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季诺维也夫批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其“根本错误正是在于对农民这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同盟者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之间，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在革命胜利国家里的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和冲突”。[6]虽然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持否定立场，但季诺维也夫更不同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只有在国际上取得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支援和在国内同农民达成妥协这两个前提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完全胜利。他强调，“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分钟都没忘记”；“一个国家也可以胜利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巨大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解决，至少在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巩固的和最终的胜利”。[7]当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第一回合的争论中失败后，1925年，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的”反对派与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进行对抗。
1925年4月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采纳了斯大林的观点，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用苏联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谴责了托洛茨基的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5月，斯大林又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斯大林提出苏联当时存在国内、国际两种矛盾，并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胜利这两个问题分别同两种矛盾的解决联系起来。他认为，苏联正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用国内矛盾解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用国际矛盾解释一国社会主义最后胜利问题：“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8]这样，斯大林就完全把“一国社会主义”变成了两个问题，并把重点落到第一个问题上，着重强调工农矛盾的解决。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会上把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重又进行了概括。列宁格勒代表团不赞成斯大林的政治报告，推举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了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着重强调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到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9]在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批评季诺维也夫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论调，认为其不懂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援引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话进行回应，并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进行尖锐的抨击。最后，联共（布）十四大通过决议，把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作为苏共的基本任务，认为苏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斯大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在会上得到通过，标志着“新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失败。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又与托洛茨基等新、老反对派联合起来，组成所谓托季联盟。[10]
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专门论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斯大林承认自己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那段讲话的缺点，并指出缺点在于把两个本来不同的问题连成一个问题，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这两个问题区分开，并给予不同回答：对第一个问题应给予肯定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否定的。斯大林强调，“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11]。这样，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定型。在此期间，布哈林也多次著文批评托季反对派所强调的由于各方面落后而不可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并全面论述了自己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布哈林认为，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争论实际上是以前进行的在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的延续。他说，反对派得出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结论，主要原因在于其在革命动力的估计、对工农联盟的态度、工人阶级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过来的可能性、关于力量配合及解决这些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等方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布哈林还特别强调了关于列宁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指出，反对派否认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源于其否认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否认列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布哈林认为，内部资源和内部力量的结合、资产阶级武装干涉和战争、世界经济压力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布哈林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苏联内部力量结合和内部资源足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防止武装干涉和战争的保障只能是通过推进国际革命；世界经济的压力是巨大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12]最后布哈林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的配合出发，那么，尽管我国落后，尽管存在由这种落后所决定的巨大困难，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够的一切，我们能够建设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布哈林也认为，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使一国免除外部武装干涉的危险，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才能得到保障。他说，“显然，防止外来危险的唯一保障是国际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争论”。[13]
至此，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基本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和两大派别。双方在争论中经常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话作为论据，而往往忽略列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斯大林把“一国社会主义”分成“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两个问题，并重点强调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从而解决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前途问题，而这正是列宁逝世后的苏联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反对派方面，尽管季诺维也夫曾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双方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从经典、传统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从理想层面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整体上都对新经济政策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不得已的战略退却，这一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危险。正是由于在理论观点上的一致，再加之都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使双方很快结成新的反对派联盟。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持否定立场，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并不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言：“我们现在就要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什么也不等待，要不住手地工作……我们现在有可能并且应当利用这种可能在一个国家尽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首先是用在暂时还是‘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14]“暂时”两个字清楚地表达了托季反对派的矛盾心态，他们在理论上僵持着“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又不得不承认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其要害在于他们死板地固守着“世界革命”的传统观念。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明显处于低潮，明知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还要去努力，这使反对派的理论处于困境之中。斯大林正是抓住这一点，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并彻底取得了对反对派斗争的胜利。[15]
在苏共内部进行的有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由于涉及列宁逝世后苏共最高领导权的归属问题，所以，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一场理论论战，而且形成政治和组织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新老反对派结成托季联盟以后，双方的对抗已经大大超出理论领域，而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组织上的对抗。最终，斯大林获得了全面胜利。1927年1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紧接着，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决定将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这样，随着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面失败，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也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结束。
二、工业化道路之争
实施新经济政策后，1925年，国民经济恢复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在如何对待购粮危机、对待富农和农业改造问题上，党内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上。
1.关于托洛茨基“超工业化”[16]的争论
虽然托洛茨基强调没有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并不反对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工业化思想。
托洛茨基承认在一定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认为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是工人阶级国家在困难情况下一种被迫让步的策略选择。他说，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迅速扩大到各先进国家，从军事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无需作出太大退却就可以实现，新经济政策只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17]。在托洛茨基等人看来，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采取的一种单纯让步和退却的临时政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托洛茨基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后果越来越担心。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下私人资本的快速发展，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严重的危险，是反革命可能获得胜利的征兆。连千百万分散的小农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他说：“新的经济政策在初步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危险。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18]季诺维也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下暂且还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看不到实际上阶级斗争还极为紧张，等等，这是最危险的”[19]。在联共（布）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警告说，贫农占农村人口的40%—45%，而现在富农正在成长并企图剥削和掠夺贫农，这是党所不容许的。反对派甚至提出要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在农村进行一场新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及其伙伴提出了自己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超工业化思想。他们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与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强调只有通过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才能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使国家技术水平更接近于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发展。托洛茨基认为，不仅工人工资增长和农民廉价工业品的获得有赖于工业化的发展，甚至粮食收购危机的产生也是由于工业化发展落后，而只有通过加速工业化才能解决。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反对派认为，在当时的苏联，工业最大发展速度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来保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0]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迫切需要加速工业化这一基点上，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整个前途都系于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在不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业化自身不能产生快速工业化的资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需要，只能给私有成分的积累规定严格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工人国家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不得不“剥削”农民。工人国家不能迎合消费者的利益，只能通过超经济的行政手段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应当采取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观点……我们还不是生活在生产为了消费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2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而是拿得更多。[22]在这一点上，虽然托洛茨基主张通过对富农课以重税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但由于他把很大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划归富农行列，所以，他们两人在必须通过剥夺农民来加速工业化建设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
针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超工业化思想，斯大林和布哈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等人的超工业化思想实质是要破坏工农联盟，因为“它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借以发展的基地”，其最终只能是“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23]布哈林更是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全部论断斥责为“奇谈怪论”，并对其通过工业品与农产品剪刀差来剥夺农民剩余的论断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布哈林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去行动，就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工农联盟，表明无产阶级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并极力将其专政永久化。布哈林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应来源于农村，但方式不是对农民的“剥削”或“剥夺”，而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品提供广阔市场。布哈林主张，不但应当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荣起来，而且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应该由农民的需求来决定，坚决反对在农村开展所谓“第三次革命”。他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24]
这样，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坚持下，1925年4月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虽然反对，但并没有公开指责。
2.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工业化的分歧
在苏联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中，首先触及的就是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即如何处理国家工业化的速度与产业平衡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当时，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是继续推行已经受到很多限制的新经济政策，还是转而推行加速农业集体化运动为高速工业化迅速积累资金。对此，斯大林和布哈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及后来的“新反对派”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不仅是斯大林的重要盟友，而且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但随着托季联盟的失败，特别是在1927年底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在苏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围绕苏联工业化道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等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分歧，最终演变成党内政治斗争。
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应该讲，斯大林还是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的。他的理论主要包含四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必须保持高速增长；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积累资金主要应该来自农业。斯大林认为，工业化是落后国家在国际帝国主义包围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前提，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工业化的核心，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强调重工业可以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依靠自身的扩展。斯大林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临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25]同时，斯大林认为，在外部面临资本主义包围和内部农业过分落后而且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这也是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而为了适应上述工业化战略，必然要求建立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和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对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26]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国家通过高积累、低消费，厉行节约，当然工业化初期只能更多地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对农民征收额外的“贡税”来满足高速工业化对资金的需要。[27]斯大林虽然批判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他改头换面提出了“贡税论”，但两者之间实际上异曲同工，别无二致，从而成为实践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
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布哈林主张经济均衡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布哈林把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划分为：（1）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极端贫穷，国内市场狭小）；（2）农奴制残余很少而农奴主（地主）基本都成为资本家（农民相对比较富裕，农村市场容量较大）；（3）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占据完全主导地位，农场主比较富裕，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农业三种类型。在布哈林看来，由于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属于第一类型，所以，坚决反对通过掠夺农村来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相反，国家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同时采取措施促使农业得到极大增长，也就是说，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为消灭城乡对立作准备。同时，布哈林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内各部门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不仅工农业之间要保持平衡，而且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发展。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28]，“虽然我们必须着重强调发展重工业，但我们同时必须把这种发展和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结合起来，因为轻工业周转快，盈利快，赚回本钱也快”[29]。此外，布哈林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经济计划制定得不好或者执行得不好，也会产生经济危机——“商品荒”。关于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布哈林既反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超速”工业化主张，也不同意斯大林的高速度工业化方针，而主张速度要“适中”。布哈林强调，工业化的速度要受积累界限的制约，片面追求高积累，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并引起不可避免的倒退。他反对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反对“用未来的砖头建设现实的工厂”。他要求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压缩工业投资，把部分重工业投资转到农业和轻工业上去。有关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他反对把农村看作剥削对象，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民手中掠夺资金，认为这样做，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最后会造成工业本身的停滞甚至倒退，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布哈林主张利用市场机制均衡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在当时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他的“乌龟式”的发展速度被讽喻为这种主张的典型。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认为，布哈林等人所谓工业化速度要“适中”、放慢工业化把资金转到农业、轻工业去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取消工业化，是右倾投降主义、富农路线。
3.粮食危机和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分歧
原先，在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但1928年开始，在粮食收购危机、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及形式、从农村掠夺资金支援工业化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斯大林要求加速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尽快改变整个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粮供应。布哈林坚决反对全盘集体化运动，认为问题的解决不应以忽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必须在个体经济也同时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等人的争论中，逐步接受并发展了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布哈林认为，针对当时苏联的经济现状，组织农民的基本形式是按照完全自愿原则在流通领域组成的合作社，而不是在生产上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国家的扶植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力援助下，“如果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30]。当时，对于这些观点，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在粮食收购危机出现之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1927年底到1928年初，在连续几个丰收年的情况下，苏联却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对商品粮需求大增，而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还不足上年4.28亿普特的3／4。1928年1月，经过研究，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规定：凡拒绝按国家定价出售余粮者，按俄联邦刑法典（1926年通过）第一〇七条（投机倒把分子送交法庭判罪，粮食由国家没收）予以惩处。斯大林还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地方党组织下达指示，要求在粮食收购中“施加布尔什维克压力”。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投票支持这一举动，但在粮食收购危机产生的原因和非常措施使用上，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斯大林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在于：工业化速度太慢，社会主义积累太少，致使农村商品供应不足；农村小农经济的存在，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农村富农成长起来后，开始囤积粮食，操纵粮价。斯大林强调，粮食收购危机表明国内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而布哈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的原因在于国家计划失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农民经济缩小，谷物生产下降。国家计划失误具体表现为：不合理的价格政策，粮食成为农民可出卖的物品中最无利可图的东西；基本建设投资过多，使农村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同时币值又不稳定，所以农民不愿出卖而是把粮食直接作为一种积累手段。布哈林强调，不能普遍使用非常措施，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布哈林提出，可以通过向个体农民提供帮助、制定灵活的价格政策、改进计划和工作效率等方法来逐步摆脱粮食收购危机。而在这方面，斯大林坚决不同意用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向农民让步的方法解决购粮危机，他说：“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31]。斯大林认为，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实现，并批评布哈林是试图用恢复富农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
随着争论的深入，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中公开宣布了所谓“贡税论”，即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外，还要通过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收取工业化的发展资金。他说：“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32]布哈林强烈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并要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主张采用经济的方法，发展农民经济，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正常商业活动，用加速流转的办法取得更多的利润和工业所需的资金、粮食及原料。布哈林认为，不能过多地抽调农业资金，无产阶级工业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是依靠农民市场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农民经济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在全会发言中，斯大林甚至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乡结合的内容就是：农民缴纳“贡税”，工人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合作制的特殊形式长入社会主义经济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双方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有关。斯大林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要以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建设。布哈林则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加强，阶级斗争不是在日益尖锐而是趋向缓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而只有群众消费的增长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由粮食收购危机引发的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这场激烈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坚持新经济政策问题。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33]。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结束新经济政策，而“贡税论”的提出是结束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工农、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点。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斯大林在全党和全国发起了一场针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反“右倾”斗争胜利后，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共产主义研究院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强调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等问题上，都应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提法”[34]，并公开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35]斯大林在这个讲话中公开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宣布由“限制富农经济”转入“消灭富农经济”。从此，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全面展开，新经济政策彻底结束，托洛茨基曾经倡导的“超工业化”方针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全面推行起来。
联共（布）党内斗争最终以斯大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高速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得以全面推行，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制约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在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条块分割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主要以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无所不包的集中控制，从生产到流通，从分配到消费，完全按国家计划部门层层下达的指标执行。这种体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发挥特定的功效，但长期来看，由于它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宏观上缺乏灵活性、微观上激励机制乏力的严重弊端，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三、“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
1.“利别尔曼建议”讨论的开展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十分明显地显露出来。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相比，据1950年统计资料，苏联工业生产增加了12倍，而农业却基本原地踏步，只提高了40%，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提高缓慢，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下降。1953年的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甚至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食品匮乏且很多生活用品质量低劣，农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一些集体农庄庄员每天劳动的工分值只有可怜的几戈比。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斯大林逝世后，在批判其个人崇拜的同时，赫鲁晓夫开始从农业入手，尝试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主要包括：放松对集体农庄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及个人副业的限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玉米播种面积；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
60年代初，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所作《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强调“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我们的路线”[36]，提出要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962年至1965年，在苏联展开了对利别尔曼有关扩大企业权限和经济自由观点（统称“利别尔曼建议”）的公开讨论。
利别尔曼是苏联哈尔科夫经济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他在1962 年9月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经济手段，包括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特别是要加强利润的刺激作用，鼓励企业接受高指标任务，挖掘生产潜力，关心生产效果，以解决长期以来苏联企业缺乏生产动力的问题；把评价和奖励企业的标准，由长期以来的对上级计划的完成情况转变为依据企业的技术经济条件规定计划赢利定额，以此作为评价企业工作效果的唯一可靠基础，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赢利率愈高，奖金也就愈多；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标简化为只有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扩大企业制定计划的权限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基金的权限。可见，“利别尔曼建议”的实质，是要建立起指令性计划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抛弃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体制。
“利别尔曼建议”不仅在当时的苏联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在《真理报》展开了广泛讨论。[37]在讨论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企图回避在计划工作和企业生产动力不足方面的缺点，怀疑并贬低利润指标在评价和刺激企业活动以及在加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仍顽固地坚持无所不包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另一种观点，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脱离僵硬的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给企业一定经营和分配的自由空间。针对利别尔曼的建议，1962年10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赫鲁晓夫在同年11月19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表示支持。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共中央全会也作出决议，建议进行广泛的试验。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63年底。受苏共中央委托，1964年1月，由相关部门和企业所组成的专门委员会[38]——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在对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作出综合总结报告后，提出了进行大规模试验的建议。该委员会所作的综合总结报告认为，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专门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总体上，综合总结报告重点强调了利润在企业评价、生产发展及刺激基金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九个方面的企业改革建议：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形成和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39]随后，在莫斯科、第聂伯、顿涅茨等许多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上百个企业，按新的奖励办法和计划体制进行了试验。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在短期内也确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苏联经济出现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苏联全国谷物产量从1953年的8 250万吨，上升到1958年的13 470万吨，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大规模垦荒的作用。但赫鲁晓夫仍无法摆脱集体农庄这一“变相的国有制”农业模式，当农业有所好转后，苏共的改革措施再次摇摆。1958年末，赫鲁晓夫强调要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水平，强行合并集体农庄，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限制个人副业。1958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制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同样，对“利别尔曼建议”讨论的支持，并不表明苏共高层真正认识到了企业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不具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的根源在于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的体制。得到苏共中央支持的这场讨论，只是被局限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探讨如何改进管理，而根本不是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谈不到推行市场经济模式。在苏共高层看来，当时苏联经济的弊端主要是在于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的不完善，而不是计划体制本身的问题。这一点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说：“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本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40]显然，无论采取何种刺激手段，整个企业的核心任务仍是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就是不断地进行管理体制的改组。1957年，苏共中央开始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将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把管理中心转移到地方。这种改组使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改组所导致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地方本位主义严重、国家无法对国民经济实施有效统一领导、削弱了部门内部的专业协作、机构重叠等弊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随后，赫鲁晓夫决定对经济行政区及其领导机构进行重新调整，以使党的领导更加接近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962年3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按照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地改组和建立党的领导机构。这是苏共在组织机构上的一次大变动。在全国边疆区和州的范围内一律按工业和农业两大生产部门建立各自的党委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乃至苏共中央都设立工业局和农业局，这就使作为政治领导的党变成了生产党。结果是，同党的机构并存的仍然有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各级党政机关的管理人员数目猛增，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又产生一系列新的弊端。
总体上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随意性，所有的改革都是围绕如何完善而不是抛弃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基本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本身。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中央把垂直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的隶属关系，企业仍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只是这次的直接管理者变为了地方各级政府。在全国经济出现紊乱后，又不得不重新回收经济管理权，重新设立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合并经济行政区。同时，正当全国对“利别尔曼建议”进行讨论和试验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又将改革的重点转向组织机构，按生产原则重新设立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这种“头痛医脚”式的改革基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触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使苏联党政领导系统更加混乱和效率低下。赫鲁晓夫本人也承认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在1964年2月28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严格地说，管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新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仍旧采用老方法。组织的形式改变了，但工作的实质仍跟过去的一样。”[41]
尽管如此，“利别尔曼建议”的提出和讨论，无论对打破苏联经济理论界在政治高压下的长期沉寂，还是对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对企业放权的试验性改革，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讨论和试验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柯西金改革奠定了基础。
2.“新经济体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基本肯定了“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实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始尝试“新经济体制”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首先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调整，取消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划分，恢复了原来的垂直部门管理体制，把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扩大到400家企业。[42]此外，还宣布新的农业纲领，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制定6年固定不变的征购定额，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部分农用资料价格等。但苏联经济中长期积累而成的企业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远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修补措施所能解决的。为此，苏共中央很快通过多项经济改革决议[43]，从1966年正式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
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国家在编制计划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企业可以根据国家编制的标准确定本企业的机构和编制，有权自主招聘或解雇职工；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权限，企业可以确定工资形式和奖励办法；企业有权处理多余的设备、工具和仪器等。第二，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以利润为中心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提高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并把利润提成改为基金付费、固定缴款、闲置利润余额，力求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第三，全面改革工业品批发价格，改变某些产品价格偏低的现象，让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产品社会必要劳动量，使正常生产企业能获得必要的利润。第四，加强银行信贷的管理，以促进企业节约投资，合理使用资金，提高效率。
新经济体制实行的最初几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曾对苏联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统计资料显示，在1966—1970年（“八五计划”）期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4%，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率为8.6%，乙类产品增长率为8.4%，制止了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趋势。但是，新经济体制实施后也伴随着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企业过分追求利润，往往忽视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由于约束机制不健全，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导致企业滥发奖金，使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整个70年代，苏共领导除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若干修补外，主要改革的内容都是围绕改革工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推广建立联合公司展开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合并工业企业，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为使管理更接近生产，取消工业部门管理上的多级制，撤销各部的总管理局。这种改革的初衷是，试图通过联合公司能够解决中小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有利于科研更直接地为生产服务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水平。通过改革，使原来的四级（或五级）管理，变为二级或三级管理，形成部—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或部—全省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的工业管理体制，集中的趋势重新得以强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还进行了完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仍是强调经济核算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把重点转向加速科技发展，提高效率和质量方面，并没有突破“新经济体制”。
总体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仍从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来完善传统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彻底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勃列日涅夫改革的基本取向，仍把市场因素纳入计划体制的框架内，经济手段只是作为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一种补充。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进行调整，重新恢复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到“新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再到改革工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莫不如此。当然，从“新经济体制”的内容和实施的范围来看，勃列日涅夫前期的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看，相对于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都有所进步。物质刺激范围的扩大和经济杠杆作用的增强，但最终都只是作为完成计划的手段而存在。改革不可能在根本问题上实现实质性突破的根源在于，虽然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开始强调不能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而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6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苏共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柯西金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的各种错误观点”。二十四大以后，在苏共中央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已经不再有“改革”一词，代之以“完善经济体制”。随后，在197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还专门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勃列日涅夫原本对柯西金的改革就不感兴趣，在其执政后期则更加保守，使政治体制陷于全面僵化，基本失去了改革动力。与此相应，从7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到70年代中后期，则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停滞。
第二节 高度集权体制下的赶超战略及其后果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被取消，苏联的经济发展就走上了赶超战略之路。所谓赶超战略，就是以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理论为指导，倾全国的人力财力，集中发展重工业，以期摆脱落后，迅速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赶超型战略在使苏联迅速摆脱落后跨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弊端，致使苏联经济长期负担过重，国民经济失调，无法实现稳定发展。
一、片面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列宁最早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列宁认为，只有重工业的发展，才能为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提供技术改造的基础，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在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但同时，重工业归根到底要受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列宁对处理好农、轻、重三者关系是比较注意的，斯大林则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工业化的核心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主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还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他认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44]“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45]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解为重工业化。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要求工业发展的超高速度。斯大林认为，速度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不顾一切牺牲，尽最大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强调：“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斯大林分析说，在苏联，一方面是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苏联的工业技术却十分落后。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吗？斯大林回答说，要克服这个矛盾，“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就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46]这样，苏联便逐渐把这种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为依据的方针，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认为只有优先而且高速地发展重工业，加快赶超西方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唯一出路。
随着党内反“右倾”斗争的胜利，斯大林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全面实施，这突出体现在苏联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上。“一五”期间，最初的计划指标虽然规模已很巨大，但还是周密审慎的。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为此，计划指标又进一步向上加码，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出产1倍。[47]至于钢铁生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是一个在当时就称之为工业“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执行结果，“一五”计划远远没有完成，非但没能达到加码了的控制数字，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不仅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由于资金不足，在开工建设的1 659个重工业基本项目中，有613个中断了拨款。[48]五年计划规定投产60座高炉，实际只投产了32座；规定试车57台轧钢机，实际只运行13台；计划开工70座平炉，事实上只有38座投产。[49]这种高指标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仅使新建企业长期达不到预定设计的生产能力，也使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严重紧张局面。
“二五”期间计划指标虽经调整，但仍过高。因此，“二五”的任务，特别是在人民的福利增长方面，在轻工业、农业和整个重工业发展方面，都没有完成。轻工业仅完成原计划的85﹒4%，农业完成76﹒9%；工业投资的83%虽被投入重工业领域，但重工业又主要是军事工业。不过，“二五”的总体结果比“一五”情况为好。苏联工业在1929—19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8%，工业化期间的工业发展的年平均速度为17%—20%，生产资料的年增长速度几乎达到30%，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最高速度。[50]
毋庸置疑，苏联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苏联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前的1936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但斯大林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牺牲农业的做法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后遗症。1940年与1928年相比，农业产值只增长了14%，轻工业增长了3﹒1倍，而重工业却增长了9倍。而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增长21倍多，而农业仅增长46%。截止到1980年，苏联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5∶1（1929—1940年）、4﹒3∶1（1951—1958年）、6∶1（1959—1965年）、2∶1（1966—1980年）。在此期间，除战后短暂的恢复时期外，生产资料工业都是以超过消费品工业的增长速度发展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928年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0年，生产资料、消费品、农产品生产的比例关系分别为：20﹒5∶31﹒5∶48﹒0（1928年），51﹒3∶23﹒2∶25﹒5（1953年），57﹒6∶21﹒8∶20﹒6（1960年）。这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的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效益下降，这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出现危机的重要根源。
战后，在经济很快得到恢复的情况下，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随后横跨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解除了苏联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包围的担忧，但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作为苏共一贯坚持的长期战略方针，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调整。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为赫鲁晓夫所继承，苏联的畸形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在某些方面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苏联走上了同美国全球争霸的扩张主义道路，军事工业的片面发展使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更趋严重，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70%以上，远高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
从整个苏联的工业化历史来看，1918—1980年，国家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年均为86﹒6%，对消费资料生产的投资仅有13﹒4%，就是在二战以后到80年代初的所有五年计划中，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仍年均在85%以上。与此相应，苏联生产资料生产（甲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28年的40%增加到1980年的73%，整个消费品生产（乙类工业）的比重则相应地从60%降至26﹒2%（详见下表）。
表6﹒1 苏联社会总产值的部门构成的变化情况（1960—1980年）（%）
数据来源：转引自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6页。
至此，积重难返的畸形经济结构，成为自完成工业化以来苏联经济一直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造成苏联经济长期低效率，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增长缓慢，以致停滞到最终出现负增长的重要根源。
二、竭泽而渔，造成农业生产长期衰退
苏联走的是一条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核心，而重工业的发展在较短的时期内需要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很难争取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其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国内的积累。
为筹措高速工业化所急需的大规模资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采取了各种举措，首先就是通过强制集体化，以便控制农民，征收高额“贡税”，同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对农民进行“豪取强夺”。
对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问题，苏共党内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1925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的理论，此后，斯大林又改头换面，提出了所谓的“贡税论”，来榨取农民，以支撑国家的工业化计划。
斯大林的高速度工业化理论，同农村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存在是很难相容的。1927年底1928年初，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苏联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对这一危机的认识，斯大林非但看不到是自己工业化理论中的缺陷，反而认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太慢、小农经济生产的商品粮太少、富农进行投机破坏。斯大林指出，小农经济的劣根性和富农的捣乱始终威胁着苏联经济的发展，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是，“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51]。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决议。1927年底至1929年11月，集体化基本是依靠农民自愿原则，吸引农民稳步推进的。1929年4月，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胜利，斯大林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大规模集体化运动。6月，苏联撤销了“农业合作总社”，同时严格限制农村的商品流转。斯大林此时已主张积极开展“全盘集体化”，为此，国家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农村，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民集体加入集体农庄。在苏共中央的严厉督促下，基层苏维埃采取强迫命令、经济制裁、没收土地及剥夺选举权等方式，要求农民集体加入集体农庄。在这种反“右倾”浪潮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整村、整乡、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这样，斯大林认为农村已具备了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便于1929年11月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要求全国实现全盘集体化。接着，由个别地区出现的全盘集体化，发展成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各地争相实现全盘集体化。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到1933年全国要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并规定了各地完成的具体时间。其间虽然反复，但到1934年7月，全苏已有71﹒4%的农户和87﹒4%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至此，农业集体化目标基本完成。
另外，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与消灭富农同步进行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加快了斯大林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步伐。莫洛托夫在乌拉尔州党委会上指出：“应该狠狠打击富农，要吓得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52]当时所说的“富农”，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富裕起来的中农和贫农。消灭“富农”运动，实质上是在农村消灭富裕农民的一场政治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已经有过一次剥夺富农的大规模运动，到20年代末，革命前留下的旧富农已势单力薄，不成气候。此时消灭“富农”，矛头所指是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指引下发家的富裕农民，根据不成文的规则将他们划为富农，并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惩罚措施。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要求将他们迁到集体农庄的边缘地区，或驱逐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紧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从立法程序上确认了消灭富农运动。1932年底，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任务完成，富农基本上已被消灭。对富农的消灭主要是通过大规模迁徙的方式进行的。据苏联历史档案透露，1930年和1931年共计迁出356 544户，1 679 268人。[53]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完成，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粮食收购困难，为苏联工业化的进行提供了条件。由于这是无产阶级首次尝试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造成了惨重损失，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全盘集体化中对“富农”的暴力政策和对农民的强制征粮，采取了威逼、体罚及大规模逮捕措施，在农村引起了激烈的对抗——群众性骚动、大量屠杀牲畜、劳动力人口逃亡等，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仅在1930年1月至3月间就发生了2 200起暴力反抗。当局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暴力强制手段，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将他们归入“富农”加以消灭，甚至下达了各地必须挖出3%—5%富农的指标。在这一运动中有上百万农民被驱赶出家园，财产被没收，有的甚至被处死刑。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饿死。[54]
在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苏联也进一步清除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早在1926年，开始对私人资本实行进攻路线，强行关闭市场和交易所，在商品供应、信贷、税收、经营范围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排挤私营工商业，甚至没收其财产。到1929年，私营工业企业只剩下300多家，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0﹒3%，到1930年私营工商业已基本绝迹。1930年，联共（布）中央还通过决议，中止与外商合资企业的合同，从此，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基本归于消失。
经过约两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已经全部完成：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分别达到99﹒8%、98﹒6%、100%。与此相适应，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整个苏联社会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斯大林对此自豪地宣称：“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55]
斯大林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农民用行政强制手段赶进集体农庄。国家通过义务交售制、集体农庄向拖拉机站支付实物报酬、国家收购多余农产品等交换方式，不等价地、半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产品。其中，前两项占农产品收购量的80%。集体农庄必须无条件向提供机械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如期支付实物报酬，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工业化开始后，国家要求集体农庄和经营个人副业的庄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数量以固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这就是所说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国家付给农民购买农产品的价格一般只有产品成本的10%，甚至还要低，而农民购买的工业品的价格却提高得非常之快（从1927年至1940年，农民购买的工业品价格提高了5﹒5倍，而同期农产品加工仅提高了2﹒3倍），国家从中攫取了大量资金用于工业投资。[56]这就是斯大林所公开宣称的农业“贡税”。1935年统计，仅仅粮食采购站就为国家预算提供了200亿卢布的资金，而当年国家税收总额也只有520亿卢布。
农产品义务交售任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必须按期如数完成，否则就要受到罚款甚至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这种对农民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夺，并不是像斯大林所宣称的只是“临时性”，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废止。虽然农产品价格也有所提高，但在重工业优先战略的指导下，农产品价格提高的速度显然跟不上工业品价格上涨的步伐。所以，苏共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说1928年购买一公斤糖要卖7公斤小麦，那么1962年要卖14公斤小麦，1965年2月则要卖15—16公斤。[57]
此外，全面工业化开始后，苏联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上来，对农业的投资持续下降。对重工业投资平均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比重，从工业化前1918—1928年间的11﹒9%，增长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32%。整个工业化时期对重工业投资平均占总投资的3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达到40%。而对轻工业投资最高也未超过7%，而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则不断下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仅占15﹒5%，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仅为11﹒8%，“三五”时期又下降为9﹒3%。
虽然赫鲁晓夫时期对农业有所重视，但重工业仍是首先保证的发展重点。当时苏联政府对农业的有限投资主要用于开垦荒地，而不是用于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灌溉、电气化、机械化和化肥生产等方面：1959—1963年，用于改善农业灌溉条件的投资只占农业投资的10%；一直到1964年用在农业电气化方面的投资也只占农业投资的4﹒4%；在农业机械化投资方面，到1962年，苏联农业拥有的拖拉机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50%；到60年代初，苏联使用的化肥只及美国的40%。所以，1964年与1953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率达180%，而农业只有70%（详见下表）。
表6﹒2 从1913—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增长情况（其中以1913年为基期指数）
资料来源：苏联国家统计局，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苏联农业的生产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的持续衰退，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高积累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把高速工业化理论付诸实践，就必然形成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的“赶超”战略。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战略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相联系的。他说，“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58]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就向全国人民提出，苏联要在30年代内完成经济、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接受各项指标已经很高的“初步方案”，而是采纳了指标偏高的“最佳方案”。“最佳方案”仅通过一年，又大幅度地修改计划，提高指标。1930年6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要求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其中，生铁计划年产量由1 000万吨提高到1 700万吨，拖拉机计划年产量由5.5万台提高到17万台，汽车计划年产量由10万辆提高到20万辆（见下表）。
表6.3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几项重要产品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转引自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在这种赶超战略所指导下的高速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最为有效的实现途径就是通过压低消费率来提高积累率。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每一个党员、党内外工作人员，都要养成极大的责任感，节约每一个卢布和戈比，来支援工业化建设。1928年7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明确提出，“只有一个办法：靠内部积累来发展工业，使国家工业化”。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一般在26%—29%，个别年份达到占国民收入的1／3。而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925年，积累率却只为16%，1913年则仅有9%。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积累基金增长很快。1928—1931年间，在国民收入增长近100%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增长近200%，而消费基金只增长50%。
由于消费品供应紧张，国家不得不对主要食品和工业消费品实行配给制。1928年秋，大城市开始凭证供应面包。1929年起，全国城市居民普遍实行凭证供应食品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35年。整个苏联时期，积累率一般都保持在25%—40%的高水平，一般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50%—100%，这极大地影响了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1929年，工人每天只能凭证得到600克面包（其家庭成员则要减半），每月200—1 000克植物油、1 000克食糖，每年可领取30—36米印花布。
在农业遭受损害的同时，为获取工业化资金又不得不采取对外出口粮食、通过税收和大量发行公债、纸币等办法筹集工业化资金，致使物价上涨，由于只能靠粮卡和其他票证定量分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下降。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公债发行增加了4.4倍（1927—1938年公债额增加了18倍），而在工业产值增长1倍、农业下降3.5%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量却增加了4倍（原计划发行量增加12.5亿卢布，而实际上增发了40亿卢布）。“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10年（自1929年起）时间内，它的大规模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10年时间内，物价差不多上涨了6倍。”[59]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领导人仍然坚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赶超的战略目标，特别是随着同美国展开全球霸权的争夺，勃列日涅夫更加强化了在军事力量上的赶超。尽管在20世纪60、70年代，苏共领导人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开始注意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出现明显乏力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与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费开支相伴随的。据统计资料，苏联国民收入在1961—1965年平均增长4.4%，1966—1970年为4.05%，1971—1975年为3.19%，1976—1980年为0.98%，此后开始绝对下降。[60]就是横向比较也是如此，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到80年代初，苏联居民的消费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3，苏联城乡居民家庭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达30%—35%，而西欧国家则为20%—25%，美国则只有17%—19%。[61]
所以，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虽然确实很快，但这种速度是靠牺牲和限制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消费来维持的，是靠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控制制度来强行达到的。[62]
四、严格的计划控制压抑了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苏联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而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客观条件，同经典社会主义所要求达到的“理想目标”存在着巨大差距。面对这种状况，为使苏联的现实社会能够迅速与理想社会形态相一致，苏共领导人只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从形式上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完全排斥市场和商品生产的作用。他强调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此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产品经济模式的理想，即由国家按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对工农业产品实行统一分配。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社会主义进攻中的暂时退却。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63]。
苏联的高速工业化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以压制不同意见，打倒论敌，强制推行的。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推进，苏共建立了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
1929年和1930年，联共（布）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加快完成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取消托拉斯，重新实行“总局制”，直到最终形成部门经济管理体制，收回了企业所拥有的大部分权利。起初，实现基本核算单位从托拉斯向企业过渡以后，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还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随着国家计划的不断增加，企业仅有的一点经营自主权愈来愈小，直至最后被完全取消。在工业管理机构改组的过程中，先是撤销了管理总局和辛迪加，成立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公司。[64]后来由于联合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又在各工业部门中按地区和工种划出许多联合公司，这导致各工业部门不得不再次组建对联合公司进行领导的总管理局。这样，就形成了从人民委员部的总管理局到联合公司，再到托拉斯，最后又到企业的“总局制”。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同时组建轻工业、木材工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新兴部门的出现，新的人民委员部不断建立，联合公司被撤销，最终形成了通过人民委员部实行以垂直管理为主的部门经济管理体制。到1934年，苏联已有17个全联盟部和8个加盟共和国部。战后，各人民委员部改为各个部，这时又增设了一些新的工业部。
这样，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全面推进，苏联进入以行政命令指导经济活动和高度集中、全面计划管理的阶段。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机关强制性的指令和决议，对企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和监督。由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一经最高苏维埃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尔后作为行政命令通过层层的行政机关下达，各级机关和企业都必须无条件执行。斯大林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65]这种指令性计划，渗透到苏联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到企业层面的几乎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和日常决策，从工业、交通运输及农业等所有经济领域，到生产、分配及交换的所有环节，都通过国家名目繁多的指令性计划来确定。正如古比雪夫所说：“在我们的计划制度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外和在计划工作范围之外。”[66]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苏联社会的全部企业分属于各级政府管辖，企业的生产及新产品开发，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引进，以及设备更新和基本建设等等，各种计划全部由政府部门包办，企业实质上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者。上级主管机关根据计划的完成情况，对企业进行奖惩，并分配企业生产的全部成果。总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所有机关、企业和个人必须执行，否则就要负行政和法律责任。
对集体农庄的计划控制也是如此。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在3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国家迅速工业化对粮食和资金的需要，主要通过强制手段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所以，对集体农庄的全方位控制，一直是斯大林时期苏共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
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国家开始对集体农庄推行全面、严格、直接的计划管理。对集体农庄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国家对粮食和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集体农庄主席实际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且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很多农庄主席就是由上级委派城市工人来担任的。仅1927年底到1929年4月，被派往农村的工人就有25万人，其中大多数成为集体农庄的领导人。从1933年开始执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了下达给集体农庄的计划指标。此后，国家对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规定得愈来愈详细。从谷物的播种面积、播种的种类和时间，到收获的时间、产量，以及牲畜的数量、种类、成品率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虽然1939年末曾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规定只下达谷物的总播种面积计划，但很快就被战争所打断。战后的严重粮食困难，致使从1947年起又重新恢复了1939年以前的全面计划方法。50年代初，苏联每年给集体农庄下达的生产指标仍高达200—250个，严重束缚了农庄的生产积极性。
斯大林主要关心的不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而是如何控制集体农庄，以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需求。为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国家甚至还派出内务部队到农村征粮，以至于采取暴力强制行动。1932年，因饥荒在青黄不接时出现了农民偷揪青禾的现象，国家通过保护集体和国家财产法（俗称“麦穗法”，因该法针对揪麦穗的庄员而得名），规定对盗窃集体财产的人至高可判枪毙，或者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到1933年初，因偷揪集体农庄庄稼而被判有罪的人，竟达5万人。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抗拒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67]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大田作物种植业的机械化。当时，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已经发展到5 818个，拥有拖拉机36万多台。拖拉机站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苏联在集体化运动后，规定集体农庄不能拥有复杂的农业机器，由机器拖拉机站来负责提供农业机械服务，集体农庄则要向机器拖拉机站支付实物报酬，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对国有的拖拉机站而言，更重要的是作为对集体农庄生产计划经营管理的组织者和整顿集体农庄纪律的组织者而发挥作用。除了生产经营管理外，集体农庄的党团组织也要接受机器拖拉机站党团组织的领导。
这种严格的计划控制，必然导致地方、企业和职工积极性遭到压抑，而苏共在经济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差距，决定其很多计划根本无法实现，最终只能流于形式和空谈。在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差距面前，从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出发，苏共的很多举措必然表现为形式主义，因为，一方面需要使人民群众相信高速工业化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又要通过这种做法显示政绩，从而确保升迁以获既得利益。
斯大林宣布，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在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均以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一系列重要产品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完成。因为，斯大林“直接工业化”所面临的基础是，当时的苏联几乎没有几家可称为现代化的工厂，在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基本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进行建设。苏联官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总结里也指出：1927—1928年，建设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蒸汽机、67%的切削机床、69%的拖拉机、1／4以上的纺织机都依赖进口。[68]工业发展的速度在五年计划期间也是有很大波动的：如1928—1929年工业年增长达23.7%，而1932—1933年则只有5%。实际上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中，都有很大一批重要的工业产品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前文已经论述）。这说明，以卢布计算的工业生产总值，肯定包含了很多人为作假的成分，因为在重要工业产品指标未达标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超额提前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也根本不是像苏共对外宣传的那样美好。由于粮食不足，1929年1月被迫实行供应配给制，随后又把配给制扩大到糖和其他食品，以至实行某些工业品的定额供应。这种配给和定额供应的制度直到30年代中期才逐步废除，但物质供应仍然严重不足，商店供应的商品最多只能满足一半居民的需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同样十分艰苦，不仅住房简陋，而且相当拥挤。况且，工人只有工作才有租屋的权利。无论工人和农民都不允许自由调换工作和生活地点，否则就要扣留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工资和农民在集体农庄的所得，这一切，都极大地恶化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
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在10—15年时间内实现人均产量赶上和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实际情况是，即使到1955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仍落后于美国约35年，人均生产水平更落后于美国达55年；在产量方面，在铁矿砂、电力、化学肥料和燃料方面，落后美国不到20年，而在某些消费品方面，如肥皂、呢绒和啤酒等，则落后达50年以上。[69]在这方面，斯大林的继任者仍然犯着同样的错误。例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1959年）和二十二大（1961年）上，曾提出20年（即到1980年）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最终这些都破灭了。
长期以来，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这是在“赶超”战略压力下出现的一种失真现象。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例。首先，斯达汉诺夫运动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一场工人农民为追求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自发进行的劳动竞赛运动。30年代初，由于“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苏联国内党内的不满情绪加剧，新的反对派伺机而起。在这种局面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主流派企图通过加速工业化进程，以高指标、高速度的“群众性”竞赛和突击手运动摆脱危机，回击反对派的批评。先是斯达汉诺夫所在矿党委在确认其采煤记录后，马上召开特别党委会通过特别决议，决定加以推广。紧接着，1935年12月，联共（布）中央为此召开中央全会。全会在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表彰的同时，号召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变成最富裕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巩固社会主义地位。[70]全会对抗拒新运动、不善于领导新运动的经济工作者进行了严厉批评，还制定了更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措施。同时，物质刺激、计件工资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调查表明，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工人领取计件工资的人数大大高于领取计时工资的人数。档案表明，在计时工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只占8.4%，而在计件工中占39﹒2%，在按累进计件支付工资的工人中，比例高达50%以上。[71]不仅如此，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由于不顾技术设备的实际承受能力，由于对高指标、高纪录的一味追求，造成机器设备损坏和产品废品率的不断攀升，这不仅影响了计划的完成，而且造成了资产和资源的大量浪费。[72]关于斯达汉诺夫运动，安德烈·纪德说：“我听人说过，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时，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代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奋勇，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了。”可见，斯达汉诺夫运动所打破的生产定额和指标并不是很高的。这显示出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之前，在平日里工人生产劳动的情况。因此，这位法国作家接着说：“群众这个惰性，我认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所解决的最紧要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突击队运动是由此发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也是由此发生的。”[73]在这里，透露出苏联工人生产积极性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赶超型战略与单一所有制的形成
为适应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苏联通过强制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国家所有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以无所不包的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只有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苏联的工业化才能得到保障。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的，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相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国家所有制更是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由斯大林直接授意编写曾在苏联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被奉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集体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决定的。
这种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并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和特征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构想。马克思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并没有作过具体的论述。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4]，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显然，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以公有制为特征的，这种公有制可以概括为社会所有制（或称为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要简单地消灭私有财产，而是要消灭作为私有财产“恶源”的人的自我异化，目的是在继承资本主义财富的基础上使人成为自己和自己产品的主人而得到全面的发展。消灭私有制是为了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要在摆脱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实现普遍的更高程度的个人自由，就必须用建立在公共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取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5]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对早期暴力革命的观点进行反思中，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其中股份制的发展就是一例。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的财产。”[76]所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宣传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新社会的“经济萌芽”的论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77]，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78]，进而“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79]。由此，马克思不仅没有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的概念，更不存在把国家所有制作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在实践中摸索。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国家不仅有存在的必要性，更是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而只有在实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国家才能彻底消亡。他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当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80]尽管列宁强调国家和国家所有制对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但他还是能够从革命后俄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对相关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在新经济政策被废止前，稳定的所有制体制在苏联并没有形成，列宁本人也未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作出系统的总结。列宁逝世后，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需要苏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围绕苏联社会主义的前景和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共党内高层出现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回答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时，斯大林作出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斯大林将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联系起来，认为全民所有只能是抽象意义上的，很难按照一个意志活动，也就不可能来具体地行使所有权，所以，只能通过作为全民意志代表的国家来代替全民行使所有权，而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等同于全民所有制。在斯大林看来，国家所有制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的决定性作用，体现着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集体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决定的。
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的胜利，他的国家所有制理论成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还存在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五种经济成分。斯大林认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点对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形成了障碍，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后就更加明显了。在斯大林看来，国家所有制可以适应劳动的集体组织、生产的社会化性质，迅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确保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消灭剥削。这样，20年代末，苏联开始大规模取缔私人经济成分，开展所谓“赤卫队”进攻资本主义运动，实现全面国有化运动。应该说，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或至迟到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基本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随着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就很快来临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随着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全面展开，苏联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以国有制的高度垄断为特色的单一所有制结构。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正式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81]苏联法律只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完全排斥其他经济成分，仅在集体农庄中允许有限的个人副业。在两种公有制形式中，国有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1936年，国有制在生产基金中的比重为90%，而集体所有制占8﹒7%，在工业产值方面，两者各占97﹒3%和2﹒6%，在农业产值中，则分别为76%和20.3%。不仅如此，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断还被长期神圣化，所有制被简单地界定为一个生产资料产权归属的问题。由此，苏联以国有制的绝对垄断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自30年代中期形成后，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不可否认，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在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这种所有制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
总之，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苏联在推进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不是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而是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人为地建立起了单一的、僵化的所有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应有之义。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具有“国家迷信”色彩的国有制形式实际上重新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也即再次出现人的自我异化现象，凸显了这种主观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及其后果
苏联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片面强调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和传统安全观念的影响下，这种赶超战略的核心，不可避免地转向在军事实力领域的赶超，导致苏联国民经济的超重军事工业化。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国力消耗过度，这也是苏共最终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国民经济军事化
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与苏共对外战略目标紧密相关的。虽然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都曾宣称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这更多的是在自己实力相对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一种策略选择，它从来就没有放弃通过输出革命和以暴力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的战略目标，因为在苏共领导人看来，只有推进世界革命，苏联的国家独立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苏共对外战略目标的确立，主要有两大根源：一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二是受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就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而言，苏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潜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大趋势，仍主观臆断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时期，通过推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几乎在每次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腐朽面，并以此作为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俄国历史传统来看，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西部是平坦开阔的东欧平原，没有天然的安全屏障，因此，俄罗斯往往把自身安全的保障同不断的对外领土扩张联系起来。从俄罗斯公国崛起，到形成世界超大帝国苏联，地缘边界的扩展一直是作为其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而存在的，尽管苏联对这一点加以否认。德国著名政治家施密特曾指出：“同在关于苏联的理论著作和书籍中可以读到的许多胡言乱语相反，莫斯科的总战略是由传统的俄国战略（占3／4）和共产主义战略（占1／4）组成。”[82](www.xing528.com)
在以上两种观念的影响下，从全面工业化开始，苏共领导人就一直对自己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估计过高，他们总是强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就有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应该加快军队建设，巩固国防，并相应缩减经济文化建设的经费。正如斯大林所说：“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从而能够彻底打退一切外来的军事干涉的企图，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武装侵犯的企图。”[83]
苏联对外部威胁估计过高的直接结果，就是从苏联工业化伊始，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超重军事化。自全面工业化以来，苏联的主干军工企业的数量就不断增加，从1928年的46家增加到1938年的220家，包括了全部的航空工业和4／5的造船工业，从业人员也从10.7万人增加到70.7万人，产值（以1926／192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36.4倍。苏联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1928—1935年，坦克的数量从92辆增加到7 633辆，飞机从1 394架增加到6 672架。[84]30年代后期，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崛起导致国际局势急剧恶化，苏共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1938—1942）更加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规定要在东部地区扩建工业基地。为准备战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的三年半中（1938—1941），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25%以上，新建和改造了一批飞机制造厂，并把一些拖拉机厂转入坦克生产，大大提高了飞机制造和坦克生产能力。由此，这期间国防工业增长最快，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达39%，而整个工业仅为13.2%。这三年半时间内，国防工业产品的产量增加了180%，整个工业的产量只增加了45%，其中消费品生产仅增加了33%。同时，军工企业的总产值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1937年的8.6%，迅速提高到1941年上半年的22.4%。客观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战云密布的情况下，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按理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共有了一个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佳时机。因为除了美国以外，其他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苏联的国家安全已不存在现实的威胁。战争结束之初，斯大林也确实想通过维持同美、英等国在战时的合作关系，来确保苏联的安全和在雅尔塔协定中所取得的政治利益。“斯大林更多的是依赖战后出现一个合适的国际环境而不是战争的变幻莫测来实现他所需要的战后秩序。他力图在同他强大的西方盟友合作而不是在同他们作对的情况下得到他要的东西，他认为它们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认对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安全是不可或缺的。”[85]但是，在失去了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国家利益上的对立，使双方很快走上了冷战对抗之路。
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冷战中，苏共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阵营对抗到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转变。苏共领导人强调，只有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的优势，特别是军事优势，才能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对抗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和平也才能得到保证。在他们看来，和平共处只是暂时的，缓和也只是一种策略，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依然存在并导致军国主义进一步加强。[86]而“帝国主义地位的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日趋衰亡，更加剧了反动的垄断集团的侵略性和冒险性。它们到处挑起军事冲突，把矛头指向苏联，指向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指向民族解放力量”[87]。所以，在苏共领导人看来，“必须把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力量、它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保持在保证能够坚决和彻底粉碎敢于侵犯苏维埃祖国的任何敌人的水平上”[88]。“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它不放弃用武力阻止人类社会进步的企图，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尽一切可能巩固自己的国防。”[89]
这样，同美国的全面军备竞赛，特别是后来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使苏联长期保持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状态。
二战结束时，苏军总兵力接近1 200万人，与美国相当，其中陆军水平居世界第一，空军居世界第二，海军居世界第三。战争结束后，苏联武装部队的数量很快下降到1946年的不到300万人，直接军费开支也从占国家预算的50%以上，下降到25%以下。但随着冷战的开始，这两项数字又有了较大的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数量回升到500多万；60年代以来，随着核战略的推行，常规军又有所减少，下降到300余万；但到70年代后期，全球扩张战略使武装部队的数量重又回升到400余万。战后，美国大量压缩陆军以发展核力量为重点，苏联开始在常规力量上占有优势，到70年代更加突出。根据美国1984年《国防力量报告》，20年来华沙条约国常规力量发展了90%，北约则只发展了40%。与此同时，苏联不仅谋求常规力量上的优势，而且还积极发展核武器，以取得同美国在核力量上的大体均衡。从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和第一颗氢弹（1953年）爆炸，到成立独立于三军之外的战略火箭军和率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1964年），再到70年代初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投掷重量以及核弹头总当量和数量上取得对美国的优势（美国则在分导技术上领先苏联，但是领先优势不断缩小），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苏联实现了在核力量上与美国的平起平坐。这样，到70年代，苏联在军事实力上便赶上并部分超过了美国。
战后的苏联军事工业仍基本维持着高速增长状态，军工综合体和宇航工业，以及为军队配套服务的相关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苏联的主干军工企业和从业工人的数量均增加了50%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军工企业总产值增加达21倍。为维持庞大的军备，国家科学发展拨款的75%被投入军事科研领域，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60%以上与军事领域密切相关，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与军工生产有联系。在苏联大地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只以代号命名的城镇，它们往往就是军工联合企业所在地。就苏联的军费支出而言，虽然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估计，国家用于军事的开支不下于年度预算的20%—25%；而用于军事工业、用于宇航及对盟国的军援，用于军事科研工作，用于情报机构以及国家安全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支出，不下于国家预算的50%。[90]而当时美国的国防开支一般占国家预算的25%—27%。根据西方的统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计算的苏联国力，从来没有达到美国的一半，最好的1975年，也只及美国的49%。[91]
从确保自身安全到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发展起来并倾尽全力维持着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大武装力量，使自己的影响迅速扩大，很快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这种扩张战略必将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军事化，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发展的效率不断下降，最终使苏联“单维超级大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地位难以维系。苏联的对外战略，决定了国家投资重心上严重偏向重工业（主要与军事相关领域），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的低迷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必将使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从7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80年代中期后，更是陷入危机之中。
表6.4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苏联经济五年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计算。
苏联所执行的对外战略，使国家资源被大量耗费在军备竞赛中，再加之长期的粗放性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效率日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而苏联也在这种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的冷战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理论迷误埋下的祸根
苏共推行的是高速工业化战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这种战略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与早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相比，苏联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虽然也走过了极其沉重的道路，但相对而言，时间较短，代价还是较小的。斯大林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十月革命前，俄国现代工业门类很少，许多工业部门是空白一片。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新建和改建11 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创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业部门，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31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一跃而居于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与1913年相比，1937年苏联人均工业产量增长速度为610%，而同期美国、英国、德国这一指标分别为115%、99%和106%。[92]这表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相比，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确实有较为明显的速度优势，短期内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
然而，这种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要求经济结构的全面发展、良性互动，要求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要求调动中央、地方、企业、职工各方面的积极性，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超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选择，不可能做到这一切，这是其致命缺陷所在。
苏共超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述苏共党内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共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对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的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如俄罗斯学者索尼·津科维奇所说：“托洛茨基所属的反对派虽然在政治上是反对斯大林的一派，但在关于工业化、计划经济、争取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反对富农经济、主张农业集体化等等，所有这些同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密不可分的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都正是产生在托洛茨基一派‘左派’反对派的理论中。”[93]从1923年起，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就要求制定五年计划，并规划了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来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雏形。“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以后，斯大林反而掌握了实施托洛茨基左派计划的主动权。于是他强制推行集体化，使被监禁的‘劳动大军’建设城市和工厂，把国家变成一个具有严厉军事纪律的军队营房。”[94]布哈林在1929年《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必须借助“直接的国家暴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尽管后来布哈林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却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极权体制。在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以及后来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都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商品、货币关系只能是来自“外部”，即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计划化的有效范围，与商品、货币关系发生作用的范围成“反比”，因为两者是对立的。至此，苏共全党都持这一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形成“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公式，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是不起调节作用的。这样，为实现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建立保证非均衡发展的资源分配“机制”，建立高度集权的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高度集中、高度集权、行政命令就成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成为实现迅速赶超欧美国家而推行的快速工业化这一超经济目标的必然选择。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高速工业化，导致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化。管理的集权化代替了计划化，计划经济成为统制经济的代名词。所以，苏联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是苏联共产党人激进革命经济思想的集体产物，它是在俄国半封建和沙皇专制主义社会文化传统的背景下，重现“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理论的基本原则，体现苏共激进革命经济思想的集体产物。这样，1936年12月制定的“斯大林宪法”，从法律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宣布苏联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接着，斯大林在1938年又宣布苏联要“向共产主义前进”。当然，苏共这条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法西斯开始崛起，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工业化需要巨额的原始积累，而苏联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却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面对这种严厉的封锁，苏联不得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内部积累，来加速实现工业化。这些理论上的迷误和现实中的困难，使苏联的现代化（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就显著，但又十分脆弱。
问题在于，从斯大林时期奠定的工业化的基础，形成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而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始终未作认真的反思，更没有在实践中通过改革冲破这一僵化体制，导致80年代以后积重难返，危机迭起，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又出现种种失误，不但没有克服危机，反而使党和国家在重重危机中走向崩溃。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苏共很难突破理论上的僵化和教条化，无法认清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也就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为日后形成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注释】
[1]《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
[2]参见【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0—61页。
[4]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348页。
[5]同上书，第324页。
[6]【苏】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3页。
[7]同上书，第243—244页。
[8]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1、101页。
[9]【苏】《真理报》1925年12月23日。
[10]1926年7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反对派联名提出一份《十三人声明》，署名有：巴卡也夫、皮达可夫、利兹金、阿夫杰也夫、拉舍维奇、季诺维也夫、穆拉洛夫、克鲁普斯卡娅、彼得松、托洛茨基、索洛维约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声明对当前党内外重大问题均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的发表标志着托季联盟的形成。
[11]《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4—65页。
[12]《“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13]《布哈林文选》（中），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68页。
[14]【苏】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15]《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0—264页。
[16]“超工业化”是托洛茨基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一个代表性的口号，他主张用超常的速度发展工业。他说，发展工业要“力争确保最高的速度”，又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规定着为了工业化，要在人力物力和资金上保持最高限度的紧张。”转引自陈之骅等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7]《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21页。
[18]《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72页。
[19]【苏】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20]【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著名经济学家，他支持托洛茨基的纲领。
[21]转引自【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22]【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页。
[23]《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5、256页。
[24]《布哈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2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26]《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27]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可以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8、10、11、12、13卷有关内容。
[28]《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29]【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30]《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419页。
[31]《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页。
[32]同上书，第139—140页。
[33]《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页。
[3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7页。
[35]同上书，第151页。
[3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9页。
[37]当时，《真理报》《、经济报》、《消息报》《、计划经济》、《经济问题》等全国性报刊都刊登了大量文章展开热烈讨论；《经济报》编辑部、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还组织了多次大型讨论会：讨论从如何使企业能够更加关心自己的最大生产效果开始，深入到经济管理、计划指标、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经济刺激和奖励办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经济中的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38]接受苏共中央的委托，1963年成立了由科学院、计划委员会、相关企业、《真理报》及其他机关报编辑部、部分经济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共同组成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由列·加托夫斯基通讯院士任委员会主席。
[39]列·加托夫斯基关于经济讨论总结的报告摘要。参见【苏】《经济问题》1964年第2期。
[4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9页。
[41]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42]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65年10月通过《关于改变工业管理机构》的法令，对经济管理机构也作了较大改革：撤销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在部长会议下重新设立了9个全联盟工业部和11个联盟兼共和国工业部，各部设总管理局、司、科技委员会等机构，管理所属企业。在共和国一级，也设立了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共和国部。这样，各专业部重新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但与1957年前的部门管理体制不同的是，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同时兼顾了地区原则，共和国在经济管理方面有较大权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有所扩大。
[43]1965年，苏共中央通过三项有关改革的决议：《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决议》和《国营生产企业条件》。
[44]《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113页。
[4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4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8页。
[47]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页。
[48]【俄】В.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312—313页。
[49]【俄】А.Ф.基谢廖夫、Э.М.夏金主编：《20世纪祖国现代史》（两卷集高校教科书）第2卷，第16页。
[50]西欧在1870—1900年的年工业增长速度为3. 7%，美国在1880—1885年为8. 5%，日本在1907—1913年为8. 6%，最快的沙皇俄国在1895—190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9. 2%。
[51]《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
[52]《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53]关于富农迁徙政策实施情况可以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414页。
[54]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承认：苏联1933年的马、牛、羊、猪比1929年分别下降了50%、43. 2%、65. 5%、41. 6%。
[5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56]以谷物为例，1940年每公担谷物的收购价格为8卢布63戈比，而国营农场每公担谷物的生产成本为29卢布70戈比，国家收购价格不到成本的30%。
[57]《祖国历史文选（1946—1995）》，莫斯科，1996年版，第77页。转引自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58]《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59]【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1页。
[60]参见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而同期苏联官方的数字分别为：1961—1965年为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为5.7%，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参见《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61]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62]参见【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63]《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22页。
[64]联合公司有三种类型：包括既有全联盟性的企业和托拉斯的联邦联合公司、仅限于隶属加盟共和国或地方性的企业和托拉斯的地方联合公司、同时包括以上两类企业和托拉斯的混合联合公司。
[65]《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66]转引自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6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1—342页。
[68]转引自闻一：《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69]参见【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2页。
[7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会议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9—440页。
[71]参见闻一：《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3页。
[72]例如，1936年9月23日的《真理报》说，“家具协作社卖出去的150只椅子中，有46只一坐就坏了。2 345只椅子，有1 300只不能用”。1936年11月12日的《真理报》报道：“在第二季当中，雅罗斯拉夫工厂出产的汽车附件总数内（官方统计夸耀的数字），有4 000件成了废物，在第三季当中，则有27 270件不能使用。”相关内容可参见【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5—95页。
[73]【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7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7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79]同上书，第130页。
[8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199页。
[81]《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4页。
[82]转引自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83]《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页。
[84]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5页。
[85]【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7页。
[87]【苏】格列奇科：《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4页。
[8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7页。
[89]《勃列日涅夫言论》（六），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页。
[90]【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91]参见《世界经济译丛》1994年第1期。
[92]参见杨天宇：《经济制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93]【俄】尼古拉·津科维奇：《领袖和战友》，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94]同上书，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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