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一样，政党的产生也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其产生初期曾遭遇世人的非难、怀疑，被看成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灾难的火焰。[9]但是，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政党不仅没有被淘汰和走向灭亡，相反，它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1832年英国《选举改革法》通过后，议会内代表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代表旧的封建势力的“托利”党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双方开始加强基层组织的建立，提出明确的纲领和竞选策略。这是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正式产生的标志。
当然，资产阶级争取的自由实质上只是用来为本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服务的。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和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其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和片面性逐渐暴露。理论上、原则上的政治自由和平等，被实际上存在的种种诸如财产、收入和性别等限制、规定所否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由此感慨法国大革命这一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的世界”。[10]
但是，也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平等的曲折历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在理论上，还体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从传统社会以地域、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自由平等的实质性跃迁表现为劳动者摆脱了封建等级关系的束缚，第一次在法律上具有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权利，并且第一次对自己的劳动力和自己的人身自由拥有了某种所有权。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1]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政党这种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在推进现代社会民主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公民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封建贵族的专制特权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资产阶级政党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和强化民主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成长、成熟提供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武器。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反对资产阶级残酷剥削，争取实质上的自由、解放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也拿起了政党组织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时间上要晚于资产阶级政党，但它同样是现代化进程中两大利益对立的阶级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深化和组织化的结果。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最早的工人政党。但是，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完全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还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这些早期的工人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存在很大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除英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还处于由手工业从业人员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之中，工人运动的规模、水平尚处于初始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2]二是如列宁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可能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3]，并且是由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来承担创立革命理论和缔造政治组织的使命。[14]
马克思、恩格斯则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揭示者和科学理论的创立者。他们在辩证地吸取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入透彻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状况，揭橥了大工业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空前密集，使竞争普遍化并创造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指出了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在“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的同时，势必也创造一个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的、一个与整个世界真正脱离而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15]它使工人阶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工人没有祖国”，工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互相影响、互为前提。正是在世界历史视阈和理论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两大发现”和“两大转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在亲身参与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实践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组成同资产阶级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16]恩格斯后来又强调：“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7]
作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有共同性，但又有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性。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组织，但却明确指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政党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强调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8]这就是说，共产党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本身，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是从国家政治体制内，而是从体制外产生出来的，它一开始就把批判和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自身是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的，它必然要为一个更高级、更完善、更公正、更合理的新社会制度所代替。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将这种新社会制度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统治，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充当这一历史法则的执行者，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且往往要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这一制度的转换。而这种暴力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20]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的“特殊政党”。[21]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22]。这个“特殊政党”的根本含义在于：首先，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所有的教育、宣传和组织都是进行革命的手段；其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经由最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使其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再次，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是“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3]；最后，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反体制”性质，注定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异物，也注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因而需要以内部整齐划一和高度凝聚来抵御外部环境的压力和争取有利的地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24]；组织上有“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决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
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党已经被赋予了高度内敛的特征，鲜明的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行动，这些要素作为一种内在基因和遗传密码对后来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建设方略和组织模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党的“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强调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的。马克思说：“支部、区部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并称这是一种“民主制度”。[25]恩格斯也说过，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2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央集权制”与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强调的集中制是有区别的，前者设想的“是工人政党在已由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夺取政权”[27]，后者是完全被剥夺合法的前提下强调高度的集中。
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最重要的科学理论武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两者互不相关的平行进行的状况终于被打破，开始了密切的结合。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德国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国家性质的工人阶级政党。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产生。这个纲领成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的指导性文献。
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欧美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和联合。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它在实现欧洲无产阶级的联合、推动欧洲工人解放运动和指导工人运动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巴黎公社起义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为欧洲各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早在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宣告成立，它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党的纲领基本上照搬了第一国际章程的条文，同时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分支。1871年2月13日，恩格斯在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民族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28]巴黎公社失败后，1871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在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任务。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组建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的法国第三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建立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简称法国工人党），但由于对党的纲领的不同看法，党内的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法国党发生了分裂，盖得派改名为法国工人党，重新确立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哈佛尔纲领的指导地位。英国由于长期处于“世界工厂”的位置，工联主义思潮占据优势地位。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民主联盟（后改名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前者由于策略上拒绝联合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长期脱离群众，最后导致了多次分裂；后者则带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在美国、东南欧和北欧国家也相继建立起来。
19世纪晚期欧洲各国早期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各有自身的弱点，但它们都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旗帜，把马克思、恩格斯看作自己的精神领袖。这种情况表明，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政党的涌现，对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过程中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宣布自身的使命是最终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新发展的后果是全球范围内发展水平的断裂，表现为欧洲、北美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建立和加速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东方附属于西方、落后国家附属于发达国家的状况。这不仅对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严峻挑战，也使马克思以往的一系列思想要经受新的时代条件的审视与检验。
促使民族国家迅速成长的动力即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从其诞生开始就注定了自身无法摆脱的矛盾性。一方面，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所指出的：“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29]工业化、现代化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实体中进行，民族国家则是最为有效的母体。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深入必然朝着世界性方向扩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向全球扩张，而这种扩张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进行的，这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民族国家的依赖，以及在这种为落后国家所提供的“保护”和“支持”的名义下使得西方国家民族优越感更加膨胀；而对于广大落后国家而言，现代化又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市场规则与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侵入，由此产生了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和对抗，还包含着一层本民族与他民族的矛盾冲突的内涵，在现代化诉求中渗透着强烈的抵御外来威胁、维护“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利益的民族意识。于是，原本作为地理概念的“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中国人”等等，也就具有了丰富的政治内涵。这一切，对于刚刚有所联合的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来说，不可能不受到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19世纪末，随着西欧各主要民族国家普选权的扩大，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越来越具有合法性的内涵；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普及、税制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推广，工人阶级和社会上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从“民族国家”中得到好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日趋强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为融洽。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劳资关系）逐渐为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与落后的东方国家之间的对抗所湮没。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纲领渗透着“最狭隘的民族观点”[30]。
现代化的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各种保障措施和政策的推进和完善等等，使得阶级矛盾逐渐缓和，民族性的膨胀以压倒性的力量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工人没有祖国”已经是过去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规模越来越大的全球性扩张、投资，开始产生并日益激化了发达国家产业工人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的世界联合在这种全球性扩张面前越来越失去可能。这一切是否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经过的历程或者说是代表着现代文明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呢？马克思对当时民族主义力量的估计是否真的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即把当时民族及其民族国家问题看作“是次要的”[31]，或者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认为的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民族主义发展这种现象呢[32]？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在马克思预想的西欧最发达的地区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甚至留有很大封建、殖民残余的国家爆发，是否也是西方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必然？当然，这种逻辑必然不是马克思所论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扩张造成落后东方国家边缘化，以及由资本扩张同时渗透进来的西方先进思想交互作用的必然，等等。这里，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为这些至今都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实际上，恩格斯晚年以及第二国际中的不少社会民主党人，如伯恩施坦、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等后来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考虑、研究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对运动构成根本挑战甚至冲突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暂且不谈他们当中有些人如何“修正”，甚至被认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和内容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事实，认识到马克思以往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某些前提条件，如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日趋尖锐，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极度恶化等现象在西方国家已经发生变异，对这些新现象需要作出新的解释和制定相应的新策略。晚年的恩格斯多次指出，在资产阶级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形式前提下，不排斥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并认为“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当然，恩格斯强调在当时的德意志王国，这种方式是不现实的。[33]后来，恩格斯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他去世前不到5个月（1895年3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导言中明确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34]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肯定了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这样“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所发挥的作用，而且看到用合法手段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35]
在西方国家，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后来虽然在理论上、法律上享有了合法的角逐国家权力的地位，但是毕竟总是受到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法律、宗教、舆论及其民间社会团体的限制而呈现出边缘化，同时又由于其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及其所有的活动都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舞台和游戏规则，从而大大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反体制性最终有可能完全依赖体制成为体制的同行者。由此，我们对西方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前期以后逐渐放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逐渐淡化和放弃“先锋队”、“领导党”意识，从原来的反体制性逐渐通过政治参与和体制内的合法斗争，成为体制的同行者，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逐渐演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非西方国家，尽管在外力的催生和逼迫下，传统社会体制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但仍多多少少地存在比较普遍甚至严重的封建专制残余，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存在西方那种既抗衡又妥协的社会政治生态关系所提供的政治空间，统治者专制独裁，国民则普遍缺乏自我、独立和民主意识，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必定更是由那些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并且往往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不为社会所接受，不为主流文化所认可，更遑论为统治者所容纳。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壮大，除了在地下秘密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织工农群众斗争外，别无选择。这一切意味着无产阶级通向政权的道路充满艰险，而夺取政权以后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也更为漫长。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章第一条的著名争论对各国共产党组建的深刻影响，才能理解布尔什维克及以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何以形成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活动秘密、实行军事化管理的组织结构，才能理解列宁何以从第二国际中分离出来另起炉灶，建立起一个既代表世界历史进程又与俄国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
俄国的地缘使这个欧洲国家产生出许多东方特征：臣服于皇权的拜占庭东正教是其文化主干，蒙古鞑靼人遗留的东方专制集权统治方式对其影响深刻。在俄国，不存在欧洲中世纪那种以商业、手工业为中心的自治城市和政教分离的二元统治结构，也就不可能产生较为独立、自治的欧洲式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更不可能产生对世俗权力进行制约的制度安排。在俄罗斯，没有“社会”这个中介，国家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空间，国家直接控制着国民。而沙皇即是国家和法律的化身，是天上和人间的“至高无上的代表”。俄国的臣民也全然缺乏人权观念和自由意识。当然，作为欧洲国家，它不可能不受来自西方的影响。当它摆脱东方鞑靼人的铁蹄奴役，走向统一时，回首西望，看到一个以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西欧。于是，10世纪末基辅罗斯“野蛮光荣”的一幕又在17世纪末彼得时代重演，只是摄取的不再是东方正教，而是西方现代科技和欧洲一些国家业已形成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却不是西方文明精神的真谛。
彼得以降，俄罗斯又经历过几次现代化诉求的改革。这些改革同样都是沙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其动力源不是来自自身物质发展和社会共识，而是西方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民族危机以及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社会动荡、分裂促成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变原来极不合理的分配机制，没有消弭民族危机和彼得改革留下的严重社会分裂后遗症，促成社会转型成功，相反使应该受到抑止的旧势力在每一次改革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则成为一次高于一次的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这种现代化诉求的改革实践实际上完全把现代化所要求的时空连续统一性和特殊与普遍的整体统一性人为地分割开来，“使整体性现代化与特殊化传统性异质同构，双向异化，劣性组合，扭曲社会转型的健康正道，使社会深陷转型泥淖”[36]。
产生于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俄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与自己的祖国既恨又爱的无法割舍的关系；同时由于历次沙皇专制体制下的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由于俄国完全缺乏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又规约了他们在社会变迁中将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他们的自我意识里，承担极其重要但又极为艰巨的使命：推进俄国现代化、实现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种使命感既是俄国的福又是俄国的祸，俄国后来的辉煌与灾难都与此有关）。在如何推进俄国现代化问题上，俄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和道路。根据他们的思想，开始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分（19世纪40年代前后至60年代），后来产生了民粹派（后分温和民粹派和革命民粹派）、自由派（有保守和激进之分）等，并形成了不少秘密组织和团体（19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如“土地和自由社”（后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劳动解放社”等。但是，知识分子在俄国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他们的声音因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开的渠道传播而在社会上影响微弱，更何况，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就像曼海姆所说的是一个“漂浮的”阶层，没有完整的阶级基础，与其需要承担的重任不相吻合。俄国知识分子既然自视为俄国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那么，他们就不仅仅要为俄国现代化提供思想动力，更需要在实践层面上作出直接的行动。于是，知识分子就要寻找社会力量的依托，他们的政治纲领必须代表他们所依托阶级的利益。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一些秘密组织或团体已经意识到并开始作出行动，如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劳动解放社”强调无产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这些秘密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化及其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行为的前奏。
当然，俄国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并不表示就一定能产生政党组织。作为“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政党[37]，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进一步走向政党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8]俄国在现代化之门开启后直至20世纪前后，其现代化进程屡屡受挫，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日益激进，“舍我其谁”的自信日趋高涨，政治活动专业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而已经开启的俄国现代化进程尽管不断遭遇扭曲和变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现代政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如文化条件、组织条件和传媒条件等，这种伴随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要求和条件“使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明晰为政党倾向”[39]。
再者，19世纪后半期，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政治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欧美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自己的政党，为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开展不懈的斗争，同时，他们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关注着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政党政治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与政治实践方式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急切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具有利益聚合功能的组织，一个新的大众动员工具，一个政治活动的专业化机构，一个具有政治权力取向的组织”[40]。他们急切希望采取西方政党政治的方式或行动，使得知识群体能够通过参与政治实践、主导政治实践来改变俄国的命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相继出现了各种现代意义的政党，如立宪民主党（基本上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人员组成，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生长的特殊环境，俄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沙皇专制的羽翼下孵化并培育出来的，它只能是“陛下的反对党”）、社会革命党（其前身就是代表村社农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农民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的民粹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君主党（主要由王公贵族和大地主阶级以及与专制体制紧紧联系的旧的习惯势力、狂热的宗教分子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吸取了不少斯拉夫派的观点，反对资本主义，更反对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政党的组建和早期活动都是由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承担，知识分子成为俄国政党政治中最为活跃和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他们由知识精英转化为政党精英，为了维护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制定了纲领、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几乎都是在秘密的条件下（除了君主党）展开活动。即使这样，也给落后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专制制度的崩溃，展示了俄国现代化的前景。
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是现代化演进的自然结果，是现代化导致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生，那么，在落后国家，“政党则通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出现，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与其说是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无论怎样，没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现代政党政治。[41]俄国政党同样也不是如原生型现代化国家那样是现代化的自然产物，它和其他落后国家政党一样恰恰是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需要的产物，体现为孙中山所言的“以党建国”的历史特征。[42]在这些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知识分子承担起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角色，知识精英组成的政党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在沙皇专制羽翼下生成的一副畸形的骨架，导致它始终没有能够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角。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使命，首先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身上。
三、布尔什维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过去，苏联的党史学家在谈到布尔什维克的建党问题时，为强调建立的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总是首先着眼于列宁是怎样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党。这样讲，往往不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是以后来歌颂布尔什维克如何为新型政党作着眼点来研究历史的。而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党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可供借鉴的只有两种类型的革命组织：一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一是俄国70—8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列宁在1899年写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43]另外，列宁在关于建党的主要著作《怎么办？》中谈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70年代革命民粹派组织时，都首先是把它们作为仿效的范例来讲的，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首先是将它们作为批判的对象，着眼于与它们的区别来讲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布尔什维克建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那个时代已有的政治资源——上述两类革命组织中学习、吸取了些什么，而不是首先强调批判了什么。只有这样进行研究，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首先，俄国的民粹主义和民粹派组织为推动俄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中叶起，俄国一批曾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对日益暴露出来的残酷的、非人性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极度失望，开始了漫长的对俄国社会变革的“特殊道路”的探索。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民粹派实现俄国式的现代化路径尝试的理论基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俄国的村社并不是斯拉夫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恰恰相反，村社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肥沃的土壤。民粹主义相信这种由自由农民组合、定期重新分配土地、集体讨论通过决议，并对全体成员有约束力的大民主村社组织是“已经寓有一个公道且平等的社会”了，“这种合作形式可能在俄国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发源于俄国社会——应该说一切人类社会——最深的道德本能与传统价值”[44]，而西方为了达到自由民主付出了怎样大的代价。赫尔岑、特卡乔夫、哈克斯特豪森和其他民粹主义者都把“俄国村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明确说过：“我们没有经历原始公社和社会主义公社之间的中间时期，我们没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迟，但却能够远为迅速地通过发展的全过程。也可以说，它能够跨越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45]
马克思、恩格斯就俄国村社问题曾有过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认为通过村社及其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的村社农民，俄国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这个罪恶阶段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种设想是有前提的，一是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二是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化大工业、没有工业文明的介入，“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显然，“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46]。所以，能够推动和促成俄国社会实现“跨越”式社会变迁的先决条件在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俄国革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使俄国与现代西方世界相联系，能够极大地吸取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
民粹主义试图把“跨越”建立在纯粹的小农经济土壤上，或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心理和道德情感基础上，就是说，他们对俄国社会变革的计划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科学考察研究上，而是以应然的理性抽象和道德情愫来臆造。正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民粹主义固然着重经济或社会论证，但语气及眼光基本上以道德为主调，甚至有宗教情怀，他们“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社会主义无可避免，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才理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才公道”。民粹主义“是一个落后国家已成半废的封建制度结束以后、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以前的混乱中间期，在社会其余牺牲者迷糊不清的脑袋里，由漫无组织的道德愤怒与乌托邦观念杂糅而成之物”[47]。
鉴于欧洲革命可能性趋弱和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避免卡夫丁峡谷“耻辱”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希冀完全成为泡影，民粹派也趋于分化，其革命的积极作用逐渐走向反面，随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理论上的空想性和实践上的崇尚个人恐怖行为进行深刻的批判，加上沙皇政府对其无情镇压，民粹派迅速走向衰败。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过程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理论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扫除了思想障碍。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拉开了俄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序幕，给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历史进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不可避免地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那样激进的革命政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民粹主义革命家那种无畏的勇气和对人民的赤炽之情，甚至运用个人恐怖手段献身革命的精神曾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党人；民粹派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也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西欧政党政治尤其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树立了样板。
早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开始传入俄国，但是长期以来俄国民粹派断定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现实。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运动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成熟起来，一些脱离民粹派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建的“劳动解放社”，开始第一次有系统地而且是用一切实际的结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1883年9月，“劳动解放社”发表了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这项声明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48]。它表示要通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翻译成俄文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也表明了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与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决裂的态度和立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认定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如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早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著书立说，分析俄国社会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由于他们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在思想上做了准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他是当时俄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列宁不像“劳动解放社”的老一代理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列宁一边积极地向俄国社会主义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一边紧张地筹备建立无产阶级组织。1895年11月，列宁等发起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罢工运动，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同时，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对革命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在俄国革命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起了促进作用。1900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在俄国专制统治背景下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严密的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然而，这不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如果说到一般原则，列宁服膺的恰恰就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其中包括广泛民主制。但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毫不奇怪，一旦沙皇专制出现危机，一旦人民得到哪怕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列宁就会抛弃许多在《怎么办？》中所主张的东西。1921年，当有人提议把此书翻译成外文时，列宁却说：那不合适吧，至少，译文一定要附以写得好的评论，而且要由非常熟悉俄共历史的俄国同志写，以免人们错误应用。[49]可是，此书后来在斯大林时期正式出版时，却没有作任何说明和评论，而是将其奉为“英明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50]。
与此同时，西欧政党特别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同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长期流亡西欧各国，通晓多种语言，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往，同其中一些人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相互之间相当熟悉和了解。列宁对西欧各国的政党政治和社会民主党的了解是相当透彻的，同时对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批评和建议也是非常重视的。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理论和建党设想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建党以后的很多年甚至执政后好多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党内实行言论自由，允许党内争论；曾有多党联合执政的打算和实践，只是由于后来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才形成一党执政的局面。
第三，俄国工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俄国工人运动是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掀起的，并且在欧洲国家中是唯一的一个在毫无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整个19世纪后半期，俄国工人运动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19世纪6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特点，表现在农奴制的痕迹仍到处可以感受到，俄国工人阶级处在一种无权保障自己的悲惨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51]如在企业中实行专制制度就是警察专制制度的翻版，劳动时间之长和工资的低廉以及女工的糟糕状况等等，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废除农奴制后所解放的第一批农奴工人，以自身独特的“农民骚乱”形式来发泄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他们采取消极的行动，逃跑、辞职甚至于罢工，但是当时的罢工带有防御性质，只能算是原始的骚乱，很难说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体现。[52]
19世纪70年代以后，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失败促使他们加强了在工人中的活动。虽然民粹派不可能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但却启迪了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并使先进工人开始了解西方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状况，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俄国工人运动逐渐接近西欧的工人运动，并努力同整个西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相联系。这些又加速提高了俄国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促使他们去思考无产阶级的独立任务，即要求建立一个脱离民粹派的自己的单独组织”[53]。“南俄工人协会”、“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等工人秘密组织的创立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产生的前提之一。
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加剧，无产阶级化的阶层不断扩大，同时农村中的富人经济实力在日益加强。俄国特有的村社制度进一步受到冲击，濒临解体，资本主义工业则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缓慢发展。资本家加紧剥削，工人处境更为恶化，导致工人运动兴起，工人罢工次数从1880年的101次增加到1889年的221次，罢工人数从99万增加到223万。[54]同时，罢工的组织性和团结性也得到了加强。尼科尔斯科耶莫罗佐夫纺织厂爆发的罢工是整个19世纪80年代最大的一次，规模空前，组织性大大提高，群众非常坚定。他们的要求第一次超出了个别企业的范围，表现出争取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愿望。19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证明，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制度和人口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商业人口增加，俄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农业—工业国。俄国工业在19世纪末世界工业中增长速度是最快的，铁路建设飞速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国内市场。同时，外国资本的输入对工业的增长推波助澜，1893—1900年间的外国投资增加了两倍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占据主要位置。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役制经济体系的残余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在农村和资本主义农业中同时并存。工业的发展以牺牲农业、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俄国社会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站在革命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业无产阶级。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标志着俄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意义。这些成就都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帮助下取得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在一些大工业中心，而且也在许多外省城市里开展工作，出现了由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织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五一秘密集会，由先进工人参加的政治性示威游行等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和建立时期即将到来，俄国革命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到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的漫长过程。1883年，普列汉诺夫建立了“劳动解放社”，揭开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的序幕。随后，俄国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出现，但“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55]。19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转向实际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协会确立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秘密斗争的策略方针以及引导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历史任务都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建党的基石。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召开，在形式上完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之所以说“在形式上完成”是因为代表大会远不是具有代表性的[56]，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章程和策略，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内思想混乱，经济主义盛行；组织涣散，各小组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或根本没有联系；加之沙皇政府疯狂的镇压迫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一开始就陷入了危机。
列宁旗帜鲜明地与这些机会主义思想和小组习气展开了斗争，力图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策略上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组织。1900年12月，列宁创立了《火星报》，并认为这份报纸不仅应该成为党的思想意识中心，也应该通过它的特派员（职业革命家）网成为党的组织中心。1902年3月，列宁发表了《怎么办？》，认为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论证了在俄国条件下，建立一个在理论上清醒统一、行动上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并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贡献给革命任务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绝对必要性和重要性。
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为首的《火星报》纲领和策略方针，并把《火星报》定为党实现思想领导的中央机关报。至此，一个“带有保密性、集中性、专职性和排他性”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57]
这里所谓的“新型”，主要是与第二国际后期西欧社会民主党比较而言。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条件来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大多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自由组建的，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地位的确立比较晚，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是在专制警察制度的环境下秘密成立的“非法”组织；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西欧社会民主党因欧洲资本主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逐渐“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则，试图探索适应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道路，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党的组织原则上来看，西欧社会民主党强调民主、自由前提下的统一，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则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倾向于集中统一下的民主，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从党实现执政目标的活动方式来看，西欧社会民主党比较多地确认通过普选和议会活动的合法途径来取得政权，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只能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之“新型”，直接根源于俄国社会历史的落后性，还有因这种落后性而导致的俄国革命传统的特殊性。19世纪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建立一种与民粹主义和民粹派革命恐怖主义完全不同的革命组织。正如刘易斯·科塞所言：“但是，尽管他们否定了19世纪的革命运动，并嘲弄它的代表人物是反科学的、浪漫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其实他们无法拒绝自己这份如此独特的遗产。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是赫尔岑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主义者的合法继承人。即使他们的纲领和倾向与前辈有别，他们仍然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也表现出知识阶层的长期问题，也共享着其批判和拒绝传统的荣誉。”“他们想割断自己与知识阶层的某些传统联系的激烈努力，恰恰证明了他们身上保持着这些传统。”[58]因为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选定自己的历史，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9]。
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之新型，在于它既接受了代表世界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最先进的人类文化思想的优秀成果，又深蕴着俄国革命传统与俄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建党思想和组织模式是当时无产阶级政党中独一无二的，体现出世界性和俄国性的二元结合。这种二元结合对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都是必需的——它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模式，也不应该把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它必须与本国历史条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在于：以（世界性）先进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哪些内容与（俄国革命）传统性的哪些成分相结合以及如何使两者与时俱进、完美结合，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得以建立、发展、壮大和始终得到人民拥戴，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关键。
第二节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
一、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和革命性
1.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俄国自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尽管有较大发展，但仍然处于沙皇专制体制下，旧势力通过体制内改革，垄断改革收益，把改革成本分摊到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和工人头上。所以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越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就越严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他们根本不能与西欧无产阶级相比。下层民众（主要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已经爆发出革命的强烈愿望并付之于行动。在这个社会矛盾冲突激烈、阶级斗争尖锐的国度里，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最革命、最彻底也最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激进革命的一面在20世纪初的西欧受到挑战，那么，它在俄国却找到了与之吻合的历史境遇。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创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保持理论或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0]这种对于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性的强调，恩格斯在1889年给格·特里尔的信中讲得尤其明确。他说，在同其他政党采取“共同行动”时，所有一切“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他强调指出：“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61]
列宁在建党时很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性的思想。在党纲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明确包括“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政党”[62]。在党的活动中，列宁十分强调“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列宁特别“要求先来这个‘首先’”[63]，这就是说，在党的实践活动中，要首先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要求和阶级性。正是这个思想，后来发展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
从这一思想出发，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中，不同意使用“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这一表述方式，他说：“根本不是。它领导的只是工人阶级，只是工人运动，如果其他分子加入这个阶级，那么他们只是分子，而不是阶级。而且只有在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加入这个阶级。”[64]这实际上是强调，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事和领导的只能是代表本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像西欧社会民主党已经变成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群众性的政党。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一般地谈论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独有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早在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已经谈到了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功绩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正像恩格斯所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历史的钥匙。”[65]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战斗性，还在于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唤起无产阶级的自觉，改造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列宁从事建党活动时，非常明确地吸取、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1902年，他在《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中，对原草案中凡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阶级运动”和“阶级专政”的用语下，都画了着重号，以示强调。[66]他反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提出“我们应当首先最明确地确定唯一的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同其他一切人“划清界限”。[67]然而，如此地强调思想理论的纯洁性，一方面可以使投机分子望而却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日后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使理论教条化、组织封闭性等等的认识根源。因为对“纯洁性”的要求，毕竟要把握一个“度”。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要“夺取政治统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因此，这种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标。所以，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说：“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8]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领悟尤深。早在建党的准备阶段，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的意见》中，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行文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这一表述方式十分欣赏，在他本人提出的党纲文本中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一用语，并在自己的修正案中多处阐述了这一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一是同“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69]；二是“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不是居民的大多数”，并且居民中也没有一个“压倒的多数”来支持无产阶级，若是拥有这一“支持”，“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70]。
依据前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其他“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后来却被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样诠释：政党代表阶级，领袖又是政党意志的体现，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党的专政”，而领袖又集中了党的意志，于是，“党的专政”就是领袖的专政。实际上，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就是这样理解的。这就应验了卢森堡在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所说的：“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71]
第四，强调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的特点之一，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2]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暴力革命和暴力变革的思想的领会、体悟是很深刻的。列宁多次阐述并发挥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接生的产婆”的思想。他同第二国际许多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他批判伯恩施坦的焦点，都集中在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上。肯定暴力的革命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正像恩格斯所讲的，暴力还有恶的一面。马克思无论在《共产党宣言》还是在《哲学的贫困》里，都客观地评述暴力的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是在指出暴力的恶的作用的同时，肯定暴力的革命作用的。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仅仅歌颂暴力的意思。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却把暴力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规律”，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73]毋庸讳言，这种说法同日后布尔什维克将暴力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有相当的联系。
2.坚持俄国革命传统
作为俄国革命的承继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理论上不可能不受历史上革命理论尤其是特卡乔夫关于“革命党”的思想的影响。
据列宁的老战友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列宁对俄国革命历史文献阅读和浏览得极为仔细，对特卡乔夫尤为关注，列宁曾这样说：“这位作家无疑比其他人更接近我们的观点。”[74]其实，从列宁建党时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怎么办？》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相当赞赏并吸取了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革命家特别是特卡乔夫的建党思想。列宁直截了当地说：“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组织，就是“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75]。这个“组织”就是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列宁在《怎么办？》中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连续使用了一些断语，比如“战斗的革命组织”、“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强的革命组织”、“集中化的组织”、“严守秘密的组织”，等等。如果我们也仔细留心一下特卡乔夫在他关于建党的一篇重要文章《现在怎么办？》中经常使用的这一类断语，就会发现，两者使用的词语都是非常相近的，有些词组甚至完全一样。[76]这种语言上的相近实际上反映了思想的相近。那么，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究竟从特卡乔夫那里吸取了哪些思想成分呢？
首先，关于革命党应该是集中化的、具有严格纪律的“战斗的革命组织”的思想。从1872—1875年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运动以及此前所经历的历次革命运动，包括从十二月党人运动到涅恰耶夫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特卡乔夫强调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制类型”的组织的绝对必要性。而这个“革命力量的战斗组织”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1）“权力要集中”；（2）“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中央，和无条件的纪律”；（3）“每个组织成员要保守最为严格的革命机密”。[77]而列宁在《怎么办？》中则主张，“我们”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集中化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应当“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78]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两者的相似之处。
其次，关于少数革命家应在这个战斗组织中起坚强的骨干领导作用的思想。特卡乔夫极端重视“少数革命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卡乔夫看来，这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只能是少数革命家组成的战斗组织。因为“这个少数具有更高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水准”，他们的“理想”比之于多数人——人民——的理想“更开阔、更革命”，作为由少数智者和有道德者组成的革命家组织，有领导“多数人”的“权力”。[79]——这是特卡乔夫对少数革命家拥有权力的缘由以及权力的源泉和法理的解释。重视“少数革命家”的这种作用，在列宁的思想中也强烈体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这句名言中：“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80]正因为如此，在对待建党的问题上，列宁十分重视职业革命家的作用。他说：“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而这个“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列宁又说：“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81]，因为广泛的组织“永远不能”“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只有“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才能“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手里”。诚然，特卡乔夫重视“少数革命家”是为了搞“政治密谋”，而列宁重视“少数革命家”则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列宁认为，不能把“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当成是“一回事”：“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就犯了“狭隘的毛病”，而政治斗争则应依靠群众及其力量，应当教育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进行政治鼓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力量的源泉。[82]因此，列宁和特卡乔夫虽然都重视“少数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指导思想是不大相同的。
再次，认为革命的实质问题是夺取政权，主张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的思想。特卡乔夫认为，革命的实质问题是夺取政权。他说：由于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俄罗斯，物质的强力手段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因此，真正的革命只有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是不了解革命的实质。他又说：“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还不是革命本身，这仅仅是革命的序幕。而革命是要靠革命国家来实现的……革命国家的活动应是双重的：革命的破坏作用和革命的建设作用。”[83]前者的实质是暴力，首先靠物质的强力手段来实现，后者是把实施的变革巩固下来，使其实用并延续下去，它靠信念来实现。所以，特卡乔夫不仅重视夺取政权，还十分重视国家政权在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当中的作用。同样，列宁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以及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双重职能等问题的阐述，同特卡乔夫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与他们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有关。但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列宁在某些地方确实借鉴了特卡乔夫的思想。因为列宁仔细研读过特卡乔夫的这些著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主张以暴还暴，用恐怖对抗恐怖的观点。学术界一般认为，以特卡乔夫为首的“夺取派”有恐怖主义倾向，但不能笼统地说他们就主张个人恐怖活动。作为这个派别的思想家，特卡乔夫原则上是反对个人恐怖活动的。他说：“我们力争不去消灭体现现代国家政权职能的这一或那一个别人。我们力图消灭的是这个政权本身，力图把人民从这个国家下面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民从它的这一或那一奴仆之手解放出来。革命者一秒钟也不应该忘记这一主要任务。”但是，他有把暴力绝对化的倾向，而暴力一经绝对化，就不可避免地导向恐怖。他不仅主张在推翻统治者的革命过程中需要暴力，还主张夺取政权后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要动用暴力。对统治阶级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提倡“只能用暴力来遏制暴力”。[84]以暴还暴，以恐怖对抗恐怖，这是特卡乔夫思想的重要特点。这实际上是主张以革命暴力和革命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和恐怖。众所周知，列宁是坚决反对个人恐怖活动的，这也是列宁从革命活动伊始就批判民意党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革命过程中，由于沙皇专制制度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也激起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以暴还暴、以恐怖对抗恐怖的复仇情绪；加上在理论上也有把暴力绝对化的倾向，而一旦把暴力绝对化、普遍化，尤其在夺取政权后将暴力无限扩大到人民内部，就必然导向恐怖。例如，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时期，针对敌对势力猖獗的破坏活动，的确实行过某种程度的恐怖。虽然名之曰“红色恐怖”或“革命恐怖”，但其实施恐怖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理论和实践中的这种倾向，非但是从特卡乔夫理论中汲取的，恐怕还受到整个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极端情绪的影响。当然，革命胜利初期特别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客观上也为这种比较极端的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德国著名学者赫尔曼·韦伯尔在《列宁》这本小册子里这样写道：“重视意志论的革命设想，不仅符合列宁的性格、列宁的工作精神和工作的急迫感，它还符合俄国的传统。”“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设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特卡乔夫比其他人更接近自己的观点。”[85]从特卡乔夫的革命党到列宁为首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俄国革命传统的历史联系，具体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并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具体道路”[86]。
二、强调组织上的集中制
1.列宁与经济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
第二国际期间，伯恩施坦主义在欧洲有不少拥护者，而被列宁称为“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派。如果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西欧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专制警察国家的俄国则是完全不可行的。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刚成立即遭到沙皇疯狂的迫害，大批优秀的党员特别是像列宁、瓦涅耶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等所谓的“老年派”被遣送流放，俄国工人运动几乎失去领导，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刚参加革命、完全缺乏斗争经验和对沙皇制度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理解的“青年派”。加上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混入党内，所以，党实际上是处于涣散状态。而塔赫塔廖夫、马哈伊斯基、库斯科娃、普洛科波维奇等人却赞赏这种组织上的涣散状况，鼓吹单纯的经济斗争，否认政治斗争和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故被称为经济派。他们发表了经济派的纲领性文件《Gredo》（纲领、信条之意），认为工人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俄国就是经济斗争。由此，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批评自由”的幌子下，扬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经济派在组织上的方针是建立一个工联主义类型的组织，他们反对建立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济派主张建立一些合法的组织，如罢工基金会、各种小组和工会团体等，片面强调和夸大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作用，把经济斗争看作是社会民主工党全部活动的基础。由于经济派把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同时又轻视理论、盲目崇拜自发性，追求细微琐碎的经济利益，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从上到下的建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滋长了手工业习气和小组习气。而他们对“合法化”的诉求，使沙皇保安机关的暗探更易混入工人运动的队伍，结果使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党内严峻的组织危机和沙皇迫害的危险，党内展开了对经济派的激烈斗争。列宁认为，经济派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活动局限于单纯地表达工人群众无意识地感觉到的任务。这种理论既降低运动中觉悟的阶级分子的作用，就势必把俄国工人运动推上工联主义的道路。1899年8月，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认为经济派与伯恩施坦主义有血缘关系，企图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87]在《抗议书》中，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向《Gredo》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宣战，并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集中制原则的意义。
列宁深深懂得，在俄国历史条件下，无法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理由很简单：俄国没有欧美国家那种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条件。俄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向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学习，包括向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性基础上的民粹主义组织的革命家学习。当然，这种“整理”、学习和继承是一种扬弃过程，正如列宁所说：“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筹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88]
列宁的思想，在俄国国内甚至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传播并得到众多支持。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也积极活动起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经济派。这一切为深入有力地对经济派展开进攻，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2.围绕党章第一条引发的组织原则问题的争论
经过长期的准备和艰苦的努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召开，这是真正建党的开始，具有划时代意义。大会通过了党纲，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要从组织上把这种思想统一巩固下来，就必须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党，于是，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章草案，其基础是集中制思想。
众所周知，在党的二大上，出现了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列宁提交的党章草案第一条指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列宁认为，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敞开党的大门会给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很显然，列宁的条文规定了个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党员的必要条件，从而为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为保证党的团结、集中、纪律，为提高党员的作用奠定了组织基础。
同列宁的条文相对立，马尔托夫提出自己的条文，这个条文作为党员条件仅仅要求承认党纲并在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下给党以协助。列宁指责马尔托夫提案的错误在于无条件地扩大党员的概念，降低了党员的标准。
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实行严格的集中制，以保证党在意志和行动上的统一，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也就是党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组合方式来确定和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应该贯彻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原则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一点连马尔托夫后来也承认。[89]
列宁主张，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是一个高度集中、严格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自党的二大发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之后，孟什维克在党内逐渐占了上风，他们控制了《火星报》，使该报成为宣传孟什维克主义的机关报。他们特别反对党的集中制原则，认为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和每个“罢工者”、“示威者”都有权自行宣布为党员，反对党实行严格的纪律，鼓吹党员不必服从党的决议，主张党内实行“自治制”等等。党的二大以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列宁于1904年2—5月撰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阐述了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问题的立场。
第一，集中制下的组织，才能结成一个整体，才有强大的战斗力。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90]这个组织，必须通过集中制的原则将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起来，因为党组织不是一个个党员简单相加的总和，而是一个有组织、有坚强战斗力的整体。对此，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91]
第二，集中制下的组织，才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强调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里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上级机关。”[92]有了集中制，有了下级服从上级，才会有“权力威信”，才会使党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下获得一种力量（权力），党才能成为调动和指挥千军万马的战斗司令部。
第三，集中制下的组织和纪律，是战胜敌人最有效的武器。无产阶级面对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尤其在俄国这样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沙皇及各级政府的残暴，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缺乏民主政治的训练，经常处于“远离政治”的麻木状态，使党的活动必须以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为纽带。可是，孟什维克及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称集中制是要在党内实行“农奴制”。针对这种论调，列宁尖锐指出俄国“老爷式”的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93]。孟什维克说列宁主张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94]。列宁批驳了这种论调，他坦承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95]。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以浓墨重彩论证集中制，把集中制思想发挥到前所未有、淋漓尽致的地步。然而，此举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相反招致更多的反对和批评，不仅是孟什维克极力反对，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中间派也开始动摇，党内元老、曾是列宁的重要支持者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也退却了，直接要求中央委员会摒弃这本书。由此可见，当时在党内贯彻列宁的集中制原则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
与此同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不少知名领袖也很不认同这样的集中制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当时的第二国际成员党，深受第二国际影响。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发表后，孟什维克求助于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请她对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进行评论。为此，罗莎·卢森堡写下了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
卢森堡不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她说：“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当然是集中主义。[96]这里，卢森堡在关于必须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这点上，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在党内如何实现集中制的原则上，他们是有分歧的。
首先，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集中制”，卢森堡批评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分子”的观点。她认为，社会民主党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不仅像列宁所看到的那样“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是同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对立的”，而且，“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党的组织核心和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不能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变成“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工具”。[97]这里，卢森堡非常敏锐地预见到集中制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危险，她试图在集中制和自治制的辩证统一中寻求答案，她曾经提出社会民主党可以实行“自我集中制”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也是很模糊和根本无法操作的。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卢森堡对集中制的批评具有政治谶语般的政治魅力”[98]。
其次，在关于民主与集中问题上，卢森堡批评列宁搞“无情的集中主义”、“极端的集中主义”和“密谋主义”的集中制。[99]她认为这种集中主义“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结果，只有“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100]卢森堡根据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体验和认识深信，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方向应当是由自发的富有创造性的群众行动决定的，极端集中制只会抹杀积极的创造精神，其结果使革命活动不是得到发展而是受到束缚。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仅仅由这个中央机关“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因此，卢森堡认为，“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101]。尽管卢森堡提出的观点就一般说来并没有错，尤其是她十分强调党内民主、强调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卢森堡提出的设想在当时却偏离俄国实际情况，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公开、合法地进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它只能在极端秘密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因而强调严格的集中和纪律在所难免。
对于卢森堡的批评，列宁作了很有克制的反驳：“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102]列宁的这个反驳被日本学者伊藤成彦认为是不正确的。[103]他认为，实际上，列宁“是在努力建立一种组织制度”，这可以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恰恰是围绕组织问题分裂出多数派和少数派这点上看出，而且，列宁本人也说过，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矫枉必须过正，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104]。应该说，伊藤这个观点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即使作为一种制度，在当时残酷的警察专制制度下也是必要的。加之俄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以及整体的文化水平的低下，更决定了俄国必须要有一个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和纪律严明的革命家组织来承担“灌输”的任务，但这并不等于扼杀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列宁认为，革命家组织与完全脱离人民群众的布朗基主义由于存在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沙皇专制制度）而在组织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家组织的使命是：永远置身于人民，了解他们的需要，观察他们的情绪，为启发劳动者的意识、发展他们的组织和发挥他们的革命主动精神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列宁指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05]，革命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106]。确实，在建党初期，列宁十分强调党的集中制原则，包括后来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列宁又一再把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看作是战胜资产阶级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不能认定列宁一味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
1905年革命后一段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群众自发而高昂的革命激情，为党的组织原则的变化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契机。列宁也比较多地强调发扬民主，同时接受了由孟什维克首先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概念并把它作为了党的组织原则。当然列宁又指出，“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107]。1906年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但内外环境仍十分严酷：这一期间沙皇政府虽然举行了几次杜马选举和进行了若干改革，但工农大众仍处于极其贫困和无权的状态，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仍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开展活动。党内两大派别（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又经常发生分歧、争论和对立，这一切，都妨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行。因此，长期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基本上实行的是集中制的原则。列宁是非常讲究实际的，他不是忽视民主而是反对空谈，他需要的是能够付诸实践的行动。
列宁与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上的争论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桩公案，两位左派领袖之间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卢森堡的批评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德国的特点”，显然“不符合当时俄国的情况”，但这是“可以理解的”。[108]其次是他们的经历和思想背景的差异。俄国历史上革命的思想传统、家庭遭遇和自身极高的理论素养及其曲折的革命旅程不能不在列宁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但这点与前者也是密切联系的），同时，列宁具有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是极为突出的。这也正是列宁能够创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所在。
三、坚定灵活的策略原则
革命策略就是围绕革命的性质、任务、途径和力量配置等问题而展开的政治设计。普列汉诺夫曾为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过很有价值的策略思想，对列宁早期的政治观点和以后的政治活动有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早期著作中，列宁辩证地吸收了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思想，批判新《火星报》的孟什维克策略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理论，明确指出俄国革命有别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个特点：
第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而且能够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里涉及俄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和力量配置等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109]所以，“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110]，对农民也是有巨大意义的。由此，列宁对斯托雷平的改革予以很高评价和预期，认为斯托雷平强制解散村社，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无疑是进步的”[111]。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彻底、愈坚决和愈充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苦痛会愈减少。紧接着，列宁又特别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的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112]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113]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具有团结自己的队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现实可能性。只有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者。在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下的农民阶级具有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并不妨碍农民在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中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114]布尔什维克应该用一切办法支持和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并力求首先注重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方面。要“使农民运动具有政治自觉性”[115]，党就要保证把农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它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而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其对沙皇制度的严重依赖性和与生俱来的保守性，注定了它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同盟军。所以，“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116]。
第二，在俄国，暴力革命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即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唯一可行的途径。布尔什维克认为，武装起义问题是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在许多无产者集中的地区，工人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武装起义，要求得到武器，要求建立战斗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党应该充分顺应这种要求，更进一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起义的思想，在党的委员会下设立军事组织和战斗小组。由此，列宁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117]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俄国是一个警察国家，革命不可能依靠某种“合法的”和“和平的”方案，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118]。
第三，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工农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要的目的是争取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争取民主共和国，而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起义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列宁指出：“如果专制政府真的被推翻了，那么它就应当由别的政府取而代之。而这个别的政府就只能是临时革命政府。它的支柱只能是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119]“临时革命政府”这个称呼是强调国家政权产生的依据，表明政府的产生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来自革命，这个政权的权限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时终止，是临时的；而从阶级内容来说，这个政府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从政治上领导人民群众实行种种革命的政治改造，保障政治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制。列宁阐明，在俄国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120]。
第四，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并论述过的不断革命思想。但在当时只是一般提出，还未涉及任何具体情况。列宁的贡献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结合俄国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认为资本主义在起过进步作用后已经成为一种反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而必定会为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打好基础。列宁认为，在俄国尽管有农奴制残余，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有了非常革命的无产阶级，党就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群众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俄国社会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斗争：一种是全体人民反对沙皇和地主、争取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首先是人民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领导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争取完全的自由的和彻底的民主革命、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紧接着是领导全体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全部过程。列宁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指出：“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121]列宁还提出以下公式，概括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阶级力量配置及其相互关系：“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122]
很显然，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思想，而无产阶级充当两个阶段革命的领导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诉求。问题是这两步怎么走，除了孟什维克所持的“万里长城论”，还有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的“一次革命论”、“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论，因此，后来围绕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的争论十分激烈。
列宁从1905年革命直至十月革命前不止一次地警告说，俄国没有做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可是，他于1917年4月初回国后，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报告中，提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123]，这便是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的由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立即引起孟什维克的批评，普列汉诺夫斥之为说“梦话”，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一方针不理解和持怀疑的态度。但历史裁决了这一场争论的是非，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方针得到了实现。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一些学者将共产党在俄国执政70多年的问题归咎于混淆革命的发展阶段，过于急促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源就在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方针，因而人们普遍认同和肯定二月革命，而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质疑。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直接的社会主义选择，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都认同了，从而“犯了原则性错误”。也有人甚至将十月革命定为苏联时期出现的种种错误和弊端的“原罪”。[12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苏共超越历史阶段是从列宁《四月提纲》开始的。[125]
我们认为，这里需要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一是如何看待革命性质转变的理论问题，就是说，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否标志着俄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还是意味着它只是一场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应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必急于提出“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似乎不够成熟，理论判断存在一定的误区。二是就策略问题而言，毫无疑问，二月到十月之间列宁制定和运用的策略方针、口号是娴熟的，他冷静地估计国内外形势，国内各阶级、阶层的力量配置，在力量对比并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策略，充分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和临时政府危机造成的机会，人们从他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的“提出——收回——再提出”，从响亮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以争取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支持，到十月前夕武装起义方针的提出，都可以领略列宁制定和灵活运用革命策略的风范。
第三节 对布尔什维克诞生的评价
一、布尔什维克诞生符合世界历史进程
如前所说，布尔什维克的诞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体现世界历史进程的先进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马克思主义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伴随西欧现代化扩张进程输入并影响落后的俄国，很快被早已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罪恶憎恨、却又没有在俄国村社农民中找到社会主义的知音、处于绝望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和模仿，建构为俄国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民主工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诞生，就面临着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挑战，很快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前者的伟大和顺乎历史发展潮流在于它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不囿于一般原理。在彻底批判了民粹主义偏执于俄国特殊性道路的同时，又批判了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偏执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和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模式，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独特品格。
早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证明，民粹主义坚持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以村社为载体，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既违背历史发展现实，又危害俄国革命进程。普列汉诺夫在1884年《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勇敢地与他从前的民粹主义战友所持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彻底决裂，此后，他的一生，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同民粹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他认为，民粹主义不是俄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一样具有落后性、反动性，应该予以彻底消除。1895年，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深刻批判了民粹派人为地超越甚至人为地抹杀客观历史阶段的妄念，指出：“俄国将继续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不是因为有某种外部的力量，某种神秘规律推动它走上这一道路，而是因为没有能够使它离开这个道路的实在的内部力量。”[126]
同样，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俄国的前途在于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回到闭关自守、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森严等级制、宗法制的村社经济。列宁敏锐地指出：民粹派分子固执于俄国的特殊性，“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127]，他们根本不懂，这个“特殊性”除了有与资本主义“同样的剥削”，还要加上更受压迫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这个“特殊性”，“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128]。列宁揭示，俄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方向的改革已经是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事实，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129]“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130]，所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比任何人都应该首先“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131]。这里，列宁坚决否定了民粹派坚持俄国特殊性的主张，非常清晰地表明，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胜利。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132]，“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133]。
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派实际上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并没有分歧。他们都看到并承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对俄国革命性质作出了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判断。两派都认为，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布尔什维克认为，“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134]。分歧就从这里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后，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5]。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不是领导者，而农民的革命性恰恰又包含其反动性，因为它想回到村社传统中去，所以那种试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达到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目标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否定俄国有特殊性道路，教条式地固守着普遍的一般性原理。
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敏锐地看到20世纪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没有形成西欧那样较为成熟的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俄国大资产阶级又特别地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并与沙皇专制制度勾结起来压迫工人，千方百计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兴起。所以，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力量上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在专制制度背景下的俄国，只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彻底完成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表面上看，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似乎不合逻辑，但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现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理论的正确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能够适应匆忙组建的临时政府执政的环境，革命洪流又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而来，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布尔什维克的诞生以及它的理论、战略和策略，都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程。它对历史发展的把握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线性和非线性的对立统一中，顽强地走出了一条既顺应世界历史进程又适合俄国国情（特殊性）的革命道路。
当然，不能因为俄国革命超越了特殊性而忽视特殊性的存在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由于整体“文化力量”的普遍缺失，俄国社会的沉渣泛起，给执政不久的布尔什维克带来严重的危害，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晚期要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来呼唤开展“文化革命”的原因所在。
二、俄国知识分子与布尔什维克
俄国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和民族特性的深刻印迹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的涌入，使得俄国知识分子自出生起就备受东西方张力的折磨，这内外两种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塑了俄国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文化特征和极性分裂的精神气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既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情怀，又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俄国救世情怀源自东正教，它强调俄国作为“第三罗马”具有天神所赋的拯救斯拉夫乃至整个世界的伟大使命。俄国历代革命者都强调“俄国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和对世界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他们对宗教的无情抨击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精神。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者身上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双重性。
第二，既有强烈的人民崇拜精神，又有深深的精英统治思想。这种人民崇拜和精英统治交织的思想在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甚至部分布尔什维克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科学理性主义和反智传统奇特结合。俄国知识分子急切渴望用科学理性来改变俄罗斯的野蛮和愚昧。但是，俄国人民整体的落后使知识分子陷于深深的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感又生发出一种变态的情绪，即认为自己有文化是一种罪孽，由此反对文化并竭力掩饰自己有文化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这种反智传统是人民崇拜精神的一种变态反应。
第四，既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和道德优越感，又有高尚的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第五，既能很快吸取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又深陷俄罗斯旧文化传统泥淖，表现为思想上理论上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和具体操作上往往表现出专断独行，好走极端，也需要制造神话和宗教式的崇拜，并习惯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行为方式。
最后，是对人民强烈的终极关怀与根本无视其实际生活利益的矛盾交织。
俄国当代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曾非常深刻地揭示过这种特质的根源。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泉源中汲取营养的，他们可以与上帝同在，也可以反对上帝，但是不能没有上帝，就连无神论者亦如此。18世纪反教会思想潮流、19世纪革命运动包括激进的虚无主义运动甚至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一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136]所以，俄国知识分子能够把英法科学主义特别是法国的建构理性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都一股脑儿吸收进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并不好或不可能一下子消化的机器里，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与基督教千禧年的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弥赛亚意识一致的东西就变得不难理解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激进倾向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得益颇多，其实更多得益于基督教启示主义传统。这个集基督教启示主义、第三罗马说和西方建构理性主义特别是雅各宾主义于一身的救世主义传统，一直是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最强音，尽管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柔弱的新宗教运动也偶有回声，但从未盖过前者激昂的交响。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他们毕竟都是俄国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或抹去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特质深刻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包括他们对西方乃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这种矛盾的双重态度来接受和解读。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深入了解俄国的国情而不盲目地照搬西方和教条地信奉经典，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越来越强化了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俄国知识分子那种充满极性悖论的特质，越来越把由特殊性带来的成功、胜利视为绝对的普遍真理，逐渐偏离了他们革命的初衷、革命的目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或建设时期，对党内集中制的强调、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以往一切文化的区别等等都达到了绝对化的地步。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出现召回派和取消派，出现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马哈伊斯基主义，产生取消一切党派的决议和后来如此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方式，都与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极性悖论特征有极大关系。
尽管少数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在执政后（特别是列宁晚年）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重新解读了根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感慨[137]，以图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落后的国家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并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共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由于像列宁那样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力量”严重缺失，主宰布尔什维克的仍然是俄国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传统精神。一方面，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又往往违背辩证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当作白纸上能够画出最美丽的蓝图一样简单。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思想与其说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构想，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憧憬。列宁晚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试图自下而上、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一条温和的渐进的道路，使他们那种救世主式的情愫和精英统治观念难以释怀。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宣布结束，其认识根源也在于此。布尔什维克的最后选择，走上了一条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道路——一条自上而下的仰仗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军事化、集中化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径。可以说，这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向背的，很像被马克思痛斥过的那种“粗陋的”、“虚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把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本身，把权力知识人自己，都交付给了中央委员会，最后其实是交付给了一个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独裁者”[138]；这种由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最终成为迫害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最终由这种社会主义的建构者变成丧失自己独立思想的附庸甚至受害者，这种悲剧性的结果表明，俄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在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身上浸润是如此的浓重，更表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进行自身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极端重要性。
三、对布尔什维克处理若干关系问题的评价
布尔什维克在其建立和活动的过程中，对处理以下几对关系值得研究。
第一，目的与手段。任何一种社会政治理论都隐含着行动的意图，有些理论则更明确主张直接诉诸群众，诉诸武器的批判，而另一些理论也至少在提供一种可供他人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意义上是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科学的理论，更重视的是如何改造世界而不是仅仅解释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主义目的的同时又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并论证了手段和目的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目的引导着手段，制约着手段，手段必须为目的服务；手段与目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如果说，马克思时代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更多的只是在于一般的理论揭示或充其量在很小的范围和规模上得以实践，那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是世界上第一场气势恢宏的、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凸显出来。如何认识和处理目的和手段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布尔什维克革命深受俄国历史条件制约和俄国革命传统的影响：从无限的对自由的追求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方式而告终——自涅恰耶夫到特卡乔夫再到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似乎很难走出这个怪圈。为了一种纯洁、高尚、美丽的理想，可以去做任何肮脏、卑贱、丑恶的事；而做这一切肮脏、残忍、背离常规的事，又可因这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而得到安慰和辩护。这种定势的逻辑思维方式几乎是俄国革命传统的一份特殊遗产。看看革命民粹派的《革命基本信条》：凡能促进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为着无情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甚至也往往必须完全装扮成另一副模样……[139]尽管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批判民粹派的政治主张，但在组织和策略手段的许多方面，却也承袭了民粹派的恐怖和密谋方式，他们无法拒绝历史的遗产。法国学者阿兰·别扎松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在列宁一生中、在布尔什维克政党中“产生了明显的作用”[140]，尤其是从激进派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领导的“人民解放协会”的组织形式和其信条、纲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俄国革命者在思维方式和行动手段上存在的历史联系和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如布尔什维克为了达到或接近目的，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采取极端的甚至恐怖的手段，默认为了崇高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择手段、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完全拒绝中间派等等；“斗争”、“暴力”被人为地扩大化和绝对化，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性地改变生产关系，甚至到了从肉体上消灭私有者的地步。这类做法，在社会的常态下就变得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都是在生产力发展到要求建立这种生产关系之后才出现的。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而不是由政权即政治暴力决定的。革命暴力只能够解决政权的更替问题，不能解决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更问题。当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到一定程度时，革命暴力才能为其解除政治桎梏，使之得到更大发展，而不能在“空地上”把它创造出来。因此，暴力能够起“助产婆”的作用，而不能充当“产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只能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相反，包括政权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却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可以由政权创造出来，把直接的政治暴力当成本原的东西，把政治状况当成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就完全违反了生产关系最终由生产力决定的原理。
可以说，造成后来苏共执政期间的许多失误，不能说和早期布尔什维克在手段与目的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当没有关系（当然，这里没有宿命论的意思，只是认为有影响）。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的适当性必须依赖于目的的适当性。手段代表了形成中的理想和进行中的目的。目的规定着手段，制约着手段，引导着手段。布尔什维克在相当程度上使手段抽离目的而单独存在，甚至把手段视为目的而加以绝对化，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和恶果。
第二，暴力恐怖与和谐安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十月武装起义在内的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和进步的，是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盛大节日。但是，正如一首著名的歌曲所说的，这是“饱含着泪水的节日”。它要求人民付出过度的精力和物力，作出超人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不得已放弃一般的人类道德原则，并对敌人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残酷甚至恐怖的手段和方法。“一些不道德的本能，卑鄙的动机，盲目的愤怒和残酷无情，也纷纷暴露出来。为反对群众的无政府主义流氓习气（其代表是人数众多的无业游民阶层），布尔什维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缺乏民主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这使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残酷和毫不妥协。列·达·托洛茨基公正地指出：‘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主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141]难怪麦克斯·维贝尔把这种革命称作“血腥的狂欢节”[142]。
不能笼统地指责暴力，武器的批判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有时远远胜过批判的武器，暴力革命原理直至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在新政权建立初期，继续采取暴力手段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暴力手段一旦被固化、绝对化便会陷于恐怖。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至今都令人不寒而栗，它对苏联社会进程的正常演进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破坏力。可见，问题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把暴力绝对化，而绝对的暴力必然产生绝对的恐怖。作为执政党，其宗旨是要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此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内外环境，就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注意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难设想，当新政权已经稳固，经济建设已经大规模开展的时候，执政党仍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人为地“制造”敌情，恣意动用国家强力手段，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并给党的执政地位留下隐患。
第三，策略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唯物史观认为，斗争方式、手段和途径的确立必须从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出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革命的策略性和原则性辩证统一起来的结果。
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就是《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目标而斗争，但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43]恩格斯又把这一策略纲领称为“永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它是无产阶级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原则。而在坚持策略原则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应该是灵活多变的，它应以制度、传统、风俗、地理环境、时机、敌我力量的消长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别而不同。策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又有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当然同时也要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构镇压作准备；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官僚军事专制机器非常庞大、没有民主政治传统的国家，如俄国，斗争则往往采取激烈对抗和冲突的形式，对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列宁认为，革命政党“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否则就不可能“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144]在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布尔什维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而不倒，经受一场又一场的灭顶之灾而不灭，是因为它能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况变化自己的策略，既反对夸大策略灵活性而忽视原则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摒弃片面强调原则性而排斥灵活性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该妥协的时候妥协。革命并不是永远处于进攻状态的，它经常需要退却和妥协。这种退却、妥协正如列宁着重指出的是能够保证革命获得向前发展的极好机会。从反对召回派和取消派看参与议会斗争的“进”与“退”；从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到同克伦斯基政府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起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从十月革命前夕试图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合作到抓住机会单独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从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到宣布全国为“军营”；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等等，无不渗透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思想。
当然，对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把握上，布尔什维克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不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尚未彻底分裂之前，布尔什维克与伯恩施坦经济派和孟什维克作斗争时，双方都过于强调对立，而忽视共同性，使对立、斗争绝对化而没有任何妥协、宽容的精神。这种斗争手段上和精神气质上的极端性，对日后苏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第四，纯洁性和包容性。坚持理论和队伍的纯洁性就是要求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决抵制和批判来自其他方面的种种不良思想和没落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永远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保持先进性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严格地讲，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存在保持理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严酷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所以，它每前进一步都可能是在突破经典理论而服从于严酷的现实。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上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不少遗憾和教训。在制定党纲和党章过程中，列宁等“火星派”与马尔托夫、经济派、崩得分子等就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即党员资格）、组织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列入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力地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捍卫了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但是，过于强调纯洁性，无法超越或暂时摆脱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分歧，不但把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排斥在革命的队伍外，而且加重了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减少了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和合作的效果。斗争是必要的，但团结更需要，只要有共同目标（如推翻沙皇专制），就应该善于利用、善于包容，灵活应对。这些与坚持革命理论和队伍的坚定性、纯洁性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纯洁性与包容性是可以统一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死板的、僵化的。理论不是实践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理论只有随着具体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发展，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质。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不断探索、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布尔什维克的很多探索和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常遭遇理论与现实的困惑，陷入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与严酷的环境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与他们如何应对困境有关。上述在对待俄国特殊性问题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还有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际，对于布尔什维克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言，要不要创建常备军（红军）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再需要专门的武装力量即常备军，仅仅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赤卫队，也就是工人武装即可。但是，羸弱到极点的苏维埃新政权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是遵循意识形态信条，保持理论的“纯洁性”，还是服从严酷的现实必需？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布尔什维克最后决定创建红军，即无产阶级的正规军队。不久，又从志愿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以对付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颠覆阴谋。这实际上是修正或至少搁置他们的一项意识形态信条，服从严酷的现实必需。同样，1918年3月，由于列宁清醒的现实感和坚定的意志力，苏俄才以割地的《布列斯特和约》换取了生存和喘息。这些突破原来理论束缚的选择，其意义不仅仅是拯救了新生政权，而且激发了理论的活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实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特殊性、灵活性也就是“包容性”的一种表现。
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更多的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那些固执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纯洁性的结果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是举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这必然导致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高度依赖。就是说，它执政后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重于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否则其政权就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同，也难以得到巩固和持久，进而影响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布尔什维克执政时期的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距离十分遥远，它更需要以意识形态美好的未来来激励、鼓舞人们为之奋斗。正是由于苏共政权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依赖，不仅使得意识形态和苏共政权“串联”在了一起，还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说，苏共政权必须坚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并要时时处处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唯有如此，苏联政权才能获取合法性的支持。这种刚性的意识形态没有为灵活性的变通留下任何余地和空间。它易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僵化，使原本富有朝气和创造活力的党的队伍日益僵化和退化，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注释】
[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www.xing528.com)
[2]参见王长江：《政党与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章。
[3]【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6]同上书，第277页。
[7]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9]参见【美】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0页。
[10]《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14]参见【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9]同上书，第2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21]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24]同上书，第30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7]【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28]殷叙彝：《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页。
[3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3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51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24页。
[36]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分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37]【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9]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0]同上书，第111页。
[41]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42]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3]《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44]转引自【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45]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47]【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9页。
[48]【苏】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49]Paul Le Blanc，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 pp.63 64.
[5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5—616页。
[52]参见【苏】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53]【苏】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54]同上书，第122页。
[5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56]【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57]【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8]【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62]《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63]同上书，第238页。
[64]同上书，第214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66]《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234页。
[67]同上书，第239页 。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69]《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70]同上书，第184、215—216页。
[71]《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7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74]《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选集》第2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314—315页，转引自《火炬》（革命历史文选），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98—100页。
[75]《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76]对比《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30页；【俄】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罗斯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70—375页。
[77]【俄】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罗斯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66页。
[78]《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130页。
[79]【俄】特卡乔夫：《“警钟”——杂志的纲领》、《人民与革命》，【俄】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罗斯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48—349、362页。
[80]《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81]同上书，第112、107页。
[8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441页。
[83]【俄】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罗斯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50页。
[84]【俄】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罗斯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69、373页。
[85]转引自【德】赫尔曼·韦伯尔：《列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86]马龙闪：《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
[87]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8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89]【苏】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9—600页。
[9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91]同上书，第471页。
[92]《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9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94]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9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页。
[96]《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97]《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504页。
[98]管怀伦：《从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论列宁组织思想的转变》《，学海》2005年第2期。
[99]《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100]《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101]同上书，第508页。
[102]《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03]转引自李宗禹：《关于卢森堡的两篇文章引起的争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20页。
[104]《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10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106]同上书，第419页。
[107]《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108]李宗禹：《论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8），第11页。
[10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110]同上书，第556页。
[111]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209页。
[1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6页。
[113]同上书，第160页。
[1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1页。
[115]《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1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
[117]《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
[1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119]《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1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12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22]同上书，第606页。
[12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124]参见《“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5页。
[125]参见洪韵珊：《苏共超越历史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
[126]【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18—219页。
[12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12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129]同上书，第561页。
[130]同上书，第72—73页。
[131]同上书，第71页。
[132]同上书，第554页。
[133]同上书，第556页。
[134]同上书，第558页。
[135]同上书，第562页。
[136]参见【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138]【苏】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转引自【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139]参见【苏】《阶级斗争》杂志1924年第1—2期，第268—272页。
[140]【法】阿兰·别扎松：《列宁主义的精神来源》，莫斯科1998年版，第199页。
[141]【俄】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242页。
[142]【苏】《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第16期，第83页。
[1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4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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