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跨国公司品牌入侵与中国品牌生态安全对策

第一节　跨国公司品牌生态入侵对政府的催眠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品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游戏不断上演。跨国品牌与中国政府的博弈中谁是赢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与跨国公司取得了双赢的结局，中国应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提供良好的服务。郎咸平教授认为新制度学派的学者天真得可笑，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种手段打击中国的民族企业，消灭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对中国的28个产业进行了垄断，中国沦为了世界的“血汗工厂”，中国地方政府的不当政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这种垄断趋势。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江涌研究员在《猎杀中国龙》中提到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钱，还要命；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上演资源掠夺，造成中国资源的劫难，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公共手段消灭中国国有企业，忽悠中国地方政府，使得中国经济血脉正受制于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与部门挟洋以自重，搞地方外资崇拜，当中国劳工与外资发生纠纷时，地方政府总是站在外资的一边，地方政府对外资普遍缺乏监管。按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和《经济研究》近两年所载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想与政策鼓励下，2004年跨国公司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占据中国市场份额就已逾三分之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已占国内总出口额的57%，更占高科技工业品出口额的85%。有关调查表明，真正的技术引进与技术外溢效应微乎其微，尤其是后者对中国本土企业的作用微弱到甚至可以忽略。遗憾的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外资并购中国核心企业的“合同”，还都规定合资公司要向外资的境外母公司支付“技术或品牌提成费”，比率为销售额的1%～10%，而外资则免费拿走了中国本土驰名品牌与技术。总体来看，跨国品牌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了催眠，利用催眠取得了大量的权利与利益，在博弈中占有主动地位。对跨国品牌的催眠手段、催眠途径、催眠效果进行研究，有利于地方政府识别跨国品牌的伎俩，确保我国经济的安全性。

一、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效应模型

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既有经济博弈，也有政治与心理的博弈。跨国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地方政府谈判时会利用经济、政治、心理的各种手段来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形成催眠效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催眠效应与催眠者的催眠能力、催眠情景、被催眠者的催眠敏感性、催眠所使用的催眠方式有关。依据艾瑞克森的催眠理论，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催眠过程越容易实现。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同样也与跨国公司的催眠能力、催眠情景、地方政府的被催眠敏感度、催眠所使用的方式、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关，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催眠效应的出现。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效应可用图8．1来表示。

从图8．1中可见，催眠情景对整个催眠过程产生了影响，影响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良好的催眠环境会有利于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建立起信任关系，尽快地进入到催眠状态；反之，嘈杂的环境不利于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的建立，降低了催眠效应的效果。跨国公司的催眠能力主要由跨国品牌的规模与知名度、跨国品牌母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地位、跨国品牌的谈判沟通能力、跨国品牌的专业竞争力、跨国品牌的心理状态决定。催眠方式主要决定于跨国品牌进行催眠时是采用团体诱导、个体诱导还是曲线暗示，不同的方式产生的效果也有差异。地方政府的催眠敏感性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导向、经济发展阶段、地理区域、亚文化、心态等因素有关。跨国品牌的催眠能力、催眠方式、地方政府的催眠敏感性对催眠过程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效应。

图8．1　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模型图

跨国品牌的催眠能力与品牌规模和知名度、跨国品牌母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与中国的国际关系、跨国品牌的沟通能力、专业竞争力、跨国品牌的管理者的心理状态有关。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心理定式，中国人对规模大的事物容易产生深刻印象，易于接受与亲近规模大的事物。跨国品牌的规模与品牌知名度越高，越容易被识别、记忆与认同，其品牌的影响力也越大。中国人在长期文化与心理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视觉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模式，对大的事物与形象容易产生崇拜与认同感。跨国品牌的规模与知名度越高，越容易获得中国地方政府的信任与认同，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地方政府容易接受跨国品牌的投资与建议，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影响力也越大。一方面跨国品牌母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越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大，跨国品牌借助母国政府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同时在同东道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管理者的心理自信度越高，越容易与地方政府建立起平等、对等的关系；另一方面跨国品牌的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政治关系越好，双方政府在经济上开展合作的程度越深，跨国品牌越容易为地方政府留下良好印象，地方政府也越容易接受跨国品牌的投资与其他合作建议，跨国品牌的催眠效果就会越明显。不同的跨国品牌会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不同的沟通方式所产生的沟通效果也不一样。沟通能力越强的跨国品牌越容易站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合作建议，博得地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沟通能力强的沟通者利用自身的魅力建立良好的刻板印象，为后续的合作谈判奠定良好的基础。沟通能力越强，说服能力越强，跨国品牌的催眠能力也越强。从各种影响力实验的结论来看，越是专业的、让人不明白、不能准确理解的词汇越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在跨国品牌的催眠信任建立过程中，跨国品牌的专业竞争力越强，地方政府越不容易理解、不容易实现的行业技术越容易被地方政府所接受与吸纳，同时地方政府越容易信任跨国品牌的建议。跨国品牌的专业竞争力越强，其在行业内的地位也会越高，地方政府更容易从提高本土企业技术的角度来接受跨国品牌的投资与合作建议，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也会越大，跨国品牌的催眠能力越强。跨国品牌的经营者对品牌的影响力有信心，他们自信心强，心理状态越健康，越容易平等地对待地方政府以及相应的合作企业，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信任关系越容易建立，跨国品牌越容易利用良好的信任管理对地方政府实施影响，取得有利的政策与合作地位，跨国品牌越容易对地方政府实施催眠，让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产生盲目的信任。反之，如果跨国品牌经营者的心理状态越差，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过程中，要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合作者，要么因缺乏信心而过于顺从，不利于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平等的信任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的评价降低，而不信任跨国品牌，跨国品牌也难以对地方政府实施催眠。

地方政府的催眠敏感性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导向、发展阶段、地理区域、亚文化、政府官员的心态等因素有关。一般而言，在中央强调经济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下，容易形成功利主义的导向，地方的一切经济工作重心都放在GDP的增长上。在投资与扩大内需受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放在了引进外资上，借助跨国品牌的投资来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沿海沿边城市的成功模式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将引进外资看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地方政府会将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来与跨国品牌合作，同时由于专业性欠缺的原因，非常容易接受跨国品牌的影响，对跨国品牌盲目地信任，则地方政府的催眠敏感性高。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投资环境越好，接受的外资投资越多，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的了解越深入，地方政府的自信度越高，对跨国品牌的运营管理与投资也会越理性地看待，地方政府会选择跨国品牌来进行合作与接受投资；反之地方经济发展阶段越低，经济越不发达，地方政府对外来投资的依赖性越大，地方政府对自身投资环境的信心不足，与跨国品牌打交道的经验就越少，对跨国品牌的认识越不理性，容易受到跨国品牌催眠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阶段越低，跨国品牌在这些地方的投资越少，地方政府与跨国品牌合作的经验也越缺乏，由于认识不深容易受到跨国品牌光圈效应的影响，对跨国品牌存在盲目的信任与渴求，地方政府在合作中容易受到跨国品牌的催眠影响。在我国由于资源、政策的差异，不同地理区域的地方政府在经济理念、文化背景、经济资源等方面也都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的态度、投资政策、信任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而他们的被催眠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进行了引进外资的试点，与跨国品牌合作的经验丰富，跨国品牌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地区的经济已完全嵌入到全球化经济之中，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外资能平等对待，对大型跨国品牌的先进管理理念、先进技术有理性的认识，他们容易受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品牌的影响，催眠敏感度适中。中部地区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辐射的影响，在改革开放早期也接受了跨国品牌的投资，拥有部分与跨国品牌交往的经验。这些地区的经济亟待振兴与发展，因此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拉动经济增长有较高的期望，对跨国品牌信任度较高，有时出现中部地区的政府为争夺跨国品牌的进入而产生恶性竞争，他们更容易受到跨国品牌的催眠影响，催眠敏感度最高。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人才资源较为奇缺，经济也相对最不发达，跨国品牌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也最少。这些地方的政府与跨国品牌合作的机会较少，对跨国品牌的认知最浅，同时这部分地区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较深，思维观念转变较慢，对跨国品牌有较强的防御心理，跨国品牌与这些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也难以建立起来，他们的被催眠敏感度较低。我国的各地区虽然都是华夏文化，但由于地理区域差异、气候差异、民族差异、宗教差异、口头语言差异等原因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不同地区的亚文化是存在差异的。在不同的亚文化下，这些地区的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爱国情绪、民族情结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在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意识比较强的亚文化区域，对跨国品牌的信任与接受程度较低，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跨国品牌的接纳程度也会较低，这些地区的被催眠敏感度较低。在长期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对跨国品牌的价值理念与文化接受程度较高，有些地区甚至有比较重的崇洋媚外情绪，受这种亚文化影响的地方政府的被催眠敏感性较高。地方政府的自信程度、心理健康状况越高，越能客观地看待跨国品牌的投资与合作，与跨国品牌之间能建立较为正常的合作关系，其催眠敏感度适中。跨国品牌采用的催眠方式不一样，其产生的催眠效应也有差异。

二、跨国品牌催眠地方政府的途径

催眠者对被催眠者实施催眠主要采用的途径有权威式诱导、合作式诱导以及联想模式的诱导等方式。跨国品牌与地方政府合作交往过程中通常会采用团体催眠、个体催眠、自我催眠、曲线暗示等方式来说服与催眠地方政府。在团体催眠过程中，跨国品牌一方面利用母国的政治领导访问东道国政府时随团访问，由母国的政府官员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沟通与谈判，将跨国品牌的商业目的隐含在政治活动之中。由于母国政府官员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相似、地位对等，因而沟通比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容易，协议也更容易达成。同时，跨国品牌有时也会组成一个跨国品牌集体访问团，不同利益需求的跨国品牌组成合作统一阵线后，就共同的利益与要求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与沟通。由于团队的力量比单一利益力量更大，更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集团催眠的效果也比单一诱导的效果更好。在个体催眠方面，部分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比一些国家的年GDP更高，它们的经济影响力比一些小的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更大，这些跨国品牌的CEO在国际经济领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巴菲特、比尔盖茨等；这些跨国品牌的管理者可以直接受到中国中央领导的接见，这些跨国品牌的管理者可以单独与中国地方政府对等交流，他们可以以自身力量对地方政府进行催眠。跨国品牌自身聘有一些经济学家、专业技术人士，这些经济学家与专业技术人士同时又会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提供经济咨询与理论指导，跨国品牌利用这些国际知名学者来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式施加影响与催眠；另一方面，跨国品牌还会为中国境内的一些学术机构、高校等提供研究经费，接受经费资助的学者受到跨国品牌的经济催眠后，也会为跨国品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摇旗呐喊，利用它们国内的专家身份对中国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与催眠，帮助跨国品牌实施催眠。另外，跨国品牌还会与国内一些代理商、国有企业、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结成利益集团，跨国品牌自身不主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谈判沟通，由其利益代言人与地方政府沟通与谈判。由于一些国有企业、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利用国内的各种潜规则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形成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利益代言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响远比跨国品牌要大，跨国品牌利用这种曲线诱导的方式来迫使中国地方政府接受他们的催眠。同时跨国品牌也会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来拉拢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如跨国品牌在一些子公司雇用中国官员的子女、亲属，然后利用中国官员的子女、亲属对官员施加影响，让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维护他们的利益，对地方政府实施催眠。跨国品牌同时也利用中国地方政府的自我催眠来对地方政府施加催眠与影响。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动力驱动下，对跨国品牌的评价与监管都以经济指标为导向，在这种导向的自我催眠作用下，地方政府往往会忽略跨国品牌给地方带来的环境污染、就业减少、本土品牌的消失等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自我催眠的作用对跨国品牌给予了过多的信任与放纵。(www.xing528.com)

三、跨国公司品牌对中国政府催眠的基础分析

跨国品牌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就对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地方政府实施催眠，产生了各种催眠效应。跨国品牌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催眠效应既有积极的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催眠效应。跨国品牌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催眠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盲目引进跨国品牌，忽视了跨国品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都没有引起重视，本着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盲目引进了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跨国品牌。这些跨国品牌将在发达国家属于落后技术、落后产能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导致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②盲目相信以市场换技术的理论，忽视了对跨国品牌转移技术的评价。部分地方政府本着利用市场换技术的理念来引进跨国品牌，让本土企业在竞争中向跨国品牌学习，在合作中引进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但由于对跨国品牌的盲目信任与缺乏有效的技术转移评价方法与手段，没能对跨国品牌的技术转移做出有效的限制与规定，使得这些地区的市场完全被跨国品牌所占领，有的甚至形成了垄断，而合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并没有获得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跨国品牌对地区的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限。

③盲目信任跨国品牌的行为，忽视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市场的暗示作用。地方政府出于引资服务的需要，通常会派地方政府的官员出席跨国品牌的一些市场推展活动。部分地方政府只要是跨国品牌发出邀请的活动，基本都参加。中国的消费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意识与学本位意识较为浓厚，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会产生暗示作用，消费者会依据政府行为来判断地方政府对跨国品牌的政策导向。

④盲目竞争性引入跨国品牌，给予跨国品牌超过国民待遇。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为谋求本省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往往在引进跨国品牌方面形成竞争关系，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给跨国品牌在争取更优惠的政策、谈判主动权等方面提供了条件，跨国品牌利用政府之间的竞争为自身谋求更为有利的条件与利益。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初期都给予了跨国品牌超国民待遇，跨国品牌由于超国民待遇，在与本土品牌的竞争中更具有成本与政策优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往往因为税收、融资、土地租赁等费用过高而使成本上升、利润降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⑤盲目引入跨国品牌，忽视了跨国品牌对产业配套与产业升级的影响。地方政府引入跨国品牌时往往从利税、经济增长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来考虑问题，喜欢引进规模较大的投资工程。跨国品牌进入这些地区后，往往会需要很多与之配套的供应商、小型企业来进行配套生产，跨国品牌逐渐会形成一个品牌生态系统，在品牌生态系统中有很多小企业为之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在引资时，在初期引入的都是一些需要大量投资的重工业、轻工业产业，但地方产业集群形成后，这些地区很容易被固定在低端产业链条之中，使得这些地方的产业升级较为困难。

⑥盲目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维护跨国品牌利益，忽视了对跨国品牌违法行为的监控。跨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部分跨国品牌大量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部分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违反中国的劳动法与其他法律。当跨国品牌的管理者与中国的劳动者以及其他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地方政府为留住跨国品牌的投资，往往站在跨国品牌的角度来打压中国劳动者，而忽视了对跨国品牌违法行为的监控与处罚。

同时，跨国品牌的催眠效应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些积极作用。跨国品牌对地方政府的催眠过程使地方政府积累了与跨国品牌合作与谈判的经验；另外跨国品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信心，地方政府的自信程度的增强有利于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发展。