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使用的。马克思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有时也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它。马克思之所以赋予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否定性质，是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过去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向持严厉批判立场。马克思始终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科学，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肯定意义上称为意识形态。
在概念的演变中，是列宁首先把有关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含义，变成了肯定意义上的概念。列宁实现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同以下几种情况有关：
首先，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时代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侧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列宁不单单是这样做，还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正因为这个缘故，列宁扩大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把马克思主义也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样就自然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一种正面的含义，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
其次，列宁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不久，20世纪初，面临同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的斗争。这个派别崇拜工人阶级的自发性，用“工联主义”腐蚀工人阶级队伍。这就需要针锋相对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启发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引导工人阶级走向政治斗争。所以，列宁批判“对自发性的崇拜”，主张“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他赞同考茨基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它“完全不依赖于工人阶级的自发增长而产生”；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 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所以“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正是这种实际斗争的需要，使列宁看到理论斗争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恩格斯一样，把理论斗争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伟大斗争”的“三种形式”，并进一步提出这样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
再次，列宁在理论上肯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与俄国革命面临独特的历史条件有关。俄国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同欧美完全不同的条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强调经济力量对社会发展、对革命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列宁面对的国内外条件相当困难，俄国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较为成熟的物质条件，所以，他强调革命家的“决心和毅力”，反对“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而是先行夺取政权，再利用权力的杠杆取得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种革命的特殊条件，使列宁需要在理论上强调人的能动性，以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www.xing528.com)
最后，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由于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既有经济文化落后的“先天不足”，也有共产党完全缺乏执政经验的实际困难，加上苏维埃政权初期敌对势力猖獗，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列宁只得依靠无产阶级党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和依靠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所以有人称之为“意识形态刚性”。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及其所提供的合法性的支持，都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这就是：国家通过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与管理。
对苏共而言，它同样需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值得指出的是，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和维持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相对于其他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政权而言，显得更为强烈。列宁不但在理论上充分肯定意识形态的功能，强调意识形态在推进无产阶级事业中的能动作用，而且在取得政权以后，列宁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在巩固政权、维护执政合法性方面的巨大功能。正是这个原因，列宁比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加大力倡导党的思想理论和宣传教育工作，也比他以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更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列宁以后的每一任苏共领导人，无不把意识形态当作执政的头等大事。
苏联晚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指出，苏联简直就是意识形态在实行着统治：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不是建筑在宗教、经济或君主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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