色干预。”^[17]拉巴洛条约签订后，苏德关系刚刚有所发展，1923年秋，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积极通过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在德国策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汉堡十月武装起义。但此次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迫使当时的苏俄领导人只能暂时收起了世界革命的口号。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战略守势，争取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是苏联基本的对外战略方针。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开展了较为活跃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和周边邻国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正常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往来，这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确保自身“安全战略”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对外战略仍主要围绕以下两个目标展开：短期内，外交政策要确保国家安全，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长期战略仍强调推动世界革命，最终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在实践中，苏联共产党也摆脱不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国家政治准则，世界革命往往成为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和工具。

斯大林当政以后，联共（布）开始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甚至凌驾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之上，不顾各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共产国际来全面指导和控制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忽视他国的民族利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由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安全环境恶劣，斯大林曾明确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他强调说，对“保卫苏联”的态度是区分各种各样集团、派别和政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8]。当时，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的处理上，中苏两国政府之间发生争议，苏共不顾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共产国际指派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民族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各项指令，甚至要求中共调兵北上，去“保卫苏联”，所有这些，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19]

与此同时，苏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和世界革命的前景作了新的估计，认为帝国主义为了准备新战争，除了扩张军备和组织新的联盟以外，还必须巩固后方，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控制，而这种残暴的压榨必然引起各宗主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据此，斯大林认为，当时“欧洲正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强调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乃是制止、推迟战争，保卫苏联的重要因素。20年代中期，苏联利用英国工人罢工之机，向英国输出革命。^[20]1927年5月27日，英国以苏联干涉内政为由宣布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并宣布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英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6月1日，联共（布）中央发表“告党组织、全体工人和农民书”，号召苏联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把6月10日至17日宣布为“国防周”，开始备战。苏共领导人一直过分渲染“外部威胁”，并将其作为国内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和手段。1927年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不适当地估计了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过早地把国家引向了备战的轨道。针对英国的行动，斯大林指出：“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21]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尤其是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联共（布）提出了所谓“第三时期”理论，以“左”的观点错误地估计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革命形势，对包括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走上了公开扩军备战道路，蓄谋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夺取世界霸权。针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疯狂扩军备战，联共（布）中央于1933年12月12日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苏联外交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

30年代下半期，英法等国竭力推行对法西斯德国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苏联为摆脱慕尼黑会议后的不利局面，对外战略做了必要调整，就是要在坚持力争集体安全、联合反对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前提下，把防止反苏战争、确保自身安全作为首要战略任务和一切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39年3月中旬到8月下旬，苏联政府在同英法两国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同德国法西斯政权进行着秘密谈判。8月21日，英法苏三国谈判宣告失败。紧接着，8月23日，苏联就同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本人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下令各国共产党停止反法西斯宣传，并与德国签订秘密协定，瓜分波兰，这些行径，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可以看出，只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才是斯大林和苏共对外战略中的首要选择，为此可以抛弃其他一切。基辛格在评论斯大林外交战略时说：“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22]更有甚者，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斯大林为建立所谓“东方战线”而对波兰、芬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实施军事入侵，这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再也闻不到苏联有国际主义的气味，它所奉行的只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扩张政策。

与此同时，苏共仍企图利用相对有利的条件来推动世界革命进程，但要求世界革命必须服从苏联国家利益，要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转移。在强调阶级对立的同时，为寻求自身的安全，斯大林往往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而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求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1929年资本主义大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使苏共重又燃起了世界革命高潮立即就会到来的期望。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指出：“在俄共（布）代表团的积极参加下，共产国际及时估计到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群众积极性增长而引起的力量的重新配置，确定并坚决地执行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独立领导阶级斗争并对法西斯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策略。”^[23]苏共通过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的敌人之一，要求各国共产党与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加快了德国法西斯夺取政权的步伐。正是由于苏共往往以自身国家利益为转移，政策变化无常，使各国共产党不知所措，给反法西斯战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第二节　第二次转折：从阵营对抗到霸权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苏共原有的对外战略被迫中断：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同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同盟，出于安全需要扩张战略空间，实现战略转变。

可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出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的差异和对立，很快进入了冷战时期，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大阵营全面的对立和对抗。

一、阵营对抗战略

1.阵营对抗战略的出台

战后初期，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为国内重建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出发，斯大林希望能够维持与西方大国的合作。但其后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24]，以及希腊、东欧和德国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这表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上是互不相容、根本对立的。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可避免性。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指出：“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就要进行战争来破坏其体系内部的均势，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在现今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避免战祸的。^[25]为此，斯大林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恢复经济，发展基础工业，增强国防力量，用大概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苏联拥有防止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这篇演说立即引起西方，特别是英美政坛的强烈反响。随后，凯南八千字电文所提出的对苏“遏制理论”和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更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紧接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加快了大国之间从战时合作向对峙的转变。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的第3、4天，就分别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苏联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为阻止出现美国控制西欧集团的局面，派莫洛托夫率团赴巴黎会谈。但出于对西方向东欧势力范围渗透的担心，苏联最终在同英法谈判中没有同意由美国资助的欧洲组织来实施监督的现代化计划，开始转向抵制马歇尔计划。

此时，苏共认为，为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防止东欧可能出现的对苏离心倾向，成立各国共产党参加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以加强苏共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控制显得尤其必要。作为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1947年9月22日成立了业已酝酿多年的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26]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战后战略格局变化的判断，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宣言》指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战后时期的发展，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结束后，原本战时就在同盟国阵营内部存在的、在确定战争目的与处理战后和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更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了两条根本相反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在于摧毁帝国主义和巩固民主；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帝国主义和绞杀民主”，“这样，两个阵营形成了：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而“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中的欧洲一章而已”。^[27]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就是要在统一协调和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础上，同西方阵营进行全面对抗。随后，苏联加紧了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制。在苏联的支持下，东欧各国很快把非无产阶级党派或“共产党化”，或从联合政府中清除出去，共产党独自掌握了国家权力。

随着与西方国家矛盾和摩擦的不断出现，苏联同东欧国家政治关系不断加强，经济往来也愈加密切。为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也为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1949年初，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28]于是，两个阵营形成两个世界市场，两个世界市场又加剧了两个阵营政治上的对立。特别是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以后，联结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人为地关闭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门。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两个阵营”理论的提出，表明苏共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形势的新观点，即决定以对抗来取代战后初期所奉行的与西方合作政策，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正式开始。1955年5月，西方国家接纳联邦德国的巴黎协定批准生效^[29]，苏联、波兰等八国在华沙举行第二次会议并缔结了《华沙条约》，从而形成了与西方相对抗的东方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使两大阵营的对抗发展到军事领域。

2.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

在“总危机论”和“世界革命论”的指导下，苏共处理与外国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总体上要服从苏联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需要。在与这些党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中，苏联往往持大党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甚至凌驾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之上，而使其他国家、民族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和践踏。

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使东欧各国团结在苏联周围。大战后期，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东欧各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共产党在各国均居于领导地位。战后初期，为维持大国间战时形成的合作态势以保证苏联在战争期间所获取的政治利益，斯大林主张在东欧各国确保共产党主导地位的同时，要求共产党与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党、社会党、农民党组建联合政府，不赞成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为此，苏共曾就组成联合政府问题向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建议和批评。斯大林甚至表示：“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30]所以，战后不久，只有靠自身力量获得解放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出现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其他国家大多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组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斯大林和苏联的这一比较开明的态度不久就放弃了。

1947年6月初，美国提出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得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准备派代表参加巴黎会议。但6月底的苏、英、法三国外长就马歇尔计划巴黎会谈破裂后，苏联决定抵制马歇尔计划。这样，苏联声称，谁参加马歇尔计划就是与苏联为敌，在这样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取消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同其他东欧国家一道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了抵制立场。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承袭了共产国际的许多错误做法，曾通过决议批判法共、意共所持的合法斗争策略，主张转向罢工运动，还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取消民主联合政府，组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样，情报局一开始便成了苏共指导、控制各国党的活动和推行苏联模式的工具。按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指示，在苏联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手段很快把亲西方政治势力（事实上，有些并非是亲西方的政治势力，而是对苏联的控制表示不满而已，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等）从联合政府中清除出去，形成共产党一党执政局面。苏南冲突爆发后，苏共愈加感到加强对东欧国家控制的重要性。情报局通过有关南共决议后，苏共在东欧各国党内展开了一场所谓“反对铁托分子”的运动，对党内具有独立自主倾向的领导人进行清洗。运动中，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党员遭到迫害。^[31]此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苏共更加强化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控制。

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苏联除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外，开始实施“莫洛托夫计划”来加强同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32]1947年7月，苏联先后同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定，包括苏保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苏保商品贷款协定，苏匈供货和支付协定，苏匈贸易及航运条约，以及苏阿商品贷款协定等。8月，苏联又先后同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署了贸易协定。这样，苏联把同西方及其他地区的贸易活动大都转向东欧，使双方保持频繁的经济往来，而同时东欧国家与西方的贸易与以前相比，也急剧萎缩。为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1949年1月“经互会”成立以后，又先后吸纳了阿尔巴尼亚（后又退出）、民主德国、蒙古、古巴、越南等国加入。经互会的宗旨，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交流经验。经互会初期活动主要在流通领域，50年代中期扩大到生产领域。对苏联而言，成立经互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阻止西方势力的渗透。由于东欧经济并入苏联轨道最初比较顺利，使得苏联领导人认为有可能利用社会主义国家间联合的经济力量，达到在集团对抗中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因此，1952年斯大林在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

斯大林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因而现在就有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两个平行市场论认为，在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是不断衰败和缩小的；而社会主义市场是不断繁荣和壮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不仅如此，斯大林认为，战后形成的这两种经济体系是互相排斥、对立、互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参与西方经济体系的活动。因此，从根本上说，经互会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而是试图通过组织内部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增强社会主义市场力量，压缩和挤垮资本主义市场的目的。这样，经互会只是试图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进行合作，实际上成了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组织，不可能有效地利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来提高效率。

“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提出，与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封闭性密切相关。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争论中，虽然也触及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相互依赖的问题，但他没有从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两种制度的关系，反而过分夸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潜力，从而使苏联经济和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为使苏联和苏联经济避免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和辅助企业，苏联应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苏联工业和苏联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33]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经互会完全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和运行的，它名为由若干国家组成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但它不可能是开放型的，只不过是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的大封闭取代了苏联一国范围的小封闭而已。

斯大林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否定了战后开辟的世界统一市场，使东欧各国只能采取与本阵营国家内进行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的政策，并不准它们与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联系。与之相对应，西方阵营在冷战时期也在战略物资上对东方阵营国家实行限制、禁运、制裁等敌对措施。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越来越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斯大林逝世后，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明确重复斯大林的这个理论，但他们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显然也继承了这一理论，因而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

3.苏南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为维护战时既得利益，在对外政策中，苏共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问题。而很快爆发的苏南冲突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首次大分裂，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二次大战期间，苏南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和摩擦，但至少到1948年1月以前，铁托所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一直是苏共亲密的盟友和忠实的合作伙伴。尽管在同前南王国流亡政府合作和国王回国以及给南斯拉夫游击队物质援助和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铁托和斯大林之间存在一定分歧，但对两党关系发展影响并不大。战争期间，双方最严重的分歧，是由1943年11月南共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引起的。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同时宣布流亡开罗的前南王国政府为非法，彼得国王不得回国。由于在作出决定之前，铁托没有同斯大林协商，所以斯大林对南共此举十分不满，认为这会对苏联同西方的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不满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派中央书记吉拉斯对莫斯科进行访问，通过谈判，所有分歧基本上消除。访问中，吉拉斯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热情接待，不但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立即得到批准，莫斯科还承诺在军事技术装备上对南斯拉夫给予支援，并强调对南斯拉夫新政权的承认也只是时机问题。

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确实把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看作是自己的引路人和希望所在，而在苏共和斯大林看来，南共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解放运动，无论是对苏联的欧洲战场还是战后苏联安全保障体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所以，战争期间，苏南双方保持了极为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还于1945年4月在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同南斯拉夫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战后，南斯拉夫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经济、军事、政治合作，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并在外交上积极支持苏联，共同抵制马歇尔计划。南共战后初期的一系列举动均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许，苏共还同意把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在内外政策方面基本上都追随苏联，1947年年中还被联共（布）称为“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但到1948年6月，南共却被情报局和苏联共产党以“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社会主义”的罪名开除出情报局。自此，苏南两党走上了公开对抗之路。苏南两党之所以由最亲密的盟友，几乎一夜之间翻脸成仇，究其原因，这与当时斯大林主导下的苏共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通过维持同西方大国之间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合作，来确保自己在雅尔塔体系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起初，为维持大国之间的合作态势，斯大林并不主张在中东欧建立共产党一党掌权的政府，更不希望他所遥控下的中东欧各国在外交上出现刺激美、英、法等国的过激举动。^[34]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领导下的南共在国内所推行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及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得到斯大林的默许，但其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些举措，却与苏共当时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不符，导致苏南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而最终走向对抗。双方在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35]，在成立巴尔干联邦的问题上^[36]，在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上^[37]，以及苏联在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中提出种种不平等条款等问题上，都产生了严重分歧。苏联为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控制南斯拉夫，企图在南斯拉夫的党、政、军及重要的经济部门安插苏联内务部情报人员。最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企图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南斯拉夫，不允许南共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并力图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迫使南斯拉夫就范，服从苏联的经济利益，成为苏联的原料生产国，进而在财政、信贷和外汇等方面对它实施全面控制。这是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感到极为愤怒和不能容忍的。

这样，以1948年1月南斯拉夫决定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和成立巴尔干联邦问题为导火线，苏南两党爆发了激烈冲突。同年2月，苏联冻结了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军事关系，中断了苏南贸易谈判。接着，苏联又宣布撤走驻南斯拉夫的军事顾问、教官及一切文职专家。苏共领导人公开指责南共领导人背离了马列主义，并要求撤换南共领导人。南共据理反驳，批评了苏共以大党自居的蛮横态度，并表示自己仍忠于马列主义学说。1948年3月至5月，双方就意见分歧交换了七封信。苏共单方面将南共的信散发给东欧各国党，把苏南两党分歧扩大到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情报局各成员国。随后，苏共要求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共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1948年6月20日至28日，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宣布南共“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是民族主义者”、“富农党”，实际上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苏共操纵情报局通过制裁南共的决议后，还利用自己的影响，驱使8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发表声明和文章，支持情报局的决议，谴责和批判南共。6月29日，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对情报局的复信，并于次日公开发表了情报局的决议和南共中央的答复。南共中央作出决议并发表声明，逐点驳斥情报局决议对南共的不公正指责，同时在中央机关报《战斗报》上全文刊登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并公布了苏南两党的往来信件，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了解真相。此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并在次年11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上作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给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加上了“杀人犯”、“间谍”、“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人民公敌”等罪名，煽动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战胜”“铁托集团”。至此，苏南关系彻底破裂。

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关于南共的决议以后，苏共又指使在东欧各国党内开展了一场所谓“反对铁托分子”的运动，并对这些党内具有某种独立自主倾向的领导人进行了清洗和整肃。

苏南冲突以致苏南关系的彻底破裂，是战后苏共一手制造的一大错案，实质上是苏共大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苏共粗暴干涉、无理侵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所造成的。苏南关系的破裂，给南斯拉夫国内的政治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同时也促使南共决心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本国特点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缓和”背景下的霸权战略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初苏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苏联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以谋求缓和紧张的国际形势，实现苏美共同主宰世界。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目标之一是揭露美国的霸权政策，通过阵营对抗来抵制美国的扩张行动。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基本上处于全面对抗状态。赫鲁晓夫上台后，美苏两国力量对比开始有所变化，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赫鲁晓夫认为，苏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为和平联合起来，就不会有战争。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国内政策错误的同时，提出了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对外战略，即所谓“三和路线”。其一，宣布和平共处为苏联外交的“总路线”。赫鲁晓夫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提出了一套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一定程度“苏美合作”的策略，共同主导世界。赫鲁晓夫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超出一国范围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已成为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由于苏联已掌握了核武器，更加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阻止侵略的力量，由此，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和平共处，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总方针”。其二，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进行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不再普遍适用。“在那个时期，上述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当前，情况已经根本变化。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由于有了这个阵营的存在，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38]由此，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和平共处，并通过和平竞赛主要是经济竞赛的办法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在赫鲁晓夫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苏联同美国的竞赛，而最终胜出的必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暴力革命以外的多种形式，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将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就可以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39]

“三和”路线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用“输出革命”的办法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三和”路线的指导下，一度紧张的东西方关系有所缓和。对奥和约的签署（1955年），可以说是苏联的一次实质性让步，从而结束了战后奥地利被美、苏、英、法四大国分割占领的局面，使奥地利成为中立国家。条约对世界局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缓和起了积极作用。这一年，苏联还与英、美、法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此外，1955年苏联和联邦德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式承认联邦德国为主权国家。对联邦德国的承认不仅改善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使西方难以回避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1959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访问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但它表明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联与美国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1963年6月20日，苏美代表在日内瓦签订两国政府首脑间的直接通讯联系（即“热线”）协议；同年8月，双方又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扩散协议，并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对美实施的仍是一种有限缓和政策。因为，同美国相比，苏联各方面的实力均处于劣势，需要为扩充力量争取时间，此外，苏联也担心更多国家获得核武器而打破自身核垄断地位，在这方面与美国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赫鲁晓夫看来，“缓和”仍只是“和平过渡”的策略手段，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也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40]。60年代初，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导致了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筑起了“柏林墙”，切断了东西柏林的人员自由往来。“柏林墙”是德国分裂和欧洲分裂的标志，是东西方冷战的象征。“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苏联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恢复了一系列核试验。美国也不甘示弱，美、苏双方之间核军备竞赛迅速升级。虽然这次柏林危机以苏联放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而缓解，但紧接着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却几乎把人类拉到核战争的边缘。这样，赫鲁晓夫在外交上超出了斯大林的欧洲大陆局限，开始同美国进行世界霸权的争夺。所以，赫鲁晓夫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放松对东欧各国进行控制，只是手段没有斯大林那样露骨和强硬。赫鲁晓夫还通过加强同第三世界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来同美国进行对抗。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后，苏联以安全保障为借口，向中东欧国家派驻大量军队和装备，并部署中程导弹。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着手调整处于僵化中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56年4月，经情报局各国代表协商后，认为情报局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予以解散。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推动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思想解放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苏共领导人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期受冤屈而被处死和逮捕的拉伊克（匈）、科斯托夫（保）、波特拉什卡努（罗）、斯兰斯基（捷）等人平反，波兰当局也释放了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被捕的哥穆尔卡。赫鲁晓夫不再轻易插手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人事安排，也不再轻易对意见不同的各国领导人采取可能的组织措施。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41]，说明一切听从苏联指挥、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走路的时代已经结束，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成为各国的主流。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缓和、协调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苏联这样做，显然有其政治目的，是为了表示信任兄弟国家，不给西方帝国主义以攻击的口实。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准备改善苏南两党、两国的关系，但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1954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南共联盟，希望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55年5月27日至6月2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苏联承认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双方签署了由南斯拉夫方面起草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主张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该宣言正式承认并宣布，通向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道路的选择。苏南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充分肯定了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苏南会谈时，铁托就曾明确表示，要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阵营是不现实的。由这一立场出发，南斯拉夫拒绝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上签字。1958年，南共联盟又发表了联盟的纲领草案，内容中有许多不同于当时流行观点的新提法。此外，铁托还与尼赫鲁、纳赛尔等人一起发起并倡导不结盟运动。由此，赫鲁晓夫对铁托的难以驾驭感到十分恼怒，除在经济方面进行制裁外，又把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视作修正主义文件加以批评，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掀起对南斯拉夫的批判运动。所有这些，说明赫鲁晓夫尽管放弃了斯大林的一些粗暴做法，但在处理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表现出强烈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老子党作风。

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老殖民帝国纷纷瓦解，相继独立的广大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影响日益扩大。赫鲁晓夫开始改变苏联以前把这些国家视为西方帮凶的看法，逐步认识到这些国家对苏联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赫鲁晓夫在1955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外围”的形势相当有利，倘若印度随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就将决定性地衰败下去，因此，苏联必须不过早地与西方引起冲突，同时在欠发达地区展开进攻。^[42]这一时期，苏联主要在南亚、中东及中美洲的古巴展开活动。1955年，苏联与印度签署了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赫鲁晓夫亲自对印度、缅甸、阿富汗进行访问，并承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在中东，赫鲁晓夫积极支持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行动，并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赫鲁晓夫向英、法及以色列三国发出最后通牒，暗示苏联可能使用新式武器（火箭）进行直接干预。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同也门签署友好条约，并提供大量援助。1959年以后，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执政，美古关系恶化，美国不仅停止经济援助，而且开始对古巴进行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苏古很快接近。古巴依靠苏联的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以保障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苏联则利用古巴作为同美国争霸的桥头堡。赫鲁晓夫声称：“古巴军队能吸收多少武器，我们就给多少。”^[43]苏共中央也指出：“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44]此话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基本上坚持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路线和政策，在维持对西方的“缓和”政策的同时，很快把自己发展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使苏联最终确立了争霸世界的对外战略。从经济实力来看，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二十几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原煤、天然气、钢等项产品的产量，均大幅度超过了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经济实力的上升，为勃列日涅夫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盾。在国际方面，美国侵越战争及其失败后的收缩，60—70年代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为勃列日涅夫通过对西方“缓和”推进“世界革命”，进而达到称霸世界的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1971年8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宣称，把“缓和”摆在7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而且主要是同美国改善关系。勃列日涅夫对西方推行“缓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通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以避免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维护苏联的安全和全球利益；第二，促进欧洲局势的“缓和”，可以离间西欧与美国的关系，削弱美国对西欧的控制；第三，利用同西方关系改善的有利时机，可以利用对方的资金技术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第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使苏联意识到加紧同美国改善关系对自身安全的重要性；第五，借助缓和可以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越战和经济出现滞胀，美国开始推行有利于东西方缓和的尼克松主义，再加上西欧的崛起，使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控制能力减弱，这就为勃列日涅夫推行对西方的“缓和”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主要表现在处理德国遗留问题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达成。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后，对外政策上抛弃了僵硬的“哈尔斯坦主义”，开始全面推行积极要求东西方缓和的新东方政策。这样，60年代初期一度陷入僵局中的苏联同西欧、美国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缓和。虽然双方有较大分歧，但经过三轮艰苦的谈判，1970年8月12日，联邦德国与苏联正式签署了双边条约。^[45]条约除规定两国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声明，欧洲各国现存边界不可侵犯，其中包括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波兰西部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边界。这样，就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的边界问题。同时，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多国谈判也相继展开。1971年9月3日，苏、美、英、法四国达成《西柏林协定》，承认四国对柏林的权利，苏联保证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畅通，美、英、法则承认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经过谈判，1972年11月8日，两德代表在波恩签署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双边关系的基础条约，相互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发展平等睦邻关系，互设常设机构。这样，二战以来，长期困扰东西方关系的德国问题基本获得解决。随后，勃列日涅夫很快实现了战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对联邦德国的首次访问，两德也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联邦德国也与东欧的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的访苏，标志着苏美关系“缓和”高潮的到来。在此次会晤中，两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等九个文件，这意味着美苏的战略核力量大体上保持均衡，并承认任何一方都不得享有单方面的战略优势，对此后长期的国际战略稳定奠定了国际法基础。在勃列日涅夫执政近二十年间，苏美两国首脑多次互访，双方签署了包括限制战略核武器和反弹道导弹系统在内的三十多项重要协议。正是以上的一系列缓和行动，为苏联积极倡导的“欧安会”在70年代上半期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基础。在1973年7月31日至8月1日赫尔辛基的第三阶段会议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会各国就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安全和裁军、人道、经济、技术等方面合作，达成了一系列文件——《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也称《赫尔辛基宣言》或“赫尔辛基精神”），这使缓和达到了最高峰。《最后文件》确认了欧洲现有边界的不可改变，但也保留了通过协商改变边界的可能性。

虽然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推动了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但事实上，这只是苏联争霸世界的一种手段和策略，主要是通过谈判制约对手，削弱对方优势，保持与发展自身优势。因为它并不限制苏联的扩张，它是用和平方式发动的攻势战略。在缓和政策的掩盖下，在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尤其是战略武器力量。虽然勃列日涅夫坚持所谓的和平共处方针，但特别强调这种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勃列日涅夫在重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革命力量和最可靠支柱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这三支基本革命力量结成伟大联盟的重要意义。勃列日涅夫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加剧和深化”，“世界革命力量正在继续进攻”，所以，苏联在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时，意识形态的因素仍是重要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一直将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大为缩短，而部署的导弹在数量上已经赶上美国，战略武器总数量到1971年也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使苏联的扩张称霸野心不断膨胀。而此时的美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又因侵越战争的困扰和挫折，军事实力被苏联赶上，在争霸中处于守势。尼克松上台后，对外战略从进攻转为防御。在这种态势下，勃列日涅夫的主要战略目标，已经确立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争霸重点仍是欧洲，双方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46]

与此同时，苏联在亚非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活动，以图包抄和孤立欧洲。苏联趁民族解放斗争高涨之机，大力输出革命，在第三世界获得了许多立足点。勃列日涅夫还把发展中国家区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勃列日涅夫甚至利用印巴冲突的可乘之机，除同印度签订条约提供援助外，还支持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入侵。1979年苏军又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威胁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这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苏联这一霸权主义行径，遭到了西方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到80年代初，苏美再次进入尖锐对抗状态。在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扼杀“布拉格之春”后，鼓吹“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成为苏联公开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理论依据。此外，苏联加紧对中国进行压制和军事威胁，甚至企图对中国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在中苏、中蒙边境派驻重兵。还利用美国从越南撤军之机，在越南金兰湾建立海军基地，把触角深入东南亚。70年代中期，苏联凭借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战略。

第三节　第三次转折：戈尔巴乔夫全面“缓和”下的“收缩战略”

勃列日涅夫后期，由于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在同美国进行的全球争霸中，再次处于守势。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以遏制苏联全球性进攻的势头，于是美苏争霸出现了僵持局面。里根一方面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大提高了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另一方面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打击第三世界中的亲苏政权，争夺第三世界力量。80年代，苏联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已无力再同美国进行全球争霸，被迫转向了全面收缩。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全面改革的方针，提出了对外关系“新思维”，推行全球缓和战略，直到庞大苏联帝国最终解体。

军备竞赛和空间争夺，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除了体制上的原因之外，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被用于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大大增加了经济上的困难。在国际上，苏联愈显庞大的武器库和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既加剧了其与主要对手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苏联自陷于一种空前的孤立处境。苏联在世界大国中没有一个盟友，它的潜在对手包括西欧、中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而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总和占世界经济的60%以上。

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提出外交领域的改革要为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对当今世界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试图把对世界事务的政策和道义伦理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指出：世界是完整的，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战争不再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的工具，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对话是实现政治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发挥了赫鲁晓夫关于“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观点，强调“核战争孕育着一场龙卷风，它能使人类从地球表面上消失”。所以，“核对抗的局面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新的态度、方法和形式”，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应该不是对抗，而是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在持久和平条件下的竞赛，“保证安全越来越是一项政治任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安全问题”。同时，戈尔巴乔夫承认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差异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等级统治”，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事务”和由“某个党垄断真理”。“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47]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是：确立全人类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洲大厦”；继续与美国就裁军、削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等。

在国际社会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和矛盾，而且国家、民族利益仍是处理国际事务最重要准则的前提下，“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幻想，它在外交实践上必然表现为全面收缩和让步。随着激进改革的全面推进，戈尔巴乔夫不仅政治上全面接受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经济上改革坚持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急剧过渡，并将希望寄托在西方的经济援助上。美国则利用苏联国内出现的混乱局面，不仅在裁军问题上表现出强硬姿态，在人权领域发起积极进攻，而且还支持苏联国内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这样，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在外交领域实行全面收缩，从第三世界热点地区脱身，放弃东欧，特别是在裁军问题上单方面作出巨大让步，签署《中程导弹条约》、《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尽管苏联在伊拉克有着很大利益^[48]，但在整个海湾危机和战争阶段，苏联始终都表现出与美国合作的姿态。从一定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能够比较现实地看待苏联的实力和客观地判断国际形势，然而，国内外矛盾迫使其几乎不得不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对美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妥协退让和顺应迎合姿态，直到联盟国家的终结。

第四节　世界革命中心论与帝国思想的契合

苏共的世界革命思想是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其中既反映了苏共本身意识形态上的僵化教条，同时也有俄罗斯传统历史文化中帝国思想的痕迹。

一、变了味的“世界革命”思想

纵观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尽管列宁的“总危机论”和“世界革命论”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但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弥补矫正这一理论的不足，而是不折不扣地全面继承了列宁的这些理论，仍然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绝对对立，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苏联对外战略选择，作为苏共执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贯穿了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不仅斯大林一贯坚持两制对立和资本主义总危机观点，并积极寻找时机试图推动世界革命，就是一再强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从未放弃这一信念。苏共二十二大在宣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同时，仍然不顾实际地指出：“成亿的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混乱和周期性的危机、经常性的失业和大批人的贫困、生产力极度浪费的制度，就是一直带着战争威胁的制度。”^[49]当时，苏联在对和平共处政策的解释中声称：“用国际法上的话来说，和平共处要求遵守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民族不仅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各国人民不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举政府，而且当一国人民认为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已成为过去而应该选择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有权更迭这种制度”，所以，“和平共处促进并协助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胜利的斗争”。^[50]同样，勃列日涅夫一面强调与资本主义实现缓和，另一方面仍强调对抗的不可避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70年代进入滞胀时期，特别是由于石油危机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在1973年到1975年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认识。他们宣称：“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将为取得这一胜利，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51]他们认为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谁也不会指望，在缓和的条件下，共产党人会容忍资本主义的剥削或者垄断资本家会变成拥护革命的人”^[52]。所以，由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自列宁以来，和平共处都只是苏共对外战略的一种策略手段，直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外交以前，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也决定了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必然以对抗为主，一直到苏共剧变和苏联解体。

此外，考察苏共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可以发现，虽然双方对立、对抗是主线，但苏共也经常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这反映出苏共对资本主义外交策略上的灵活性。这方面突出表现在，列宁力排众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促成热那亚会议的召开，苏俄与德国签署《拉巴洛条约》，使苏俄开始出现于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打开了苏俄外交的新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美英等国结成战时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事业作出了贡献。1973年7月31日至8月1日在赫尔辛基的第三阶段会议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达成标志着东西方缓和的高峰。随着关系相对缓和，苏联同美国的贸易额也由1969年的不到2亿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43.17亿美元；而与发达国家的整个贸易额从1960年占苏联外贸额比例的15%，上升到1980年的33﹒6%。而且，苏联还同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大规模地发展了工业合作，得到大量贷款、先进的技术和工业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苏联从西方得到的长期贷款，1964—1970年仅为38亿美元，而1971—1980年增至300多亿美元。

至于苏共与外国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虽然苏共强调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但在处理与这些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则更多强调的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其实质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要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转移。当南斯拉夫坚持不结盟立场时，赫鲁晓夫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要求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行动一致，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是无可争辩的，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都保持着对这种行动的一致的忠实”^[53]。勃列日涅夫更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等，形成对中东欧国家主权进行干预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而正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借口，苏共抛开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公认国际准则，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严重践踏了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苏联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各党无法根据自己的民族需要制定政策。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反映了苏共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而是始终都潜伏着危机和对抗。从民族感情到体制模式，东欧对苏联和苏共的反感与日俱增，靠军事实力强行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推广自己的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为后来苏东关系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中苏大论战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正如邓小平所说，“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4]。而苏共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的不平等态度，无疑是两党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战后美苏冷战对峙相伴随的是，苏共对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着长期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经互会内的国际分工格局，使苏联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为抵制西方国家对东欧的影响，支撑这些国家的经济，苏联不得不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并提供贸易优惠。苏联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最大的经济协作，就是成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友谊联盟”。苏联以低廉的价格向东欧国家供应石油，1965年是830万吨，1975年达到5 000万吨。苏联出口到东欧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占出口的比重，从1960年的11﹒6%，上升到1975年的24﹒6%，到1981年达到37﹒8%。同时，东欧国家对天然气需求的几乎100%也是由苏联以低价提供。由于苏联向东欧出口的原料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仅70年代后半期，苏联就少收入约500亿美元。此外，苏联还向东欧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援助。^[55]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同西方对峙，苏联无节制地扩张而不堪重负，直到最终瓦解。

二、根深蒂固的帝国思想

推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一直是苏共和苏联国家对外战略的总目标。但自斯大林当政以来，苏共领导人更多的是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往往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甚至凌驾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之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被利用作为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干涉他国主权的借口，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苏联的外交指导思想和对外政策中屡见不鲜。

斯大林曾经说过，保卫苏联是区分各种各样集团、派别和政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除了上述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牺牲波兰民族利益，以及为建立所谓“东方战线”，胁迫波罗的海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加入苏联外，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6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竟然承认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国”，还把外蒙古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所有这些都表明，苏共所倡导的所谓世界革命事业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转移的，而苏联自己也成了一个大帝国。

战后初期，苏共和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仍出现在处理同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其中以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苏南两党两国的冲突最为明显。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问题上，其他许多东欧国家的党并不完全赞同成立，很多都是迫于苏共的压力。^[56]有关共产党情报局的性质和任务，一开始明确提出，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的“复活”，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独立、平等，除交流经验外，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自愿的原则来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可是，斯大林在处理苏南关系问题上表明，情报局重蹈共产国际的覆辙，仍然是苏共控制和干涉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工具，各国党与苏共之间谈不到什么平等、独立和自愿，它们必须对苏共唯命是从，否则，就会遭到严厉的制裁。

苏共二十大和苏南关系正常化以后，苏联宣称要对东欧各国贯彻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处理当年发生的波匈事件中，这种精神虽有所体现，但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情绪仍时有表现。在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中说：“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57]从中可以看出，在苏共主导下，《宣言》仍把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和体现国际主义原则放在重要地位。而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莫斯科声明》中，更提出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并将其确定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不得破坏的法律。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联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增强，为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旗号下，提出“有限主权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性和纪律性。1968年8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当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波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当社会主义的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扭转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当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危险——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就不再仅仅是那个国家人民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心的问题。”^[58]苏联正是利用这样的理论为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主权干涉行为进行辩护。此外，勃列日涅夫还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专政论”、“利益相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理论，这些具有极强干涉色彩的理论一起构成指导苏联对外战略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同时，出于向第三世界扩张，同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考虑，勃列日涅夫还在“有限主权相对论”基础上提出“资源有限主权相对论”，以为其争霸世界服务。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苏联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不仅通过“华约组织”和“经互会”加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还在全球推行霸权战略。由于这一战略目标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也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国内外人民心中失去了威信和信任。(www.xing528.com)

自十月革命以来，苏共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宣布对外执行和平外交，坚持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最终大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道路。究其原因，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1.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苏俄党政领导层对世界革命寄予殷切的希望，认为苏俄的最终胜利和生存离不开欧洲革命的爆发。列宁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59]。由此，俄共（布）主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对外战略理论总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已进入了总危机时期，而且这种危机在不断加深，很快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总危机论和世界革命论不仅是苏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而且也成为俄共（布）及后来苏共外交战略的总目标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及逻辑起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西欧（主要是法、德、英）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协调行动的“世界革命”理论不同，苏联式的“世界革命”理论，强调的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取得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必须要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向外输出革命。苏共历届领导人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危机的同时，过分强调两大阶级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二战后，斯大林也曾试图在战后维持大国之间的合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曾推行对西方的缓和政策，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在核时代和世界反战力量壮大的形势下战争是可能避免的结论。但对苏共来说，以上都只是在苏联实力不济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手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无望而又要谋取苏联帝国利益的借口。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苏共除通过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及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等途径外，还运用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来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推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这种僵硬的理论经过苏联党和国家庞大宣传机器的宣传，完全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也许我们没有足够的领土和天然财富，也许我们缺乏原料产地或者销售我们商品的市场吗？不，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绰绰有余。”^[60]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追求，构成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也使苏联对外关系日益意识形态化，进而成为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动力。

2.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弥赛亚思想的影响

宗教在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莫斯科逐步摆脱鞑靼蒙古统治，斯拉夫民族信念显示出生机，其中就包含了基督教的“布道”精神和拯救众生的使命感。俄罗斯的救世主思想主要体现于由东正教在15世纪提出的“第三罗马帝国”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俄罗斯理应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和世界性的国家——第三罗马帝国；俄罗斯人不仅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是上帝意志的真正体现者和捍卫者；俄罗斯民族有责任拯救已经没落的欧洲和世界，使基督教国家统一于俄国，俄国的沙皇也就成为整个基督教国家的皇帝。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后，俄罗斯人在直接感到西方文明威胁的同时，一些俄罗斯知识人在察觉到西方社会的弊端后，更加强化了俄罗斯拯救欧洲的使命感。19世纪40、50年代，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大辩论中，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历史“特殊性”、以东正教和俄国精神“解放”欧洲（首先是近东斯拉夫人）的思想得到宣扬。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这种情况起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理念，这一理念衍经斯拉夫主义，绵延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再赓续到现代的斯拉夫主义。”^[61]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都不可能不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在一个有着漫长沙皇专制历史、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苏联，要避免这种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包含有“输出革命”思想的世界革命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把原来的救世主思想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拯救斯拉夫人的旗号变成了“解放”全人类的特殊使命而已。

3.传统安全观念的影响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周围没有天然屏障，极易受到外来攻击，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作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须的行为。从莫斯科公国崛起开始，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便与控制地理范围联系在一起，地缘边界的扩展成了俄罗斯对外扩张的主要特征。从地缘战略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俄国只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而进行地域扩张。虽然从伊凡四世开始，对出海口（波罗的海）的争夺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扩张行动，但直到彼得一世前的俄国并没有形成完整一贯的地缘战略。只是自彼得一世起，俄国对外地缘政治扩张才开始具有世界性质，并上升到地缘战略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62]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基本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和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以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确保俄国的绝对安全。

由于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当时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为确保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苏维埃国家一开始主要以革命求安全，但这只是暂时性、权宜性的。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德国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而集体安全又迟迟达不成共识，斯大林最终决定回归到沙皇帝国通过扩张领土来寻求安全保障的老路。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的缔结到推行所谓“东方战线”的地缘扩张政策，强占了欧洲东部一些国家的领土。法西斯德国的疯狂进攻，说明通过建立帝国来寻求安全远远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而只能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事实证明，斯大林显然不愿放弃他深信不疑的观念，反之，这次灾难使苏联人萌生了对突然袭击的迷恋和对军事威力的崇拜。^[63]这时，无产阶级国际原则已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甚至成为苏联对外扩张领土的借口。斯大林深知，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承袭了帝国思想，特别到70年代初苏联确定了与美国进行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苏联已经超越了本土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在全球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俄罗斯人的势力重又跨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在欧亚大陆边缘及非洲、拉丁美洲立足，成为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就整个苏联帝国而言，空间因素无疑成为苏联构建其世界霸权的主要资本。但就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而言，其作用是随社会经济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苏联的无节制扩张政策为苏联在20世纪末的崩溃埋下了祸根。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64]苏联这个联盟大国的解体证明了这一点。

苏共对外战略的确立有其自身的逻辑，也即对外战略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形势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即帝国主义阶段。为转嫁国内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最终爆发了世界大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并进一步得出危机—战争—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逻辑结论。与马克思的世界革命思想有所不同，从当时俄国国内的特殊形势出发，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序幕”，然后推动和引发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时代背景而言，列宁的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理论是有其科学内涵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那就是看不到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高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没有注意到其强烈的民族性。针对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论断，斯大林的后继者不是有分析地加以吸收和扬弃，而是全面地承袭了下来。

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在对资本主义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僵化地从主观臆断出发，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未能真正反映国际社会的客观变化。布尔什维克自从执掌政权以来，苏联的国家安全与世界革命一样，成为苏共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常态，而危机不可避免要导致军备扩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自己安全的保证只能是扩大军备和推进世界革命。这样，推进世界革命不仅是苏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体现，也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在，而苏联安全的保障则有利于巩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在特殊历史时期，当安全和世界革命这两大目标出现矛盾时，世界革命则要服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在这里，两者的区别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在苏共领导人眼里，国家利益已经等同于革命利益。

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世界革命思想，在传入俄国后，在其传播和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作为东正教救世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罗马帝国”思想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反对西方天主教的同时也推动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列宁曾多次警告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高警惕，但其后继者还是重蹈覆辙，走上了帝国扩张的道路。随着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的完成，特别是到了50年代以后苏联逐步具备了对外扩张实现霸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争夺世界霸权为核心的对外战略相应地也确立起来。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口号下，“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理论使斯拉夫民族原有的救世主思想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解放全人类口号几乎成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翻版。苏联试图以此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实现全球霸权。正如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所认为，虽然根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沙皇俄国和苏联在政治思维方面却有继承性，这就是帝国思想一直在对外关系中占上风，追求最大限度地扩张领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西方大国的“帝国政治心理”和“帝国政策”，所以，1945年以后，苏联是最后一个存活下来的“帝国”。如果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哲学还停留在19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65]那么，世界革命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救世主思想相结合，就会成为指导苏共对外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战略上演变成霸权主义，这也是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崩溃的重要根源。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1页。

[6]《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7]指俄历，即公历1918年11月9日，柏林爆发起义，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革命遭到失败，史称“德国11月革命”。

[8]【苏】德拉伯金娜：《黑面包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64页。

[9]同上书，第68页。

[1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页。

[11]《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2]《共产国际宣言》（1919年3月6日），参见【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3页。

[13]《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1920年7月28日），参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2—187页。

[1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15]同上书，第335—336页。

[1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会议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

[1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19]1921年苏俄红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进入外蒙追剿白匪军，而后不仅不离开，反而支持建立亲苏政权；苏俄曾在第一次对华声明中提出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准备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但等其政权稳固后又不再承认这一承诺。

[20]在英国工人罢工期间，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动募捐来支持，全苏工会理事会也在苏联工人中间组织了募捐，并将筹集到的200万卢布汇给英国工人。

[2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6页。

[2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2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24]伊朗危机：按照二战中美苏的战时协议，伊朗应由美国和苏联联合占领，战争结束后，苏联可以与英国共享伊朗的石油资源。然而，二战结束后，苏军没有按战时协议撤出伊朗北部地区，反而向伊苏边境调集大量坦克，同时在与伊朗接壤的阿塞拜疆地区推行革命，这自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极度不满。1946年初，美国指使伊朗向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控告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同时扬言美国准备“使用军事实力”。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召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科，发出最后通牒说，苏军必须在48小时之内，也就是1946年3月2日之前撤出伊朗北部地区。最终苏军在48小时之内撤出了伊朗北部地区。土耳其危机：1946年初，美国支持土耳其指责苏联企图侵犯土耳其领土和主权，以夺取黑海海峡。1946年3月，一支包括“密苏里号”主力舰在内的特遣舰队，借口运送土驻美大使的尸体回国，开往东地中海游弋示威。8、9月间，苏联两次照会土耳其，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由苏、土共同防卫达达尼尔海峡。而美国却派遣最大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加入地中海舰队；11月，“伦道夫号”又接踵而至。这支庞大的美国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土耳其、希腊、西班牙等地，要以美国的实力驱赶“俄国的巨大阴影”。它后来扩展成为常驻东地中海的第6舰队。

[25]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489页。

[26]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解散后，“新国际”的建立问题由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1946年5月的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后来斯大林在谈话中也提到要组建各国共产党的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发起。在谈到新的国际组织的作用时，斯大林还严厉指责了共产国际，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对各国共产党的行动进行约束。1947年9月，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波兰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共产党（布）、南斯拉夫共产党、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匈牙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由上述9国党中央委员会各派2名代表组成情报局机关，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后，总部移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情报局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交流情报和经验的场所，而且成为苏共指导、控制各国党的活动和推行苏联模式的工具。1956年4月，经情报局各国代表协商后，认为情报局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予以解散。

[27]《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31页。

[2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29]1952年2月，美、英、法与联邦德国签署的《波恩条约》和法、意、比、卢、荷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有关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废除了占领法规并使联邦德国军队合法化。在此基础上，1954年10月，北约成员国签署了正式接纳联邦德国进入北约的《巴黎协定》。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1月，苏联政府照会西欧各国和美国政府，建议举行全欧会议讨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遭到拒绝。同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八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宣布：一旦巴黎协定被批准，八国将在组织武装力量方面采取共同措施。

[30]转引自【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7页。

[31]阿尔巴尼亚原党中央组织书记、政府内务部长科奇·佐泽等被处决；撤销了哥穆尔卡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在匈牙利，通过对所谓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拉伊克为首的“叛国案”审判，处决了拉伊克等5人；保加利亚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遭处决；在罗马尼亚，先后有20万名党员被清除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对原总书记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中心”进行公审，以“勾结帝国主义、支持铁托集团”的罪名处决了斯兰斯基及一批党员干部。

[32]马歇尔计划出台后，为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同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和贸易协定，被西方国家称为“莫洛托夫计划”。

[33]《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7页。

[34]关于苏南冲突原因的新探索可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5]的里雅斯特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大战末期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一地区，英法主张该地区归属意大利，并致电斯大林希望他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领土归属问题上，苏联事先不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商量，无视南斯拉夫对这一地区的全部主权要求，为维持同西方的合作关系，而独自做主接受了英、美、法三国的提案，将的里雅斯特划为自由区。苏联的这种大国主义行径引起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并受到南斯拉夫的严厉批评。而苏联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对南斯拉夫提出警告，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

[36]关于成立巴尔干联邦问题，最早是1944年秋斯大林在同铁托首次会面时，提出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苏联希望以此使保加利亚摆脱美英的监控。起初，南斯拉夫对此事持消极态度，在苏联授意下的保加利亚态度比较积极。但随着战后快速恢复，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使铁托主导巴尔干的欲望开始增长。1947年2月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对保和约在巴黎签订后，南、保开始加快成立联邦的步伐，双方很快解决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为联邦成立扫清了障碍，1947年7月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达成两国协调和最后联合初步协议。但此时，受马歇尔计划、德国局势的困扰，斯大林认为需要统筹协调处理欧洲事务，准备调整对西方政策。斯大林希望南保条约应在和平条约批准生效后再行签署，但南、保领导人却认为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还把消息公布于众。两国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同意情况下的擅自行动，受到莫斯科的严厉斥责。此后，两国联合的步伐有所放慢，但仍在继续。1947年11月28日，两国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南保联合稳步推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同罗马尼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宣称一俟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甚至包括希腊等国家之间将决定组成巴尔干联邦或关税同盟。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引起西方的强烈不安。英国外交大臣马上对此发出严重警告，呼吁西欧团结起来对付东欧的进一步苏维埃化，还敦促荷、比、卢加入一年前英法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从而为其呼吁带上军事色彩。同时，伦敦还带头劝说美国对保卫欧洲承担责任。而季米特洛夫的这篇讲话既没有向苏共通报，更没有得到苏共同意，所以导致斯大林的强烈不满。

[37]由于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存在领土纠纷，所以南阿关系问题同希腊局势密切相关，相对也更加复杂。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再加之苏联为避免西方的指责，所以战后一段时期苏共同意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也通过贝尔格莱德来完成。战后，随着南阿关系的发展，南共提出有关阿加入南联邦的问题。但苏共害怕阿加入南联邦会引起英美的不满，只同意双方签署友好互助条约。1947年7月签署的南阿友好互助条约引起了英、法、美和土耳其，特别是希腊的强烈指责。1948年1月，铁托以阿有遭到美英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危险为由，准备向阿派驻军队，受到苏共的强烈谴责。因为希阿之间存在领土争端，而南阿条约规定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有义务向希腊宣战。1944年斯大林在同丘吉尔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时，希腊已经作为筹码给了英国。

[38]《赫鲁晓夫谈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这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总结报告的部分内容），《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76页。

[39]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在1961年1月6日的报告。

[40]《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4页。

[41]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暖流，但他也担心由此在东欧国家中出现的独立倾向。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广大人民不满党和政府的错误领导、要求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群众性示威游行事件。在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上波苏两党发生了分歧，并由此发展成为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赫鲁晓夫借口这是“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而陈兵波兰边境进行威胁。在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中，由于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使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抗议苏军的入侵，匈牙利各级“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了总罢工，并宣称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完全撤走为止。刚上台的政府总理纳吉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使匈牙利形势完全失控。11月初，在苏军支持下，卡达尔重组党和政府，才使局势平息。

[42]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p.229 232.

[43]《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5页。

[44]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5页。

[45]该条约遭到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强烈反对，在1972年2月的联邦议院辩论中被否决。在勃兰特总理的积极努力和勃列日涅夫不惜向联邦德国提供大批贷款的情况下，条约终获议会批准。

[46]当时，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保持有30万，部署的战术性核武器达6 000多件；而苏联更是把总兵力的71%、坦克的80%和72%的中远程导弹部署在东欧和自己领土的西部。

[47]【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48]苏联同伊拉克签有友好合作条约，危机爆发之际，苏联有包括军事顾问在内的八千人驻留在伊拉克；苏联还在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利益，而且伊拉克还是苏联武器的一个重要客户。

[4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3页。

[50]【苏】葛罗米柯：《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2、109页。

[5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9页。

[5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9页。

[5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55]仅在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平息团结工会闹事的最初三个月，苏联就向波兰提供了38亿卢布的援助，其中5亿卢布是无偿援助。

[56]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8页。

[57]《莫斯科宣言（节录）》，载《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310页。

[58]《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苏】《真理报》宣传有限主权论的文章），载《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59]《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60]《赫鲁晓夫言论集》第5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6—44页。

[61]《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63]【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64]【美】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转引自【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5]转引自王春永：《红场上空的鹰》第五章（电子图书），http://www.bookcool.com／online／sheke／eagle-gb／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