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革命前的俄国，经济上的落后，使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上的专制，使得民众无法接近政治机构，这两者交互作用，成为民众缺乏宽容和妥协意识，易于接受带有激进色彩的、追求实质性平等的、表达终极价值与关怀的、能够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的思想观念的基础性原因[7]，而作为苏共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价值坐标，它也因此而易于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苏共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历届苏共领导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权，莫不致力于意识形态建设。
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列宁比其他领导人都倾注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列宁看来，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一切条件，即“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成为“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8]列宁十分重视“文化革命”对俄国的深远意义，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党内同志：要在苏联全力展开文化革命，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文化发展的联系。列宁为“文化革命”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第一个是改造国家机关，第二个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事实上，列宁所强调的“文化革命”，究其实质，就是要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和造就拥护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苏维埃公民”。因此，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明确反对国民教育中的“无党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他在1918 年8月召开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办学的事业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9]在列宁的指导下，1919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纲中也指出：“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这就是说，学校应当成为向劳动居民传播共产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工具，“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10]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由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坍塌以及受到外国支持的内部势力对新政权的抵制而变得极其困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确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它激发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11]反映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学作品，如《铁流》、《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革命批判精神。马克思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人剥削人的奴役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正是基于这一伟大目标，马克思首先从事的是“理论的批判”，用来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对现实的歪曲和掩盖，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粉饰和美化。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否定含义，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
列宁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继承了这种革命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从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批判精神中汲取了思想营养。所以列宁主义也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和批判精神，在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斗争的高潮时写成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一文，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此外，鉴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列宁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和灌输功能。早在1902年所著《怎么办？》一书中，他就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同各种反苏维埃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几乎在举行十月起义的同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封闭了所有不利于新政权的报刊。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大炮轰鸣，诗神沉默”。在战场上用火炮和肉搏较量胜负的日子里，思想文化领域两条阵线的斗争自然就降到次要的地位。但战争一经结束，进入新经济政策的和平建设年代，这个领域里的斗争就显现了出来。首先是，过去年代里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文化组织，作为资产阶级学者和文化人聚集的场所和活动中心，开始活跃起来。加上1921年底苏维埃政府《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议使私人出版社蜂拥而起。接着，允许私人承租和经营影剧院的政策，也使追求票房价值的经营者大为活跃。这些情况，都造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反苏维埃思潮的活跃。
一些没有逃往国外的旧政治势力，虽遭受国内战争的失败，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妄想恢复昔日的天堂。“国内侨民”集团利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困难局面，攻击和丑化苏维埃制度。例如，有人借离婚率上升，攻击和丑化苏维埃政权。由于局势险恶，或受敌对势力的蛊惑，或受自身世界观的局限，一些高层次的学界精英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理解，采取不合作、消极怠工甚至敌视的态度。列宁敏锐地洞察这股反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巨大，危害严重，对“国内侨民”集团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列宁认为，必须同这类“有学位的当代农奴主”做斗争。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12]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果然动用行政手段，将161位包括皮·亚·索罗金、尼·别尔嘉耶夫、莫斯科大学和彼得格勒大学的校长、教授等当时俄罗斯最顶尖级学者、文化人和新闻记者集中在一艘船上，驱逐到了德国，史称这是一艘“哲学家之船”。苏维埃政权初期，在文化力量对比方面，无产阶级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一时又难以改变这些学者的立场，将这批“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驱逐出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当时还出现一个“路标转换派”，所谓“路标转换”，就是主张放弃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转向同现政权合作，但企图以和平的方式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演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路标转换派”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一方面指出“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本质，“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13]。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他们纲领中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所包含的积极内容，认为“路标转换派”的出现也反映了反苏维埃阵营的严重分化，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分化敌人、团结同苏维埃政权“和解”的侨民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列宁认为这个派别“在此以前曾起了而且还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批判这一思潮的同时，对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是左派）吸收到苏维埃机关中加以任用。这一政策，既有利于团结、争取广大知识分子，也有利于分化、瓦解反苏维埃派别。
列宁和党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与反苏维埃思潮做斗争的同时，在党内也遇到了来自各种反对派和极“左”文化思潮的干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党在确定这些方面的方针政策时，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严重的内部分歧。在文化建设中，先后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等极“左”派别的文化关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党内这些反对派，列宁以其民主的作风，主张用同志式的态度进行耐心说服；有时争论十分激烈，弄到有些人要挟集体辞职的地步，但列宁还是坚持说服、挽留，团结不同政见的同志一块工作。
尽管环境艰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仍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同各种反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思潮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注意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在进行国内战争、战胜饥荒、恢复经济、开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决策，指导工作。列宁晚年，还把“文化革命”提到重要的日程上。这一切表明，列宁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苏俄已基本确立，在当时，社会上包括党内生活中，多种思潮依然存在，相互间争论和批评有时也很激烈，但除了极少场合采用行政措施外，基本上都采取平等相待的方法，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对决策的指导作用，对人民的教育作用，对国家、社会的引领作用，当时还不存在意识形态干预一切的现象。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方针政策看，有下列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第一，对敌对势力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有所区别。在当时苏俄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本上坚持以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为主，以行政强制措施为辅的方针，在坚持不放弃使用镇压手段的同时，采取的方针是“不应过高估计镇压的作用”[14]。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第二，对资产阶级思潮，采取有分析的、区别对待的态度，对其中可能的积极因素，大胆地加以利用。列宁对待“路标转换派”的政策就是最好的范例。
第三，对待极“左”的文化思潮，列宁坚决予以批判。不仅进行思想理论批判，还着眼于从组织上将其团体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鉴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立场和主张极为有害，列宁采取了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但他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对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第四，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有一定的教训。主要表现在用行政手段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留下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将一批知名的学术界精英人物驱逐出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中有的在国外成为世界级学术泰斗，有的也转到苏维埃爱国主义立场上来，放弃了原先对苏维埃的敌对态度。采取“驱逐”的方法，虽有各种原因，但确实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苏共未能依照知识分子的特点，采取说服教育、团结争取的政策和方法，而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简单处置，使国家失去一批有造诣的知识精英，也对后来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列宁之后，其他苏共领导人基本上沿用了列宁时期的做法，致力于意识形态建设。例如，1946—1948年间，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工作的任务”，就是“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反对文学、艺术脱离人民性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斗争”，以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苏维埃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二十五大确定了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结合各类劳动者的特点保证使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道德教育紧密地统一起来。在1977年12月22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学校学生的教育和劳动前的培训》的决定，也强调必须“努力做到使在学校获得的知识，成为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固基础。坚定不移地使成长中一代人习惯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15]。
值得指出的是，后来的意识形态功能受到很大扭曲，虽然每一届领导人的做法也各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管理，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向民众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进而达到让民众接受现实政治秩序的目的，为苏共执政提供合法性依据。历史经验证明，苏共政权自始至终对意识形态一直有强烈的依赖性。
二、用意识形态干预一切
由于意识形态对苏共执政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苏联，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用意识形态干预一切的政治现象。这种干预，自列宁逝世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愈演愈烈。表面上看，用意识形态干预一切，是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实际上却使意识形态的功能遭到严重扭曲，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也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造神”运动，将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变成僵硬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成为民众的信条
苏共领导人都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每当转折关头，首先要争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因为谁争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谁便拥有了对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威，因而也就拥有了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控制权。众所周知，列宁逝世时，党政领导集体和列宁本人都没有设想要指定某人为接班人。所以当列宁1924年1月逝世以后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处于最高领袖“空位”时期。争夺这个位置，很重要的一条，要看谁能够成为列宁的“忠诚”的学生、列宁主义的“权威”和“正统”的诠释者。于是，围绕着纪念列宁，连篇累牍地召开各种纪念会、宣誓会，用各种赞词歌颂列宁；列宁生前，“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流行，在悼念列宁时，人们试图对列宁的理论贡献作出概括，“列宁主义”的概念便流行起来。在此期间，斯大林表现十分突出，他带头向逝者宣誓效忠，颂扬列宁是“革命天才”，“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16]斯大林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对列宁主义下“定义”，即“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7]。斯大林还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18]这一定义把列宁主义在时空维度上无限扩大、延伸和泛化。表面上看，斯大林“神化”了列宁，使列宁的权威和威望空前提高了，但实际上，却抽掉了列宁主义活的灵魂，将列宁主义神圣化、教条化。而斯大林则成了列宁主义事业最忠实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不仅如此，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旗号下，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一一打垮。斯大林不仅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传承权和解释权，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的桂冠。而列宁主义的理论一旦被神化，必然失去了科学性，失去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逐渐蜕变为统治者手中的理论教条。
20年代末期以后，斯大林的理论、路线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他的有关言论和理论成了裁定是非和敌我界线的唯一标准。例如，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高速度、高积累为内涵的“超工业化”路线；以消灭“富裕农民”、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路线；以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贡税论”[19]；强调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越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和清除一切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的作品，等等。随着斯大林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迅速蔓延，意识形态领域科学和理性的因素大量泯灭，迷信和个人专断到处肆虐。斯大林成了活着的“神”，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卡冈诺维奇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一个新的概念——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20]果然，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标志着已经“形成并确立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斯大林的党史思想体系”[21]。可以认为，《教程》的出版，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模式的最终确立。
2.追求意识形态的“纯而又纯”
为统一党内思想，联共（布）于1925年发动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片面的和形而上学的口号，诸如，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维护“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纯洁性”，捍卫“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坚定性”，等等。一时间，这些要求“百分之百”的口号漫天飞，弥漫全党上下，俨然成为一种时尚。这一运动通过共产国际甚至影响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王明等人也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其实，在联共（布）党内出现这一口号和思潮并非偶然。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拉普”提出的“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是相通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虽然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批判，但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极左”思想和口号在党内却大有市场，得到了不少人包括高层领导人的响应和共鸣，或者说甚至就是党内一些人的思想的某种反映。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当中，要求“百分之百”的口号在一个时期竟成了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口号和思想。
这种极端口号的泛滥，曾引起老布尔什维克、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严重担忧。他在1928年前后曾多次针对这些要求“百分之百纯洁性”的口号进行反驳。他发表的《从思想内容观点谈苏联电影产品》一文中，愤然写道：“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最野蛮的现象，这就是不断地要求‘百分之百’。在文化革命的事业中，这个要求是十分有害的。”同年，他在同一个苏联电影界领导人谈到应介绍外国优秀作品时指出：“我总是很担心，我们一些人现在表现出来的片面性——要求百分之百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会给我们的电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22]其实，这种要求意识形态百分之百的纯洁性，并将这种纯洁性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何止只会给文化艺术带来损害，同样会损害整个思想理论界，损害整个党的事业。
从表面上看，要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似乎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是没有什么错的。但实际上，这种要求思想“百分之百的纯洁性”，要求坚持“正统”的口号，是形而上学的，它包含着严重的矛盾和错误。须知，任何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不是一经提出，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们是随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百分之百的纯洁性”，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金无足赤”，可触可摸的具体之物，尚且如此，而抽象不可触摸的事物，如思想，如意识形态者，哪能“百分之百纯洁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对《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3]。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随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怎么会有衡量“百分之百纯洁性”之标准？这种“百分之百的纯洁性”的要求，加上坚持“正统”的要求，更由于当时联共（布）党内干部和一般党员文化和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很容易造成口头和字面上“百分之百的纯洁性”和“正统性”，只能注经、读经式地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离开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则的具体条件，这样一味追求“纯洁”、“正统”，必然会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苏共日后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日益迟钝，体制日益封闭僵化，社会生活一片沉寂，窒息了生机和活力，都与这一点密切相连。
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嬗变，对一切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自然是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坚决与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揭露这些思想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另一方面在论战中同样采取极为严格的科学态度，充分说理，绝不采取简单的否定一切的态度。
可是，到斯大林时期，在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名义下，不仅拒绝一切来自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还拒绝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打成“伪科学”，在大学里取消这些学科。为了确立以斯大林主义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开展了一系列大批判运动，不仅要求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划清界限，还要求同一切中间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划清界限，特别要求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划清界限，甚至将第二国际时期著名左派罗莎·卢森堡的一些理论主张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主张，加以批判和清算。
二战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更是变本加厉，提出了所谓的“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主张清除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把反对“世界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重要题目，并以此作为打击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工具。
3.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在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压制不同意见，扼杀学术争鸣和理论创新
首先，斯大林是通过打倒党内各种反对派成为全党领袖的，因此，他对党内不同意见有特殊的政治敏感。斯大林容不得党内任何不同意见，一出现不同意见，必将其代表人物打成反对派或阶级敌人。经过多年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些革命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尽行被打倒。这种矛头对准党内反对派的批判斗争，从1923年底一直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到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从思想批判直到肉体批判——人身消灭为止。党内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党内民主生活必然被废止，如罗莎·卢森堡所说：“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24]
其次，批判锋芒指向学术文化界有独立见解的学派、流派和个人。斯大林只允许一种学派、一种艺术流派、一种观点的存在，这种被允许存在的就是斯大林学派。他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界，一律遵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观点进行宣传和开展研究，不许有半点忤逆。在哲学领域，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大规模批判，扶持了以米丁为首的一个所谓“斯大林学派”；在史学领域，对老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进行了批判，支持了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一批“紧跟派”史学家；在文艺领域，他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乎对所有其他流派和派别都进行了无情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还殃及自然科学领域，从30年代起，斯大林就怀疑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到战后时期专门对它发动了大规模批判，与此同时，大树特树李森科这个伪科学生物学派。此外，对不合斯大林心意的文艺家，如作家左琴科、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交响乐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以及一大批犹太人戏剧批评家、医生和科学家等等无可计数的人，都进行了批判和整肃。事实表明，这些批判都变了味，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是充满科学精神的，而这些批判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精神可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是洋溢革命创新精神的，而这些批判除了要投斯大林个人所好以外，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革命创新可言。这些批判形式上是极“左”，实质上是凝固僵化和保守的教条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主观武断的地步，甚至对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样的“批判”完全丧失了科学性和革命性。
再次，斯大林还有一个心迹，要树立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列宁以外的第三位理论权威的地位。在1930年12月9日接见以米丁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的谈话中，斯大林指示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25]并说，要批判揭露普列汉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布哈林等人，又说：“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26]这里，不难看出斯大林内心世界的追求。
20年代末，德波林及其学派被第一个开刀，此人有幸活到“解冻”年代。这位哲学家曾给当时的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说：“1930年底，当时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向我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为此，米丁、尤金和拉尔采维奇同志很快到我住所来，他们向我提出最后通牒：要我必须在公众集会上……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27]不难看出，哲学批判就是要“为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其实，何止哲学领域的批判如此，所有批判都几乎是为了同一目的。对党内反对派的批判，也是为了打倒政敌，巩固和树立斯大林的政治权威；在史学领域的批判，大写特写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对语言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也都是为了树立斯大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理论权威形象。
此外，斯大林粗暴武断的批判风格，在他对历史学家斯卢茨基批判的做派中充分表现了出来。30年代初，斯卢茨基在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提出列宁在战前对待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这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正常的学术讨论，而且这样的意见也并非斯卢茨基一人。可是，1931年10月，斯大林写信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对发表斯卢茨基此文提出了“坚决抗议”，并给作者戴上了“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等一大堆政治帽子，认为该杂志编辑部刊登此文，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28]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勒令《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停刊一年，并改组编辑部；审查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按照信上的精神清查一切史学机构；开除斯卢茨基的党籍和公职。这些措施也株连到了成百上千的学者，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同斯卢茨基有工作关系的学者也受到全面审查，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因斯卢茨基在此任课而被解职，其他被点名批判的人就更难以计数。外省的批判运动则更变本加厉。1932年初有一份报告说，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29]。这实际上是对全苏史学界的一场清洗。不仅如此，这种对学术界的整肃和清洗，很快由史学界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
上述这些批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从此，全面封杀了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的著作，使党内对有关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各种观点全都归于非法，学术界也只能有一种声音，即唯有斯大林解释列宁著作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于是，苏联学术文化界出现万马齐喑的萧条景象。教条主义盛行，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发生蜕变。
4.意识形态渗透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
存在了几乎四分之三世纪的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这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对其态度的向背更决定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去留和执政地位的牢固与否。
意识形态对苏共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意识形态是苏共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在于它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本身。苏共领导人确信，官方意识形态只要信奉并遵循马克思主义，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客观规律，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一定能得到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普遍拥护。所以，维护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成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根据。
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谁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这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问题。因此，谁最终掌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谁就代表马克思主义，谁也就因此而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列宁是苏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探索了一条由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领导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道路，但毋庸讳言，由于列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阅历太短，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还是初步的、不够完备的。可是，当斯大林将列宁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简单化以后，就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苏联，谁能在手中把握住列宁主义的旗帜，谁就代表了列宁主义的正统，谁就能因此而获得当权的合法性。俄国本来就有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加上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成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资源，这样，抢夺列宁主义大旗，背诵和引用列宁语录，就成了苏共几十年执政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斯大林谙熟这一套，尽管列宁晚年同他在民族问题、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方案、外贸垄断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甚至弄到列宁要同他断绝来往的地步，但他在列宁病重和逝世之后，仍牢牢抓住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旗帜不放，并自称是“列宁的学生”。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得到意识形态宣传上的优势，为夺得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提供保证。
20年代末期以后，斯大林的理论、路线既已占据上风，他有关界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就无疑成了裁定大是大非和敌我界限的唯一标准。30年代中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即通称“斯大林模式”）形成后，这种以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内涵的工业化，以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为内容的集体化，加上计划经济、产品交换等等，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标记。无论这种制度概念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同现实生活的发展如何相抵牾，但这种抽象和空洞的意识形态符号却是不可动摇的。特别到二战以后，现实生活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不许丝毫改动，结果，农业和工业中一些改革的萌芽没有生长就遭到封杀。
在苏联，意识形态全面贯穿于政治生活，连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人们的生老病死、结婚仪式和生日送礼也涂上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色彩。结果，空话、套话、假话漫天飞，社会的角角落落到处都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气息。在社会公共场合，政治词语、标语、口号也到处可见。但对真正的社会症结问题，或竭力掩盖，或言不及义。结果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严重，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直至苏共最后丧失执政地位，导致国家解体。
三、时代变迁与意识形态演化
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苏联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打破僵化的理论教条的过程中，苏联出现了一段“解冻”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有所松动和变化。但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和苏共领导的主观认识水平，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认识和理论分析却是相当肤浅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进程。
苏共二十大，无论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还是苏共中央在其后通过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都没有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放在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对其社会历史根源和本质作应有的分析，往往是揭露有余而论析不足。赫鲁晓夫过多地把个人崇拜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和人格的弱点，却没有将这种现象放在俄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更没有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领导体制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必然失之偏颇。
当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各部门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是作了一番揭露和清算，这对清理斯大林的理论错误，对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模式的冲击，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对斯大林的理论错误的揭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在哲学方面，揭露了斯大林只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不讲对立面统一的错误，批判了他在对待哲学遗产问题上、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混乱；恢复了被斯大林取消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地位，指出了斯大林用四个辩证法范畴取代唯物辩证法规律的错误；抛弃了所谓阶级斗争随社会主义胜利日益尖锐化的“规律”。这样，就纠正了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要错误，推倒了有关该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最高峰”的荒谬说法。
在经济学方面，批判了斯大林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诸条件、关于从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关于取消商品流通、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居民购买力永远超过生产能力等等问题上的错误，抛弃了他对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潜力估计不足的错误，等等。
在党史科学方面，破除了斯大林在理论上、政治上“不犯错误”的神话，在不少地方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文艺方面，为消除“粉饰生活”、“无冲突论”等不良倾向，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拓宽了理论和创作思路。
在法学方面，推倒了斯大林给予苏联原检察长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家”的权威地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地位。
批判个人崇拜不仅给苏联的意识形态内容带来了一些变化，同时也使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了若干改进。首先，放弃了过去那种用教条式的理论批判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做法，镇压和行政制裁不再是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手段，开始注意从正面做积极的说服教育工作。其次，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政治空谈，提倡“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30]。
苏联的意识形态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也还有一些历史上形成的错误理论和习惯方式因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被保留了下来。这主要是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由此产生的理论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左”倾空谈以及不切实际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赫鲁晓夫作为党的领袖，缺乏应有的理论水平和理论修养，也不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他执政期间提出的“三和”、“两全”以及“2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主要是作为战略口号，不但带有很强的片面性，也缺乏理论论证。赫鲁晓夫工作作风主观随意性大，不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信口开河、朝令夕改，因此，就全党而言，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理论轨道上去。给日丹诺夫恢复名誉，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勃列日涅夫时期召开的历次苏共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苏共注意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开展斗争，并把国外思潮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31]的标志，在意识形态领域奉行一种教条化的僵硬政策。在这个时期，苏共还提出，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32]，但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以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传统做法，将西方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的特征，是恢复了过去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向斯大林时期回归，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停滞和倒退。
在历史科学领域，抛弃了苏共二十大的思想，开始为个人崇拜辩护。这从70年代再版、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当时很权威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即可看出。该书虽然保留了有关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几段简短的文字，但同1962年初版本比较，有关批判个人崇拜的重要段落已被全部删除。此外，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长Л.В.沃洛布耶夫由于坚持原则性的史学观点，被解除了职务；以直书二战史史实驰名的史学家А.涅克利奇受到严厉追究，最后被迫移居国外；罗·麦德维杰夫因写《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尖锐揭露了个人崇拜，被开除党籍。相反，在题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33]一书中，作者С.Л.特拉佩兹尼科夫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苏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在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时，严格遵循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和口径，竟风行一时。
经济学也受到影响，以А.Г.阿甘别吉扬为首的“商品经济学派”受到围攻和批判。为了压制该学派的经济学家，采取行政手段撤去了Н.Ф.费多连科担任的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院士秘书的职务。
苏联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停滞和倒退，压制了改革思潮，特别是扼杀了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这对日后苏联的改革影响至大。这一时期教条主义和僵化停滞的思想理论泛滥，空洞无物，只做表面文章，不触及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面临资本主义种种挑战，国内外面临众多纷繁复杂的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纷起，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有针对性地对各种思想理论问题作出四应。而此时苏联的理论界却无力应对，他们只能固守一些陈旧的教条，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思想理论的僵化，还集中表现在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中。这一理论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理论纲领，曾写进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也被官方理论家们吹捧为“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根据苏斯洛夫的解释，是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构建“成熟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纲领，远远脱离了70年代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掩盖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不可能全面退回到1953年以前的时期。虽然人们对在学术文化领域的粗暴干涉还心有余悸，但已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令人恐怖；一些领导人处理学术文化问题的专横武断虽时有发生，但非法滥用职权的事情已大为减少；最高领导人直接鞭笞文化人的现象虽未完全避免，但比以前有较大收敛。
在苏联，要进行任何改革必须首先进行意识形态的革新，否则改革将受制于意识形态而一无成效。所以，苏联在80年代中期着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强调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重要性。这样重视意识形态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当时，经过勃列日涅夫时期18年向斯大林主义的复归，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积累的问题，已是陈陈相因、堆积如山。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历史上的旧账成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冤假错案，除赫鲁晓夫时期有所触动或纠正的以外，相当多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托季联盟案、布哈林案、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以及战后意识形态批判的大量遗留问题，等等。二是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很棘手。这主要是指勃列日涅夫后期又发生的一些新的冤假错案，比如，对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开除党籍、剥夺公职、社会隔离、变相流放、精神治疗、驱逐出国、褫夺国籍，等等。这个时期的政治高压，也铸造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运动；对改革的阻挠和贻误，更制造了一大批极端民主派；而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又孕育并促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族分立主义潜流。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的危机日显。
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和历史堆积起来的旧冤案，犹如长期蓄积起来的、行将溢出堤岸的洪水，一不小心，就有决堤的危险。当年赫鲁晓夫就曾遇到过这种险情。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改革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没有从赫鲁晓夫处理“解冻”问题的历史中汲取应有的经验教训。他只看到自己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因此，把“公开性”和“民主化”当成了打破“障碍机制”、发动群众投身改革的动员令和推动力。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洪水冲刷的岌岌可危的堤坝上开掘的一个豁口，其大小分寸、开掘的深度广度，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和国家的安危，把握不好，就会有堤坝决口、洪水滔天之祸。但即使如此，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公开性”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的主要内容不外是革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说：“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34]
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的爆炸，给“公开性”口号以巨大的冲击。起初，政府按传统的做法，力图掩盖爆炸的规模和由此对生态环境方面引起的可怕后果，但这种做法引起了遭到放射性尘埃危害的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说出了灾难的规模。真相一旦公布，立即引起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苏联貌似坚固的意识形态堤坝开始溃决。对30年代和战后初期冤假错案的全面清理和平反昭雪，引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历史热”，也引起了人们对斯大林体制和继承这一体制的苏共路线的怀疑和批判。接踵而来的是西方社会思潮的传入。苏共长期通过禁锢、封闭、严厉的惩罚措施来维系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无力与一些西方学术著作提供的史实和论据进行交锋。不仅一般群众无力识别和抵制，就连在意识形态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精英，也现出弱不禁风的本相，其中一些人不仅不能披挂上阵，甚而不乏被西方思潮俘虏者。
意识形态对苏联党和国家来说，可称得上是一条生命线。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苏共的灵魂，是它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也是苏联国家一切大政方针的基石。这样的意识形态堤坝一旦被冲垮，苏共便立即失去了方向，执政的合法性随之受到质疑，所有的方针政策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可见，意识形态的全面失控，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苏共对意识形态管理及其特征
一、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关
革命胜利初期，党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那时，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直接负责对意识形态机构实行总领导和总监督的。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只是到1920年8月，党中央才建立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35]，主要集中对精神文化各领域实行总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负责对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由党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负责。党中央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给宣传鼓动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青年团下达方针性指示。宣传鼓动部则协调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这些常设机构外，为完成一些特定的临时任务，还不断设立各种中央临时专门委员会，来集中领导某项工作。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体系，打下了此后数十年苏联意识形态集中统一的基础。后来各种具体管理机构或有增设和扩大，它们的名称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为总管，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一集中领导的总体框架体制，一直保留了下来。
正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形成了党和国家体制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仍然由最高领导人拍板，这种领导机制也反映出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斯大林时期，掌控着意识形态最高权力的是斯大林本人，他发出号令，责令党内意识形态的最高执行官——党中央的第二把手——30年代初是卡冈诺维奇，30年代中期以后是日丹诺夫，通过中央宣传鼓动部或中央文化宣传部具体部署贯彻。这种个人权力体制用于当时通过大批判运动掌控意识形态这一机制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但这种机制在“解冻年代”却失效了。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机制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1958年1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建立了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党际联络专门委员会（通常称为“第一个意识形态委员会”）。从该机构的组成看，它的级别很高，权力很大。委员会主席是苏斯洛夫，成员有波斯佩洛夫、库西宁和福尔采娃。他们都是中央主席团委员或候补委员，也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国际宣传中出现的问题和国际共运的理论问题，关注报刊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并实施对苏联情报局和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政治方针的监督，实施对面向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和更广泛问题的监督，包括对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状况、事态和事件的监督，等等。委员会还对苏联专家、文化和科学活动家等类人物出国旅行考察和外国各类人物和专家来苏访问事宜实施管理，决定是否允许让苏联人出国和外国人入境等各类事项。但在其实际活动中，该委员会几乎不是“研究出现的问题”和“理论问题”，而是对有关具体问题制定政策，通过决定。它的活动方式仿照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在日常例会或通过传阅方式对有关问题做出决定。[36]
这个意识形态委员会或许是成员级别太高，活动太忙，顾不上管理、监督这么广泛、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因此，根据1962年11月3日中央主席团决议，又成立了级别稍低一点的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通常称为“第二个意识形态委员会”，用以取代了第一个委员会。第二个意识形态委员会的职能有所降低，从它的管辖范围中取消了对国际问题和体育问题以及对一系列具体机构工作的监管，但补充了对教育问题的监督。第二个委员会不同于第一个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之点在于，它不作决议，只讨论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和决议草案，提交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讨论通过。这个意识形态委员会存在到1966年5月，由当时的政治局决议予以取消。[37]管理机构虽有调整，但集中统一、高度集权管理意识形态的整个体制并没有改变。
二、苏共对意识形态管理的途径
苏共对意识形态实行着严格的控制，目的就在于压制和消除异己思想，以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辩护功能。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二是不断展开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三是制定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规范。
1.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
沙俄时代，俄国就存在书报检查制度的传统，有名的第三厅就是行使书报检查职能的机关。革命者深受书报检查之苦，所以，从赫尔岑到列宁都不得不流亡到国外去办报刊，宣传和鼓动革命。
十月革命之初，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但当时就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声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38]
但是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随着革命后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非但没有放松对出版物的行政管制，反而越来越拧紧行政管制的螺丝钉。
苏共党内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物，也曾同书报检查中的专横粗暴做法进行过斗争，企图通过制定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但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是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作为书报检查的依据，构成了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创办期刊和出版社的批准许可制度；事前对各类演出的检查制度；编制查禁流通作品和书籍的清单；对印刷工业采取监督措施；各部门对各自领域的出版事业实施监督；实行国家对经典作家、教学参考书和已故俄国作家初版档案的初版垄断权；实施对报刊犯罪的惩罚措施；对所有以图书馆藏为目的的出版物实施登记、检查，等等。[39]
这一书报监督检查体制，在1922年至30年代初是由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集中实施的。出版总局经由两条途径贯彻俄共（布）中央的书报检查政策：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书报检查追究手段”；二是“采取意识形态压力”。前一措施，包括查禁报刊和出版社，压缩印数和实施罚款，以及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制裁和审判；后一手段包括同编辑部谈判，给它输送合适的人选，裁除不可用的人员，等等。
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通过的实施细则，对出版物要按其一定倾向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出版物的检查都提出特别的要求。文艺类的作品，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有低级趣味的，一律禁止；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作品，凡是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一律加以查禁；严禁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类书籍，但有学术和实用价值者，限量发行；宗教类书籍只有属于祈祷性质的才许可出版；对青少年读物限制很严，只有能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才允许出版。
书报检查实施细则除上述外，还包括“不准出版不应公开的资料（国家机密）和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有明显敌视性质的文章”，不准许出版“在主要问题上——包括社会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和艺术等等方面，具有敌对性思想”的作品，不准出版低级趣味的报刊、淫秽作品和不良广告等；对文章中“有损害党和苏维埃政权威望的最敏感的文字（事实、数字、评价）”，要加以删除；暂停个别出版物或缩减印数，关闭有犯罪活动的出版社，并对其负责领导人提交法庭或转交地方政治保卫局处理。仅从文字上看，这些规定似乎在当时并没有错，但后来被斯大林用来针对党内反对派，就变了味，发生了严重的歪曲和扩大化。
在有关书报检查文件中，还规定了出版总局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切关系。这主要包括：（1）安全部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书籍贸易和进出口国境的出版物上，提供技术帮助”。——这里所说的“技术帮助”，主要就是指提供警力；（2）在任命出版总局三头目时，对其中一位的任命，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协商确定；（3）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监察部门对已由出版总局实施事前检查予以放行的出版物，再行实施事后检查，并对违法者提起诉讼和没收有关出版物。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逐渐走向宽松，而是越来越趋于严厉，书报检查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这集中体现在出版总局权力的逐步扩大及其职能的与日俱增上。而随着出版总局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它自身的机构也日趋膨胀。
1923年，在出版总局建制下成立了演出和剧目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种演出和各艺术类别目录的监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出现，出版总局也承担了对其各项事务的监督。随后，对音乐录音制品、广告的监督，等等，也都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从查禁出版物的数量看，1925年一年间由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查禁了221部书。而到1926年，则禁行了4 379期国外期刊、5 276部书和2 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40]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出12 588条不能公布的属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了23 512处属“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41]
出版总局也负责对进出口印刷品的监督，以及对图书馆藏和市场流通图书的检查和管理。出版总局下设国外部，专司对入境出版物的检查，查禁的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出版物：“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份的儿童文学作品”。[42]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卫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报纸通常还是放行的。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起来。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受歧视，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43]
与此同时，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也进行了大规模严格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
随着各类检查力度的加大、监督范围的放宽，先后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检查机构协同出版总局履行职能。20—30年代，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政治监督司、海关书报检查处、邮政检查局、艺术委员会、艺术事务管理局，等等。与此同时，出版总局本身的机构也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38年，它就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将近5 000人。[44]
尽管出版总局从组建之日起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不能令联共（布）最高层领导满意，于是，在30年代初又对书报检查机构来了一次大的改组：把书报检查体制由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转变到由党的机关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苏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作出决议，责令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改组出版总局。约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文件作出相应决议，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出版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45]。
不仅在报纸，后来在杂志中也设立了政治编辑制度。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由中央政治局1931年4月在其决议中作了规定，强调指出，政治编辑负责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党的检督机关负责”。
这次改组，使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建制之下，但实际上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2.学科批判与官方思想理论范式的确立
苏共执政后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是进行批判和斗争。在日常思想文化生活中，是进行小批判和小斗争，每逢什么大的运动，则是实行大批判、大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斗争，在2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被批评者公开申辩或反批评，但是，自30年代始，则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辩的自由。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大批判运动，目的就在于要确立苏共认可的官方思想理论范式，清除各种所谓“异端”的思想理论，而运用批判斗争的方式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年至1943年外，几乎未曾间断过。斯大林通过大批判运动，在推倒过去的思想理论权威的同时，确立起了斯大林这个新的唯一的思想理论权威。[46]也通过这种大批判运动，在清除过去的思想理论原则的同时，建立起了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范式，即由斯大林解释和认可的、往往是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二十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
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
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
第三个大批判的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的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揪出了一个所谓的“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科批判，等等。在上述三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或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在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在史学界展开了对《哈萨克斯坦史》的批判，从而导致哈萨克斯坦一批史学家蒙受不白之冤。
可以说，这些批判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主要是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当然，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要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所以，通过这一连串大批判，最终是要确立斯大林提出或认可的思想理论范式。
斯大林奠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大批判”模式，在赫鲁晓夫时期遭到了相当的冲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这期间虽然已没有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但对各种所谓错误的理论和学派，如“新商品学派”、“多种经济成分论”等等，都被迫接受大大小小的连续不断的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虽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但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从来没有中断，某些处理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那种血腥镇压的责任了。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这些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也波及较广的范围。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种种手段。
总而言之，斯大林开创的这种大批判和以行政高压、文化专制主义为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段里，是苏共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形式。
3.用“教科书”统一思想
教科书对教育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统一人们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30年代起，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开展“批判”运动以后，“旧”的破了，需要“立”一套新的观念和方法，就是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管理的规范。编写统一口径的教科书，把官方的意识形态贯彻到教科书中，再通过教科书灌输给广大青少年，这不啻是一条简便而有效的途径。
苏共十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1934年5月，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在一年内统一编纂“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等5本历史教科书，供各类学校统一使用。同年8月，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等三位党的领导人联名对两本教科书编写纲要提出“意见书”，强调教科书要贯彻执政的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和路线。斯大林特别关心党史教科书的编写。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刊登了斯大林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一封信，强调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同党内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的斗争上”，突出这一“重点”，就是要把党的历史归结为“派别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斯大林还亲自开列了《联共（布）党史》编写提纲。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本以历史教科书面目出现的政治理论读本。它的功效有：第一，通过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为斯大林树起在联共（布）历史上与列宁并列的地位；第二，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一个标准教本，包括斯大林将自己所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个章节全文发表，以增加其权威性；第三，为苏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定评，其评价的标准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和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人们看到，在布尔什维克色彩斑斓的全部历史中，只留下两个“神”，即列宁和斯大林主宰一切，而所有反对派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是一群“鬼”，一部党史教科书里，唯独没有“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出版，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发出通知，要求联共（布）全体党员和各国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并将书中的口径作为理解苏共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范本。
这本内容上有很多谬误、但在叙述上却通俗易懂的教科书，很快成为苏共党员、大专院校学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读的一本书，单单在苏联就印行4 300万册，实际上成了对亿万苏联人民进行意识形态规范教育的“经典”。正如有学者所说：“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47]
三、苏共意识形态的特征
总的来看，苏共所推行的意识形态模式是为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服务的。不可否认，这种意识形态模式对于确立人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苏共所推行的意识形态模式在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也显现若干固有的特征，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1.刚性[48]
苏共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刚性特征，一方面是由于苏共政权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既然苏共政权的产生缘于意识形态，那么，其执政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重于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否则苏共政权就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同，也难以得到巩固和持久。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苏联的社会现实无法证明意识形态所提出的理想目标，更不能立即兑现在夺取政权时所许下的种种诺言，因此，在物质文明不发达的情况下，苏共也就只能依赖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于它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于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依赖，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说，苏共政权必须坚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并要时时处处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唯有如此，苏联政权才能获取合法性的支持。这种刚性的意识形态没有为灵活性的变通留下余地和空间。
2.封闭性和脆弱性
意识形态的封闭性贯穿于整个苏联历史的始终，但以在斯大林时期最为严重。苏共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是同党内的极左思潮、极左传统分不开的。早在革命胜利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就主张在“纯粹的实验室”环境中，创造避免其他阶级污染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实际上反映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列宁领导的党内主流派，虽同这种思潮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但其思想影响还严重地、顽固地存在着，并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市场。20年代晚期，斯大林在党内发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有人提出要达到“百分之百的思想纯洁性”，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实际上就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的“纯粹性”一脉相承。要求形而上学的“纯粹”，必然害怕外界的“污染”，必然极力同外界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
苏联长期闭关锁国，同外界隔绝，搞自我封闭；书报检查制度又严厉到连专家、学者都接触不到当代世界前沿文化科学信息的地步。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必然弱不禁风，具有极大的脆弱性，经不起同外界、特别是同西方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接触、交锋。所以，当赫鲁晓夫“解冻”以后，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后，一经大量接触西方思想理论和外来意识形态，苏联式的教条化意识形态就不堪一击，败下阵来，这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看不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而造成的后果，反而认为，是失去斯大林那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失控，从而导致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种看法是因果倒置的。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苏联长期过分严厉的思想控制，造成其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造成人们的思想免疫力极弱，经不起同外界思想理论的交锋，因而当人们一接触外部世界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思想理论、文化思潮和文化现象，便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是非莫辨，乱了阵脚。如果苏共的意识形态模式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容许一定的民主和多样性，容许同西方思潮有所接触和研究，人们对其有了一定免疫力，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
3.凝固性、教条性和保守性
苏共意识形态的凝固性和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固然有俄国宗教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但以大批判、大整肃为主要手段，通过持续不断高压的思想政治运动，肃清一切违背斯大林理论公式的思想理论，禁锢、扼杀一切理论创新，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苏共意识形态的凝固性和教条性，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几乎从未间断过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大整肃和大斗争。除此以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其他各个时期也都进行过种种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声势和规模都较小一些，在批判力度、行政、刑事处分规模上都不能同斯大林时期相比而已。但把批判、整肃作为较普遍的意识形态掌控手段，各个时期是没有重大区别的。长期的批判斗争，不允许任何不同见解发表，依靠种种震慑人心的高压手段，形成了一套以斯大林主义为定式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以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为标本的理论原则，这种理论原则故步自封，不能吸收外界先进思想，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恒久不变的思维习惯，一种很难突破思想理论的成规，更难以形成思想理论创新的思维习惯。况且，大多数人也不敢这样想，不敢这样做，否则，轻者拿职务地位冒险，重者于身家性命不保。这样一来，思想理论的凝固僵化，教条主义的泛滥，就成一种客观的必然。
苏共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与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官职等级阶层（也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基本代表了这一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苏共的干部一经进入这一阶层，为保乌纱帽及其特权地位，就产生一种固有的保守性，因而也给代表其利益的这一意识形态注入了保守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不顾现实生活的变化，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思变革并压制变革。况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凝固性和教条性本身也会抵制变革。这样，它的保守性、凝固性和教条性“三性一体”的特点愈发明显。
4.带有某种宗教色彩
这里使用“宗教”一语，既有直接意义上的含义，但更多的是用于其间接的意义，即类乎宗教的极端痴迷性，类乎宗教的非理性，对某种思想学说抱着反科学的、极端狂热的信仰。
1924年列宁逝世后，在红场建造列宁陵墓和保存列宁遗体问题上就有所表现。正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当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了丧礼，他在执绋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他还不顾列宁的未亡人和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抗议，把列宁墓安置在红场上。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列宁的谦虚和简朴的原则，可是他比任何欧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更懂得，大部分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后来千百万的老百姓走过这座陵墓并从参谒列宁而‘获得力量’这件事，证明了这一点。”[49]在苏联，人们长期对列宁加以崇拜，一个时期（包括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像对神一样崇拜的，这里含有相当的宗教色彩：在红场，人们虔诚地排着上百米的长龙，就是为了一睹列宁的遗容；斯大林生前就受到神一样的崇拜，安葬斯大林那天，有上百人痛不欲生而发病，甚而有人因此死去。这与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对领袖的宣传、崇拜，渗透着宗教崇拜色彩是分不开的。
苏共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有两个根源：一是扎根于俄国农民意识中的浓厚宗教传统；二是具有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革命民粹主义理论中的宗教色彩。[50]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俄国农民意识中有着极为浓厚的东正教宗教传统，这是无须多讲的，正是这种宗教传统包围并影响着布尔什维克；但却较少有人了解，在一般民粹主义思想中也包含有宗教色彩，这种宗教色彩也以思想继承性的方式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打下了烙印。
5.不容异见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它能不断吸取新的科学思想成果，丰富并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因此，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以科学理性为依归、能够像海纳百川一样包容的理论体系。但苏共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过程中潜在着不容异见性的特征。这同东正教的不容异教派的宗教传统有关，与沙俄几百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有关，也与受到革命民粹主义极端性和不容异见性的影响有密切联系。
俄国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是，十分重视和突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否定任何中间思想形态的存在。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51]。因此，列宁在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之初，就存在坚持对异己思潮、敌对思想坚决斗争和“不肯容忍性”。列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也拥有多得不可相比的传播工具；而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愈应当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做斗争，而正因为运动处于“幼年阶段”，为了使其尽快成长起来，“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阻碍运动发展的人。[52]再加上布尔什维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面临严酷的国内战争，战争环境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使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缺乏弹性，在铁的纪律面前益发加强了意识形态的不容异见性。
当然，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前和在执政初期，尚能一定程度地在党内容许不同意见和反对派的存在，但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却缺乏包容性，在可能妥协的时机和地方表现出不容异见性。俄共（布）十大关于取消派别的决议，连在党内也不能容许不同意见和反对派的存在，并开始了对反对派的压制和整肃。后来，这一决议被斯大林利用并更加强化，使党内变成了一言堂，非但不允许反对派存在，连任何不同意见也往往被上纲上线，横遭迫害。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对于人们思想认识、思想方法的分歧，竟然大量使用行政的、党纪的乃至法律的手段去解决，成了苏共意识形态不容异见性的显著特征。
第三节 意识形态崩溃与苏联解体
自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时候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建国初期内外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俄共（布）高扬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动作用，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根据唯物辩证法，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社会发展或者起推动或者起阻滞的作用，它的发展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总是平衡的。正是根据这样的原理，列宁十分重视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俄国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依靠党的组织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演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苏俄初期意识形态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
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执政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复杂艰难。俄共（布）不但要克服严酷的战争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种种困难，还要领导工农大众建设新社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必须粉碎敌对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诬蔑，还要在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依靠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灌输，使俄国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和路径选择，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行列，成为建设新社会的骨干和先进战士。正是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头和全国人民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屹立在东方。这一切，彰显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教育的功能。(www.xing528.com)
科学的意识形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建设中所起的推进作用。首先，表现在俄共（布）十分重视保护和发扬普通劳动者建设新社会的巨大热情。1919年，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首倡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各地工人的广泛响应，列宁充分肯定这一倡议，并称其为“伟大的创举”。在国内战争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无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苏共意识形态的一笔宝贵财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在苏联时期风靡一时，历经苏维埃政权艰难岁月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名言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愧疚，也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懊悔。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53]这段话在苏联流传极广，感人肺腑，千百万青年将其作为座右铭，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理想目标、精神境界的巨大感召力。
其次，俄共（布）十分重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教育。旧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列宁认识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无法建设共产主义的。因此，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就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列宁指出，每个青年“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54]。列宁强调现代教育决不能像旧学校那样，把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去“塞满”青年学生的头脑，而应注重“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教养和守纪律”的“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的共产主义建设者。
再次，俄共（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正确对待人类思想文化成果，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被推翻的昔日统治者及其仆从不甘于自己的失败，总要制造各种舆论诋毁新政权，旧官员也对新政权消极怠工，对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的西方学者及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也对苏俄肆意诬蔑。针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共思潮，列宁坚定不移地予以回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纯洁性，保持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批判性。同时，作为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20年代初，有人主张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创立纯洁的“无产阶级文化”。对此，列宁予以严正的批评。他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55]。
我们可以看到，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由于列宁的高瞻远瞩，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在巩固新政权、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推进新社会建设中巨大的能动作用。更由于意识形态保持着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使执政党能够根据形势变化正确决策，使社会保持生机活力，使人民群众得以凝聚在新政权周围，大大提高了俄共（布）的威信和执政能力。
共产党执政时期如何长期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机和活力，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际、传统与创新、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由于经验的欠缺和列宁的早逝，未能很好地得以解决。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国民经济由恢复时期步入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趋于稳定，苏共的意识形态却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化。
二、意识形态的神化与僵化
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斯大林先后战胜各种反对派以后，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在党内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争夺列宁主义的思想旗帜。斯大林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阐述和发动对列宁的“造神”运动，把列宁供上神坛，他本人便以列宁的继承人和列宁主义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紧紧掌控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1929年，他在全国城乡发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消灭各种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斯大林称这一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同时，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进攻，最先从哲学领域开始，随后在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开展一系列“批判”运动。自1929年底至1932年底，可称为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大转变”，改变了20年代初列宁和俄共（布）力图按照意识形态的自身规律领导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一整套方针，其消极影响遍及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各个部门，甚至危及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发展。其严重后果表现为，第一，扼杀学术领域的独立探索和平等讨论。前面提到，1931年史学界的大批判，是由斯大林给一家杂志编辑部的信引起的。由党的最高领袖公开点名批评一个普通学者，对整个学术界的“震动”是不难想象的。将学术分歧上纲为政治问题加以鞭笞，完全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应有界限。从此时起，学术界死水一潭，噤若寒蝉，很少有人敢闯“禁区”，使学术探索与理论创新几近停止。第二，阉割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灵受到扭曲，如果不跟着既定的调子参与“批判”运动，不说违心话，就可能使自己遭到不测。于是，许多学者只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敢越雷池一步，还得时时检点自己。30年代有一位作家说道，当时很少有人敢于说诚实话，倒是“令人齿冷的唾弃自己的可悲的忏悔，一副演员做派的虚伪的台词，和那种张皇失措的情绪，多得惊人”[56]。第三，形成学术上“定于一尊”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管理格局。30年代的苏联，除了“神化”列宁，树立列宁主义的权威以外，斯大林成了“活着的列宁”，拥有至高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1938年，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本钦定的党史教科书。此书一出版，联共（布）中央要求以书中的口径作为评价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此刻，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把严酷的社会政治生活推向极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程》的出版，使意识形态领域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党内党外，学术界对苏共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只能有一个声音，“定于一尊”。长期以来，头脑禁锢，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成为苏共的痼疾。
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管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势压人”，用行政的甚至司法的手段人为地消灭其他社会思潮，压制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有独立思想和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从而窒息了社会生活应有的思想空间。二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教条化、凝固化，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动力和活力，导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空心化”，对人民群众失去亲和力和凝聚力。当然，在斯大林执政前期，由于刚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推动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力兴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尽管意识形态的危机已经有所表现，但人们对苏共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有较高的认同程度。
二战以后，世界形势变化很大，苏共的意识形态却更趋僵化。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体制最严重的弊端进行矫正，未能对高度集中和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亦时紧时松，更重要的，赫鲁晓夫时期虽然使斯大林走下神坛，但整个思想理论界的教条主义积习难改，对当时传入苏联的一些西方思潮仍采取简单拒斥的方式，以致表面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尤其青年一代身上已经出现许多思想“纷乱”的现象。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面对当代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原有的理论无法作出创新的科学解释和回答，意识形态领域又有复旧的倾向。勃列日涅夫每次讲话都要到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意识形态日益丧失战斗力和科学性，危机日显，这一点连苏共最高领导层也觉察到了。某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中出现“诬蔑党和人民历史”的现象，不少青年人的理想信念失落，勃列日涅夫要求全党“按照列宁的遗训生活，真诚地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可是在社会上和群众中收效甚微。勃列日涅夫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虽然已经不再采用斯大林时期那种粗暴的高压的办法，但除了空洞的说教以外，苏共高层领导人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严格书报检查制度，二是重新编写一本“苏共党史”，代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可见，此时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已经觉察到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但囿于陈见，他们想不出什么良策去解决这些问题。
三、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和青年一代理想信念的失落
斯大林逝世以后，作家爱伦堡在1954年5月号《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解冻》第一部，1956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解冻》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文艺领域是个“完全冻结了的冰娃娃”，如今，“解冻的春天”来临了。《解冻》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也很快从文坛扩及全社会。这场争论，积极的一面是有利于冲破斯大林时期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促使社会各界正视世界的发展和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使苏共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
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管理过严、过死、过于集中，造成思想僵化，万马齐喑，主流意识形态不能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更新，致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应有的时代气息和引领社会前进的指导功能，成为不断重复的乏味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口号。对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封闭和压抑，窒息了人们的理论创造力，也失去了对国外思潮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内容空泛、形式单调的思想教育，已使青年一代感到厌倦，随着战争年代的渐行渐远，热情迸发的革命情怀和爱国情怀不断消退，枯燥无味的思想教育对他们已越来越失去说服力和吸引力。
50年代中期开展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后，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精神上的桎梏，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与西方国家交流的窗口有所扩大。1956年至1958年间，每年大约有60万—70万苏联公民前往国外，约有50万外国游客进入苏联，文化出版物的交流、无线电广播网络的发展，使西方各种思潮和生活方式涌入苏联，对苏共长期秉持的意识形态构成猛烈的冲击，对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此，赫鲁晓夫有所觉察，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57]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既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与时俱进，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指导思想的主导作用，同时，如何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疏导和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赫鲁晓夫未能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方法，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沿用过去的一套做法，只是越来越失去效用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种种迹象显示，对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势已十分严峻和紧迫。60年代后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向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感到“索然无味”，教师或者“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或者“进行含混不清的回答”，“使所有学生都沉闷无趣”。学生们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校方又不敢开设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课程，使学生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一无所知”。青年人越来越讨厌政治活动，逃避学校组织的“星期日义务劳动”，拒绝参加各种节日游行，即使参加了，游行队伍也松松垮垮，稀稀拉拉，乱扔领导人的画像，喊口号有气无力，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生“发表政治上有害言论，书写和散发诽谤性文件，口头或书面威胁党的积极分子，向国外传递诽谤性材料”。许多大学生不愿入党，认为入党会限制“个人自由”，在他们看来，“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党“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58]上述情况说明，在青年一代心目中，共产党、共青团日益失去了威信和信任。
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严重滑坡，也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问题。60年代青年的偶像，不再是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等革命和战争年代的英雄，而是美国西部的牛仔，或者是西方电影中那些孔武有力、漂亮潇洒的明星，他们的发型、服饰也成为青年追逐的时尚。不少年轻人理想信念颓废沦落，他们公开宣称，“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酗酒和性放纵，成了一些青年人的重要生活内容。[59]
对青年一代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也感到忐忑不安。勃列日涅夫多次在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严重的关切。在共青团第15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说：“载入史册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离我们越久远，没有经历过严峻的生活考验的男女青年加入我们党的队伍越多，思想教育的任务就越重要。我们应该使每个青年人理解我们革命的总目标，帮助每个青年人明确在世界的革命发展中自己的具体位置。”[60]他还提醒全党：“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和折衷。在这方面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要有积极有效而又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要及时反击敌对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61]
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1966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会上，勃列日涅夫检讨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严厉地批评了文学、艺术、电影，以及某些学术著作中出现的“诬蔑党和人民历史”的现象，要求“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勃列日涅夫要求全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编写新的苏共党史，作为全党和全国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的“中心轴”。勃列日涅夫甚至强调说，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不能吝惜钱财”，“不应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62]按照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苏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地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等苏共现领导人的著作，对青年一代开展政治思想工作。1970年初，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1971年初，出版了题为《遵循列宁主义方针》的勃列日涅夫两卷本文集，随后，又先后发表勃列日涅夫小说体裁的三本回忆录《小地》、《复兴》和《垦荒》，有作家在《真理报》上撰文说，这三部小说“是苏联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63]。虽然人们对此类读物毫无兴趣，但为了表示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有关部门仍一路绿灯、不吝钱财、不计成本，大量印刷发行这些著作，造成严重积压，后来不得不将这些出版物当作废纸处理。
苏共长期以来在思想教育工作上的失策，已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四、苏共意识形态堤坝的全面崩溃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了改革的历程。改革，要打破传统体制的重重阻力，首先要扫除各种思想上的疑虑和障碍，使人们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对社会科学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各类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因此必须重写。[64]1987年初，在另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承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许多“禁区”，他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任何空白点”。[65]
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空白点”，以及随后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犹如在死水一潭的思想界、学术界丢下一块石子，立即引起了波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出现一股“历史热”。这里，我们着重剖析苏联晚期的这股“历史热”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堤坝在苏联全线崩塌，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历史热”，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历史问题的真相，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都在审视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问题，一大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推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是写诗人的父亲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而流放的遭遇。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的儿子于1937年写的诗《安魂曲》、描写30年代“大清洗”悲剧的格鲁吉亚影片《忏悔》、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的儿女们》、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等等，这些作品的解禁出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驱使人们去关注和重新审视苏联过去的历史。
大批政治案件陆续平反，一系列文艺作品解禁，填补“历史空白点”逐渐推开，“历史热”不断升温。这个时期出版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回忆录、言论，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良莠混杂，泥沙俱下。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禁区”被打破，历史档案不断开放，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撩开了面纱，这不能不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对历史的兴趣；另一方面，进一步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重要内容，“历史热”正好能冲破过去的僵化体制、与过去的错误领导划清界限，为改革扫除障碍。
伴随着以揭露阴暗面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非正式的史学作品的涌现，苏联最高当局着手对历史案件和历史人物甄别平反也达到高潮。当戈尔巴乔夫吹起“改革”之风，进行新一轮的更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时，“历史热”又以各种形式广为传播的（包括某些夸大、编造的）案情细节，大加渲染，两者交互作用，“热”浪滚滚。在这股“热”浪中，揭露斯大林自然成了中心议题。据有人从1985年至1988年苏联32种报纸、97种杂志上收集的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共717篇，其中1988年共发表660篇。可见，1988年“历史热”达到了高潮。[66]
在“历史热”中，真正有学术含量的历史论文很少，大量的是有关历史题材的各类作品，如政论文、访谈录、小说、诗歌、资料等等，由于这些作品披露从前被视为“禁区”的材料，或以辛辣的笔调抨击时局，议论公众关心的问题，因而使历史问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历史热”使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真假难辨，黑白难分，由此，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这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这样做无异于表明，官方公开承认，对整部苏联历史都要重新审定。
但“历史热”很快显示了它的双刃剑作用。正如西方学者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朵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67]俄国学者也指出：“在短短的时间内，清洗历史‘空白点’，变成了几乎将全部苏维埃历史涂成黑色。”[68]对苏共历史的批判从个别时期扩及几乎整个苏联历史，从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到开始指向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从批判个别事件扩及经济、政治、民族、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正是在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中，群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历史热”高潮在苏联持续到1989年。在几乎所有苏联时期的历史都遭到质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许多人进而对整个社会制度、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质疑。这就大大背离了填补“空白点”的初衷。其后果是，“历史热”激起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许多善良的人们感到迷惘，无所适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社会的思想大混乱，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源之一。
“历史热”对涉世不深的年青一代来说，重演了他们父辈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极大地冲毁了他们原先就不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进入更加剧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失落。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热”的兴起，并非是有人蓄意谋划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对过去历史上阴暗一页的揭露和声讨，是对苏共长期以来隐瞒历史真相和在意识形态上僵硬封闭的抗议。在戈尔巴乔夫不留“空白点”、公开性、民主化的号召下，“历史热”犹如在原有意识形态堤坝上打开一个缺口，于是，民众的不满，在原有体制下只能积压在心头；而一旦有了机会，洪水就会像决堤一样宣泄出来。
然而，还应当看到，“历史热”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挑起来的。从提出历史不留“空白点”开始，面对改革所出现的复杂局面和各种矛盾，戈尔巴乔夫既无胆略又无良策，“历史热”所引发的对苏联历史的拷问，使主流意识形态无力招架，也使苏共的政治威信和执政能力大为减退，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步步退却，放弃一个个思想阵地，最后竟祭起“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然而，意识形态的失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戈尔巴乔夫回天无力，他自己也成了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陪葬品。
五、西方和平演变加剧苏联意识形态的瓦解
“和平演变”是一种旨在通过政治、经济、思想等非军事、非暴力的“和平方式”，瓦解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在全球一统天下的战略图谋。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策略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声称要“解放”被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的人民，“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69]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舆论宣传、意识形态渗透等所谓“和平手段”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攻势，杜勒斯还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统治的第三、四代身上。
约翰·肯尼迪更是“使用和平手段”反共的积极倡导者，在出任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时候，他在一次讲话中指责杜勒斯虽然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却没有提出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计划和措施。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在其助手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哈里曼等人的帮助下，他明确制定和推行“军事遏制为主，和平演变为辅”的战略。
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演变”战略在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诸种战略中地位上升。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后，根据对形势的估计，认为“等待已久的历史机会已经到来”，并向苏联发动了新的“和平政治攻势”。而且，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原子弹和火箭，而是思想的较量，意志的较量，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价值观念的竞赛来影响苏联人民。为此，里根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增加了活动经费。而其继任者布什又明确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使苏联逐渐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员。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和平演变近5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随着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平演变”战略在西方阵营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它通过宣传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侵蚀苏联民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瓦解人们的理想信念，从而冲击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利用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急需外援的机会，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为“杀手锏”，对苏联施压，迫使苏联步步走上改革和演变之路。在他们看来，冷战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争夺头脑的斗争。因此，美国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试图占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意识形态渗透放在和平演变战略的首要地位。其主要手段就是大搞“攻心战”、“思想战”，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作为媒介，进行渗透。仅就广播而言，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台广播网。其中“美国之音”、“自由之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苏联、东欧开展舆论攻势和颠覆性煽动。他们公开宣称：“美国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70]
接触策略也是西方世界进行和平演变常用的伎俩。利用人员往来和接触，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苏联民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有更直观的了解。“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富裕和自由与大多数苏联人晦暗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不断增加的接触和信息使得这一对比更加明显，对现存制度的支持就会逐渐消失。”[71]1959年10月，肯尼迪提出，扩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增加美国人去苏联旅行的人数，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大学生和教师的交换扩大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将接触的对象对准了苏联大学生，实行“大规模交流计划”。他主张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以便让苏联青年在美国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为“自由的种子”带回苏联国内开花结果，他们希望这批人成为苏联未来的领导层，按照美国民主、自由的意愿去统治苏联人民。
条件苛刻的经济援助是西方和平演变强有力的手段。西方在对苏联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诱压兼施，迫使苏联按照西方模式和意图进行改革，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经济、政治、社会模式。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经济困难，苏联不得不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则明目张胆地要求苏联实行“变革”。1989年8月9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发表专文，开列了一张“可供核对的清单”，包括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分别规定苏联在一年内、五年内、十年内应该达到的“改革深度”。目标包括削减战略核武器、裁军的数量和日程表，停止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实行土地私有制、撤销共产党地方组织、允许东欧国家“过渡到非共产党民主政权”、允许反对党合法化、撤销对私人企业的限制等。[72]人们不难发现，在戈尔巴乔夫一次次地向西方寻求经济援助的过程中，西方逐渐将这些条件强加于苏联。
综上所述，人们在研究苏联解体的众多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六、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教训和思考
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最深层、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其教训十分深刻，有必要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第一，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准则，危及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列宁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苏维埃的国家政权建设，确定经济和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针，对先进分子和广大民众开展思想教育。苏俄初期尽管内外环境险恶，但俄共（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新政权进行理论辩护，为政策转折提供理论支撑，为民众教育指出方向和内容，充分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大的能动作用。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理论发展充满活力，社会生活一派生机。
应当承认，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对列宁和俄共（布）而言，也是缺乏经验的。对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怎样处理好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广大党员和青年一代，如何制定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等等，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
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工作也高度重视，他高举列宁主义旗帜，将列宁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指针，这是他的一大功劳。然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管理开始发生蜕变，其突出表现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条化。首先，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和矛盾，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只会到本本上去寻找现成答案，用理论教条去裁夺现实生活，给生动的生活贴上各种政治标签，束缚了人们的手足，窒息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也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陷于僵化。其次，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封闭的官方哲学，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动力，失去了科学的批判能力和鉴别是非的能力，使意识形态领域死水一潭，万马齐喑，马克思主义逐渐失去了对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和引领作用。再次，教条化使执政党不按照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律，去对待群众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是采取说服和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方法，动辄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使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不满逐渐积聚，执政党逐渐地失去了民心，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最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教条化的内容和方式使青年人厌倦，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大为削弱。
从30年代到80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虽有所调整和变化，但始终未脱离教条主义的窠臼。表面上看意识形态的堤坝仍然屹立，但其内部已十分虚脱，如何通过改革，防止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改革，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左”跳到右，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其初衷也许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些口号使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抬头和活跃起来，西方各种自由主义思潮也依附各种政派乘机而入，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意识形态堤坝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各种错误思潮，戈尔巴乔夫又没有能力驾驭和控制局面，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一再后退，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接受“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旗帜，这个缺口一开，整个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有相通之处，苏联晚期流行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潮的抄袭和搬用，同样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更重要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要打破原先自上到下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必然引发各种社会思潮的活跃，这是对意识形态教条化的一种反弹。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未能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改革原有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却放任各种错误思潮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使改革举步维艰，直到被反对派势力将苏联原有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一起被颠覆。邓小平说过，右和“左”都会葬送社会主义，苏共败亡和苏联剧变，印证了这个道理。
第二，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是要冲破原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适合时代要求的、以新科技为内涵的现代生产力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如此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思维”，都反映了改革寻求意识形态的支持。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因其极端僵化、教条化，无法适应时代主题和改革要求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惯性和刚性，必须依靠坚毅的努力和灵巧的策略才能加以改变，引导得法，才能消除其消极方面，防止其失控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驾驭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引导意识形态的更新和改革的顺利进展。戈尔巴乔夫提出填补“空白点”的初衷，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而是通过进一步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揭露和抨击传统体制的弊端，唤起人们的改革热情，冲破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藩篱，为政治改革开辟道路。可是，一个长期被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化的社会，一旦真的发起政治改革，意识形态的目标很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历史热”的兴起，正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苏共为清理和纠正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行动，被延伸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全盘否定，进而对整个苏联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扩展到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十月革命也成为一种“原罪”，成为“中断俄国历史的正常发展”、给国家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总根源。面对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不是旗帜鲜明地坚守方向和阵地，而是步步退却。他的改革理念从“更新社会主义”到“中立化”，再到“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73]；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苏联晚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不断恶化，直至最后丢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自行放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推行“多党制”和所谓“社会民主党化”的轨道，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也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冲破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构建新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意识形态鸣锣开道，但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所需的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可是，改革期间，苏联一些人却利用“中性化”的口号，煽起群众揭露阴暗面的情绪，矛头直指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制度，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冲垮传统意识形态的堤坝，销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削弱执政党的社会控制力，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这一期间，苏共与戈尔巴乔夫无所作为，放任各种思潮和政派泛起，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改革走入死胡同，苏共秉持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支撑改革的功能，各种错误思潮和敌对思潮的泛滥，却对现政权和苏共的执政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三，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在苏联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进入了“一球两制”的历史进程。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巩固，总会伴随各种复杂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主要采取两种手段：武力干涉与和平演变。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初，有西方国家的首脑狂妄地宣称，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十多个国家曾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德国法西斯武装入侵苏联更是一次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历史经验证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军事颠覆的阴谋未能得逞，却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重创。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阵营着重采用和平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方法。大量的材料证明，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是一种既定的战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的。对东欧、中国、古巴、越南都实行这一战略，但主要是针对苏联。在西方国家眼里，苏联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是拥有核武器且是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即使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苏联也是西方世界最强的对手。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各种西方思潮乘机而入，侵蚀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使苏联青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有利条件。苏共领导层对这种现象虽忧心忡忡，却找不到应对的良策。这一切，在苏联晚期社会思想极度混乱，沉渣泛起的条件下，西方思潮的大举进入，更增添了乱象。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晚期社会上各种政治反对派登台表演，许多反对派都得到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在苏联演变的众多因素中，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何来评估和平演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还是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剧变中取得了成效，俄罗斯《独立报》指出：“排除美国政策的作用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像是在调查一次突然的、出人意料的、秘密的死亡事件时，忽视了被扼杀致死的可能性。”[74]当然，像苏联解体这样具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绝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历史合力的一种结果。因此，也要恰如其分地分析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美国原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解体，“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75]平心而论，这位美国政治家对苏联解体内部和外部原因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注释】
[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2]【苏】若列斯·麦德维杰夫：《不是军备竞赛毁灭了苏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3]【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4]【俄】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
[5]【俄】С.Ю.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289页。
[6]“来日合法性”是指统治者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参见【美】S.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7]参见【美】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2页。
[9]《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10]《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8、539页；另可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1]【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页。
[1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3]同上书，第93页。
[1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0—241页。
[15]转引自【苏】Н.А.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9—510页。
[16]《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46页。
[1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18]同上书，第399—400页。
[19]斯大林把压低农产品价值、提高工业品价格、扩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国家积累资金称之为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
[20]转引自赵永穆：《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7页。
[21]《历史档案》1994年第5期，转引自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22]转引自【俄】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251、2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4]《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
[25]米丁笔记；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现名“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0，卷宗24。
[26]米丁笔记；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现名“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0，卷宗24。
[27]【苏】格·伏尔科夫：《复活·斯大林是怎样成为伟大哲学家的》《，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7日。
[28]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89页。
[29]【苏】《阶级斗争》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第12页。
[30]【苏】Л.伊利切夫：《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共产党人》1962年第16期。
[31]《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第18页。
[32]《苏共论群众舆论宣传工具》修订2版，莫斯科1987年版，第63页。
[33]该书为莫斯科1972年俄文第2版。
[34]《俄罗斯历史（现代部分·1945—1999）》（俄联邦教育部核准高校教科书），2001年俄文版，第305页。
[3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页。
[36]《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化与政权·1958—1964年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文件汇编）》，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25页。
[37]《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化与政权·1958—1964年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文件汇编）》，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25—28页。
[38]转引自【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39]【俄】Г.В.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200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4页。
[40]【俄】Г.В.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200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74页。
[41]【俄】А.В.布卢姆：《全面恐怖时代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1929—1953）》，圣彼得堡2000年版，第38页。
[42]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д·8·л·9·.
[43]【俄】А.В.布卢姆：《全面恐怖时代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1929—1953）》，圣彼得堡2000年版，第125页。
[44]同上书，第33页。
[45]【俄】Г.В.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200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0页。
[46]在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斯大林在会上即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参见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这个人是非斯大林莫属了。
[47]【俄】德·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48]所谓意识形态的刚性，罗伯特·达尔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形：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这时的统治者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囚徒，当他欲改变意识形态时，将导致统治合法性的丧失，所以，他将不得不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尽管这样会面临着意识形态僵化的危险。参见【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49]【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50]【俄】А.В.安尼金：《俄国革命理论中的宗教色彩成分——关于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祖国史》1995年第1期。
[51]《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52]同上书，第40页。
[53]【苏】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5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5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56]【苏】《我们的成就》1936年第5期，第133—134页。
[57]【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5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 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2年版，第1 4 4—2 0 1页。
[5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201页。
[60]转引自沈志华等：《苏联共产党93年——1898—1991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
[61]《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62]《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纪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63]【苏】《真理报》1978年11月2日。
[64]参见《苏共二十七大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1987年莫斯科中文版。
[65]【苏】《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66]【苏】E.A.马雷舍娃编：《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苏联社会的历史（1986—1988）作品目录索引》，1988年俄文版。
[67]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Curran，A History of 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Beyond，4th ed.，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818.
[68]【苏】维·茹拉夫斯基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第33页。
[69]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70]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71]【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84页。
[72]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73]【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74]【俄】《独立报》1996年10月14日。
[75]【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83、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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